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宋詞中寺廟的名稱

2023年12月12日發(作者：三月三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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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宋詞中寺廟的名稱

寺的別名極多，《僧史略》載靈祐法師指出寺有十種名稱，分別是：

一曰寺（義準釋書）；二曰凈住（穢濁不可同住）；三曰法同舍（法食二同界也）；四曰出世舍（修出離世俗之所也）；五曰精舍（非粗暴之所居）；六曰清凈園（三業無染處也）；七曰金剛剎（剎土堅固道人所居）；八曰寂滅道場（祇園有蓮華藏世界以七寶莊嚴謂之寂滅道場盧遮那佛說華嚴于此）；九曰遠離處（入其中者去煩惑遠與寂滅近故）；十曰親近處（如行安樂行以此中近法故也）。

這些名字有的很少流通，再提也意義不大，本文羅列幾種唐詩宋詞中常見用詞，粗粗一數，已超十數。這些名稱都是寺的意思，你知道嗎？

1.蘭若：梵語阿蘭若的簡稱。其義即空凈閑靜之處。也作為寺院的總稱。如：

龕依大禹穴，樓倚少微星。沓嶂圍蘭若，回溪抱竹庭。

——【游云門寺】唐·宋之問

晝涉松路盡，暮投蘭若邊。洞房隱深竹，清夜聞遙泉。

——【投道一師蘭若宿】唐·王維

2.伽藍：梵語僧伽藍摩的簡稱，又稱僧伽藍，伽藍等。譯曰眾園。僧眾所住之園林也。也作為寺院的異名。如：

大士生天竺，分身化日南。人中出煩惱，山下即伽藍。

——【九真山凈居寺謁無礙上人】唐·沈佺期

3.招提：梵語，四方之意。謂四方之僧為招提僧，四方僧之住處為招提僧坊。魏太武帝造寺，以招提名之，招提二字，遂為寺院之異名。

招提此山頂，下界不相聞。塔影掛清漢，鐘聲和白云。

——【題靈隱寺山頂禪院】唐·綦毋潛

塔廟出招提，登臨碧海西。不知人意遠，漸覺鳥飛低。

——【登西靈塔】唐·陳潤

4.祇園：祇樹給孤獨園的簡稱，佛經記載由祇陀太子和給孤獨長者為佛所建。祇園后為寺通稱。

香剎看非遠，祇園入始深。龍蟠松矯矯，玉立竹森森。

——【題東武丘寺六韻】唐·白居易

祇園樹老梵聲小，雪嶺花香燈影長。

——【題豫章西山香城寺】唐·陳陶

5.紺園：寺之別稱。紺指青而含赤之色，經典中稱佛紺目紺發，故稱寺廟為紺園，紺殿、紺宇均屬此類。

紺園澄夕霽，碧殿下秋陰。歸路煙霞晚，山蟬處處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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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少林寺】唐·沈佺期

紺殿橫江上，青山落鏡中。岸回沙不盡，日映水成空。

——【宴興德寺南閣】唐·李白

6.精舍：寺院之異名。為精行者所居，故曰精舍，非精妙之謂。此名自佛祖所曾居的祇園精舍而來。釋迦譜八曰：“息心所棲故曰精舍。”

石壁開精舍，金光照法筵。真空本自寂，假有聊相宣。

——【冬中至玉泉山寺】唐·張九齡

松路向精舍，花龕歸老僧。閑云隨錫杖，落日低金繩。入夜翠微里，千峰明一燈。

——【龍門八詠·遠公龕】唐·劉長卿

7.塔廟：早期佛寺以佛塔為主要禮拜對象，因此塔廟也是寺的異稱。

云天宜北戶，塔廟似西方。林下僧無事，江清日復長。

——【西郊蘭若】唐·羊士諤

荊州本自重彌天，南朝塔廟猶依然。

——【送僧仲剬東游兼寄呈靈澈上人】唐·劉禹錫

8.叢林：也是寺之別稱。通常指禪宗寺院而言，故亦稱禪林，但后世教、律等各宗寺院也有仿照禪林制度而稱叢林的。

曲徑繞叢林，鐘聲雜梵音。松風吹定衲，蘿月照禪心。

——【訪請上人】唐·牟融

叢林已廢姜祠在，事跡難尋楚語訛。

——【和丁寶臣游甘泉寺】唐·柳宗元

9.仁祠：佛寺別稱。釋門正統三曰：“精舍所踞，號曰仁祠。”

仁祠表虛曠，祇園展肅恭。棲息翠微嶺，登頓白云峰。

——【送舍利宿定普巖】唐·孔德紹

薄暮曲江頭，仁祠暫可留。山形無隱霽，野色遍呈秋。

——【秋晚游普耀寺】唐·宋之問

10.剎：梵語，譯做土田。一佛濟度之境，以三千大千世界為一剎。佛剎、寶剎、梵剎也用來代指佛教寺院。

金園寶剎半長沙，燒劫旁延一萬家。樓殿縱隨煙焰去，火中何處出蓮花。

——【長沙失火后戲題蓮花寺】唐·張謂

金銀拱梵剎，丹青照廊宇。石梁臥秋溟，風鈴作檐語。

——【游南明山】唐·唐彥謙

11.凈居：伽藍之地也。舊唐書高祖紀：“伽藍之地，本曰凈居。棲心之所，理尚幽寂。”

隱詠不夸俗，問禪徒凈居。翻將白云字，寄向青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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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林校書花嚴寺書窗】唐·孟郊

塔似神功造，龕疑佛影留。幸陪清漢蹕，欣奉凈居游。

——【奉和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唐·李適

12.金地：又名金田。佛寺之別稱。取佛經中給孤獨長者布金買祇園的典故。

日宮疏澗戶，月殿啟巖扉。金輪轉金地，香閣曳香衣。

——【從駕幸少林寺】唐·武則天

老僧趺坐入定時，不知花落黃金地。

——【題山僧水閣】唐·施肩吾

13.寶坊：寺院之美稱。欲界色界之中間有大寶坊，佛于此說大集經。又據，給孤長者布黃金為地買祇園，故寺宇號為寶坊。

寶坊求往跡，神理駐沿洄。雁塔酬前愿，王身更后來。

——【祇園寺】唐·綦毋潛

季月啟重陽，金輿陟寶坊。御旗橫日道，仙塔儼云莊。

——【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唐·馬懷素

清朝的皇子教育

乾隆二十一年（1756），內閣中書趙翼被派充軍機章京，逢早班之期，五鼓即需至值房，“時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內府蘇喇數人往來，黑暗中殘睡未醒，時復倚柱假寐，然已隱隱望見有白紗燈一點入隆宗門，則皇子進書房也。”這給當時會試屢次落第的趙翼留下極深的印象，后來憶及，仍不禁感嘆“吾輩窮措大專恃讀書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體乃日日如是”（《檐曝雜記》卷1）。直至光緒中期，任職吏部考功司的何剛德黎明時帶領引見入宮，看到年幼近支王公入學，立刻想起“三更燈火五更雞”之說（《春明夢錄》卷下）。

清人對這種要求至嚴的“家法”及其收效頗為得意，乾隆時為皇子授讀的錢載在家信中寫道，“蓋一則習勞、一則聚在一處書房，心力易于定，而他務及外務均不得而使之近，此天家之善教也”（《郎潛紀聞四筆》卷十），這當然是鑒于前朝皇子或顢頇無知、或結黨亂政而言的。

上書房課讀制度的形成

清朝重視皇子教育的傳統始于清圣祖，這應與其早年經歷有關。圣祖六齡即位，并未接受系統的教育，僅能跟隨兩名略通文字的內監學習句讀與書法，至親政后始有機會發奮勤學，五更即起讀書，“竟至過勞，痰中帶血，亦未少輟”（《庭訓格言》），并延納儒臣、舉行經筵日講。因此，當皇子臨近入學之齡時，圣祖對于師傅的選擇、課程的設置均有過縝密的考慮，而上書房課讀的雛形即隱然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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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康熙朝尚實行公開建儲之制，相較于其他皇子，皇太子胤礽的教育最受圣祖關注，亦留下了更詳細的史料。胤礽年幼時是由圣祖親自加以訓誨，“告以祖宗典型，守成當若何、用兵當若何，又教之以經史，凡往古成敗、人心向背，事事指示精詳”（《清圣祖實錄》卷234），這在清朝可謂鮮見。胤礽稍長后，圣祖曾先后簡派張英、熊賜履、李光地等為其授讀，并命老成翰林時相隨從。康熙二十六年（1687），胤礽年已十四，讀完五經，圣祖乃正式為之選擇講官，經過與閣臣的討論，最終確定為工部尚書湯斌、吏部尚書達哈塔與少詹事耿介三人，并于六月初九日起為胤礽課讀，圣祖時常前往檢查。

至于其他皇子，則并不能享有這種待遇，往往是年齡相仿者集中在一起就讀，似亦無固定的師傅。不過，當皇太子與諸皇子皆在宮中時則一同讀書，讀書之處即是后來的上書房。

其次是課程設置的問題。清朝作為滿洲征服王朝，制度設計一方面需注意平衡滿漢，另方面則強調“國俗”與滿洲認同，避免同化。胤礽的講官之一達哈塔為滿洲正白旗人，不識漢字，圣祖特別召見訓諭：“講解書義，有湯斌等在，爾惟引若等奉侍皇太子，導以滿洲禮法，勿染漢習可也。”（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起居注》）足見其用心之深。就《起居注》所載來看，胤礽清晨開始讀書，先讀經書，巳時練習滿漢文書法，隨后反復誦讀本日所學經文，傍晚外出練習騎射，晚間講官檢查當日學業，任取一段經文令太子講解，至此才結束一天的課程。值得一提的是，圣祖自言“朕幼年讀書必以一百二十遍為率，蓋不如此則義理不能淹通”（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起居注》），因此也要求諸皇子按此強度背誦，胤礽往往在午后開始誦讀，至傍晚才可誦滿120遍。

世宗即位時，三子弘時二十歲，四子弘歷、五子弘晝俱僅十三歲，正為讀書之齡，此先已由庶吉士福敏授讀數年。雍正元年（1723）正月，世宗命朱軾、張廷玉、徐元夢、稽曾筠為皇子師傅，由欽天監選擇吉日開講，其后又有蔡世遠、梁詩正、任啟運等年輩稍低的翰林入直。乾隆元年（1736）正月，高宗命鄂爾泰、張廷玉、朱軾、福敏、徐元夢等為皇子師傅，為時年九歲的皇長子永璜、七歲的次子永璉授讀。世宗、高宗父子都在改元之歲首宣布皇子就傅，顯然是欲鄭重其事。不過此時課讀皇子并無固定場所，曾先后換過南薰殿、西長房、兆祥所、咸福宮等幾處地點。

乾隆朝是上書房課讀走向制度化的關鍵時期。乾隆初，高宗選擇干清門內東廡五間作為上書房的固定場所，據昭梿言，選擇此處是因為“近在禁御，以便上稽查也”（《嘯亭續錄》卷3），皇帝在干清宮中即可聽到皇子讀書之聲。其次是上書房總師傅的產生，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侍郎介福、觀保、蔡新為上書房總師傅，后來則更多*;; .

以大學士、尚書等貴臣派充，專司稽查。復次是“皇子六歲入學”家法的確立，并推及至于近支子孫，雖然尚不清楚這一變更具體發生于何時，不過在乾隆四十三年的一份上諭中，高宗已然將之形容為“我國家之制”，并作為清朝皇子教育遠勝于先代的例證（《清高宗實錄》卷1067）。在退位前一年，高宗已五世同堂，自皇子以至元孫皆在上書房讀書，上書房課讀至此達到巔峰。

不過必須說明的是，上書房無印信、無額定實缺，并非官署，上書房行走是派差，各官均另有其本職。在乾隆初確定固定地址前，上書房僅是一種泛稱，其滿文作dergi bithei boo，dergi有尊上之意，故漢字有“上”、“尚”兩種歧寫，《御制增訂清文鑒》釋為“內廷阿哥讀書之所”（dorgi agesai bithe hūlara ba），滿人舊有“書房”（bithei boo）之稱，或因皇子讀書所在，故加dergi以示尊崇。

晚清以來學者就上書房的始設年代問題聚訟未決、歧說紛出，事實上，從康熙朝皇子讀書開始，宮中大抵即有上書房之稱，最終在乾隆朝形成完善的課讀制度，因此沒有必要亦不可能追溯到一個確切的初始年份。

書房課程與作息

前述胤礽的課程只是早期皇子教育的一種嘗試，雍干以降，無論是課程強度、學習內容還是儀式規范，皆較之前有了明顯的完善。

皇子入學首先要學習的是尊師，這主要體現在儀式上，清朝皇子的地位甚為尊崇，王公大臣皆須雙膝跪行禮，湯斌為胤礽課讀時，雖是坐講，但見面、授書時仍需跪拜。雍正元年弘歷等入學時，世宗本擬令皇子拜見，后因諸師傅惶恐不敢受，乃改為皇子作揖，諸師傅站立受禮，從此成為皇子拜師禮之定制。平日授讀時，諸師傅亦不必向皇子跪拜，不過這只限于漢臣，由于八旗制度下形成的強烈的主仆意識，教授滿蒙語文與騎射的諳達仍需向皇子長跪請安，口稱奴才。

學習尊師的另一方面來自皇帝以身示范的影響。上書房總師傅固是由重臣兼充，不過真正為皇子授讀的諸師傅多系以翰林派充，品秩不高，皇帝對之十分尊重，時加問候、賞賜，以確立師傅在皇子間的權威。世宗某次駕臨書房，梁詩正正為弘歷作大字，世宗見“墨漬袍袖”，特命弘歷在一旁護持（《郎潛紀聞三筆》卷11）。

就漢文經典的學習來說，上書房根據就讀皇子皇孫的年齡與程度，分為若干房，由不同的師傅授讀。當時雖沒有一份明晰的課讀章程，但歷任師傅遵循的讀書次第與范圍是大致相同的，即由經學而史學而詞章，這可從高宗與仁宗的回憶中得證。高宗九歲讀書，十四歲學作文，至二十歲“其間朝夕從事者，四書五經、性理、綱目、大學衍義、古文淵鑒等書”（《樂善堂全集》庚戌年原序）；仁宗六歲隨*;; .

覺羅奉寬讀書，十三歲時粗通五經，改從謝墉學今體詩，十七歲又師從朱圭學習古詩古文（《味余書屋全集》定本序）。

上書房讀書的定制是所謂“卯入申出”，亦即說皇子每天最多有近12小時在書房中度過，暑熱時則改為午初（11時余）散學，此外每年僅有六天放假，即元旦、端午、中秋、本人生日、萬壽日及前一日，甚至除夕也只是提前至辰時散學而已。

那么，皇子們每日在書房中的讀書生活又是如何？這方面最詳細的材料來自宣宗第七子奕譞（后封醇親王，即德宗本生父）所撰的一部專記“宮闕軼事”的《竹窗筆記》（影印本見《故宮珍本叢刊》第585冊）。據其回憶，皇子與師傅均卯時至書房，隨后由諳達教習騎射、滿蒙語文與翻譯，歷時約四刻，早餐（辰初二刻）后至晚餐（午正）前溫習舊書、講授新書，午餐后寫字，讀古文古詩，稍年長者加讀《通鑒》，并練習作詩，暇時亦偶爾學作賦，但不學八股。兩餐是皇子的固定休息時間，此外每天亦有一二次休息機會，需要經由師傅同意，每次不過一刻，只能在書房下屋小憩，不可外出四處走動。這是道光朝的情況，其他時段雖限于史料不可詳知，不過應與此大致相似，可以說清朝皇子皇孫讀書的強度是相當大的。

皇子六歲入學，在二十余歲封爵分府、搬出宮中前，都必須在上書房苦讀，如少年封爵、并無職任者，雖已分府亦須前來讀書，只是午后即可散學，以示區別。在近二十年的讀書階段，師傅的教導對于皇子的成學有直接影響。在上書房中，師傅無論其品秩的高低，對皇子而言都處于絕對的權威地位。如皇子讀書不認真，師傅可以罰書、罰字、罰站，皇子“惟師傅之命是聽”；逢早晚餐時，“師傅準去吃飯方去”，否則隨侍諳達與內監“無敢催促者”，傍晚散學時亦然（《竹窗筆記》）。

書房中的人情與政治

自秘密立儲實施后，清朝對皇子的約束愈加嚴格，時時防范其與大臣結交。如文首引錢載之言，上書房課讀事實上將皇子束縛于此，令其不得參與外務，如此便不難理解何以有皇子年近三十、分府已久，仍需每日前來讀書。咸豐五年（1855）七月，文宗與恭親王奕因康慈皇太后喪儀發生沖突，上諭罷奕職差，“仍在內廷行走、上書房讀書”，“俾自知敬慎，勿再蹈愆尤”（《清文宗實錄》卷173），由此可見上書房約束近支宗親的功用。整體而言，清朝的約束政策是相當成功的。不過，對于深居宮內的年輕皇子來說，書房是為數不多的可與外朝交流的場所，很多重要的人際關系乃至政治資源都來自這二十年的讀書生活。

其中最為重要的當然是師生之誼。皇子在分府之前，所熟識的朝廷大臣僅有諸位師傅，朝夕過從，終生感念。奕譞六歲入學，師從朱*;; .

鳳標十六年，“吾師慈祥善誘，訓誨周摯，課程誦讀之暇，凡余一言一動，師輒援引經義、曲加譬擬化導，責備尤嚴”。咸豐十一年（1861）奕譞受任御前大臣，朱鳳標慮其年少而膺重任，恐有過失，“頻錫手書，訓勉備至”，奕譞來拜會時，亦必耳提面命，反復訓誡。奕譞對恩師感念至深，曾形容為“如負冬日，不可暫離”（《窗課存稿》自序），朱鳳標逝世后，奕譞特將早年經其批改的詩稿匯刻一冊，以示紀念。

不過在清朝前中期，為了避免結黨之嫌，師生間的往來是相當謹慎克制的，絕對不會牽涉至朝政層面。在上書房讀書的皇子會時常與各位師傅詩文唱和，這當然是課程訓練的一部分。皇子分府離開上書房后，師生之誼仍然存續，如高宗第六子永瑢、第十一子永瑆成年后與蔡新、謝墉、錢載、周煌、金甡諸師都有密切的聯絡，時有詩文唱和，蔡新、錢載晚年致仕歸里，文集編訂后都寄送永瑆，由其作序付梓；謝墉晚年獲譴在京，永瑆特在熱河挑選京中難得的野蔬、干肉、鹿肉饋送恩師（《詒晉齋集》卷5）。

討論書房中的師生關系則不能不提到清季稗史中盛傳的奕詝（文宗）與奕的競爭。民初徐珂編訂的《清朝野史大觀》中輯有一則軼聞，言宣宗時皇子射獵南苑，奕詝之師杜受田深知奕詝騎射不如奕，遂教導其不發一槍一箭，宣宗若問，則答以春季不忍傷生，奕詝遵計而行，宣宗果然大喜，稱其有君子之度。類似的故事還有不少，大致將奕詝得立歸因于杜受田的心計，如果考慮到文宗即位后對杜受田倚任之深，此種傳說恐非空穴來風。同時就讀、年齡相仿的皇子都希望得到皇父的青睞、甚至成為心中默定的儲君，暗中競爭自然不可避免，而師傅正成為皇子背后的堅定支持者。

這種競爭當然都是暗中進行的，皇子的日常姿態必須謙和友愛，對他們而言上書房又成為培育、展現昆仲之情的最佳場所，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已是和睦手足的一種象征。道光元年（1821）冬至，宣宗來到上書房，想到即位逾年“不得至書帷與諸弟相親”，不禁大發感概：“去歲冬日曾至上書房，寒窗相對、昆弟言懷，本月十九日幾務之暇，偶復臨憩，撫簡編而如舊，感駒隙之遞遷，惟期諸弟樂善為懷、毋忘夙誨也”（宣宗《御制詩初集》卷4）。皇子之間最常見的聯絡方式是詩文唱和、品評書畫，仁宗早年與永瑆、永璘兩兄弟同住毓慶宮，又在上書房同室讀書，先后二十余年，感情最篤，故詩稿中有大量與二人的酬唱之作。諸兄弟冬日讀書時，往往以吟詠為樂，并輯為《尚書房消寒雜詠》一冊，乾隆四十九年（1784）永瑆又題詩其上存念，不久永琰（仁宗）用原韻相和，至五十一年，早已離開書房的皇六子永瑢又用別韻唱和三首，憶及舊日“天家開講席”的盛況（《九思堂*;; .

詩鈔》卷4）。內廷皇子的昆仲友愛，正是通過這些書房唱和之作展示給外廷臣僚。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書房中的隨侍人員，即哈哈珠子。此詞是滿文haha ju的音寫，意為幼童，但“非年屆十八歲弗用，僅存其意而已”（《聽雨叢談》卷12）。皇子各配八名哈哈珠子，負責料理雜務，他們出身八旗閑散，與皇子年輩相仿，容易得到信任，在清初尤其如此。胤礽身邊的親信哈哈珠子德住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突然因“悖亂”被處死，事關機密，詳情已不可考知，極有可能是因涉入宮闈政爭，圣祖希望以此警示胤礽。不過隨著后來對皇子的約束日益嚴格以及八旗制度的改革，哈哈珠子由八旗、內務府統一挑補，不可能再作為皇子的私屬性力量參與政治角逐。

文成公主入藏走過的唐蕃古道之謎

“曲徑行回兩城間，斜陽卸影鳥飛還。云重峭壁青千丈，風皺奔流綠一灣。踏破丹梯崖似巖，鑿開石鎖坦為關。往來茶馬從此過，地大勢高一線川”——這是清乾隆年間，青海樂都詩人錢茂才筆下的唐蕃古道景象。

唐蕃古道是一千多年前唐朝與吐蕃王國間往來的官道，全長3000余公里，是漢藏經濟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當年文成公主入藏即經此道。它不僅把青藏高原和漢地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有機地聯系在一起，而且成為我國和印度、尼泊爾等國聯系的橋梁。然而，在漫漫歷史中，唐蕃古道的原始面目早已模糊。它留下的諸多謎團，依舊沒有得到充分的解說。

“日月山”真是源于文成公主嗎？

距離青海省會西寧大約70公里的日月山，在廣闊的草原上一眼望去就是兩個小山包，但這里的海拔其實已經達到了3510米。日月山是青海農區和牧區的分界線，朝東望是農區，朝西看是在青海湖畔展開去的無邊草原。這里是通向青藏高原深處的要道，因為有著文成公主途經此地銅鏡墜地化為日月的傳說，成為著名的旅游景點。高原的天氣變化無常，記者一行在盛夏的7月抵達這里時，早上還是晴空萬里，和風煦日，但一陣云起，氣溫就迅速降到了穿著大衣也不嫌熱的地步。

很多學者認為這里就是古籍中記載的唐蕃古道要地“赤嶺”的所在。在當地隨處可以買到的各種旅游書籍上，此種說法也隨處可見。考察團成員在青海省湟源縣博物館后院的石刻堆中“意外”地發現了“唐蕃界碑”的碑首。據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員介紹，這是上世紀80年代在日月山山口出土的。根據史書記載，唐與吐蕃劃*;; .

界立碑之處，就在赤嶺。這是不是就能證明赤嶺就是日月山？對此考察團并沒有給出肯定的答復，而是認為還需要進一步的考古論證。

今日月山即唐赤嶺的說法是有反對的聲音的，如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李宗俊就認為，唐赤嶺的位置應該在今天的卓尼縣羊巴城以西十多公里處的洮河北岸。他指出，首先，唐赤嶺為今日月山之說的來源首見于日本學者佐藤長承襲法國學者石泰安之說，石說出現于1952年。但據藏學家吳均先生研究，藏史上有“于唐境公谷梅如地方鑿巖石為日月圖像”以象征“在天為日月，在地只甥舅”之說，但“梅如并不是今青海日月山，這一點毫無疑問”。今日月山之得名，“據傳乃源于文成公主入藏之故事，普遍流傳則在17￣18世紀。它只是一首美麗的動人心弦的詩歌素材”。因此今青海日月山得名與唐蕃分界有關的說法是存疑的。

其次，史書關于赤嶺的明確記載見于北魏宋云的行紀。但結合宋云的記載和今天的實地考察，會發現如果將赤嶺假定為今日月山的話，在行程和時間上是有不少矛盾的。但如果將赤嶺的位置安排在今洮河一帶，則可較好地解說。

“喋血”的石堡城究竟在哪兒？

確定赤嶺的位置，也是為了給著名的石堡城定位。按照史書的記載，赤嶺就在石堡城以西20里。唐前期，對于石堡城的爭奪，是唐與吐蕃之間最慘烈的交鋒之一。《舊唐書》載，開元十七年朔方大總管信安王祎攻陷石堡城，但開元二十九年又被吐蕃攻陷。唐玄宗震怒。為了重新占領石堡城，玄宗及其將帥頗費籌劃，幾經努力，并不惜付出更為慘重的代價。天寶四年，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攻石堡城不克，隨即被玄宗借故貶殺。繼任節度使王忠嗣在玄宗的屢次催逼下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失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后取之。”玄宗對他這個回答很不滿意，但王忠嗣認為：“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于國……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可見在他眼中攻取石堡城之難。決心要掌握石堡城的玄宗于是再次換將，貶王為漢陽太守，授哥舒翰為隴右節度使。最終在天寶八年，攻克石堡城。

但此次戰役唐軍付出了極其慘痛的代價。史載，哥舒翰為奪取石堡城首先投入了六萬三千人的龐大兵力，且均為邊軍勁卒，并逼迫負責攻城的兩位下屬裨將立下了三日攻克的軍令狀。結果正如王忠嗣所言，唐軍“士卒死者數萬”。與之相比，吐蕃付出的代價是十分有限的，“但以數百人守之”，只是在戰前“多貯糧食，積檑木及石”，最后被唐軍俘獲的也只有悉諾羅等四百人。大詩人李白后來有嘲諷哥舒翰的“西屠石堡換紫袍”之句，并非隨意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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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俊認為，從唐軍的攻擊遇到巨大困難可以推斷，“三面險絕”的石堡城在地利方面的優勢是巨大的。而今卓尼縣羊巴城的險絕地形恰與之相符。相較而言，青海日月山附近的古遺址“坐落在土坎上，周圍地勢開闊，從最近湟水處計算，土坎相對高度不過二十米”，談“險絕”似乎過了些。

另外，如果假定石堡城就是今羊巴城所在，也可以比較好地解釋其戰略意義。這個“石堡城”所在的洮州地區是交通和戰略要地，以西就是唐時所稱的黃河九曲地區。睿宗年間，吐蕃通過巧妙的外交手段獲取了本屬唐境的九曲之地，從此整個隴右南部地區完全暴露在吐蕃威脅之下。唐的這一重大戰略失誤，直到石堡城被收復并穩固占領，才得到了彌補。不過對于李宗俊的說法，也有不少反對意見。看來對于唐蕃古道的眾多謎團，還有待更多史料以及實物的證據。

復雜路網中究竟誰主誰輔？

2014年五六月間，由陜西、甘肅、青海、四川、西藏五省區18位考古專家組成的“2014唐蕃古道考古探險”考察了沿線44處考察點。一般認為，唐蕃古道分為東段和西段兩部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團長、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張建林指出：“西段就是從鄯州到吐蕃牙帳（拉薩），這是唐蕃古道的主體部分，它分為南北兩條支線，北線是文獻記載的驛道，由玉樹經聶榮、那曲至拉薩；南線即從玉樹經四川石渠縣、德格縣，進入西藏江達縣，經察雅、芒康、林芝、工布江達進入拉薩，是近些年通過考古發現逐步確認的唐蕃古道的新支線”。張建林說，文成公主從西安出發，究竟走了多長時間，是由北線還是南線進入西藏，由于缺乏確切的史料記載，仍有待進一步的考古論證。

記者了解到，東段同樣也可分為南北兩條路線。南路，即從長安出發，沿渭河北岸先到馬嵬驛（今咸陽市興平縣），穿過周原和古都鳳翔（今陜西省寶雞市），進入陜甘交界的隴山，出大震關，過天水、甘谷、隴西、渭源至臨洮，在臨洮又分為兩條支線，一路由臨洮北行至蘭州，經今民和、樂都至西寧；一路由臨洮西行，經今臨夏、永靖、民和、樂都至西寧。

在這復雜的路網結構中，哪條是主路，哪條是輔路，還是并無主輔之分，只是行者臨時的選擇，都并沒有肯定的答案。結合歷史記載可以知道玄宗西逃，金城公主入藏都曾經過馬嵬驛，可見走的是南路。因此也可推斷文成公主入藏同樣是走此路。而隋煬帝李廣于大業五年親率規模浩大的隊伍由南路至西平（西寧）擊吐谷渾，其車駕也是選擇南路。此外，名僧玄奘及一些邊地官員等亦是由南路到蘭州（玄奘由長安至蘭州轉行武威入西域）、西寧或入蕃。由此可見，南路在長安至西寧間的交通上似乎應該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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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際的地理情況上看也可以為此得到解釋：蘭州線路程較短，但臨夏縣更加通暢平坦，對于大隊人馬來說優勢就更加明顯。

人名妙聯趣對

“大雨冼星海，長虹萬籟天。冰瑩成舍我，碧野林風眠”——這是老舍的一首名聯絕句，寥寥二十字把八位人們熟悉并稱道的文學家、藝術家的名字聯結在一起，形象鮮明，意境開闊，余味無窮。詩中提到的大雨，即孫大雨，現代詩人、文學翻譯家；冼星海是著名人民音樂家；高長虹、謝冰瑩、碧野都是著名作家；萬籟天是戲劇、電影工作者；成舍我是老舍的好朋友，曾任重慶《新蜀報》總編輯；林風眠是畫家。

用人名連句，在對聯中尤為多見。明代著名文學家李夢陽，字獻吉，號空同。授戶部主事，官至江西提學副使。他恃才傲物，導致一些人對他不滿。一次，江西一考生，恰與他同姓同號，也叫李空同。李夢陽在考卷上看后，急不可耐地指責這個考生說：“你怎么能跟我同姓同號呢？這不是冒犯我的尊嚴嗎？”這個考生理直氣壯地說：“名字是我父親命的，我豈敢更改呀！”李夢陽自討沒趣，便另生一計，他出一上聯，要求考生對出下聯，方可寬恕。其聯曰：“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這個上聯，既用了兩個歷史人物，又嵌進四個“相如”，并影射考生雖與提學同姓名而實不相稱。這名考生明白了提學的用意后，靈機一動，馬上對出了下聯：“魏無忌，長孫無忌，彼無忌，此亦無忌。”這個下聯，也用了兩個歷史人物，嵌進了四個“無忌”，言外之意是：古代名臣都不忌諱名號相同，你又何必計較呢？李夢陽看了對聯，佩服他才思敏捷，聰明過人，隨即改變了態度，笑容可掬地把考生送出了門外。

“初唐四杰”中有個駱賓王，和他同時的大臣馬周，亦字賓王。清嘉慶年間，有人用他倆的姓名作了半聯求對：“馬賓王，駱賓王，馬駱各賓王。”其中“馬駱各”三個字互相牽連難度大，一時間沒人對得上。事隔一千三百余年后，至道光癸卯年（1843年）鄉試，朝廷派龍主僖為貴州主考，龔寶連為云南主考，這時一直惦念此聯的《歐波漁話》的作者葉延琯，觸動靈機，才對出了下聯：“龍主考，龔主考，龍龔共主考。”下聯“龍龔共”三字與上聯的“馬駱各”銖兩悉敵，且以“龍”對“馬”，以“主”對“賓”，可謂天衣無縫，云南、貴州又是毗連省份，真是天生妙聯。

清乾隆進士紀曉嵐一輩子巧對，偏被其妻難倒了一次，至死未能破題。其妻月夜指紗窗道：“月照紗窗，個個孔明諸葛亮。”直至近代，才有對曰：“風送幽香，郁郁畹華梅蘭芳。”以梅蘭芳對諸葛亮，明月香花，可謂巧之又巧對，應對比出對更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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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閻錫山路過無錫，游覽無錫名勝錫山。他登上錫山山頂，鳥瞰無錫城，大有春風得意、躊躇滿志之感，便出一上聯曰：“閻錫山過無錫，登錫山錫山無錫。”一時也竟無人能對下聯。1945年范長江跟隨陳毅到天長縣采訪。天長是安徽的邊界，與江蘇接壤，瀕臨長江。這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觸動了范長江的靈感，遂對出下聯曰：“范長江到天長，望長江長江天長。”陳毅聞之，連聲贊道：“妙，妙，長江，才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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