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道教音樂研究

2023年12月15日發(作者：草原游)

論道教音樂研究

*導讀：在道教文化研究的全部領域中，道教音樂的研究恐怕是最薄弱的了。就我國學術界而言，鮮有學者涉足此域，而西方學人對道教的研究，……

在道教文化研究的全部領域中，道教音樂的研究恐怕是最薄弱的了。就我國學術界而言，鮮有學者涉足此域，而西方學人對道教的研究，也多熱衷于道教與古代社會哲學思想、道教與古代科技發展水平之關系探討，或對道教經文卷本、科范儀式的考索等，對道教音樂的研究，近乎無人問津。

就現有資料來看，20世紀較早關注到道教音樂理論研究的學者，當屬陳國符。1945年，陳國符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化學系執教期間，撰成 《道教齋醮儀源流考略稿》一書，隨后，從該書中 取其道樂一節，略事增補，成 《道樂考略稿》，收入 《道藏源流考》，于1949年由中華書局印行。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研究，對當代道教音樂的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假如從陳國符先生算起，那么，對道教音樂的關注，距今已有半個世紀了。

50年代中后期，宗教音樂 (主要是佛教音樂和道教音樂) 的采集、整理工作形成一定規模，進入了一個高潮，具有實證意義的道教音樂研究，自此而打下了基礎。其間，較有影響的資料包括著名音樂家楊蔭瀏主編的《宗教音樂 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

(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1958年油印，音樂出版社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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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開出版)，這一資料中，部分地對湖南衡陽地區的道教音樂

(包括 應教 和 巫教 音樂) 作了較翔實的文字和樂譜記錄。與此時間相若，中國舞蹈藝術研究會，對蘇州玄妙觀正一道科儀 全符、全表、火司朝作了較為系統地采錄整理，編輯了 《蘇州道教藝術集》 一冊 (中國舞蹈研究會1957年油印)，其中除有文章對蘇州道教音樂作簡略概述外，還以 工尺譜 的記錄方式，對上述科儀音樂作了記錄。揚州市文聯所編《揚州道教音樂介紹》(1958年油印)、由李石工等人記錄、翻譯的古譜 《佳縣白云山道教經韻八套及笙管曲二十七首》 也先后相繼出現。此外，楊蔭瀏與曹安和合編的 《蘇南吹打》 及上海音樂學院李民雄編輯的 《浙江民間吹打》 二書中，也部分涉及江浙一帶流傳的道教音樂資料。

由于參加采集、整理工作的大部分音樂工作者對宗教義理缺乏深刻認識，而與此同時大多數宗教人員又不甚了解音樂，因此，上述階段的道教音樂研究基本停留在記譜、稍加文字介紹說明的階段。

進入60年代，道教音樂的研究陷入停頓。文化大革命十年，國家宗教政策被徹底破壞，宗教文化遭到摧殘。80年代，中斷了二十多年的道教音樂研究開始復蘇，并迅速掀起了第二個高潮。這一時期的研究工作具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帶有搶救性質的采錄收集，二是開始把 道教與 音樂結合為一個邊緣學科進行研究。在此期間，首先恢復了中斷多年的田野調查采錄工作，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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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地方開始陸續采集匯編道教音樂之田野考查資料。尤其是全國藝術學科重點科研項目，規模浩大的《中國民族音樂集成》規劃開始實施，其中之一的 《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把宗教音樂列入收集范圍之內，對全國各地區收集、整理道教音樂，開創道教音樂研究的新局面，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在《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 工作的帶動下，對道教音樂的收集、整理已在全國范圍內展開。繼以上海音樂學院陳大燦先生為主的研究人員，對上海及周邊地區之道教音樂進行收集整理之后，以武漢音樂學院部分師生為主的 《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湖北卷》

編輯部，對武當山道教音樂進行了全方位的實地考查，編輯人員從音 (音響)、譜 (樂譜)、圖 (圖片)、文 (文字)、像 (攝影、錄像) 五個方面，較全面系統地對武當山道教音樂進行了記錄與整理，在此基礎上，出版了我國當代第一部道教音樂專輯《中國武當山道教音樂》(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

1987年9月，由《中國民族音樂集成》總編輯部在湖北武當山紫霄宮召開的全國宗教音樂編輯工作會議，把宗教音樂的收集、整理、研究引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此前后，中國音樂學院的部分教師，對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作了記錄整理，編印成

《北京白云觀道教音樂》 一集 (油印本); 四川音樂學院、沈陽音樂學院的部分學者，也分別對川西青城山、青羊宮，沈陽太清宮、千山無量觀等宮觀的道教音樂進行了采錄、收集、記譜，印行了部分經韻曲譜。山東、山西、江蘇等地的學者，對山東 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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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西 恒山、蘇(蘇州)、錫(無錫)、常(常州)等地的科儀音樂的收集整理也已先后展開。

與此時間相仿，居于港臺地區的部分學者，如香港的曹本冶、臺灣的呂錘寬等，對香港和臺灣地區的道教音樂，也開始了田野考查和學術理論研究工作。

自80年代中后期開始，隨著田野資料的 積累，部分學者逐步由道教音樂的記譜整理， 開始致力于道教音樂的學術理論性研究。從散見于各期刊雜志的研究論文來看，這一時期的道教音樂研究，具有以下特點：

其一，涉及道教音樂自身形態的研究。道教音樂不同于一般概念上的音樂，由于它與宗教內容的密切關聯，因此，它有著固有的宗教音樂屬性，并具有 布道、事神的音樂特征。特別是重清修的全真道音樂，更少具有 一般世俗音樂所具有的那樣明顯的娛樂功能。有學者認為： 道教儀式音樂 (主要是宮觀經韻音樂) 在道眾的修道進程中，它似乎不是單純音樂形式的體現，而是將理念中的 道 即 無 轉化為 有 的一種物化手段。它本身的意義不在于藝術性，而在于宗教性，并使其具有 神 的感召力。也就是說，道教科儀音樂是引導道士們更和諧地 出神入化地進入清虛之境界的方式之一。(見劉紅： 《試論 武當韻 兼談道教音樂的哲學蘊含》，武漢音樂學院學報《黃鐘》，1990.1)臺灣學者呂錘寬在其《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 (1990) 一文中，也有同樣的觀點，他說道，促進儀式產生諧和的效果，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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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思冥想與內力的結合是主要因素，而具有催化、提升作用的媒介則是音樂，音樂是儀式中調節道場氣氛的法事的力量。( 《中國音樂學》，1990.3)

道教音樂的產生與流傳取決于道教活動中的行為人，而道人的道德、道行、道功如何，往往能決定道教音樂的某些屬性。因此，在研究道教音樂時，對道教經韻樂師的籍貫、生辰、身世、處境、師承關系、云游行跡、道樂流派、藝術造詣等背景資料的調查就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這對于解釋道教音樂自身形態中某些層次的內涵無疑是一個必要的前提。史新民在《全真正一伙居》(《黃鐘》，1990.1)一文中，就部分涉及上述問題的分析。香港學者曹本冶在 《道教儀式主持者的訓練：一個香港全真道館的實例》(學術交流論文) 和甘紹成在 《四川道教儀式執行者的傳承與傳播》(香港第二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論文) 中，分別對香港和四川地區之道教音樂中與上述相類似的問題，進行了討論與分析。而王忠人在《試論二泉映月的道樂特征》 (《黃鐘》，1990.1) 一文中，以二胡曲 《二泉映月》 為線索，通過對作者華彥均 (阿炳) 身世及其歷史背景的分析，揭示了樂師、樂曲與廣義社會人文觀念及現象緊密聯系的客觀規律。

對道教音樂自身形態的研究，還包括對特定地區道教音樂的曲目、風格、特征及它們與當地其他文化現象相互關系的研究。自80年代初以來，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有不少成果，如山西劉建昌的 《山西宗教音樂調查報告》;史新民、周振錫的《武當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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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音樂初探》(《黃鐘》，1987.2); 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 (香港藝文出版社，1988); 呂錘寬的 《臺灣道教音樂源流略稿》(臺灣《藝術學》，1989.3); 張鴻懿的《北京白云觀道教音樂》 ( 《中國音樂學》，1990.4);詹仁中的 《道曲情趣管見》 (天津音樂學院學報 《音樂學習與研究》，1989.1)等等，都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此外，周振錫所撰 《 〈斗姥寶誥〉試析兼論道樂 九旋腔 的曲式構成原則》( 《黃鐘》，1990.1) 和 《 〈薩祖鐵罐施食祭煉科范〉音樂試析兼論道教科儀音樂的套曲構成原則》 ( 《黃鐘》，1991.4) 及景蔚崗的 《晉北道教音樂字譜解譯的宮調問題》(山西省音樂舞蹈研究所編，《音樂舞蹈》，1990.1)，均是在道教音樂形態學上較深入研究之成果。

其二，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現象的道樂研究。道教音樂深深地扎根于華夏文化的土壤之中，作為兼具社會學、人類學、文化學、宗教學及民俗學等多門學科的道教音樂研究，有關道教音樂與我國傳統文化之關系的探討，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一直是該領域研究的一個熱門話題。參與這一討論的學者中，既有音樂學界者，也有道教學術界及其他文化界研究者，逐步形成了一個多方位多角度研究的格局。

劉守華在《道教與中國文化》(《中國道教》，1988.2)一文中，談到道教音樂與傳統音樂的關系時，提出這樣的觀點，他認為道教音樂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一方面對民間音樂有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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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南方京族的 唱哈節，也是受道教音樂影響，以歌唱來祭神娛人，演變成為一年一度最隆重的民族節日;另一方面，道教音樂也引進并融合了宮廷音樂和許多民間音樂的成分，廣泛吸取營養，進行自己的創造，使雅樂與俗樂融為一體，成為中國民族音樂的一個寶貴組成部分。上述觀點，基本反映了近年來道教音樂在該領域研究的一個具普遍性的認識，絕大多數學者都得出了道教音樂生成于中國傳統文化，既廣泛吸收傳統文化各層面的養分，又影響于地方民俗文化的共識。諸如四川甘紹成、董陽《川西地區道教音樂調查報告》 (四川音樂學院學報 《音樂探索》，1988.2)、遼寧李玉珍《東北新韻初探》 (沈陽音樂學院學報 《樂府新聲》，1990.1)、蘇州張鳳林《蘇州道教音樂淺析》(《中國道教》，1990.4)、山東詹仁中《膠東道曲的民俗特點》(上海音樂學院學報 《音樂藝術》，1984.3)、臺灣呂錘寬 《臺灣道教音樂源流略稿》(《藝術學研究年報》，1989.3)、香港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 ( 《人民音樂》，1989.8) 等一批文論，均以各自不同地域的相關研究，支持了上述觀點。

其三，涉及道樂史學方面的研究。前及陳國符先生的《道樂考略稿》，從《道藏》三洞四輔十二類5 485卷之浩繁卷帙中，翻閱札錄出有關齋醮儀范的經典一百二十一種、六百四十卷，并與 《唐書》、《冊府元龜》等重要史籍對照，排比推考，梳理出自東晉葛洪，北魏寇謙之，至唐、宋、元、明、清之道教音樂產生、形成、發展及演變的歷史線索，是近現代較早涉足道樂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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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重要學術論著。近年來，涉及這一領域研究的論文也不少，如譚大江 《淺談武當山道教音樂在歷史演變中的三個時期》

( 《中國道教》，1988. 2)、蒲亨強、彭李玲《從道教音樂探尋古代音樂奧秘的若干設想》 ( 《音樂藝術》，1988. 2)、伍一鳴《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中國道教》，1989. 1)、武藝民 《瑣談道教音樂的起源與發展》 ( 《音樂舞蹈》，1990. 1)、王忠人《道教經韻樂章與古代宮廷祭祀樂章》 ( 《黃鐘》，1991.

4)、劉紅 《論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 ( 《黃鐘》，1991.

4) 等等，皆是對道教音樂產生及發展進程中之相關問題的探討。

除上述幾個方面外，80年代的道教音樂研究，還涉及諸如道教音樂的民族性、道教音樂的地域性或跨地域性等層次。

進入90年代，道教音樂的研究出現了新的趨勢，其學術理論性研究更趨全面性、系統性。這一趨勢集中體現在一批以道教音樂為主題的學術理論專著陸續問世。形成這一趨勢，主要有如下原因：

從80年代初中期開始興起對道教音樂的收集整理之后，部分學者經過近十年的探索與研究，逐步積累了一些感性體會和理性認識，為系統性研究道教音樂奠定了基礎。其中部分學者更以道教音樂作為自己的專業和主攻研究方向，有的地方還成立了專事道教音樂的研究機構，如武漢音樂學院就設立有道教音樂研究室。不僅如此，80年代末，部分大專院校還設有道教音樂研究專業，招收高層次的研究生從事此項研究。自1991年武漢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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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第一位以道教音樂為研究方向的碩士畢業后，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央音樂學院等院校，近年還招有從事道教音樂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研究員，使得這一領域的研究有了新的更高起點。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香港研究資助局、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資助，設立于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的 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主持：曹本冶教授，主持助理：劉紅博士)，是一項長遠性的系統工程，該計劃分為幾個階段，其中自1994年至1997年的項目為 中國大陸、香港及臺灣主要道教宮觀傳統儀式音樂的地域性及跨地域性比較研究，該項目聯合了海內外有關專家學者及研究機構，對在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道教儀式音樂進行了較全面的系統性研究，為總體性認識和理解道教音樂，創造了極好的條件。至1997年，該項目已完成了二十余部道教音樂研究專著，將陸續在 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系列叢書 中，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

此外，兩部大型的道教詞書：《道教大辭典》(中國道教協會、蘇州道教協會編，華夏出版社，1994)和 《中華道教大辭典》(胡孚琛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都分別辟有相當篇幅的道教音樂辭條，填補了歷來道教辭書中缺乏道教音樂辭條的空白。

1989年，香港海峰 (Hai Feng) 出版社出版了由曹本冶撰寫的 Taoist ritual musicof the Yu-lan Pen-hui (Feed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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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gryghost festival) in a Hong Kong Taoist tem-ple一書，這是迄今為止，第一本用外文出版的道教音樂著作。

上述著作中，《全真正韻譜輯》(1991)和《中國龍虎山天師道音樂》(1993)，是資料性的道樂譜集。從成書時序上看，由周振錫、史新民、王忠人、向思義、劉紅合著的 《道教音樂》(1994)一書，是第一本知識性地介紹道教音樂的著作，該書由道教音樂的起源和發展開篇，隨后對諸如 道教經典、道家著作中的音樂理論、道教宗派與道教音樂流派、道教音樂形態概述、道教音樂中的法器與曲牌、道教科儀與科儀音樂、道教音樂與我國古代宮廷音樂、道教音樂與我國近現代民間音樂、我國近現代主要宮觀的道教音樂等進行了分析和描述。該書通俗易懂，為意欲了解道教音樂的人士提供了一本基礎性的教材。當然，書中所涉及的某些學術理論性問題，在深度及廣度上則顯得明顯不足。

蒲亨強所撰《道教與中國傳統音樂》(臺灣，1993) 一書，將視角放置在中國傳統音樂與道教音樂文化之關系的比較上，以道教音樂的歷史及自身構成特征、道教與中國傳統音樂的內在聯系為主線，探討及解釋兩者錯綜復雜的關系。這是道教音樂研究領域中一個很有意義的論題，但美中不足的是，限于成書之時全國性的道教音樂之收集整理工作尚未完成，在無法對全國各地道教音樂作全面了解的狀態下，學術界對道教音樂的認識仍處于局部或非完整性階段，此一前提導致蒲著在一些基本的認知概念上，出現了難以避免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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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本冶等 《中國道教音樂史略》 (臺灣，1996) 是一補白性的研究成果，此書問世之前，尚無一本系統梳理道教音樂起始由來之發展過程的理論專著，因此，這一成果的出現其意義也就非同一般了。但由于該書是一集體成果，由幾位作者分別撰寫而成，于是在行文習慣與章節連貫上，不乏不盡人意之處，而且書中觸及的某些道樂史實，也顯得過于粗略，有待日后新的研究成果予以補充。

臺灣學者呂錘寬的近作 《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臺灣，1994)，在多部道教音樂著作中有其獨顯之處，該書在對音樂進行描述和分析的過程中，特別注重儀式對音樂的影響以及音樂在儀式中起何種功能作用的雙重關系，儀式的詳細敘述和分析在全書中占有很大比例。這與內地學者較注重于音樂及其相應關系的研究有所不同，反映出兩岸學者在同一領域研究中，所持有的不同角度和不同之研究方法。

如果說道教音樂研究是一個冷門課題的話，那么，從上述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這門學科正在逐步地形成一個研究熱點。面對這一熱點的形成，更需要研究者們對今后道教音樂研究的發展方向作出冷靜思考。道教音樂研究是一門特殊的學問，自然地，對研究者也就提出了具備特殊素質的要求。就當前的情形來看，仍需要學者們多做宮觀實地調查，只有這一基礎工作做好做細，才有可能在道教音樂的實證性研究上取得新的更大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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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純五、甘紹成:《中國道教音樂》,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

蒲亨強:《道教與中國傳統音樂》,臺灣:文津出版社,1993。

周振錫等著: 《道教音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

曹本冶等著:《中國道教音樂史略》,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

來源：任繼愈 主編.20世紀中國學術大典宗教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第218-2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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