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悠久,內涵豐富中國漢字魅力無限

2024年2月14日發(作者：問今是何世)

歷史悠久，內涵豐富：中國漢字魅力無限

李運富

習近平總書記說：“漢字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標志，也是傳承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在長期使用漢字的過程中，中華民族發明了造紙術、活字印刷術。這兩項重大發明既使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得到廣泛傳承，又使其得到交流，并向世界傳播。”①這段話明確指出漢字不僅是中華文明的重要元素，而且是傳承中華文明和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符號。漢字歷史悠久，內涵豐富，并且與時俱進，至今魅力無窮。漢字具有的生命力、創造力、表現力、凝聚力和影響力鑄就了中國人的文化自信。

一、漢字源遠流長，具有歷史生命力

世界歷史上產生過四大自源古文字，即古埃及象形文字、美洲瑪雅文字、蘇美爾楔形文字和中國漢字。這四種古文字的前三種都已消亡，唯有漢字一直延續發展至今。

漢字起源于何時尚有爭議。《尚書·多士》提到“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可見漢字的使用應該在商代之前。盡管目前可以釋讀的最早文獻是商代晚期的殷墟甲骨文，但考古發現了大量商代晚期以前的各類陶文和相關的文字資料，如藁城臺西陶文、清江吳城陶文、新干陶文、小雙橋陶文、鄭州商城陶文、偃師商城陶文等，它們可追溯到商湯時代，地域分布既有商王都城的，也有地方的，或受商文化影響的長江以南地區的。②這些材料說明完整的漢字體系可能早在夏商之際便已形成。而新發現的距今8000年左右的賈湖文化、大地灣文化和大麥地文化還有可能將漢字起源的時代推到更早。③

即使從殷墟甲骨文算起，漢字也有將近4000年的歷史了。歷經周秦漢魏晉、唐宋元明清，直到現代，或鑄刻，或書寫，或版印，或數字化，漢字始終是記錄漢語而形成浩瀚中華文獻典籍的符號。盡管也有篆隸之分、正俗之別、繁簡之變，但萬變不離其宗，漢字構形的基本原理和漢字使用的基本規律古今相通，總體系統是相對穩定的，因而現代人能夠考釋幾千年前的古漢字，能夠解讀甲骨文、金文等古代文獻，這是中華文明得以傳承的重要保障。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

①②③ 《習近平普京旁征博引 妙解“漢語年”》，中國新聞網2010.3.24。

黃德寬:《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漢字理論叢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5-31頁。

李運富：《漢字學新論》，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3-26頁。

國字是中國文化傳承的標志,殷墟甲骨文距離現在3000多年，3000多年來漢字結構沒有變，這種傳承是真正的中華基因。”①“為什么中華民族能夠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頑強生存和不斷發展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們民族有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今天我們使用的漢字同甲骨文沒有根本區別，老子、孔子、孟子、莊子等先哲歸納的一些觀念也一直延續到現在。這種幾千年連貫發展至今的文明，在世界各民族中是不多見的。”②

漢字能夠具有如此綿長而旺盛的生命力，當然首先是其系統的科學性和基因的穩固性決定的，但同時也與漢字系統與時俱進的自我調節和自覺優化密切相關。數千年的漢字不是沒有變化，而是每次變化都能在維護基因相承的前提下更加適應時代的需要，這種變化不是推翻或否定原有系統，而是自然漸變，逐步改良。它主要通過個體漢字的異形替換和局部屬性的適當調節，使整個漢字系統逐漸演進并越來越優化，所以漢字變化的前后總保持著內在聯系和發展脈絡。例如為了書寫便利而發生的漢字“隸變”被認為是古今漢字的分水嶺，應該可以說是“巨變”了，但實際上不僅隸變前后的漢字在形體上能夠找到各自的源流序列，而且隸變的時間也經歷了從古隸到漢隸的漫長過程。又如為了大眾文化掃盲而推行的現代簡化字曾經飽受詬病，而實際上80%以上的現代簡化字都有歷史依據，許多簡化字從唐宋就開始使用，有的甚至是更古老的初文的恢復，所以絕大多數簡化字都是漢字自身演變的結果。漢字演變的自然自律和優化追求，正是漢字生命力經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③人類因文字的產生而得以積累生產生活經驗，得以延續和傳播文化與文明，從而推動社會不斷發展進步。應該說，文字歷時越長，蘊含的內容越豐富深刻，產生的影響越久遠，所以作為自源文字而唯一延續發展至今的漢字，是歷史留下的具有生命力的珍貴遺產。

二、漢字內涵豐富，具有文化創造力

漢字是華夏民族的集體創造和智慧結晶，它來源于先民對自然環境的感知和對生產生活的感悟，因而漢字浸透著華夏祖先的物質情趣和精神風貌，蘊含著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漢字的豐富內涵體現了先民的文化意識，也體現

①② 《習近平的用心，讓祖國的花朵更鮮艷》，黨建網2017.6.3。

《習近平：從小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新華網2014.5.30。

③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17頁。

了先民的理性創造力。漢字是有理據的，有理據的文字是可以解釋的。漢字的理據是文化創造的結果，所以漢字的構形可以進行文化解釋。所謂文化解釋實際上是漢字文化與其他文化的互證。當漢字的某種現象無法從漢字本身很好說明時，就可以聯系其他文化事項來解釋；相應地，借助漢字的闡釋關聯其他文化事項，也可以再現文化創造的過程，獲得對古代歷史文化的認知。

例如漢字個體的外形大致是呈方塊的，而且幾千年不變。這跟英文等拼音文字在視覺上形成顯著差別。之所以如此，可能跟很多文化因素有關：漢字是自源的，最初創制的符號取象于客觀實物形體，描摹下來就是塊狀的；漢字的書寫材料如簡牘帛書及后來的雕版等，大都為條塊或方正形狀，依邊線或條塊成行書寫時，會自然切分成一個個小方塊；漢字形體絕大多數由兩個構件組成，一個或多個構件組成的也講究對稱和平穩，而且上下左右中的方位觀念也常參與構意，這種形體組合模式最容易形成方塊構架，有時也需要方塊來成全構意；漢民族還具有“崇方意識”，古人認為“天圓地方”，故“方”為立身之本，“方正”具有“準則”“規范”意義，是正直賢良的象征。這種種因素導致先民創造了方塊形漢字。

在漢字的構造理據方面，蘊涵著更多的文化元素。例如漢字系統中為什么表示錢財之類意義的字大多含有“貝”（財資貿貧賤賞賜賄賂賬）？《說文解字》解釋為：“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原來古代曾經用“貝”作為通貨（“貝”“泉”“錢”都相當于現代的錢）進行交易，古人正是依據貨幣制度創造了大批含“貝”的字。為什么漢字中表示思想和心理活動意義的字大都含有“心”（思想意志念愿懼怕怡恨）？《孟子》說：“心之官則思。”原來古人認為心臟這個器官是主管人的思想意識的，說明當時對人體生理還沒有完全認知大腦的功能，古人正是根據當時的生理認知水平把“心”當作思想類義符來參與構字。“葬”字為什么是“艸”（草）字頭？小篆形體寫作，下面也是草，合起來是“茻（莽）”，中間還有一橫。要解釋清楚“葬”字的構形理據，必須聯系古代的喪葬習俗。《孟子·滕文公下》：“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于壑。”《易·系辭》：“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樹不封，喪期無數。”可見，遠古時期葬俗并不是把死者埋入地下，而是將死者遺體投到荒野，有的在死者遺體下鋪墊草席，上面覆蓋柴薪。故《說文解字》這樣解釋：“，藏也。從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拋尸荒野，覆蓋柴草，這就是“葬”字從“艸”或“茻”的原因。借此解釋，不僅懂得了古人創

造“葬”字的理據，而且可以了解中國喪葬習俗的發展概況。

漢字是文化的產物，因而“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①今天穿越歷史云煙，追溯文字初創和演變原理，挖掘貯存在漢字中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內涵，無疑具有體認先民文化創造力、傳承優秀文化遺產的重要意義。

三、漢字職用靈活，具有超常表現力

一般把文字看作記錄語言的符號或工具。漢字的主要功能當然也是記錄漢語，但它絕不限于記錄漢語。漢字的功能是多種多樣的，在實際使用中非常靈活。無論是借用漢字的外形，還是離合構件、重構理據，或者是增減筆畫、移動置向、改變形態，都可以成為表情達意的手段，甚至產生字謎、字形對聯、拆字游戲、用字避諱、特殊寓意、書法藝術等文化形式。②這些超常的職用是現存其他文字所無法比擬的。

首先，漢字可以通過形體直接表示客觀事物。例如起源階段的漢字是根據客觀事物的形狀描摹而成的形體，這些形體是逐個產生的，一時難以完整記錄成句的語言，它們最初的功能應該是直接代表事物，而不表達語言，所以可以在語言不同無法溝通的部落之間傳遞信息。如描摹出動物鹿的共象“”代表鹿這類事物，不同語言的人看到這個字形都能聯想到現實中的鹿，從而達到相互理解溝通的目的。當然作為字符的“”不等于圖畫的鹿，區別在于圖畫表現的是具象的個體，而文字表現的是抽象的物類，象形的“”字可以代表任何一只鹿而不是某只具體的鹿。

其次，當漢字發展到可以連貫表意時，也未必跟語言的詞句嚴格對應，有時單字表述的可能是一個事件而非一個詞語。如《甲骨文合集》10405的只記錄“車”這個語詞，而是表示“車軸斷裂”這個事件；甲骨文還用示“田車顛覆”，某個語詞對應的。③

第三，即使漢字跟漢語完全結合以后，漢字在記錄漢語時，也不全是被動地表達語詞的意義，很多時候會通過字種的選擇暗含“言外之意”。如傳世文獻記載楚國先祖“穴熊”或“鬻熊”等，都用“熊”字，其后代還以“熊”為氏，但

陳寅恪寫給沈兼士的信，見《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02頁。

參李運富、何余華：《漢字超語符功能論析》，《源遠流長:漢字國際學術研討會暨AEARU第三屆漢字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53-173頁。

③ 黃天樹：《甲骨文所見的一些原生態文字現象》，見《黃天樹甲骨金文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年，第1-9頁。

①②字不表、、等表示“車轅斷裂”，都是表示事件而不是跟

出土的春秋戰國楚系文獻多借“酓”字記錄楚先祖名或氏名。裘錫圭認為“把楚先公和楚王之名中的‘熊’寫作‘酓’，并不是簡單的文字通假現象，而是帶有減弱甚至掩蓋楚人與熊的關系的意圖的”。①再如《莊子·人間世》：“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盛矢”不是盛箭，而是盛屎；“盛溺”即盛尿。為什么不用“屎”“尿”而用“矢”“溺”？古代文獻中用“矢”“溺”代替“屎”“尿”的現象很普遍，這應該不是古人都無意識地用了“別字”，而很可能是有意回避“屎”“尿”字本身的穢氣，而選用音同（近）的“矢”“溺”字來追求言外的委婉文雅。為了表達“言外之意”而沒有合適的字符可以選用時，甚至可以新造字種來實現。如唐代女皇武則天為了暗示女性跟男性一樣能當皇帝，給自己的名字新造出“曌”字，這個字除了整體對應“照”表達照耀的詞義外，還可以用字形中的“日”代表陽和男人，“月”代表陰和女性，日月并列空中寓意男女都能統治天下。而駱賓王作《為徐敬業討武瞾檄》，故意把“曌”又改造為“瞾”，當空的不再是日月，而是鷹隼之視的“?”，鷹隼之視（）兇狠驚懼，暗喻武氏殘暴。又如太平天國也曾對轄區內的用字進行改造，記錄清朝皇帝“咸豐”一詞時增犬旁寫作“???”，明顯附加鄙薄之情，無異于利用字形罵“狗皇帝”。通過變異字形的手段，也可以臨時增加超出原字音義的信息。如在特定場合將“壽”字寫得又細又長可以祝賀“長壽”，將“福”字寫倒可以祝愿“福到（倒）了”，將“酒”字的三點水寫得特別大可以表示對酒中摻水太多的不滿，將“魚”字下面的四點寫成三點可以寓意魚水之歡等。

第四，漢字在使用中也可以完全脫離原有音義，直接利用形體結構表情達意。如古代商界利用“丶丁上心禾”等字的筆畫數分別表一二三四五等數詞，周立波小說《山鄉巨變》利用“呂”字的兩個口形表示口對口接吻，現代網絡利用“囧”字的臉型情態表示郁悶、悲傷、無奈之類，利用“円”字的鼠標形象表示網絡購物之類，利用“槑”字的兩個小人形象表示情侶。日常生活中也常有借用字形譬況事物形狀的現象，如“八字須”“十字路口”“金字塔”“國字臉”“亞字形欄桿”等。這些漢字的使用都與其相應的音義無關。

四、漢字溝通方言，具有民族凝聚力

漢字記錄漢語可以記詞（音義結合體），也可以只記音或只記義，當語音發

① 裘錫圭：《“東皇太一”與“大社，2012年，第560頁。

伏羲”》，《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

生變異時，漢字的記義功能可以凸顯，因而它能夠突破古今漢語時間上的語音差異，而且能夠在空間上溝通不同方言，為維護中華民族大一統發揮了巨大作用。

語言的分化通常會削弱民族文化和國家的認同感，破壞國家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甚至造成國家分裂。如羅馬帝國由于不同地區顯著的語言文化差異，導致先分裂為希臘語區和拉丁語區，拉丁語區又進一步分化成更多國家（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葡萄牙語和羅馬尼亞語都源于古拉丁語）。中國幅員遼闊，漢語內部不同方言間的語音、詞匯、語法差異也很明顯，但漢民族始終擁有強大的凝聚力，國家統一成為歷史主流，這里實有漢字的一份功勞。隨著時代和地域的變化，漢語在不斷發展變異，而記錄它們的漢字卻相對穩定，長期承載著漢語的不同變體，以至形成跟口語脫節的書面語和通行各方言的共同語。漢字的超時空性與漢字的構形和使用特點密切相關，漢字的基礎形體取象于客觀事物，可以直接表意；滋生形體的組合可以沒有標音構件，但一般會有表意構件，純粹的語音構形是極少的，所以漢字是表意主構文字；而且漢字記錄漢語時重在記詞記義，不必準確記音。正因為如此，不同時代不同方言的人才能夠忽略讀音而見字知義，即使十里不同音，也可萬里而同字。漢字的這種超時空性的表意功能使漢民族長期保有共同的文化基礎，進而鞏固了民族意識的穩定和國家政治的統一。即使像政治體制不同的港澳臺及外國的華語社區，由于共同使用表意漢字，也能維系文化上的相依相通。

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大都也采用漢字作為共同的書面語記錄符號，這種字緣使各民族間情感得以認同，文化得以溝通，政令得以暢行，所以中國在不斷更換的朝代中各民族的和諧相處是主流形態。可以說，在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方面，漢字居功甚偉。

五、漢字傳播廣泛，具有跨文化影響力

漢字起源于中華黃河流域，是華夏文化的代表。漢字在發展中不斷向其他文化傳播，傳向境內少數民族地區，傳向域外其他國家。漢字的傳播分三種情況：一是漢字記錄的漢語文獻跨文化流傳，或者在跨文化環境中用漢字生成漢語文獻；二是借用漢字記錄別的語種，從而形成準漢字外語文獻；三是受漢字影響而新創本民族文字，從而形成類漢字外語文獻。從漢語漢字，到外語準漢字，再到外語類漢字，也可以看作漢字傳播的三個階段。

以東亞和東南亞而言，通常認為漢字在兩漢之際已經傳入朝鮮，長期作為朝

鮮官方規范文字，公元四世紀前后朝鮮人民創造出“鄉札”“吏讀”“口訣文字”三種書寫形式，主要以漢字轉寫來記錄朝鮮語，到公元十五世紀才模仿漢字筆畫創制出自己的字母文字“諺文”。1784年在日本九州出土“漢委奴國王”金印，又曾出土新莽時期的貨幣，說明兩漢時期漢字也已傳入日本。日本奈良時代的《萬葉集》完全用漢字記錄，還有日本借用漢字時的“音讀”和“訓讀”，利益漢字形體創造的“片假名”和“平假名”，都體現了漢字傳播的淵源。在越南的歷史上，越語和漢語長期并行，而漢字是唯一的官方文字，越南古代的歷史文化資料都以漢字書寫。直至11世紀，越南人才借鑒漢字的造字方法并利用漢字的形體元素創造出自己的民族文字“喃字”。

在中國境內，許多少數民族都直接使用漢語漢字，也有不少民族借用漢字或受漢字影響而創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如白族的白文、納西族的東巴文、黨項族的西夏文、契丹族的契丹文、壯族的壯文、侗族的侗文、水族的水書等，其文字形體和造字用字方法都或多或少受到漢字影響。如記錄壯語的古方塊壯字就是唐宋時期壯族人利用漢字的偏旁部首、根據漢字的造字方法而創造的，宋代學者莊綽《雞肋篇》、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提及廣西有種土俗字，其實就是古壯字。

可以說，漢字不僅是中華文明的傳承者，同時在少數民族地區，在東亞東南亞漢字文化圈，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文明發展進程中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跡，漢字已經成為世界共同珍視的文化資源，是現代社會各國進一步增進文化認同、加強交流合作、謀求共同發展的重要紐帶。隨著中國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經濟實力的增強，漢字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將越來越大。

漢字從遠古發展至今，其歷史生命力、文化創造力、超常表現力、民族凝聚力和跨文化影響力舉世矚目，足以令中華兒女引以自豪，并充滿文化自信。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進程中，漢字擔負著傳統文化發揚光大的歷史使命，同時也是開啟現代文化和走向國際化大門的鑰匙。正如中國文字學會會長黃德寬所言：“漢字數千年來持續發展并沿用至今，成為世界語言文字發展史上的奇跡。其獨特的結構特征、豐富的文化內涵、悠久的使用歷史、歷久彌新的生命力，蘊含著一系列理論課題和巨大的理論價值。”①漢字及其蘊含和附帶的各種文化元素在新時代依然生機勃發，魅力無限！

黃德寬：《略論漢字發展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國文字學報（第六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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