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詔旨碑

2024年2月13日發(作者：一起去看海)

大明詔旨碑：講述一代帝王的良苦用心

位于河南省濟源市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濟瀆廟二門清源門西北側，矗立著一座雄偉高大的碑樓，里面存放著一通巨大的石碑。該碑通高5.2米，寬1.7米，厚0.39米，是目前濟源市現存體量最大的碑刻。碑文楷書，19行，足行40字，共計529字。碑額篆書“大明詔旨”四字，宏偉氣派，龜跌高大威嚴，氣勢不凡。

根據碑文落款，可知此碑立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也就是明代第一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的第三年。當時為何要在此立下這通巨型的石碑呢？還是讓我們先來看看碑文的內容吧。

碑文開頭寫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聲教不同。”這完全符合古代圣旨的格式。縱觀整個碑文，這正是朱元璋為詔定簡化天下諸神神號所頒布的一道圣旨。首先，他認為歷朝歷代對五岳、五鎮、四海、四瀆這些中國傳統的山水之神加封了許多封號，“崇名美號，歷代有加”，但朱元璋認為這樣的做法是不妥當的，因為“夫岳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辟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也就是說山水之神都是受命于天的，如果凡間的國家對其進行封贈的話，就是對上天的不敬，因此，朱元璋皇帝認為應把歷代所封名號全部革去，只用山水本來的名字來稱呼，即“凡岳鎮海瀆，并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濟水神的封號也由元代的清源忠護善濟王改為北瀆大濟之神了。

之后，朱元璋又對城隍神及歷代忠臣烈士的名號進行了同樣的簡化，“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后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但是，對于孔子這位受到歷代帝王備加禮遇的圣人，朱元璋卻采取了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圣旨中說：“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此，所有封爵，宜仍其舊。”這樣，就保留了孔圣人的所有封號。朱元璋皇帝揮舞著削減神號的大棒之時，天下諸神皆無幸免，而對孔子卻能網開一面，這不能不說是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對歷代封建統治的深遠影響使其然也。

在中國古代社會科學不發達的情況下，通過祭祀神秘莫測的神靈，來威攝萬民，穩固統治，歷來就是重要的統治手段之一。因而，歷代統治者對神靈的態度從來都是尊崇有加的。像明太祖這樣大規模的消減神號的舉動，在古代社會是第一次，也是僅有一次。他為什么會采取如此反常的舉動呢？究其原因，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

明王朝是通過元末農民戰爭建立起來的。由于元末統治者殘酷的壓迫和剝削，加上長年戰亂，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破壞，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古語有云“邦之大事，在祀與戎”，是說祭祀和戰爭一樣，是國家頭等重要的大事，其花費自然也是巨大的。歷代對神靈的不斷加封，象濟水神在唐代被封為清源公，宋徽宗又加封為清源王，至元代又加封為清源忠護善濟王，這樣“由公至王”，不僅是稱號上的變化，而且祭禮的等級也會隨之抬高，自然也會花費更多的人力、財力，而這些不斷增加的花費最終都是要轉嫁到普通老百姓身上的。明太祖朱元璋是個雄才大略的地主階級政治家，他不僅善于總結歷代王朝興衰的經驗教訓，深知“居安慮危，處治思亂”的治國策略，而且，由于出身布衣，并親身參加過元末農民大起義，他深知百姓的疾苦和要求，懂得治亂安危的關鍵是百姓境遇的好壞。他常說：“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系焉。”因而，朱元璋深知自

己剛剛上臺，民不聊生，不能為了隆重的祭祀而大搞鋪張浪費，進而失去民心，動搖統治基礎。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他為何要施行削減諸神封號這樣的“曠世之舉”了。

此碑書法為楷書，字體工整，筆畫遒勁，氣度非凡，具有很高的書法藝術價值，但由于碑中無書寫者的姓名，因此，長久以來始終不知是何人寫就。通過查閱史料，筆者發現明代郎瑛所著《七修類稿?卷十一?國事類》中記載了一篇名為《本朝岳鎮海瀆碑》的碑文。經過比對，其碑文內容竟和濟瀆廟的這通《大明詔旨碑》碑文一字不差。文中提到“予嘗親至東鎮碑下，其碑高可三丈，書乃詹孟舉之楷，考之于時，洪武三年六月頒刻。遐想天下之碑，亦必如是耳。”由此可知，這里提到的東鎮碑應為詹孟舉所書了。那么，這兩通碑刻之間會有什么樣的聯系呢？

據清代張廷玉等所撰《明史?卷四十九?志第二十五?禮三》記載：“（洪武）三年，詔定岳鎮海瀆神號。略曰：‘為治之道，必本于禮……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帝躬署名于祝文，遣官以更定神號告祭。”這里的記載，無論時間，還是祝文內容，都是和東鎮碑以及北瀆濟水所存《大明詔旨碑》相吻合的。由此可見，當時凡是碑文中所提到的山水等諸神廟宇都會刊刻同樣內容的碑刻，進一步的查詢也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發現目前山西洪洞縣中鎮霍山廟遺址、河北曲陽縣北岳恒山廟、山東曲阜孔廟至今都還保留著相同內容的明代洪武碑，而且碑的形制和書體都和濟瀆廟的《大明詣旨碑》是驚人一致的。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當時在各地刊刻圣旨碑時，不僅內容一致，而且形制、書體都要嚴格一致，每一通碑都是那樣高大、宏偉，這也許是出于體現至高無上的皇權神圣不可侵犯的需要吧。就五岳、五鎮、四海、四瀆算下來，當時全國刊刻這樣的碑刻應接近二十通了，象這樣在各地大規模的刊刻相同內容、形制、書體的巨型圣旨碑，在中國歷史上應該是極其少見的。

既然東鎮碑是詹孟舉所書，那么就不難推測其他岳鎮海瀆廟中的碑刻都應該是詹孟舉所書了。詹孟舉是明初著名的書法家，有名的書法家解縉就曾經師從于他。據史料記載，洪武年間，詹孟舉曾任鑄印副使，是直接為皇帝服務的御用書法家。他善于榜書，其書法追求一種端重嚴整的蒼勁感，當時宮殿、城門的匾額多出自其手。明人都穆《都公譚纂》中曾記載：“（洪武中），乃親撰碑文，命詹孟舉書，立于廬山之上。”又有人根據李文鳳《月山從談》記載“詹孟舉嘗作太學集賢門，字畫遒勁，第用趯，太祖見，怒曰：‘安得梗吾賢路！’遂削其趯，”認為明太祖并不喜歡詹書的風格。那么，象《大明詔旨碑》如此重要的一通碑刻卻讓詹孟舉來書寫，恐怕并不能簡單地說朱元璋不太欣賞詹孟舉的書法風格吧。

關于這通巨大的圣旨碑，民間還流傳著一些有趣的故事。

這通圣旨碑，形制巨大，重達兩萬多斤，刻好以后，當時無法立到高大的龜座之上。傳說因為立不起圣旨碑，連斬了三位知縣，第四位知縣上任，忙向年齡最老的一位長者求教，這位老者不理睬，瞇起雙眼，說了一句：“我都是土埋脖子的人了，能有什么好辦法呢？”知縣聽到“土埋脖子”，突然醒悟，就先用黃土把龜座埋起來，將圣旨碑沿著旁邊的斜坡拉上去，固定好之后，再把黃土清理掉，終于將巨大的石碑立了起來。傳說是否屬實，姑且不言，但這在沒有起重設備的古代，的確是個立碑的好辦法，也反映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

在目前各處所保留的明洪武圣旨碑中，要數濟源這通保存的最為完好。據說，抗戰初期，日本軍隊曾用飛機對濟源城周圍進行轟炸，濟瀆廟內現在還保留了當時被炸毀殘存的碑座。當地村民為了保護這通圣旨碑，就將其推倒，就地掩埋起

來。一直到1996年，經歷了50多年的歲月，這通碑刻被文物工作者發現，重新立起，并修建了高大的碑樓進行保護。

今天，每一位前來濟瀆廟參觀的游客，無不為這通巨大的圣旨碑以及它所蘊含的一代帝王朱元璋憂國憂民之心而驚嘆、而深思。有人說，濟源是因濟水發源而得名，而這通圣旨碑也正是因濟水神而刻立的，這通《大明詔旨碑》就像是濟源的名片一樣，在默默地向世人介紹濟水曾經的輝煌，展示著濟源深厚的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