晚清科學家鄒伯奇的方志輿圖測繪成就探究

晚清科學家鄒伯奇的方志輿圖測繪成就探究

郵件群發

一、鄒伯奇主持方志輿圖測繪之歷史背景

中國明清時期，隨著方志編纂的興起，與方志緊密相關的地圖繪制也逐漸興

盛。明萬歷年間西方制圖方法傳入，從意大利人利瑪竇繪制《坤輿萬國全圖》開

始，中國的官方地圖始有經緯度。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完成的《皇輿全覽圖》，

采用西方制圖術中的地圖投影法及經緯度方法。然而，諸種西方科學、先進的繪圖

方法卻未能得到自上而下的普及推廣，“在從16世紀末葉到20世紀初的大

部分時間里，中國地圖學幾乎沒有受到歐洲影響的痕跡。”上至國家下至

省、縣、鄉，傳統制圖法依然流行。

直到晚清，個別方志陸續出現有關對志書輿圖繪制不滿的記錄，同治《南海縣

志》即是其一，并且是對傳統制圖法積極開展創新嘗試的最早的方志之一。南海縣

志分纂李征認為:“吾桑園圍，向有舊圖，全失古法”。可見，當時南

海修志者已經對舊志地圖錯漏百出、且幾無科學、實用功能的弊端深感不滿。同治

五年(1866年)，恰逢《南海縣志》重修，對舊志輿圖早有不滿的士紳，希望利用

重修新志的機遇，對方志輿圖之測繪水平進行改善和提升。生于南海、長于南海的

鄒伯奇成為主持縣志測繪工作的最佳人選，縣志編修“局內者梁墨畦、康述

之、梁香林諸公，亦以繪圖事屬先生”卷二《南海縣志圖說后跋》。為何由

鄒伯奇負責《南海縣志》地圖測繪任務，以及鄒為何決意擔當起此重任，通過考察

史料，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原因:

第一，鄒伯奇不僅擅長天文算學，精通文史，而且從青年時代就醉心于地圖繪

制，鉆研西方制圖術之余，致力于改進地圖繪制方法。1844年，25歲的鄒伯奇摹

繪完《皇輿全圖》。由于其摹繪的地圖能符合“地圓之理”和“

地球弧面”卷二《皇輿全圖序》，因此相較同時期或早些時候的地理學家繪

制的地圖，在科學性、精確度上更勝一籌，廣受周圍弟子、友人、學者贊譽，紛紛

傳閱和臨摹，乃至刻印成書。

同時，他也是國內使用攝影器測繪地圖的第一人，幾乎與西方人同時運用了攝

影測繪術。在《攝影之器記》卷五一文中，鄒伯奇記錄了自己青年時期從《夢溪筆

談》中得到透鏡成像原理的啟發，自制攝影器用作繪制地圖和平面測量，便利了測

量工作，開啟了中國近代測繪技術之門。因此，鄒伯奇深厚的理論積淀與創新實踐

精神，為其日后全面主持南海縣輿圖測繪打下了堅實基礎。

第二，鄒伯奇的輿圖測繪技術受到當時政、學界的一致認可與推崇，享有極高

聲譽。鄒伯奇雖僅為一介生員，但憑借對天文、算學、輿地測繪學的深厚造詣，在

與陳澧、張維屏、譚瑩、金錫齡、劉熙載、夏鸞翔等學人交往、切磋學問過程中，

贏得了他們的一致敬佩，其中不少學人擔任過學海堂的學長。因此，咸豐七年

(1857年)正月，在眾多學海堂學長的公舉下，“補學海堂學長”。雖

然“學長中如吳蘭修、侯度、陳澧、張其?、鄒

伯奇皆精數學，而鄒伯奇尤天才特絕，貫通中西，極深研幾”，連陳澧

也自嘆“聰明不逮特夫遠甚”卷三《鄒特夫地圖序》。同治三年(1864

年)，時任廣東巡撫的郭嵩燾曾邀請鄒伯奇繪制廣東圖。雖然此次繪圖工作，由于

“其時程日甚迫，徒屬又希以繪圖法布之各府州縣，而各府州縣未盡明曉，

故所為未盡善”卷二《南海縣志圖說后跋》，諸多客觀因素限制了測量技術

的發揮，鄒伯奇甚感遺憾，但透過郭嵩燾的垂青與信任，可以得知鄒伯奇的輿圖測

繪水平在當時的廣東可謂首屈一指。

同樣對舊志中輿圖測繪錯訛百出的現象久有不滿的鄒伯奇，欣然接受了此項重

任，亦十分重視此項工作。鄒伯奇弟子鄒在《南海縣圖志說后跋》中說到，“

辛未其間，人事牽率，稍濡時日，先生手書敦迫告誡，亟望其成，而深懼其不成。

嘗曰，吾成此圖以為天下法也”卷二《南海縣志圖說后跋》。不難看出，鄒

伯奇對縣志測繪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他希望通過自己的探索，用嚴謹的方法繪制

一套精準詳備、標榜后世的輿圖范本，構筑科學的輿圖測繪準則。

二、鄒伯奇對方志輿圖測繪領域的改進和貢獻

自同治六年(1867年)開始承擔縣志輿圖測繪任務，鄒伯奇或帶領弟子“

同行邑境”卷二《南海縣志圖說后跋》，開展測繪工作;或由弟子親自前往測

繪，通過書信予以指導和說明。鄒伯奇的弟子中，孔繼藩為鄒伯奇高足，學海堂專

課肄業生，參與了同治《南海縣志》的繪圖工作;鄒、羅照滄皆為監生卷首，

“分繪闔邑輿地”，協助鄒伯奇的測繪工作。

同治八年(1869年)鄒伯奇因病仙逝，他的弟子鄒、羅照滄受命繼續測繪。最

終，這項“始于丁卯(1867)蕆于辛未(1871)”的測繪任務于1871年完

成，共繪制出南海縣境輿圖數量達150余幅之多，包括《縣治附省全圖》1幅，

《縣境全圖》1幅，下轄各司、廳、堡圖共102幅，《南海總圖》共48幅，另有

《西樵山圖》1幅。這些流傳至今的珍貴地圖，為研究清代廣東地方地理演變提供

了十分有價值的資料，同時也充分體現出鄒伯奇卓越的輿圖測繪思想、超前的測繪

水平、完備的測繪理論。仔細爬梳這些地圖以及鄒伯奇的相關材料，他對方志輿圖

測繪的改進和貢獻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巧妙融合，兼采中西

在西方繪圖術傳來之前，中國學者的地理觀念“大多數是以地為平面，

所以繪畫地圖亦只知畫方之法，卻并不知道地是球形，平面的地圖不能正確地表示

弧形的地面”。對西方繪圖術深有研究的鄒伯奇，在《南海縣志》卷一《圖

說》的開篇便闡述了傳統方志輿圖繪制存在的問題:一是不能規范地實測經緯度，

沒有將經緯線的測量作為繪制地圖的前提和基礎;二是忽略了地球的“方圓之

勢”，即地球的球體特征和曲率，平面輿圖繪制簡單套用古代“計里畫

方”方法，只用縱橫等距、直線交叉地畫滿

正方形小格，故除中心部分較準確外，愈往四周變形愈大，從而極大影響了輿

圖繪制的整體精確度。對此，鄒伯奇決心以續修《南海縣志》地圖試法，“

遵其法，推而廣之，實測境內經緯”，嚴格按照西方繪制準則測量經緯度。

然而，鄒伯奇并沒有全然放棄傳統輿圖繪制方法。他巧妙糅合傳統“計

里畫方”法和西方實測經緯法的優點，“于欄外畫小格，每格為一里，

以取計里之便”卷一《圖說》，如此一來使同治《南海縣志》地圖在提高方

位精確度的同時，便于憑據欄外小方格來計算實地距離遠近，兼顧了方志地圖的準

確性與實用便捷性。因此，鄒伯奇對古代繪圖法進行創新運用的同時，能汲取中西

測繪技術之長，將西方地圖測繪的關鍵技術為我所用，無疑推動了中國輿圖繪制的

科學化進程。

(二)規范地名，嚴格考證

地名是輿圖的內容之一，也是輿圖的補充和延伸。地名注記是否考證嚴謹，直

接關系到輿圖的精準度。前人修志時在地名考究上往往避重就輕，敷衍了事，且因

地名的雅俗、異稱、古今殊號等內容的考證工程繁復而巨大，致使“今傳后

世之為圖，多未親履，其地徒依方志之言，雜搜詞人之皮傳，懸想臆測，心摹手追

”卷一《圖說》，后人開卷查閱時常疑竇叢生。對此問題，鄒伯奇在《南海

縣志》續修過程中，痛絕流弊，十分重視對方志輿圖地名的考征，完善地名注記規

范，力爭做到“只據見在，不尚風聞”、“足有未到，寧缺而不

誣”、“不得其處者，必不妄注”，最大限度地保證注記的準確

度。為了更好地要求自己和指導弟子，鄒伯奇在其《畫地圖功程》、《畫地圖淺

說》中，對考證地名的工作環節做了諸多具體的要求，避免泛泛空談，更具實操

性。

例如在繪制新圖、勘定地界、注記地名或古跡時，鄒伯奇要求弟子要做到

“細詢”、“目驗”、“著明”卷一《測量備

要》，各個環節缺一不可，這在同治《南海縣志》的地圖中均有體現。就以縣志卷

一之《九江廳主簿圖》、《九江東方圖》、《九江西方圖》為例，九江各個地界、

下轄各堡、山體、主干流、支流、沙島、灘涂、橋梁、寺廟、書院、祠堂、社學、

墟市等均有標記;一些特殊地勢也進行了特別標記，如“人字水”、

“九曲十三灣”等;此外還注明了不少基竇，如“桑園圍基

”、“惠民竇”等。通過輿地圖中規范的注釋，我們得以了解南

海當時的農田水利狀況，以及百年間地理環境的滄桑變化痕跡。同時，對于像

“戶、客家、耕戶”這樣的固定聚居群體，也“須注明某墩某

基、某坑等名。系那種人居住，屬某某鄉所，以著其實也，不必削而不書，以為貶

也”卷一《畫地圖功程》。從這些不起眼的細節要求，可以體現出鄒伯奇不

僅十分注重地圖的注記規范，而且對域內邊緣族群亦十分關注，體現出其尊尚平

等、惟科學是舉的嚴謹態度。

(三)擯棄虛美，注重實用

清代中前期，運用投影法和經緯度法繪制的方志輿圖極為少見，多數輿圖基本

上沿用傳統繪制法，即便是傳統的計里畫方法也不普及，輿圖平面控制基礎采用制

圖者俯視角度繪制出地域全貌，城圖中景物雖如山水畫般精美，但大小、面積比例

常常失衡，地圖的美學功能要遠遠重于實用功能。

鄒伯奇對這種過于追求美觀的繪圖弊端尤其不滿，如在其《畫地圖淺說》中諷

刺到:“登高遠望，則形勢可了然心目，此乃摹繪景色之法。中則必大而詳，

松柏亦參天矣。外則必小而略，遠山一抹而已，不足以施之地圖也。”卷二

《畫地圖淺說》，用描繪景色的方法繪制地圖，必然導致輿圖幾乎無實用之功效。

因此，鄒在對弟子嚴格要求，經緯度數與注記標識必須按照比例與實際大小進行記

錄，不以物小而忽略不計，亦不得任意篡改、美化。村莊有廣狹，水路有寬窄，都

應“依分率大小畫之，不得任意寫大”卷一《畫地圖功程》。鄒伯奇講

求實事求是的這一理念，得到了《南海縣志》分纂者之一李征的認可:“繪圖

之法，失傳久矣……間有曉者，不過用畫師寫山水法，能翻空以取

神，不能征實以求是。以至東南互移，位置顛倒，常不免矣。”從中不難看

出，李征在諷刺以往輿圖繪制重“美觀”不重“實測”弊端

的同時，對鄒伯奇在此方面的突破給予了極大的肯定。

(四)完備章程，培養人才

輿圖測繪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尤其在古代測量設備、交通條件較為落后的狀況

下，實際測量尤其艱難。弟子鄒在《南海縣志》卷二《跋》中寫到:“先生

謂，繪地之法較算天尤難，算天可安坐而推，繪地必舉足親歷”，可見測繪

工作之繁復程度。但正因如此，測繪工作章程之完備、步驟之先后就尤為重要，這

些因素直接影響到繪制精確度和成圖效率。因此，鄒伯奇特別編制了《測量備

要》、《繪地圖說》等章程，對于測量之儀器、輔助器械、儀器使用方法、測量方

法、程序步驟、注意事項等一一列舉說明，備自己和弟子不時檢閱。

除了約定章程，他還十分注重培養人才，在與弟子的書信往來中反復教導，如

與弟子羅照滄的書信提及:“如前所繪大富、大江竟不能與張槎、土爐搭合，

不過因慳越幾步，令彼此無勾搭筆墨，將來又要費一翻還魂工夫，是誰之咎?所應

寫、應考究之事，前已付有畫圖章程一紙，時常要觀玩，用精神照管，毋使得此失

彼，則用日少而成功速;如視之閑文，則雖足日已經過，亦必諸多遺漏錯誤，余于

此事最知甘苦。凡有所作齟齬不安，即當親攜來請教，然后能得其弊病何在。愈學

愈精，不可以為盡曉，妄作妄為、茍且遷就，以減其跡。”卷二《與羅照滄

書》，可見，投機取巧之事于測繪地圖是一大忌。鄒伯奇以自身感悟，反復提及偷

省工夫、茍且偷安之弊病，對弟子的勸誡和教誨可謂不厭其煩、細致周全。今日讀

之，仍可感其腳踏實地、精益求精的學人作風與為人師者之風范。這些點滴、瑣碎

的細節規范與囑咐，或許正是鄒伯奇“成此圖以為天下法”的“

大法”的最好詮釋。同時，因為十分注重對弟子的培養和測量技藝的傳授，

晚年身體抱恙、疾痛纏身的鄒伯奇得以通過書信指導弟子完成浩大的測繪工程，即

使在其去世后，其弟子亦可獨立開展測繪，保證了縣志輿圖測繪任務能如期完成。

三、小結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南海縣志》編纂完成，百余幅南海縣圖列入縣志第

一、二卷。這套地圖嚴謹而精密，受到當時諸多學人的一致稱贊。如陳澧對鄒伯奇

弟子運用鄒伯奇測繪方法繪出的地圖也極力稱贊:“地圖至此，精密極矣

”。學人陳璞在《鄒征君南海地圖贊》中難掩對此地圖之珍視:“南海

為邑，幅員遼闊……誰能圖之，布測運法，維鄒征君，遣二弟子。記

里準方，亥步八垠。裴氏六法，曠古不傳，征君實創，甫圖一邑。圖成君逝，是可

寶藏。”卷六《附錄》，234藏于南海博物館的碑刻《西樵山圖記》對鄒伯

奇弟子繪制的西樵山地圖亦是贊美有加:“峰巒位置、途徑屈曲，不失分毫，

神乎技亦!”鄒伯奇的測繪技術也明顯帶動周邊地區輿圖測繪水平的提升。如

同治十年(1871年)刊印的《番禺縣志》輿圖，由于其分纂既有陳澧、金錫齡、陳

璞等鄒伯奇之故交，負責測繪的又是鄒伯奇弟子羅照滄，因此基本應用了鄒伯奇的

輿圖測繪技術，較之前的方志輿圖有了較大提高。稍后的光緒五年(1879年)《廣

州府志》，分纂輿圖的陳澧按照同治《南海縣志》的繪圖模式統一各縣輿圖，標注

比例尺、經緯網，使府志輿圖更加科學規范化。

鄒伯奇的測繪技術不僅受到當時的認可，也受到后世修志者的充分肯定。宣統

二年(1910年)續修的《南海縣志》輿圖，雖隔三十余年之久，卻基本沿用了同治

年《南海縣志》的全部地圖，“只將舊本摹印間有村落、地名訛誤遺漏者，

按照采訪冊訂正之、添補之”，增入京師新舊會館圖、學宮圖、中學堂圖及

粵漢鐵路干線圖、三省鐵路直線圖等，除此之外，幾無改動。編纂者在《圖序》中

特別說明了重新摹印舊圖的原因，高度評價了鄒的測繪水平:“本邑所屬各

圖，前為鄒征君伯奇所繪，界限明晰，校讎精美。此次重修，未便再行更易，只將

舊本摹印。”卷一《圖序》此外，由于同治《南海縣志》中還包括廣州城

圖，繪出經緯網并詳細標注出城內的道路網絡及主要建置，亦被后世研究者視為廣

州城圖繪制走向科學與成熟的標志。

總之，鄒伯奇及弟子的測繪成果即便經歷三十余年的風沙洗禮和不斷檢驗，卻

依然被后世重復征用、頂禮膜拜，被視為輿圖測繪的典范，成為晚清城圖測繪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