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蒿里行》賞析

2023年12月12日發(作者：問的反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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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蒿里行》簡析

作者簡介

曹操 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瞞，沛國譙縣（今安徽毫州市）人。三國時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二十歲舉孝廉而入仕途，任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后在鎮壓黃巾起義和討伐懂卓的戰爭中，逐步擴充軍事力量。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為袞州牧，分化、誘降青州黃巾軍的一部分，編為“青州兵”。建安元年（196年），迎獻帝都許（今河南許昌）。從此用其名義發號施令，先后削平呂布等割據勢力。官渡之戰大破河北割據勢力袁紹后，逐漸統一了中國北部。建安十三年，進位為丞相，率軍南下，被孫權和劉備的聯軍擊敗于赤壁。封魏王。子曹丕稱帝，追尊為武帝。他在北方屯田，興修水利，解決了軍糧缺乏的問題，對農業生產的恢復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羅致地主階級中下層人物，抑制豪強，加強集權。所統治的地區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精兵法，著《孫子略解》、《兵書接要》等書。善詩歌，《蒿里行》、《觀滄海》等篇，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并反映漢末人民的苦難生活，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散文亦清峻整潔。著作有《魏武帝集》，已佚，有明人輯本。今有整理排印本《曹操集》。（《辭海》1989年版）

十數年間，先后擊敗呂布、袁術、袁紹等豪強集團，征服烏恒，統一北方。建安二十一年封魏王。謚號魏武帝。其不僅是一位杰出的軍政領袖，還是一位慷慨的詩人和憂患的哲人，其詩均古題樂府，氣韻沉雄，慷慨悲涼。其文亦清峻通脫。

政治軍事方面，曹操消滅了眾多割據勢力，統一了中國北方大部分區域，并實行屯田制等一系列政策恢復經濟生產和社會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國的基礎。文學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動下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為代表的建安文學，史稱“建安風骨”，在文學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筆。魏朝建立后，曹操被尊為“武皇帝”，廟號“太祖”。

創作背景

公元189年（東漢中平六年），漢靈帝死，少帝劉辯即位，何進等謀誅宦官，不成，被宦官所殺；袁紹袁術攻殺宦官，朝廷大亂；董卓帶兵進京，驅逐袁紹、袁術，廢除劉辯，另立劉協為帝（獻帝），自己把持了政權。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袁術、韓馥、孔伷等東方各路軍閥同時起兵，推袁紹為盟主，曹操為奮威將軍，聯兵西向討董卓。

【注釋】

蒿里行：蒿同薨，枯也，人死則枯槁，蒿里指死人所處之地。蒿里行為漢樂府的一個曲調名，是當時人們送葬時所唱的挽歌。

關東：指函谷關(今河南新安縣東)以東。

義士：指各州郡起兵討伐董卓的諸將領。

興兵：起動，發動軍隊。 群兇：指董卓及其婿牛輔、部將郭汜等人。

盟津：即津，在今河南孟縣南。相傳周武王起兵伐商紂王時，曾與各路諸侯在此地會合訂盟。這里用“會盟津”代指討伐董卓的各路軍隊結成聯盟。

乃心在咸陽：各種義軍心向漢王室。《尚書·康誥》：“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此處化用其句。咸陽是秦朝首都。這里的“咸陽”和上句的“盟津”都是用典，并非實指。

雁行：大雁飛行時排行的行列。比喻討董各路軍隊都列陣觀望，畏縮不前，不愿齊心合力，奮勇殺敵。

嗣還：隨即。

戕：殘害。

淮南弟：指袁紹的從弟袁術。

稱號：即稱帝，指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術在淮南壽春(安徽壽縣)稱帝之事。

刻璽：刻皇帝所用的印章，指袁紹在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圖謀廢黜漢獻帝，擁立劉虞為皇帝的事。

鎧甲：古代軍士打仗時護身的。金屬制做的為鎧，皮制的為甲。

蟣：虱子的卵。

譯文

關東的仗義之士都起兵討伐那些兇殘的人。

最初約會各路將領訂盟，同心討伐長安董卓。

討伐董卓的各路軍隊匯合以后，因為各有自己的打算，力不齊一，互相觀望，誰也不肯率先前進。

勢利二字引起了諸路軍的爭奪，隨后各路軍隊之間就自相殘殺起來。

袁紹的堂弟袁術在淮南稱帝號，袁紹謀立傀儡皇帝在北方刻了皇帝印璽。

由于戰爭連續不斷，士兵長期脫不下戰衣，鎧甲上生滿了蟣虱，眾多的百姓也因連年戰亂而大批死亡。

尸骨曝露于野地里無人收埋，千里之間沒有人煙，聽不到雞鳴。

一百個老百姓當中只不過剩下一個還活著，想到這里令人極度哀傷。

作品鑒賞 《蒿里行》是漢樂府舊題，為古代的挽歌，漢樂府古辭尚存，見于宋人郭茂倩《樂府詩集》中的《相和歌辭·相和曲》。曹操的《蒿里行》是借舊題寫時事，內容記述了漢末軍閥混戰的現實，真實、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的苦難，堪稱“漢末實錄”的“詩史”。蒿同薨，枯也，人死則枯槁。所以“蒿里”指死人所處之地。“蒿里行”是漢樂府的一個曲調名，是當時人們送葬時所唱的挽歌。?

袁紹等關東諸將起兵討董卓，結果雖然造成自相戕殺的軍閥混戰局面，但其始未免不心存忠義。詩的前四句是交代背景：群兇作亂，義士討伐，形勢大好。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是說義士們起初希望結成聯盟，心向著漢室，即通過討伐這一舉動來平定叛亂，擁護漢室。（各方將領都希望團結一心，效法周武王那樣，會師于盟津，吊民伐罪，一心一意地除奸誅惡，忠于國事，匡扶漢室。形勢是大好的）“義士”“討”“群兇”這些詞語表明詩人是憎惡董卓等人作亂，渴望國家統一。

中間六句是交代這有關討伐的情況：聯軍內部矛盾重重，自相殘殺，力量渙散。導致的原因是“淮南弟稱號，刻璽于北方”，袁術分裂，自立為帝；而袁紹也陰謀廢掉漢獻帝，立劉虞為帝；他們搞分裂、謀私利，造成的結果是：“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貌合神離、互相觀望，畏縮不前、按兵不動甚至是自相殘殺。

詩人對這種情況的態度是悲憤、失望的；把矛頭指向了“二袁”，顯示出作者的非凡謀略和遠見卓識。

最后六句直接描寫戰爭的危害：由于連年戰爭，將士的鎧甲不離身，長出了虱子；百姓大量死亡，荒野上白骨累累，千里之內都聽不到雞鳴之聲。面對著這荒涼、凄慘、慘絕人寰的景象，詩人不禁發出了振聾發聵的呼喊：“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表達了對因戰亂而陷于水深火熱之中的苦難人民，表示了極大的悲憤和同情，而且對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惡元兇，給予了無情的揭露和鞭撻。體現了強烈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

這首詩描述了關東各郡的將領，公推勢大兵強的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準備興兵討伐焚宮、毀廟、挾持獻帝、遷都長安、荒淫兀恥、禍國殃民的董卓。各方將領都希望團結一心，效法周武工那樣，會師于盟津，吊民伐罪，一心一意地除奸誅惡，忠于國事，匡扶漢室。形勢是大好的。可是，這大好形勢，卻被袁紹等野心家給破壞了。當時各郡雖然大軍云集，但卻互相觀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懷鬼胎，為了爭奪霸權，圖謀私利，竟至互相殘殺起來。誡之不成便加之筆伐。詩人對袁紹兄弟陰謀稱帝、鑄印刻璽、借討董卓為幌子，行爭霸稱孤之實，給予無情的揭露，并對以此造成的戰亂，予以嚴厲的抨擊。詩的結尾描繪出因戰爭而造成的凄涼悲慘的畫面，連年戰亂，士兵們不能解甲歸田，人民死亡慘重，百不余一，使富饒的北方，變得滿目痍瘦，哀鴻遍野。到處是白骨累累，千里之內聽不到雞鳴之聲。面對這一慘絕人寰的圖景，詩人發出了“念之斷人腸”的呼喊。

《蒿里行》運用民歌的形式，行批判之實，這在當時是一個創舉，這首詩不僅時因戰亂而陷于水深火熱之中的苦難人民，表示了極大的悲憤和同情，而且對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惡元兇，給予了無情的揭露和鞭撻。它是漢未之實錄，是史詩也。

全詩風格質樸，沉郁悲壯，體現了曹操作為一個政治家，軍事家的豪邁氣魄和憂患意識，詩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體，又內蘊深厚，是曹操比較成功的作品，通過閱讀，不僅可以讓讀者了解當時的歷史事實，還能領略作為詩人曹操的獨特文風。

《蒿里行》賞析

《蒿里行》是曹操現存的二十幾首樂府歌辭中的一首，這是一首具有較突出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的好詩。它之所以好，是因為它不僅對因戰亂而深陷于水深火熱之中的苦難人民，表示了極大的悲憤和同情，而且對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惡群兇，給予無情的揭露和鞭撻。鍾惺在《古詩歸》中贊賞這首詩，說它是“漢末實錄”，是“詩史”，我以為并不過分。

“蒿里”之曲，原是齊國東部的民謠，它是當地士大夫、庶民死后出殯時唱的挽歌。唱時一人領唱，數千人和唱，那場面是相當壯觀的。曹操“雅愛詩章”，“登高必賦”；他又是個音樂的愛好者和行家，往往是“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并且立即把這些新編樂章交給倡優們演唱，常常是“日以達夕”，樂在其中。他一生戎馬倥傯，寫了許多詩，全是樂府歌辭，都具有民間歌謠的特點。這首《蒿里行》，就是他運用樂府舊調舊題的形式，反映漢代末年社會動亂現實的詩篇。利用舊形式表現新內容，這正是詩人的特長和特點。我們從他的大部分詩作來看，無論是狀物抒懷，敘事寫景，都可以聽到詩人的心聲和時代的脈搏在一同跳動。它不僅在繼承秦漢優秀詩歌傳統，推動五言詩的發展上作出了出色的貢獻，而且一反漢末名門士族所謂“經術”的陳腐傳統，面向民間，向民間歌謠學習。他的詩作能針砭時弊，言之有物，開創了一代詩風。

《蒿里行》運用民歌的形式，行批判之實，這在當時確是一個創舉，也是一篇戰斗的檄文。詩人把斗爭的矛頭，直指當時勢力雄厚、地位顯赫的二袁，這充分顯示曹公是具有非凡的膽略和卓識的。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這是詩的開首第一段。詩人僅用四句精煉語言，便概括了當時的斗爭形勢。初平二年（190），關東（函谷關以東）各郡的將領，公推勢大兵強的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準備興兵討伐焚宮、毀廟、挾持獻帝，遷都長安，荒淫無恥，禍國殃民的董卓。本來各方將領（包括曹操在內）都希望團結一心，效法周武王那樣，會師于盟津（即孟津，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會師之地，在今河南孟縣南），吊民伐罪，一心一意地除奸誅惡，忠于國是，匡扶漢室。形勢是一派大好的。可是，這大好形勢，卻被袁紹一伙（包括韓馥、公孫瓚等）野心家給破壞了。所以詩人至此筆鋒一轉，戟指袁紹之流，充分揭露了他們的罪惡和丑態。

“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當時各郡雖然大軍云集，但卻互相觀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懷鬼胎，為了爭奪霸權，圖謀私利，竟至自相殘殺起來。

曹操當時因衛茲（陳留人）的資助，僅招募了五千兵卒，參加了討卓聯軍，可謂是勢單力薄了。而袁紹是兵強馬壯，權大勢高，曾罵曹操“贅閹遺丑，本無懿德”（見陳琳代袁紹擬的檄文。所謂“贅閹”是指曹父是宦官曹騰的養子），可見他根本瞧不起曹操。但曹操不畏強權，對袁紹之流的倒行逆施，“躊躇而雁行”的態度，曾大膽告誡，仗義執言。據《三國志·武帝紀》記載，當時曹操曾嚴厲地指出：“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可是袁紹之流并不以此為誡，更不以此為恥，甚至變本加厲，大做起想當皇帝的美夢來了。

“淮南弟稱號，刻璽于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誡之不成便加之筆伐。這是詩的第三段。詩人在這里對袁紹之流以討伐董卓作幌子，行爭奪霸權，南面稱孤之實，以致造成長期戰亂，民不聊生的卑劣行徑，給予無情的揭露與抨擊。當時（建安二年，公元一九七年）袁紹的從弟袁術，確已在淮南（今安徽壽縣）扯起帝號大旗來了，乃兄袁紹更是不甘后人，也于初平二年（191）“擅鑄金銀印”（即“刻璽”）陰謀把獻帝廢了，“立幽州牧劉虞”為天子。這些謀私利，搞分裂，制造社會動亂、民生疾苦的罪惡活動，激起了詩人無比憎惡的感情，進而痛加撻伐，充分揭示出這群丑類極其兇殘的本質和嘴臉，而且對由此而導致的長期戰爭，給予廣大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和無窮疾苦，寄予了極為深切的同情。從而為詩的煞尾震撼人心的描述，鋪平了道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這就是詩的煞尾。詩人通過這四句的描繪，畫出一幅多么凄涼悲慘的圖畫呵！正因為袁紹之流所造成的連年戰亂，士兵們不能解甲歸田，人民死亡慘重，百不余一，使富饒的北方，變得滿目瘡痍，哀鴻遍野。荒野上到處是白骨累累，千里之內聽不到雞鳴之聲。面對這樣一種慘絕人寰的圖景，詩人不禁發出了“念之斷人腸”的呼喊，這正是詩人正視民瘼，大痛大悲之情的充分流露。他運用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由于戰禍連年而造成人民的重重苦難，從而準確地、有力地反襯出袁紹之流的罪惡行徑，反襯出造成人民苦難的首惡元兇，也正是這群丑類。詩人運用這種藝術的巧妙反襯，就更加真實、更加具體、更加形象、更加典型地揭示了他們的嘴臉，這就使得詩人的批判武器，更加強大有力，彈不虛發，準確地擊中了敵人的要害。這也正是《蒿里行》這首燦爛的詩篇，具有較強烈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的所在之處。

《蒿里行》共分四段，有啟、有承、有轉、有合。段與段之間，環環緊扣，層層剝筍，相輔相承。既表現了詩人氣勢沉雄的超凡文采，也反映了詩人博大胸襟，俯瞰一切，對腐朽勢力敢斗敢爭、決不妥協的英雄氣概。在實際生活中也是如此，詩人對袁紹之流的所作所為，先是言誡，繼之筆征，最后予以兵伐，終于把這群丑類趕下了歷史舞臺，統一了北方，實現了廣大人民渴望已久的安定統一的政治局面。有人說這是“從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可謂言之不謬。 當然，曹操是地主階級（中小地主）的政治家和詩人，他的思想，他的言行，不可能不受階級和時代的局限，但當時曹操對社會形勢的發展，確有清醒的認識，因此，在政治上對農民則采取讓步的政策。反映在文學傾向上，打破“經明行修”的束縛，反對兩漢傳統，主張用人唯才，幾乎把當時四方有識的文士，網羅無遺，造成文學上的“彬彬之盛”。因此，我們也不能因所謂局限，抹煞詩人的獨創性和寫實的詩風。《蒿里行》也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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