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統購統銷政策

2024年2月17日發(作者：結球茴香)

糧食統購統銷政策

統購統銷，就是借助政權的強制力量，讓農民把生產的糧食賣給國家，全社會所需要的糧食全由國家供應，農民自己食用的數量和品種也得由國家批準后才能留下。城鎮家庭每家一個糧本，憑糧本供應糧食。此外，國家還嚴格控制糧食市場，禁止糧食自由買賣。統購統銷政策從1953年開始實施，1992年退出歷史舞臺。這項政策的出臺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它給農村帶來什么影響？政策實施后，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樣的？本案例將一一梳理。

一、統購統銷不僅僅是為了解決53年糧食危機

（一）1953年春，農民因惜售備荒不愿將糧食賣給國家

在“統購統銷”政策實施前，我國仍有糧食市場，糧食可以自由買賣。國家要儲備糧食除了向農民征糧外，還得從糧食市場收購。這時期，糧食市場并非全由官家控制的，也有私人糧商。國家要從糧食市場購糧儲備，就得和私人糧商競爭。

建國后，城市人口快速發展，國家糧食儲備一直購少銷多，入不敷出。1953年春，局部地方出現霜災，到1953年秋，農民惜售備荒不愿將糧食出售，無論是賣給國家還是私人糧商，致使國家糧食購少銷多的局面惡化。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禁止糧食自由買賣，國家完全控制糧食市場，也難以從農民手中購得足夠的糧食，因為農民根本不愿賣糧。正如陳云在論證實行統購統銷的必要性時所說的：“有的提出，去掉商人，我們可以多買一點糧食。我看去掉商人并不等于農民的糧食一定可以多賣給國家”。

（二）1953年秋，統購統銷政策出臺

在此形勢之下，顯然已不是國家與私人糧商之間的爭奪了，而是國家與農民之間戰斗了。當時，政權采取政治權力強制推動糧食征購。

1953年，毛澤東讓中央財經委員會拿出辦法。中財委負責人陳云顧不得養病，急忙趕回北京。中財委開始提出8種方案，最后選定統購統銷的方案。陳云1981年回憶說：“我下決心搞統購統銷，鉆了兩個禮拜。那時候許多不贊成??到了十月一號，在天安門城樓上，我跟毛主席講，不搞這個我們沒有出路。”（中央文獻研究室：《陳云傳》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618頁。）

1953年10月2日晚，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了陳云的匯報，采納了陳云的建議。當時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中規定，“所有收購量和供應量，收購標準和供應標準，收購價格和供應價格等，都必須由中央統一規定或經中央批準”。統銷政策正式出臺。中共中央和政務院還分別在1953年11月15日、1954年9月9日做出《關于在全國實行計劃收購油料的決定》、《關于實行棉布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和《關于棉花計劃收購的命令》，對油料、棉布實行統購統銷，對棉花實行統購。這樣，糧、棉、油等比較重要的農產品退出了自由市場，都開始由國家壟斷經營。

（三）其實：1952年，陳云就已提議實施糧食征購，確保糧食的儲備和出口

“統購統銷”政策的出臺，1953年霜災造成的國家糧食購銷緊張只是直接原因，并不是政策的根本動因。因為在1953年在此之前，領導層就已醞釀實行糧食的統購。

作為統購統銷政策的掌托人，陳云在1951年和1952年就有實施糧食統購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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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的念頭。據薄一波了解，陳云早在1951年底就醞釀過糧食統購。他在當年底全國財經會議上講道:“糧食是緊張的，但不要過分恐慌。第一條防止經濟作物面積擴大，第二條小公糧一定交國家。征購辦法必須采取，則糧食間題可以解決。”

陳云口中的“緊張”是指，我國“一五”計劃開始實施后，城市人口以及以糧食為原料的工業逐步發展，對糧食的需求日益增大，糧食問題供應緊張。

1952年，陳云再一次提議。他與李富春、薄一波三人名義給中共中央的《關于一九五二年財經工作的方針和任務的報告》中提出實行糧食征購的意見。報告中說明:“由于今后若干年內我國糧食將不是寬裕的，而且城市人將逐年增加，政府還須有糧食儲備(備荒及必需的對外貿易)，因此征購糧食是必要的。只要使人民充分了解征購意義，又能做到價格公平合理，并只購農民余糧中的一部分，則征購是可能的。目前先做準備工作，在一九五二年夏收時，采取合作社動員收購和地方政府下令征購的方式，重點試辦，以觀成效。如試驗成功，即于一九五二年秋后擴大征購面，逐漸在全國實行。”

上述種種事實表明，對于糧食問題的決策者來說，實行糧食征購在當時是既定或至少是比較傾向于采用的解決糧食購銷問題的方針，只不過要選擇一個合適的時機。1953年霜災導致的糧食緊張，加強征收糧食確保溫飽就成推行政策的絕好契機。臺灣學者李福鐘曾提出，“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早在1953年糧食危機出現之前，就已是中共高層(很可能由毛親自策劃)不斷在思索嘗試的一項糧食政策”，并進而認為，“統購統銷目的在保證糧食出口”。

二、統購統銷還為了糧食出口和積累工業原始資本

（一）統購統銷政策實現從農業獲取工業原始積累

“一五”計劃優先發展工業，城市人口增長，除了急需糧食保障溫飽外，工業化發展也需要資金和原料。

據統計，“一五”計劃預備累計投人折合黃金7億兩的巨額資金用于各項建設事業，其中有55.8%為不能短期收回的基本建設投資。這樣，中國工業化建設的資金籌措成了一個嘔待解決問題。當時，領導層主要采取從農業積累工業資金，也清楚地表達這一思路。

毛澤東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時說:“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這除了直接的農業稅以外，就是發展為農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業的生產，拿這些東西去同農民的商品糧食和輕工業原料相交換，既滿足了農民和國家兩方面的物資需要，又為國家積累了資金”。（《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82-183頁）

統購統銷制度正是適應了工業資金積累的需要。在運作過程中，以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形式實現了農業積累向工業領域的轉移。所謂價格剪刀差，就是：采用農產品的國家定價形式，從農民手中低價統購，又對城市居民和工業企業低價統銷，用以維持大工業低工資和低原料成本，提供不斷產生超額工業利潤的條件，最后又通過工業上繳，集中起國家工業化的建設資金。“剪刀差”實際上是一種“暗稅”。農民向國家除了繳“明稅”，即公糧以外，在售農產品的同時，還上交了“暗稅”。

（二）最高估計，農村因統購統銷的“剪刀差”被拿走7000億

從實行統購統銷到改革開放期間，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到底從農村拿走多少財富？專家們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計算，其中最高估計是7000億（牛若峰，１９９２），最低估計是4481億（徐從才、沈太基，１９９３）。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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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國營企業年底固定資產原值才7, 370. 5億元。剪刀差使中國農村一貧如洗。統購統銷也加劇了城鄉分割，拉大了城鄉差距。正是中國農民“犧牲”，為中國工業建設提供了原始積累，從而建立了初步的工業基礎。（楊繼繩：“改革以前的農民”，《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 甘肅人民出版社 ，2006 版）

（三）1953年不提高價錢刺激農民賣糧，是擔心國家預算提高和物價通脹

正是統購統銷政策要實現工業資本積累，所以1953年出現糧食危機時，并沒有提高收購價格來刺激農民賣糧及種糧，而采取強制征收。在陳云關于實行糧食征購辦法必要性的論述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對于穩定糧食市場、穩定物價的關注。1952年，陳云說“糧價漲了，物價就要全面漲。物價一漲，工資要跟著漲。工資一漲，預算就要超過。”這樣一來，預算中的工業投資就失去了保證。能否進口糧食呢？”陳云又說：如果把外匯都用于進口糧食，“就沒有錢買機器設備，我們就不要建設了，工業也不要搞了”。 （朱佳木 ：《陳云與中國工業化起步過程中若干基本問題的解決》，人民網）

經濟統計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因為統購統銷的實施，“一五”時期盡管國民經濟以平均每年11.3％的高速度增長，但物價指數的年均上漲幅度卻只有1.1％。

三、統購統銷實施后，農村出現“鬧糧”和“饑荒”

從上述種種事實可以看出，統購統銷的實施，已不是單純的溫飽問題，糧食供應問題了，而是事關領導層優先重工業的發展戰略實施的經濟問題，政治問題了。所以，統購統銷政策過程中，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往往壓倒“溫飽”問題；因而，農民為此作出“犧牲”就在所難免了。

（一）實行統購統銷以后，中國農民一直處于半饑半飽狀態

統購統銷實施以后，國家收購的應當是農民的余糧，但征收時，也把農民的口糧、種子、飼料收購走了。超過余糧部分稱為“過頭糧”。由于征了“過頭糧”，不得不再“返銷”給農村。每年返銷給農村的糧食中征購糧食的比重達38．9%到49．3％。這些糧食在城鄉之間往返運輸，造成了很大的浪費。盡管浪費，政府先把糧食抓到手比較穩妥放心，“過頭糧”還是年年征。返銷給農民的糧食比“過頭糧”要少。

自從實行統購統銷以后，中國農民就半饑半飽。劉少奇曾承認這一點：

“現在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愿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后國家才征購，那末，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１９６２年１月２７日，載《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442頁）”

（二）征糧時農民隨便被扣“帽子”

餓著肚子把糧食賣給國家，農民當然不樂意。基層為了完成征收任務，有時動用過激的征收方式。

據1955年4月22日，國務院第一辦公室提供的幾篇題為《關于農村糧食緊張情況的調查》中反映，山東鄆城縣按實際產量只能購余糧2022萬斤，上級下達了3300萬斤任務，實際完成2900萬斤。由于任務過重，干部強迫命令，比較普遍對群眾捆打游街。三區一副區長在彭莊鄉陳莊領導秋購中，造成自殺3起。區干部在楊莊集逼糧，打8人，扒衣服挨凍16人，嚇跑3人，一些群眾不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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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睡覺。（國務院第一辦公室：《關于農村糧食緊張情況的調查》，1955年4月22日）

（三） 農民“鬧退社”“鬧糧”

與此同時，一些地方出現農民鬧退社。譬如，1956年冬天，河南的臨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權、商丘等12個縣，共有278個合作社發生了鬧社、退社現象。“在鬧社退社中，有的社員到鄉、縣、專區甚至到省告狀請愿；有的社員私自拉走社內的牲畜;有的社員私分了社內糧食、種子、油料、農具和牲畜的飼料等公共則產；有的社員毆打社、鄉干部和工作組的干部。”

還有，一些地方農民“鬧糧”。山東惠民地區的利津、廣饒兩縣，1957年5月12日至18日，連續發生群眾搶糧13起，其中已搶者8起，勸阻回去者5起，涉及兩個縣的3個區、8個鄉和37個村，參加搶糧的群眾約有4800余人，共搶去糧食92000余斤。利津、廣饒部分鄉鎮發生搶糧事件，也主要是群眾缺糧。

（四） 征糧過度又放糧食衛星，農村出現饑荒

1962年，中央召開大會（后稱“七千人大會”），要總結大躍進的經驗和教訓以及推動糧食征購。會議的初始階段，中央強調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這也便于中央征調糧食。但當會議改為以總結經驗為主，號召大家“開出氣會”后，會議不但沒有在糧食問題上大做文章，反而決定把工業發展速度再調低一些，把進口糧食的時間再延長一點，減少了糧食征購任務。同時，相關部門可以檢討，認為征糧過度又放糧食衛星，導致農村出現饑荒。

在會上，糧食部檢討說，1959年全國糧食產量是3400億斤，可是征購就拿了1200億斤，占三分之一強，這是農村傷了元氣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還檢討說：1960年本已出現全國大面積的饑荒，餓死人的情況已很嚴重，可是糧食部還自以為天下太平，可見糧食部見事太遲。全國出現大饑荒原因可能很多，但糧食征購過頭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人民日報》、新華社檢討了對“大躍進”中浮夸風、瞎指揮等問題所起的推波助瀾的壞作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句至今人們耳熟能詳的話語，就是出自于當年的《人民日報》社論。一些天文數字的高產“衛星”，也多來自于《人民日報》或新華社，如河南的早稻畝產48925斤，廣東的中稻畝產60400斤，北方水稻畝產124329斤??放高產“衛星”導致了盲目樂觀的估產，導致高征購（即購過頭糧），導致農民手中無糧而餓死人。（唐正芒：《糧食問題——“七千人大會”上的重要議題》，人民網《黨史博覽》，2008年01月07日）

（五）農村饑荒本可避免

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餓死人最多的一年。在這期間，庫存糧食最高達887.03億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億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為嚴重的時候，這時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歷史資料：糧食部計劃司1962年統計表。）這是貿易糧，折合原糧為482億斤，按當時口糧標準計算，相當于1.4億人一年的口糧。如果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農民是守著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

四、統購統銷政策下的百姓日常生活

（一）百姓沒有糧票，連一碗粥都買不到，難以自由遷徙

“統購統銷”一實行，社會立即分為吃“商品糧”與吃“農業糧”兩大階層，又因為二元戶籍制度，農民和城市都是“世襲”的，農民很難變成城里人。吃“農業糧”者實際成為“一等公民”，要想成為吃“商品糧”者，確乎“難于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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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糧食，統購統銷還擴大到棉布、食油等日常生活用品，把人民生活的各個方而納入計劃。在這種情況下，糧票誕生了。它代表著政府對每個城市居民糧食配給的數量。當時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沒有糧票，無法買到一碗粥、一個饅頭、一兩點心??農民進城，只能準備充足的干糧。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國糧票更難得，就是城里人想領取全國糧票也要單位開“出差證明”，農民是想都不敢想，這使他們的活動范圍受到嚴格限制。（海波：《統購統銷》，《檔案天地》2008年 第11期 ）

（二）市民暖瓶被打成心病：發夢不是夢見買新暖瓶，就是夢到暖瓶被打

在“文革”十年間，票證的種類達到頂點。從雞鴨魚肉到煙、酒、糖、瓜子、花生、粉絲??從自行車、縫紉機、座鐘、大立 柜到線襪、尼龍襪、衛生紙、打火石、火柴、肥皂、燈泡、線團??許多東西只有在年節才有供應，不僅限量，而且“限時，過期作廢”；即便是票證規定的東西，也只有北京、人津、上海才能保證供應，其他許多地方連票證規定的東西都不能保證供應。生活是紛繁復雜的，這種簡單的“一刀切”造成生活的荒誕。

百花文藝出版了一部《票證舊事》，輯錄了一些人寫的親身經歷。如市民寧宗一當時小孩才出生幾十天，家中唯一的一把暖瓶被打，生活極不方便。而一把暖瓶要一年所發全部“工業券”，根本無法購買，只好硬頭皮向鄰居暫借(鄰居也只有一把)，以渡過難關。此后，暖瓶成了他的一種心病，生怕打破，“夜里睡覺都變成了大喜、大悲和大驚的夢”，不是夢見買到新暖瓶，就是夢到暖瓶被打。（海波：《統購統銷》，《檔案天地》2008年 第11期 ）

（三）票證成為社會控制手段，催生腐敗

票證，不僅僅是一種經濟措施，而且成為社會控制、政治控制”的手段，個人的消費選擇自由極其有限。人們往往為多買半斤肉、一把粉絲、幾包火柴、一塊肥皂??而想方設法拉關系、“走后門”。當基本生活必需品都要“走后門”才能得到滿足時，“走后門”越來越普遍了。

（四） 改革使統購統銷退出歷史舞臺

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統購統銷可能一直繼續下去。1978年在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1983年人民公社解體。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提高后，糧食真正多了起來。1984年糧食產量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其他農副產品也大副度增長。

1992年底，各地的庫存糧食多，庫存糧食占壓不少資金。這時放開糧食價格，不僅不會出現搶購，還會給糧食部門減輕負擔。于是，全國844個縣（市）放開了糧食價格，糧食市場形成，統購統銷真正退出了歷史舞臺。

請思考：

1.作出“統購統銷”的決策的目的如何？這一決策實施效果如何？

2. “統購統銷”政策的成敗給決策者提供了哪些的經驗和教訓？

3. 除糧食統購統銷，我們當前還有“統購統銷”政策嗎？試評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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