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自嘲及解析

2023年12月29日發(作者：給朋友的祝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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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嘲 （1932年）

運交華蓋欲何求①？未敢翻身已碰頭。

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②。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③。

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魯迅日記》1932年10月12日：“午后，為柳亞子書一條幅云：（略）。達夫賞飯，閑人打油，偷得半聯，添成一律以請之。”按，10月5日郁達夫在聚豐園宴請兄郁華，請魯迅作陪。詩中“破”作“舊”，“漏”作“破”。后來魯迅為日本杉本勇乘題此詩于扇面，“對”作“看”。

①魯迅《華蓋集·題記》：“這運（指華蓋運），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

②《吳子·治兵》：“如坐漏船之中。”《晉書·華卓傳》，華卓說：“得酒滿數百斛船，……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③《左傳》哀公六年：“鮑子曰：‘汝忘君（齊景公）之為儒子牛而折其齒乎？’”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一引錢季重作的柱帖：“酒酣或化莊生蝶，飯飽甘為儒牛。”

這首詩，特別是其中“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一聯，可謂家喻戶曉。但多年以來論者無一例外肯定、贊賞“橫眉冷對”一聯，不但撇開詩題“自嘲”不顧，將自嘲釋為自譽，更進一步認為魯迅對此也持首肯、贊賞態度，其實魯迅何嘗如此。

此詩作于1932年10月，這時，左聯已成立兩年，左聯柔石等五烈士已犧牲一年多，而距離魯迅逝世只有四年，魯迅已成為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眾所周知，魯迅一直是“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魯迅在掌握了馬克思主義以后，不僅用它來抨擊、揭露形形色色的反動派及假馬克思主義者，而且用它來解剖自己。“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地解剖我自己。”（《墳·寫在墳的后面》）《自嘲》正是一篇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對自己過去人生觀、戰斗姿態的自我解剖。

作詩的時候魯迅的處境怎樣呢？他說：

上海曾大熱，近已稍涼，而文禁如毛，緹騎遍地，則今昔不異，久而見慣，故旅舍或人家被捕去一少年，已不如捕去一雞之聳人耳目矣。我亦頗麻木，絕無作品，真所謂食菽而已。（魯迅1932年8月15日《致臺靜農》）

前面所說的正是“華蓋”的具體內容；最后一句“我亦頗麻木……” 說的是迫害已到了難以源-于-網-絡-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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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彈的地步，正是“未敢翻身已碰頭”的注腳，是全部自嘲的出發點。

“破帽”一聯是對自己過去處世態度的第一重回顧。上句原為“舊帽”，言不改故裝；下句原為“破船”，言不識艱險。這是自嘲的第一方面：客觀形勢是“未敢翻身已碰頭”，主觀上卻依然故我，不識艱險，不作相應策略之改變。

“橫眉”句談自己對敵斗爭的態度，“俯首”句談自己對親人的態度。從詩的結構承繼關系說，是對自己處世態度進一層具體剖析。為人處世最要緊的當然是對敵與親的憎和愛。這一聯是自剖－自嘲的第二方面。魯迅在二重“圍剿”中成為空前的民族英雄，對敵人是最堅決、最勇敢的戰士，但他非常講究策略，最善隨機應變，他是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斗爭藝術家，無產階級文化營壘的主帥。1932年前后他曾多次批評不講策略的蠻干：時危人賤，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憶前此來函，頗多感憤之言，而鄙意頗以為不必，……因一時之刺激，釋武器而奮空拳，于人于己，兩無益也。（1932年3 月20日《致李秉中》）

鄭君（振鐸）鋒芒太露而昧于中國社會情形，蹉跌自所難免。（1932年6月5日《致臺靜農》）

喬峰事蒙如此鄭重保證，不勝感荷。其實此君雖頗經艱辛，而仍不更事，例如與同事談，時作憤慨之語，而聽者遂掩其本身不平之語，但掇彼語以上聞，借作取媚之資矣。頃已施以忠告，冀其一心于餒，三緘厥口，此后庶免于咎戾也。（1932年8月1日《致許壽裳》）

這些信中所批評的“釋武器而奮空拳”、“鋒芒太露”、“時作憤慨之語”正是與“橫眉冷對”一樣不策略的“于人于己，兩無益也”的表現。由此可見魯迅不是提倡“橫眉冷對”，而是批評“橫眉冷對”。

在1932年7月8日致黎烈文的信中，魯迅更全面地闡述了他的斗爭策略和采取這策略的現實依據：

我與中國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頗覺以古怪者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實尤為古怪，造謠生事、害人賣友，幾乎視若當然，而最可怕的是動輒要你生命。但倘遇此輩，第一切戒憤怒，不必與之針鋒相對，只須對之一笑，徐徐撲之。

從這里可以見出，魯迅提倡的不是“橫眉冷對”，而是“橫眉巧對”。

同時，魯迅對“俯首甘為孺子牛”也持有發展的認識。

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誠為累墜之事，然生產之費，問題尚輕，大者乃在將來之教育，國無常經，個人更無所措手，我本以絕后顧之憂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嬰兒，念其將來，亦常惆悵，然而事已如此，亦無奈何，長吉詩云：己生須己養，荷擔出門去。只得加倍服勞，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1931年4月《致李秉中》）

從“只得”與“無可奈何”可以看出魯迅是不甘作“孺子牛”的，或者說是不贊賞“甘為孺源-于-網-絡-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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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牛”的。他因憂國憂民，不愿有子，而又極富人倫之情。肖紅說魯迅曾承認自己對待下一代的感情是“母性”之情。（《新文學史料》1981年3期69頁）他一方面說“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不丈夫”甚至取筆名、刻印章為“孺牛”、“孺子牛”，對膝下眼前的下一代傾注了遠超于父愛之情；一方面理性上又覺得“遂有嬰兒，念其將來，亦常惆悵”，表達了“不甘”如此之意，視為可笑之舉，列為自嘲的內容。

這里的“孺子”主要是親屬子女，推而廣之，也指年青一代，魯迅同樣也由持“俯首”的姿態轉為否定“俯首”的分析態度：

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后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想因此轟毀，后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

（《三閑集·序言》）

“躲進小樓”兩句是全詩總結。在檢討、回顧、剖析了自己過去的人生觀、戰斗姿態后表示對目前情況的自剖、自嘲。魯迅一方面是終身在與敵人作韌性的戰斗，晚年顯示出更為堅定，更為清醒的特點；另一方面，在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實的上海，“文禁如毛，緹騎遍地”，二重“圍剿”，四伏危機；進不能行寸步，席地避難長達數月；退而從北京的老虎尾巴逼退到上海且介亭。革命者何時有揚眉吐氣之時，如此人生，如此中國，可悲而又可笑！這是自嘲的最后一點。比前不同的是帶有被逼退的文化戰士的悲哀，失去戰場、遠離硝煙的寂寞。

同時，他深居孤島，獨戰小樓，常常深感“吟罷低眉無寫處”，并沒有盡自己所能，說盡自己所想說的話，做盡自己想做的事。

我為旅滬以來，謹慎備至，幾乎謝絕人世，結舌無言。（1932年2月4日《致李秉中》）

我亦頗麻木，絕無作品。（1932年8月15日《致臺靜農》）

左聯戰士柔石等走向政治斗爭，“只要學起來”的鏗鏘哲言時刻在沖擊著他，而他內心更有積蓄已久的因獻身民族解放不得不放棄個人志趣的苦悶，“這顯然由于他的藝術的天才在要求發展而又未能盡量發展的緣故。”（馮雪峰《回憶魯迅》）“躲進小樓”中有一種 “千古文章未盡才”自覺的傷痛。

當然，這些自嘲中的矛盾、悲哀和傷痛絕不說明魯迅畏怯或偷懶， 也不說明魯迅后期作品稀少或不偉大，這些卻也包含一位偉大人物嚴于審視自己的自謙、自嘆，絕非自譽則可以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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