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及其作品詳解

2024年2月6日發(作者：淘寶客戶)

汪曾祺

汪曾祺，現當代著名小說家，散文家，京派小說的傳人，被稱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代表作有《大淖事》、《受戒》等。

人物簡介

汪曾祺(qí)（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蘇

高郵人，是我國當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歷任中學教師、北京市文聯干部、《北京文藝》編輯、北京京劇院編輯。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著有小說集《邂逅集》，小說《受戒》、《大淖記事》，散文集《蒲橋集》還寫了他的父親{多年父子成兄弟}，大部分作品，收錄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

汪曾祺小時候受過正規的傳統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1940年開始寫小說，受到當時為中文系教授的沈從文的指導。1943年畢業后在昆明、上海執教于中學，出版了小說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職歷史博物館，不久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四野南下工作團，行至武漢被留下接管文教單位，1950年調回北京，在文藝團體、文藝刊物工作。1956年發表京劇劇本《范進中舉》。1958年被劃成右派，下放張家口的農業研究所。1962年調北京市京劇團任編劇。1963年出版兒童小說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參與樣板戲《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開始創作。

80年代以后，汪曾祺寫了許多描寫民國時代風俗人情的小說，受到很高的贊譽。出版了小說集《晚飯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說選》，論文集《晚翠文談》等。所作《大淖記事》獲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比較有影響的作品還有《受戒》、《異秉》等。所作小說多寫童年、故鄉，寫記憶里的人和事，在渾樸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現和諧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脫離外界的喧嘩和干擾，精心營構自己的藝術世界。自覺吸收傳統文化，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顯示出沈從文的師承。在小說散文化方面，開風氣之先。

汪曾祺從小受傳統文化精神熏陶。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師從沈從文等名家學習寫作。他是跨越幾個時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說、散文、戲劇文學與藝術研究上都有建樹的作家。1940年開始發表小說、詩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個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個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發表小說《騎兵列傳》，1980年發表小說《受戒》，受到普遍贊譽，隨后一發不可收。現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說選》、《晚飯花集》、《汪曾祺自選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幾個作品集。他的小說被視為詩化小說，其中《大淖記事》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他還寫散文、評論和劇本。他與人合作改編、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觀眾的喜愛。他的短篇散文《端午的鴨蛋》入選人教版八年級語文課本。

格言名詩

1989年在上海從《新民晚報》上讀到汪老的《老夫子自道》非常知趣，特引用如下，供朋友們一讀： 我自寫作，原因無它：從小到大，數學不佳。 鉆研文學，讀書很雜。偶寫詩文，幸蒙刊載。 百無一用，乃成作家。弄筆半紀，今已華發。 成就甚少，無可矜夸。有何思想？實近儒家。 人道其里，抒情其華。有何風格？兼容并納。 不今不古，文俗則雅。 與世無爭，性情通達。 如此而已，實在無啥

人物生平

小時候受過正規的傳統教育的汪曾祺，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1939年秋，汪曾祺進入心儀已久的西南聯合大學中國文學系，師從沈從文等名師。眾所周知，該校師生的教與學，是自由的。汪曾祺就經常晚上看書，白天睡覺，或泡在茶館里。但該校的制度是剛性的，沒有一點通融的余地。汪曾祺本應在1943年畢業，因體育不及格、英文不佳，只得補學一年。對此，豁達的汪曾祺后來曾感慨地說：“我覺得不會外文（主要是英文）的作家最多只能算是半個作家。這對我說起來是一個慘痛的、無可挽回的教訓。我已經72歲了，再從頭學英文，來不及了。我誠懇地奉勸中青年作家，學好英文。”經過一年的學習，兩門功課過關。但這年畢業生要到陳納德的飛虎隊做英文翻譯。他未報名，根據學校規定，只能算肄業。因之，他雖在該校學習了五年，并未獲得畢業證書。以后，在填各種表格時，他只是寫1939年至1943年在西南聯大中文系學習.汪曾祺雖未獲得畢業證書，但在校期間，他讀書之博之雜，讓后人稱道，加上受名師熏染，使其打下了豐厚的精神底子。他的大學生活，在其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40年開始寫小說，受到當時為中文系教授的沈從文的指導。1943年畢業后在昆明、上海執教于中學，出版了小說集《邂逅集》。

1948年到北平，任職歷史博物館，不久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四野南下工作團，行至武漢被留下接管文教單位（現武漢市第三十九中學），1950年調回北京，在文藝團體、文藝刊物工作。

他是跨越幾個時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說、散文、戲劇文學與藝術研究上都有建樹的作家。1940年開始發表小說、詩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個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個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發表小說《騎兵列傳》，1980年發表小說《受戒》，受到普遍贊譽，隨后一發不可收。現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說選》《晚飯花集》《汪曾祺自選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幾個作品集。他的小說被視為詩化小說，其中《大淖記事》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他還寫散文、評論和劇本。他與人合作改編、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觀眾的喜愛。

1956年發表京劇劇本《范進中舉》。

1958年被劃成右派，下放張家口的農業研究所。

1962年調北京市京劇團任編劇。1963年出版兒童小說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參與樣板戲《沙家浜》的定稿。

1979年重新開始創作。

80年代以后寫了許多描寫民國時代風俗人情的小說，受到很高的贊譽。出版了小說集《晚飯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說選》，論文集《晚翠文談》等。所作《大淖記事》獲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比較有影響的作品還有《受戒》《異秉》等。所作小說多寫童年、故鄉，寫記憶里的人和事，在渾樸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現和諧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脫離外界的喧嘩和干擾，精心營構自己的藝術世界。自覺吸收傳統文化，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顯示出沈從文的師承。在小說散文化方面，開風氣之先。

人物評價

[1] 汪曾祺，資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同別人不一樣之處，在于他接受過西南聯大正規的高等教育，當屬科班出身。他雖也喜歡做學問，但同那些大學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辭章考辨之類的“小學”，做的是闡幽發微的工作。他喜愛《世說新語》和宋人筆記，繼承明清散文傳統和五四散文傳統，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張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也息息相通。中國傳統文化修養深厚、從事過京劇編劇的汪曾祺，深諳“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東方古訓和布萊希特標榜的“間離效果”的西方現代理論，加上個人身世浮沉的滄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時代精神的最強音，而是以含蓄、空靈、淡遠的風格，去努力建構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蘊和永恒美學價值。他長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閱他的作品，不乏風和日麗、小橋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極少見到雷霆怒吼、闊大無比的壯觀場景。汪曾祺憑著對事物的獨到穎悟和審美發現，從小的視角楔入，寫凡人小事，記鄉情民俗，談花鳥蟲魚，考辭章典故，即興偶感，娓娓道來，于不經心、不刻意中設傳神妙筆，成就了當代小品文的經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學多識，情趣廣泛，愛好書畫，樂談醫道，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他一生所經歷的轟轟烈烈的大事可謂多矣，例如啟蒙救亡、奪取政權、反右斗爭、“文革”、改革開放等等。但他深感現代社會生活的喧囂和緊張，使讀者形成了向往寧靜、閑適、恬淡的心理定勢，追求心靈的愉悅、凈化和升華。人們都有這樣的體驗：狂瀉喧騰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麗澄明的小溪邊，觀魚游蝦戲，聽流水潺潺，不是讓人忘掉精神疲憊而頓感其樂融融嗎？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適應了中國讀者文化心態和期待視野的調整。

當今社會，由于復制技術造成的那種虛擬幻化的“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因為它們的虛幻和刻板，已經不再具備可體驗的審美特征。真正具有可體驗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實的個體生存中的無時無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話語”“小敘事”。汪曾祺在中國當代文壇上的貢獻，就在于他對“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的解構，在于他對個體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喚，在于他幫助人們發現了就在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氣質和藝術神韻之所以能對讀者產生強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見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須指出，汪曾祺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蘊著他獨特的人生體驗，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娛一己的性情，他強調自己的作品還應于世道人心有補，于社會人生有益，決不是要把個人與社會隔離開來，對立起來。他的作品間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張的隨緣自適、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斷然有別于魏晉文人的清談和頹廢，在本質上他對人生的理解和描繪是樂觀向上的，相信“人類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現代藝術，太多的夸飾，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聲光電氣。汪曾祺則是要從內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種原汁原味的“本色藝術”或“綠色藝術”，創造真境界，傳達真感情，引領人們到達精神世界的凈土。

現代人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身邊的“凡人小事”還沒來得及完全呈現自己的意義就被拋到記憶的背后。由此看來，人們除了被“忙”包裹、擠壓之外，似乎根本體驗不到人生還有什么其他樂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們發出這樣的吁請：慢點走，欣賞你自己啊！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汪曾祺曾說過：“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姑娘似的話??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因此品讀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聽一位性情和藹、見識廣博的老者談話，雖然話語平常，但饒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寫風俗，談文化，憶舊聞，述掌故，寄鄉情，花鳥魚蟲，瓜果食物，無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蟲》中，他向讀者介紹了蟈蟈、蟬、蜻蜓、螳螂的品種、習性和孩童捕捉昆蟲的情形。如他說：“叫蛐子（蟈蟈的俗稱）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樹枝火中，一會兒就熟了。味極似蝦”。說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膠捉蟬。作者小時候用蜘蛛網捉蟬"選一根結實的長蘆葦，一頭撅成三角形，用線縛住，看見有大蜘蛛網就一絞，三角里絡滿了蜘蛛網,很黏。瞅準了一只蟬，輕輕一捂，蟬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讀到此處，不覺會心一笑，好像說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質樸，不事雕琢，緣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對人情世故的達觀與超脫，即使身處逆境，也心境釋然。在被打為右派下放勞動的日子

里，他奉命畫出了一套馬鈴薯圖譜。他認為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是“神仙過的日子”，畫完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面，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于是隨手埋進牛糞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么多品種的馬鈴薯，全國蓋無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學》和《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小說的特色

汪曾祺的小說充溢著“中國味兒”。他說：“我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必然會接受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影響”。儒、道、佛三家，“比較起來，我還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過，“我不是從道理上，而是從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為他對傳統文化的摯愛，因而在創作上追求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中去。在語言上則強調著力運用中國味兒的語言。這是他藝術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說的靈魂。 曾祺小說中流溢出的美質，首先在于對我們民族心靈和性靈的發現，以近乎虔敬的態度來抒寫民族的傳統美德。他說：“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與健康的人性，不論在多么古老的民族傳統中，永遠是清新得如同荷風露珠一般。為此他寫成了膾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記事》。《受戒》中一對活潑可愛的小兒女之間萌發的天真無邪的朦朧愛情，蘊含著對生活和人生的熱愛，洋溢著人性和人情的歡歌。這種內在的歡樂情緒同古代樂府和民間情歌相同。《大淖記事》的愛情故事略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輕風流的錫匠十一子純真赤誠的愛情遭到野蠻的蹂躪，然而無比堅貞的愛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使所有人為之敬佩，文中描寫的錫匠形象尤為鮮明。這是令作家“向往”和“驚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間，深藏在我們民族的傳統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與健康的人性的同時，也常常對人性的丑惡發出深沉的嘆喟。 《釣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貨幣使人變魔鬼，《珠子燈》揭示的是封建貞操觀念的零落，《職業》寫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陳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義、男權專制的殘暴。當然，作者也無意掩飾我們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質。《異秉》中對市井平民沿襲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無望而求助于“異秉”的猥瑣心理，也進行了不無調侃的諷刺：《八千歲》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調節也頗似阿Q。

對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狀態，作者都有所針砭，但畢竟同情與悲憫要多于批判。因為在作者看來，今天寫過去的事，需要經過反復沉淀，除凈火氣，特別是除凈感傷主義。所以即使在《八月驕陽》中寫老舍之死時，也只是將一腔憤懣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凈火氣、感傷，達到恬靜、淡泊，可說是汪曾祺小說的主要風格，也是他自己饒有特色的“抒情現實主義的心理基礎”。但也誠如林斤

瀾所說：“‘除凈火氣’，也可能除凈了‘血氣’。除凈了‘感傷’，也可能除凈了‘創傷’。”

相關事件：

汪曾祺與美食

從古至今的文人中好美食者為數也不少。明末張岱、清袁枚；今人陸文夫。喜美食又善于動手者，先生是也。汪曾祺先生不僅為文有大名，做菜也是一把好手，真是能者無所不能。有幾個得意的拿手好菜汪先生在自己的數篇文章中提到：“臺灣陳怡真到北京來，我給她做了幾個菜，有一道是燒小蘿卜。我做的燒小蘿卜確實好吃，因為是用干貝燒的。”這道菜主料不罕見――蘿卜而已。蘿卜是蘿卜，但是汪先生要的蘿卜難得。“北京的小水蘿卜一年里只有幾天最好。早幾天。蘿卜沒長好，少水分，發艮，且有辣味，不甜；過了這幾天，又長過了，糠。”美籍華裔作家聶華苓也吃過汪先生的佳肴：干絲 “吃得非常開心，最后來湯汁都端起來喝了。”

茄子還是那個茄子，蘿卜也還是那個蘿卜，但進了大觀園的茄子與到了汪先生家的蘿卜，就不是那個茄子、蘿卜了。

平靜淡泊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夫人是施松卿女士。施松卿出身名門，是西南聯大的高材生，就讀于物理系，同楊振寧同班，后由于身體原因改讀英文，當年施松卿風華正茂，有人問她為何選擇當時外貌背景都不出眾的汪曾祺時，她說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華。

文革時期，汪老受到迫害，舉家被安置在北京一個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當時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處緊鄰當時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訴汪老要小心一點。后來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畫，汪老就在窗前用廢棄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時日一久，藤蔓漸漸爬滿了隔壁的窗戶，遮住了所有的光線。那里住的恰恰是那個地痞。汪老過意不去，后來拿一袋豆角送給那個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滿面刀疤的地痞態度謙和，還問汪老，可否送一幅畫與他。可見，汪老的處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際，一家人仍住在狹小的房子里，汪老的書房在小小的陽臺上，有一個外國作家讀了汪老的著作，專程來拜訪他時，看到汪老簡陋的住處很是感慨。后來在家人的勸說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請房子，但一輩子著書頗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惱如何寫申請（其實是討厭復雜的程序~~），最后作罷。后來還是按照兒子的職務分了一套房子。

汪老處世淡泊，不計名利。人格魅力令人敬仰。

人物自述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時候都需要的。”“我喜歡疏朗清淡的風格，不喜歡繁復濃重的風格，對畫，

對文學，都如此。”“我曾戲稱自己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人道主義者’，大致差不離。”“我非常重視語言，也許我把語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極致。我認為語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內容。”“我們有過各種創傷，但我們今天應該快活。”——汪曾祺[2]

汪曾祺《我為什么寫作》，全詩如下：

我事寫作，原因無它：從小到大，數學不佳。

考入大學，成天泡茶。讀中文系、看書很雜。

偶寫詩文，幸蒙刊發。百無一用，乃成作家。

弄筆半紀，今已華發。成就甚少，無可矜夸。

有何思想、實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華。

有何風格？兼容并納。不今不古，文俗則雅。

與人無爭，性情通達。如此而已，實在無啥。

嚴嵩吃河豚的故事

艇巴魚是有毒性魚類，其血液、內臟和卵巢都含有劇毒，誤食艇巴而喪生的事時有發生，就是那些自恃的闖海人，因一時不慎，處理不當而中毒致死的也屢見不鮮。因艇巴魚毒還演繹出不少民間傳奇。 明代世宗朝有個貪鄙奸橫的權臣嚴嵩，80多歲的時候，從山東蓬萊納一漁家少女為妾。吃膩了山珍海味的嚴嵩，其下屬獨出心裁地為其婚宴策劃出艇巴宴，以示獻媚助興，得到嚴嵩首肯，遂帶上艇巴魚，還有從山東雇傭的庖廚一起火速赴京。為防萬一，以年輕的岳父為擔保一同前往。 婚慶那日，當朝重臣、達官貴人、地方要員等賓客云集，紛紛前來恭喜道賀，熱鬧非凡。當最后一道香噴噴的清燉艇巴魚端上桌時，垂涎欲滴的賓客爭相為食，一眨眼工夫，一大盤艇巴魚早已入口下肚了。 正當大家余興未盡品評著艇巴魚的美滋美味時，中間南側靠窗一桌有一身穿長袍書生模樣的年輕人，徒然倒地，口冒白沫，渾身抽搐而不省人事。“有人中毒了！”婚宴一派嘩然、亂作一團。嚴嵩爪牙直奔廚房捉拿廚子，可廚子一個也不見了，“岳父”也沒了蹤影。 慌亂中嚴嵩勃然大怒，責問小妾：“何以解毒？” 小妾說：“惟有黃湯。” 嚴嵩問道：“何為黃湯？” 小妾說：“即糞水。”

嚴嵩即刻下令去茅廁擔來糞水。 為解毒活命，賓客們顧不上顏面尊嚴，人人端起碗，個個揚起脖，閉上眼將糞水喝下，哇哇地將搶食的艇巴魚等食物全部嘔吐出來，甚至五臟六腑都要倒出來，婚宴霎時臭氣熏天，一片狼藉，一片哀鳴。

話說首次進京的鄉下人，忙完了艇巴魚這道菜，都跑到街口看光景溜街去了，他們被生擒回來。正想問罪，此時那位倒地的仁兄蘇醒過來，道出了事情的真象。原來，席間書生外出小解，待他回來時艇巴魚被一掃而光，就頓時生了大氣，癲癇的老病復發??這時人們才恍然大悟。 這就是“黃湯”解魚毒的故事(小說《三俠五義》中有相似的故事，即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污羊脂玉穢 太師口臭美妾身亡)。 河豚魚的有毒成分是河豚毒素，它是一種神經毒，人食入豚毒0.5mg-3mg就能致死。河豚的肝、脾、腎、卵巢、睪丸、眼球、皮膚及血液均有毒。以卵、卵巢和肝臟最毒，腎、血液、眼睛和皮膚次之。毒素耐熱，100℃8小時都不被破壞，120℃1小時才能破壞，鹽腌、日曬亦均不能破壞毒素。 每年春季是河豚魚的產卵季節，這時魚的毒性最強，所以，春天是河豚魚中毒的高發季節。中國《水產品衛生管理辦法》明確規定：“河豚魚有劇毒，不得流入市場。捕獲的有毒魚類，如河豚魚應揀出裝箱，專門固定存放”，所以，河豚魚還是不吃為

好。僅有少數人是拼死吃河豚，但多數人是因不認識河豚魚而不小心吃了引起中毒。

敦煌變文

清朝末年，在敦煌石室里發現了一批唐、五代的俗文學寫卷，學者泛稱之為“變文”，變，是改編，改寫的意思。

佛教東傳，翻譯注釋大量涌現，但一般民眾仍難接受，所以約東晉以來，有些和尚就用淺近的方法如“唱導”來傳教。唱導講究聲，辯，才，博。其留下的底本稱之為“講經稿”。稿中每每穿插許多故事，遇到人名地名更是極盡鋪張，故事部分畸形膨脹，后來逐漸演變，趨向于以故事為主題的方向發展，佛經本身則變成了故事的素材。這種作品，就稱之為“變文”。

【又】變文是唐代興起的說唱文學，“變”指“經變”，佛教用語。以佛經的內容為題材寫成的文學作品即變文。“變文”最初是寺院里以通俗語言解說佛經的俗講，連說帶唱，后來內容擴大，也演唱歷史故事，民間傳說。1899年敦煌千佛洞從佛經中發現大量唐代變文鈔本，即敦煌變文。

掛枝兒釋義

一作《倒掛枝兒》或《掛枝詞》。民間曲調名。為北方民間曲調《打棗竿》流行至南方的改稱。盛行于明天啟、崇禎年間。一般七句四十一字，可加襯字，平仄韻通押。內容多寫戀情。明代小說中常填此調，用于嘲謔。

舉例《醒世恒言·賣油郎獨占花魁》：王美此時未曾梳弄，西湖上子弟又編出一只《掛枝兒》來：“王美兒，似木瓜，空好看，十五歲，還不曾與人湯一湯。有名無實成何干，便不是石女，也是二行子的娘。若還有個好好的，羞羞也，如何熬得這些時癢？”

吳哥

雄踞在金邊西北約310公里處的吳哥古跡群，是柬埔寨吳哥王朝的都城遺址，現存古跡主要包括吳哥王城（大吳哥）和吳哥窟(小吳哥)，全部用石頭建構以及精美的浮雕藝術是吳哥古跡的兩大特點。吳哥古跡始建于公元802年，前后用400余年建成，共有大小各式建筑600余座，分布在約45平方公里的叢林中。吳哥王朝輝煌鼎盛于11世紀，是當時稱雄中南半島的大帝國，也是柬埔寨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個高峰。吳哥王朝于15世紀衰敗后，古跡群也在不知不覺中淹沒于茫茫叢林，直到400多年后的1860年被法國博物學家發現，并向歐洲和世界廣為宣傳介紹，才重現光輝

云謠集雜曲子

云謠集雜曲子》，敦煌曲子辭總集。編者不詳。載于斯一四四一、伯二八三八等敦煌寫本。原本今藏英國倫敦博物館和法國巴黎圖書館。二十年代初至三十年代，中國學者從倫敦抄回十八首、從巴黎抄回十四首，經整理，恢復此書三十首的原貌。全書共使用十三種曲調，除《內家嬌》外，其余十二曲均見《教坊記》。

白雪遺音清代嘉慶、道光年間俗曲總集。清華廣生輯錄。嘉慶九年(1804)編訂，道光八年(1828)由玉慶堂刊刻。全書二十二萬字，分四卷

該書收入當時流行的十一種小曲的曲詞七百一十篇(一般一篇一首，有些為一篇二或三首，最多者為一篇十二首)。卷一收〔馬頭調帶把〕曲詞一百八十二篇，〔嶺兒調〕曲詞三十

二篇；卷二收〔馬頭調〕曲詞二百五十七篇，〔滿江紅〕曲詞二十一篇，〔銀紐絲〕曲詞八篇；卷三收〔剪靛花〕曲詞三十五篇，〔起字呀呀喲〕曲詞三十四篇，〔八角鼓〕曲詞四十九篇，〔南詞〕曲詞六十五篇，〔九連環〕曲詞一篇，〔小郎兒〕曲詞四篇，〔七香車〕曲詞一篇；卷四收〔南詞〕曲詞二十一篇，并彈詞作品《玉蜻蜒》中“戲芳”、“游庵”、“顯魂”、“問卜”、“追訴”、“訪庵”、“露像”、“詰真”、“認母”等九個選回。書前有序文五篇，分別為高文德、常琴泉、陳燕、吳淳、華廣生撰寫。序之后附有〔馬頭調〕“黃昏卸得殘妝罷”詞與曲譜，未注板眼，僅以一炷香式錄下工尺譜。書中曲詞內容極為廣泛，敘事、抒情、寫景俱全，有取材于戲曲故事的，有流傳于街衢里巷的優美的情歌，也有描摹四時風景的興懷之作。從華廣生自序中可知，這些曲詞是耗費三年生活之資，經多方搜羅、友人函遞，才匯輯而成。是書對于研究清代的曲藝史，探討單弦八角鼓、時調小曲、彈詞等曲種的演變與發展，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明清散文的聯系和區別

明初散文以朱元璋開國功臣宋濂，劉基為代表。宋濂論文力主宗經其散文以傳記文成就較高。劉基則是詩文兼善的作家，他的散文以寓言雜文最有特點。明中葉散文和詩歌的發展一樣，出現了前后七子與反前后七子的激烈論爭，此期散文流派眾多。“前后七子”主張復古，獨倡秦漢古文，由于模擬過甚，被后人斥為“偽體”，僅“后七子”之宗臣以散文名，他的《報劉一丈書》是明代散文中少有的一篇好文章。明嘉靖年間，“唐宋派”興起，他們繼承南宋以來尊崇“八大家”，（韓柳歐曾王三蘇）古文的既成傳統，自覺提倡唐宋散文，與“前后七子”相抗衡，故有“唐宋派”名之。其散文使明代散文出現了轉機，最有成就的作家是歸有光。萬歷年間的“公安”，“竟陵”兩派散文，抒寫“性靈”。各有特點，二者文學革新運動的直接產物是散文創作中，出現了的小品散文，這是對傳統散文的一個發展，代表了兩派散文的創作成就。明末散文上承明中葉余緒，出現了大量的小品散文。張岱散文汲諸家之長，兼“公安派”之清新和“竟陵派”之冷雋又獨具風貌，成為晚明散文大家。同時主張復古的“復社”，“幾社”，由于使古學務為現實所用，故其散文于擬古之中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現實性很強，張溥的《五人墓碑記》，夏完淳的《獄中上母書》等均是明道散文中很有思想容易的佳作。

清代散文，初承明代“唐宋派”一脈，代表作家有候方域，魏禧等人。候方域散文被時人推為第一。清中葉以后“桐城派”古文一統天下，勢力極大，蔚然成為清代古文正宗。“桐城派”古文一布局嚴謹語言雅潔著稱。這是唐宋八大家古文在新形勢下的新發展，影響達遠至于民國初年。代表作家有方苞，劉大櫆，姚鼐，管同，梅曾亮等人，駢文在清代也十分流行。清初的陳維崧便是駢文名家。清中葉以后駢文屢與古文爭勝，出現了著名的駢文作家汪中，他的《哀鹽船文》，“狀難寫之情，含不盡之意”，是一篇十分動人的佳作。

明清兩代，不以文名的思想家的散文值得注意。明代有嘉靖萬歷年間的李摯，其散文思想性強，極富鼓動性，揭露假道學最見功力。清代則有清初的黃宗羲，唐甄（？）等人，其散文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對封建帝王，封建君主專制進行猛烈的抨擊，對于開通民智，進行思想啟蒙起到很大的作用

五四時期散文

1，最重要是受無私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白話文運動），散文文體文體簡短自由，與五四時期追求自由的思想潮流契合。

2，五四文人強調個性，張揚自我，力主打破傳統，開創新風。于是散文也應時應運發達起來。

中國飲食特點中國是文明是國，亦是悠久飲食文化之境地。吾存于世，吃喝二十余年，有所心得有所感悟，現將飲食文化歸納出以下幾個特點，望大家見教：

第一，風味多樣。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地大物博，各地氣候、物產、風俗習慣都存在著差異，長期以來，在飲食上也就形成了許多風味。我國一直就有?南米北面?的說法，口味上有?南甜北咸東酸西辣?之分，主要是巴蜀、齊魯、淮揚、粵閩四大風味。

第二，四季有別。一年四季，按季節而吃，是中國烹飪又一大特征。自古以來，我國一直按季節變化來調味、配菜，冬天味醇濃厚，夏天清淡涼爽；冬天多燉燜煨，夏天多涼拌冷凍。

第三，講究美感。中國的烹飪，不僅技術精湛，而且有講究菜肴美感的傳統，注意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協調一致。對菜肴美感的表現是多方面的，無論是個紅蘿卜，還是一個白菜心，都可以雕出各種造型，獨樹一幟，達到色、香、味、形、美的和諧統一，給人以精神和物質高度統一的特殊享受。

第四，注重情趣。我國烹飪很早就注重品味情趣，不僅對飯菜點心的色、香、味有嚴格的要求，而且對它們的命名、品味的方式、進餐時的節奏、娛樂的穿插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中國菜肴的名稱可以說出神入化、雅俗共賞。菜肴名稱既有根據主、輔、調料及烹調方法的寫實命名，也有根據歷史掌故、神話傳說、名人食趣、菜肴形象來命名的，如?全家福?、?將軍過橋?、?獅子頭?、?叫化雞?、?龍鳳呈祥?、?鴻門宴?、?東坡肉?……

第五，食醫結合。我國的烹飪技術，與醫療保健有密切的聯系，在幾千年前有‘醫食同源’和‘藥膳同功’的說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藥用價值，做成各種美味佳肴，達到對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