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校注講疏》連載(六)

2024年2月19日發(作者：家鄉的春天作文)

《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校注講疏》連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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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研究《輔行訣》專刊

周二版

《<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校注講疏》連載（六）

目錄

救諸病誤治方（論證一首，方五首）

[25]大瀉肝湯（救誤用吐法）；

[26]大瀉心湯（救誤用清下）；

27]大瀉脾湯（救誤用冷寒）；

[28]大瀉肺湯（救誤用火法）；

[29]大瀉腎湯（救誤用汗法）

【原文】陶云：又有瀉方五首，乃救諸病誤治，致生變亂者。

【講疏】

本條為救誤五瀉方例的冒頭按語。

誤治之說《傷寒論》中就有記述，其中所載結胸、心下痞、奔豚等病均為誤治所致，它們都具有外感邪氣未清，又有臟腑氣血陰陽虛損的特點，多是平素即有舊病，因外感之病引發，或誤用汗、吐、下三法，或用藥過寒、過熱，或誤用火法、潠法等所成之壞病，治療應根據所誤用治法的特點，結合宿疾情況而施治。如誤用汗法傷陽者宜復陽；誤用下法致痞者開痞，由痰飲宿疾者逐痰飲，有宿寒者溫陽散寒等。

由于誤治所致之病既有外邪未清，又有正氣虛損，故多兼有外感和內傷病的特點，《傷寒論》原名《傷寒雜病論》，是外感和內傷合論的，外感應以祛邪為主，內傷宜以扶正為主，因誤所致之病宜祛邪兼以扶正，仲景正是以誤治之說，把外感病和內傷病的病理機制與治療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把傷寒與雜病合一而論的，張仲景撰用《湯液》以為《傷寒雜病論》，很可能是繼承了《湯液經法》救誤方例的形式和內容，完成了《傷寒雜病論》的寫作。《五臟用藥法要》把誤治方列為專篇，為我們研究和使用《傷寒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值得重視。

【原文】瀉肝湯。救誤服吐法，其人神氣素怯，有痰澼發動，嘔吐不止，驚煩不寧方。

枳實熬 芍藥 赭石燒 旋夫花 竹葉各三兩

右方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溫分再服。嘔甚者加生姜，作六味。

【校注】

[1]瀉肝湯：衣抄本“瀉”字前有“大”字，當據補，以下救誤方，均是如此情況，不再出注。

[2]痰癖：為水飲久停化痰，流于脅肋之間，有時脅肋痛的病證。

[3]煎服法：衣抄本無“嘔者加生姜，作六味”八字。有“心中懊憹者加鹽豉一分，言語善忘者加桃仁一分。”二十字。

【講疏】

本條為瀉肝湯之主治病證，方藥組成，煎服法及加減法。

肝法于春天溫升之氣，若誤用吐法，其氣則機有升無降而作嘔吐。平素即心氣不足而神虛的病人，不任其上沖之氣之沖擊，或平素脅下有痰飲，上沖之氣挾水飲上擾心神，則心中驚慌煩躁不能安寧。

本證有三大特點：即氣機上逆，脅下痰飲，心神虛弱。氣機上逆為肝氣過盛，痰癖之證位在肝部，痰氣合邪，為肝氣實，宜瀉之，心神不足又受痰氣之沖擊，則心神愈為不足。肝實宜瀉，故用前瀉肝小湯之君藥與佐臣藥，神虛宜補心主，故又加入補心小湯之君藥與佐臣藥（依陶氏草木金石分類為方之通例方中代赭石當用牡丹皮為宜,衣抄本中此方無代赭石有牡凡皮，當從），復加入竹葉之苦以清心除煩，且芍藥酸斂肝火，牡凡皮、枳實、旋覆花通血脈結熱，下氣逐痰飲，牡丹又有療“驚癇”（本經）之用，此方可下氣除痰安神，用于肝實心虛證尤宜。

就本方之藥味而言，芍藥、枳實兩乃瀉肝方之君和佐臣，此兩酸可收上逆之氣，丹皮、復花兩咸乃補心方之君和佐臣，在此方中可分別稱為“子援臣”和“子援佐使”，有“子能令母實”之義（以下諸救誤大瀉湯相應藥物之名位準此，不再說明），能軟痰血之堅積。竹葉一苦乃補腎方之佐臣，在此方中稱為“母援佐使”，有虛則補其母之義（以下諸救誤大瀉湯中相應藥物名位亦準此，不再說明），可除煩以清心。

嘔甚者是因氣逆而胃氣不降，故加散飲和胃之生姜。衣抄本中所

載“心中懊憹者”，是胸膈有結熱，胃氣上逆，故加鹽豉之宣發上焦郁熱，并以兼治中焦而降胃除逆氣之竹茹，代專主上焦之竹葉，“言語善忘者”為血絡不通，故加桃仁以去瘀血而通絡。

又此條中痰澼一證，皆謂首見于隋代巢元方之《諸病源候論》，巢氏等撰此書于610年，晚于陶氏卒時70余年，故“痰澼”一詞的提出早于巢氏。

此救誤大瀉湯之組方結構當如圖：

【原文】瀉心湯。救誤用瀉下，其人陽氣素實，外邪乘虛陷入，致心下痞滿，食不下，利不止，雷鳴腹痛方。

黃連 黃芩 人參 甘草炙 干姜各三兩

右方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溫分再服。下利甚者加大棗，作六味。

【校注】

[1]煎服法：衣抄本無“下利甚者加大棗，作六味”十字，有“嘔甚者加半夏一分，而干姜易為生姜，下多者（者字疑衍）腹疼者，加大棗十二枚。”

【講疏】

平素陽熱氣實的人，感受外風寒之邪易形成太陽表實證，而有發熱癥狀，本當用解表法以散熱，若誤診為里熱實證而用寒性藥物攻而下之，則在里之氣受損，而在表之邪乘虛內陷，結于胃脘部位，發生氣機痞塞不通而升降失常，胃不受納而不能飲食，食入之食物亦因不能消磨而即瀉下，邪氣與正氣搏結于內，阻礙腸道之傳送糟粕則雷鳴而腹痛。

此證之特征為邪熱在內，而脾胃氣機痞塞，故用瀉心之君臣黃連、黃芩以瀉內陷之熱，而以補脾之君臣人參、炙甘草扶因下而傷之脾胃之氣，干姜之辛以開其痞塞，干姜與黃連同用，辛開苦降，可除痞滿，氣機升降有序則腸鳴腹痛即除。

此證若見下多腹疼，是中土樞轉不利，氣機下趨，至使邪氣不除，中虛不榮而疼，故加主“心腹邪氣安中養脾，助十二經，平胃氣，通九竅《本經》”之大棗。衣抄本所載“嘔甚者”，是熱邪痞塞于中，胃氣上逆較重，故加降胃散飲止嘔之半夏、生姜，尤嫌干姜助熱多守，故去之。

此方即《傷寒論》之干姜黃芩黃連人參湯加甘草，其原方主治“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即吐”，（見《傷寒論》第359條），與此條之病機不同處是其為“本自寒下”而非“陽氣素實”，應予鑒別。

又，此方與張仲景之五瀉心湯證有密切聯系，應互相參考，隨證用之。

救誤大瀉心湯組方結構如圖：

【原文】瀉脾湯。救誤用冷寒，其人陰氣素實，陽氣不行，致腹中滯脹，週身惡寒不已。

附子炮 干姜 麥門冬 五味子 旋夫花各三兩

右方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溫分再服。

【校注】

[1]陰氣素實：衣抄本作“陰氣實”。

[2]陽氣不行：衣抄本作“衛氣不通”。

[3]週身寒不已：衣抄本作“反寒不已方”。

[4]主治文：衣抄本下有“補更文：治誤過冷藥，其人衛陽不行，致腹中脹滿，氣從內逆，時咽中嗆，唾寒不已”。

[5]煎服法：衣抄本后有“如人行十里時，若痰吐不利者，易復花為款冬花，喘者加杏仁一分”。

【講疏】

本條系瀉脾湯主治病證，方藥組成、煎服法及加減法。

瀉脾湯證，病人平素陰寒之氣盛大，患外感之后，因有發熱癥狀而誤用寒涼藥物，致使衛氣因寒而運行滯澀，發生脹滿。

關于衛氣運行不利發生脹滿之病理，前小補湯下已講述，然而衛雖出于下焦，卻源于中焦而宣發于上焦，所謂出于下焦，是衛氣的運行始于足少陰腎經脈之外，而歸于足少陰經脈之外，乃就運行之起始而言；所謂源于中焦，是指衛氣為水谷精氣中之濁者；水谷之氣的泌別清濁及其水谷的收納消磨，都在于中焦；所謂宣發于上焦，是指肺居上焦，主一身之氣，主皮毛，皮毛在表，為衛氣所用之地，衛氣的功用，發揮于此，故云其宣發于上焦。

陰氣素實之人，陽氣必虛，中焦陽虛則衛氣之源竭乏，復因服寒涼之藥，則衛氣虛而且寒，運行滯澀而無力，衛氣運行滯澀無力致經絡病之脈脹和膚脹，也可因衛氣壅滯而“排胸廓腑”而有胸脅腹部之脹。因臟腑經絡之衛氣運行障礙，則陽氣難以恢復，則素有之陰寒仍不能排除，甚至有所加重，故寒不已。

治此證者，當用姜、附之辛熱以瀉素有之陰寒，扶下焦之元陽以助衛氣功運行之始終，溫中焦化水谷以充衛氣之源，加入助肺用之小補湯以利衛氣之用，則衛陽化源不竭，運行有力而流暢，寒邪去而陽來復，諸證即愈。

此方所主之病，起因在于外感之寒，基礎在于內素有寒。人以正

氣為本，故此方以附子溫陽助衛而卻陰氣為君，姜之功在中，但生干有所異同，若用干者，則全方尚少散外邪之品過遜，故用生姜較宜。

衣抄本煎服法中“如人行十里時”句，與下‘‘若痰吐不利者”文氣不接，疑是衍文或其后有脫文。《金匱》大黃附子湯煎服法中有“服后如人行四五里，進一服”，與此句式相同，若系下有脫文，或亦是“進一服”。如是則說明服此方后“如人行十里時”即可見效，其效不可謂之不捷。痰吐不利是肺中有寒，故以能凌冰雪而獨秀之款冬花溫化痰飲者，易“微溫冷利”《別錄》之旋復。杏仁為喘家要藥，仲景桂枝湯云喘者加之，小青龍湯證喘者去麻黃加杏仁，乃取其通血絡壅塞，利氣行水，故加之。

救誤大瀉脾湯組方結構如圖：

【原文】瀉肺湯。救誤用火法，其人血素燥，致令神識迷妄似近于癡，吐血，衄血，胸中煩懣，氣不暢方。

葶力子熬黑搗如泥 大黃 生地黃 竹葉 甘草各三兩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溫分再服。

【校注】

[1]火法：包括熏蒸、艾灸、熨、燒針、溫針等治療方法。

[2]神識迷妄似近于癡：衣抄本為“人遺忘如狂”。

[3]氣不暢：衣抄本為“氣結”，當從

[4]主治文：衣抄本后有“補更文：治誤用火法，其人津液素少，血燥燥致生肺痿，胸中痞而氣機迫急，小便反數赤者方”。

[5]煎服法：衣抄本后有“少腹急者，加栗仁十二枚，莖中痛者，易甘草為茅根一分。”

【講疏】

本條系瀉肺湯主治病證，方藥組成，煎藥法及加減法。

關于火法的具體用法，簡介如下：

熏蒸：將地燒赤，上鋪桃葉、桑葉之類藥物，或灑水，取氣，令患者臥其上；或用其他藥物或鹽水熱湯，人坐其上，外圍以被，令其出汗。

灸法：是將艾條或艾絨球，置于一定穴位上燃燒熏烤，使其溫熱之勢入內。

熨法：將磚或瓦，或沙石或大鹽等物加熱，用布包裹，置病人體表，使其出汗。

燒針：即火針，把針燒赤，迅速刺入所選穴位，然后出針。

溫針：將針刺入穴位后，再燒灼其針柄，使熱氣傳入體內。

上述五種火法有溫經散寒、發汗的作用，適用于陰寒痼結的寒痹、陰疽等病的治療。若素體津液不足，或血少枯燥之人誤用火法，容易導致亡陽竭陰，動血助燥。

火法治療多以發汗為目的，若本系三陽熱證，而誤用火法，則會汗出過多。汗為心液，出汗過多則心氣虛，甚而亡其陽；其火熱內攻煎液耗津，甚則陰氣竭。上焦之陰陽俱虛，血氣枯燥，則血動氣結；心神因火擾之則迷妄如癡、如狂，血因熱而溢，為吐為衄。肺氣不暢而結滯不行，則胸中煩悶而滿。

瀉肺湯以上焦肺心有熱，而水津不濟為主要特點，火熱盛而氣結，故應瀉肺之體，津液陰水不濟則應清滋腎水。故取小瀉肺中之君臣藥以瀉痰火，加入小補腎湯以補腎水。

方中葶藶子瀉肺氣以開結去水，與大黃同用可祛痰水而直折其內熱，痰熱除則心神安而神志清爽，生地黃可滋腎水而生津液以已血燥，竹葉能清上焦之熱而除胸中煩滿。甘草之甘與葶藶、大黃之咸同用，符合陶氏除燥之理法，更能除血之燥，血不燥而安寧則吐衄自止，與地黃、竹葉（即補腎小方之主輔）同用，則助腎閉藏之氣化，津血堅閉于內而諸證易瘳。

衣抄本加減法所謂之少腹急，為腎虛而下焦氣化不利者，故加腎之果栗子以助益之；莖中痛，是膀胱小腸有熱，白茅根《本經》云其

“主勞傷虛羸，補中益氣除瘀血閉，寒熱利小便”，故加之以清利手足太陽之經腑，則莖中痛可除。

誤用火法致病《傷寒論》中名為“火逆”，“火逆”之證治與本方有所異同，現錄出數條，以備參考。

111條：“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其人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難，陰陽欲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腹滿微喘，口干咽燥，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112條：“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臥起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

114條：“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清血，名為火逆。”

118條：“火逆，下之，因燒針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

119條：“太陽傷寒者，加溫針必驚也。”

從上述《傷寒論》條文可見，誤用火法除有本條所述諸證外，還可有發黃、頭汗出、譫語、噦驚狂、大便血（清血）煩躁等癥狀。

此外《金匱》論肺痿之病因，亦認為與汗出過多，重亡津液有關，與此條病機相仿，其文曰：“熱在上焦，因咳為肺痿，肺痿之病，從何得之？師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以重亡津液故得之”。衣抄本主治文后“補更文”與此條有關，故其治法亦可互相參考。

救誤大瀉肺湯組方結構如圖：

【原文】瀉腎湯。救誤用汗法，其人陽（氣）素虛，致令陰氣逆升，令心中動悸不安，冒汗出不止者方。

茯苓 甘草 桂心 生姜 五味子各三兩

右方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溫分再服。

【校注】

[1]陽氣虛：衣抄本作“陽氣虛”，當從。

[2]冒汗：頭上出汗

[3]衣抄本主治文下有“治誤用汗法，其人血氣素虛，沖氣盛，致令其人心中悸動不安，汗出頭眩，苦嘔逆，不能飲食，或四肢逆冷，腹中疼者方”。

[4]煎服法：衣抄本后有“若腹中疼者，易五味子為芍藥，若氣沖如奔豚者，當加李仁一分，一云加吳萸一分”。

【講疏】

本條系瀉腎湯的主治病證，方藥組成，煎服法及加減法。

陽氣素虛之人，誤用了汗法，因汗出過多而陽氣更虛。汗為心液，過汗傷陽，故以損傷心陽為主。心陽受損則腎水寒之邪上逆沖心，致心中悸動不安；頭為諸陽之會，水寒上沖至陽氣聚集之地，則如雪投火中而蒸騰于外，故頭汗出。

瀉腎湯證之特點為腎水之陰邪緣沖脈上逆，肝之經脈循少腹與沖脈相系，沖氣逆則肝氣亦隨之上逆，肝氣過升不節，如《經》言“病起于過用”而致虛。故治療時應伐腎之陰邪以復心陽，補肝用以降沖逆，用前小瀉腎湯之君臣藥加入小補肝湯去其化味藥。方中苓桂同用，溫陽利水而伐腎邪，桂枝五味同用降斂沖氣以止其上逆；姜、桂與甘草同用可復中上焦之陽。陽氣復、沖氣降、寒水去而諸證自愈。然此證乃陰邪上逆，《本經疏證》謂甘草“除邪氣、治金創、解毒宜生用，緩中補虛、止渴宜炙用”，故甘草當用生者。此證之功在于復陽，溫陽之功則生姜遜于干姜，故此方中當用干姜。

衣抄本煎服法后所載之“腹中疼者”，系陰寒之邪邪致營血結聚故加入和營開結之芍藥，而去酸斂滯澀之五味子，氣沖如奔豚者，宜用制肝降氣。郁李仁“其木色正白。性潔，喜和風暖日，溉宜清水而

不欲肥，乃金化之象”，能“盤旋潤澤于上，條達通輸于下”（俱見《本經疏證》），且《本經》謂其“主大腹水腫，面目四肢浮腫，利小便水道”，有利于制肝降氣以伐水邪，故加之。吳萸能拔開陰霾，使陽自中而上下，于中焦陰霾陽者尤宜，與此腹疼之病機相切，故亦可選用。

瀉腎湯與《金匱要略·痰飲咳嗽病脈證》之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及該方去桂加干姜湯略同，此二方為服小青龍湯發汗后變證的治療方法，即所謂“小青龍湯后五證”之內容，該五證是以病案形式所記，將其有關此二方之文錄下，以備參考。

“青龍湯下已，多唾、口燥、寸脈沉，尺脈微，手足厥逆，氣從小腹上沖胸咽，手足痹，其面翕熱如醉狀，因腹下流陰股，小便難，時復冒者，與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治其氣沖”。

“沖氣即低，而更咳胸滿者，用苓桂五味甘草湯去桂加干姜、細辛治其咳滿”。

其苓桂五味甘草湯，苓桂用量為各四兩，甘草三兩，五味子半升，煎服法為以水八升，煎取三升，分溫三服。該方所治為沖氣挾熱而上，故面色如醉，與本條不同。該方去五味子，加入干姜、細辛各三兩，即服苓桂五味甘草湯后，沖氣降，而有咳嗽證之方。

汗后沖氣上逆證，《傷寒論》中所論甚詳亦將有關條文錄下：

65條：“發汗后，其人臍下悸，欲作奔豚，茯苓甘草大棗湯主之。”

64條：“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

82條：“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

《傷寒論》此三條均為汗后見證，64條所述為心陽虛，但無陰寒上沖證；65條之證系腎水之氣欲隨沖氣上行，以寒水之邪損傷心陽之氣為主；82條證則為寒水之氣沖上之重者，不但心陽虛而且腎陽亦不振。

救誤大瀉腎湯之組方結構如圖：

附：救誤五瀉湯組織結構表

本節救誤五瀉湯：均以前章中小瀉湯之君臣為君臣，但其子臟小補湯之體用味藥之用量卻與君臣藥同，故而本節之使佐藥不拘于前章中用量較小之規則。子臟小補湯中之君藥，在此瀉方中當稱之為臣，如前所喻諸候分封皆朝于周，而其方中之臣佐，可遷位為佐使，改制表如下：

救誤五瀉湯組織結構表

五瀉方名

肝

結構

瀉本臟

補子臟

使

佐

（赭石）

竹葉 干姜 旋覆花 炙甘草 五味子

君

臣

臣

芍藥

枳實

旋覆花

丹皮

炙甘草 五味子 竹葉 干姜

黃連

黃芩

附子 葶藶子 茯苓

生姜 大黃 生甘草

桂枝

心 脾 肺 腎

人參 麥門冬 地黃

【原文】陶云：經方有救勞損病方五首，綜觀其意趣，亦不外虛候方加增而已。錄出以備修真之輔，拯人之危也。然其方意深妙，非俗淺所識。緣諸損候，臟氣互乘，每挾滯實，藥味寒熱并行，補瀉相參，先圣遺奧，出人意表。漢晉已還，諸名醫輩，張璣、衛汜、華陀、吳普、支法師、葛稚川、范將軍等，皆當代名賢，咸師式此《湯液經法》，愍救疾苦，造福含靈。其間增減，雖各擅新異，似亂舊經，而其旨趣，仍方園之于規矩也。

【校注】

[1]每挾滯實：衣抄本作：“虛實雜錯”，當從。

[2]張璣：東漢末人，約生活于公元210年前后，曾任南陽太守，著有《傷寒卒病論》。

[3]衛汜：漢代人，著有《回逆三部厥經》、《婦人胎藏經》。

[4]華陀：即華佗，元化系其字，三國時沛（現江蘇省銅山縣西北）國譙（譙，現安徽省亳縣）人。

[5]吳普：三國時人，華佗之弟子，著《吳普本草》、《華佗藥方》，前者散見于《證類本草》，后者失傳，系廣陵（今江蘇江都縣）人。

[6]支法師：疑即支法存之。支法存，東晉人，著《申蘇方五卷》（已佚），善治腳氣病（據《中國傳統文化與醫學》第31頁，李良松、郭濤編著，1990年5月第1版，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

[7]葛雅川，名洪，雅川為其字，東晉人，自號抱樸子，丹陽句容（今浙江句容）人（281~341年），著名道學家，著有《肘后備急方》、《玉函方》（已佚，部分方收藏于《外臺秘要》、《醫心方》中）。

[8]范將軍：名汪，字玄平，因曾任東陽太守，故又稱范東陽，穎陽（今河南許昌）人，撰有《范東陽雜藥方》（即范汪方），原書已佚，部分內容散見于《外臺秘要》等書中。

【講疏】

本條為虛勞五補湯方例小序。

文中首先說明了此五補方的出處和其錄出的目的。陶氏說此五方出自《湯液經法》，是由前面五補湯加減而成。錄出的目的，也是為了輔助修道的人固守真一之氣，并拯救危重病人，解除他們的疾苦。

接著，陶氏對此五補方進行了評介。他認為，此五補方證，病機復雜，方義深奧，非一般人所能理解。陶氏很注意所著書籍能否被人理解，盡量使其理論簡便化、通俗化，便于人們接受。如他所撰《肘后百一方》是為了方便荒山僻村之用，其《本草經集注》中提出“甘苦之味可略，寒熱宜明”的主張，也是為了方便沒有文化的人能夠使

用。他并非不主張理論的縱深探索，相反，他在這方面是非常致力的。本書的五味五行互含說即是其例。本五補湯的制作方意，也是非常深奧難懂的，但是陶氏說：“蓋不外虛候方加減而已”，足見他是能夠理解其義的。由此可見陶氏不但熱衷于譜寫“下里巴人”之曲，又擅長“陽春白雪”之調，這種既照顧沒有文化的貧民百姓，又勇于探索深奧的醫學理論的用心和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陶氏指出，自漢代以來一些名醫們，都是按照《湯液經法》的學術思想去組方用藥，盡管他們各有專長，發揮出一些新的內容，但皆未離開《湯液經法》的宗旨，進一步發揚了《湯液經法》的學術思想。

勞損病在《金匱要略》中與血痹合一而專篇論述，但該篇中與本節之勞損以五極為名者不同。本節之勞損是以五臟分類，《金匱》則不分臟腑，而是以氣血陰陽津液的虛損而論證。陶氏之后，隋代大業6年（610年）《諸病源候論》記載了五勞六極七傷；唐代天寶11年（752年）《外臺秘要》問世，也詳細記載了虛勞病，其第16、17兩卷，基本都與虛勞有關，所引資料有《刪繁》、《病源》、《范汪方》等，其內容廣泛，病名不一，完全吸取了此五極病名，可見五極之說對后世影響之大。

盡管此五補湯“方義深妙，非俗淺所識”，筆者仍據陶氏“不外虛證方加減”的提示，及五方后“上五湯皆建中意，五行以土為本，制以所官之主，承以所生之同，”、“毒藥攻邪，五菜為充，五果為助，五谷為養，五畜為益”的原則，對現傳承本此五補方用藥情況進行考證和探索，試圖律齊其組方結構。鑒于“建中補脾湯”與仲景方完全吻合，即結合五行學說脾土的特性，將其所用藥五行互含屬性及谷菜果畜味屬性情況，作為它四方之取用準則，作為本《講疏》之據。

筆者認為，虛勞致極之病，如國家衰敗之極，內亂層生，政令不行，群臣不和，夷族侵擾，上下相怨，民不聊生，時有亡國之虞。當此“亂世不可治以王道”之時，君主蒙塵隱退，各自為政，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民貧而忿爭。欲得復興，必審時度勢，重整朝綱，安撫群民，亂中求治，始可有望。如治肉極之建中補脾湯證，脾虛則肝乘而勢盛，可借其勢以代君位，故補肝之君桂枝可稱之為代君之藥。但補

肝則有土被木化之憂，故又用瀉肝之君以監之，且倍量于代君而呈瀉肝之局，此克已之臟的補瀉方君藥同用，且倍用瀉君之量，即所謂“制以所官之主”。芍藥在方中可稱監代君之臣。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建中補脾方中之炙甘草，原系補脾方之佐臣，可抱德推誠，以維持脾土無主而用衰之亂局，利用名補實瀉肝木之力以圖脾土復興，仍可稱之為方中之佐臣。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物為人所必需，虛勞證中食物的作用顯得尤其重要，不進食物則化源絕而命亡。民在軍中為士卒，在虛勞補方中食品乃為佐使。《內經·五味·臟病者宜食》（下簡稱“宜食”）所載各臟宜食之谷、菜、果、畜類的味屬，應是虛勞補方取用的根據，建中補脾湯所用之谷釀品飴、果品大棗，畜品牛肉，皆味甘為補脾所需，僅舍《宜食》之甘味菜葵，而用辛味之生姜，甚是令人弗解。

筆者認為這是陶氏此作是建立在陰陽五行合流學說基礎之上的，即在五行學說中融入了陰陽學說（用體用表達陰陽），而五行學說又以土“陰陽不測”而為“神”（詳說見拙著《傷寒論陰陽圖說》），故在虛實兼挾，臟氣互乘的諸勞極證中，可見諸多格據不和的癥狀，甚至出現“大實見羸狀，至虛有盛候”的反常現象。據此特點，在設方時，應交互使用五行中兩對陰陽（金與木和水與火）之臟病的“宜食”食品，以期達到臟氣的和諧，此即陶氏此書中在論外感天行病時所提及的“交互金木”、“既濟水火”的法則。此法則在此五補方中應有所體現，即補心和補腎方互用其所屬“宜食”果菜，補肝和補肺方中互用所屬“宜食”果菜，這種用法的結果，所取之品恰是補臟的“用味”，完全符合陶氏以用為補的理念。

關于谷類的使用，是為營養本臟之氣為目的，故當用《宜食》本臟屬之谷。然而谷類品種繁多，釀制品所取原料又各有所異，當取原料或制品與本臟用味同者，按《宜食》五味所屬臟而論，也與金木交互、水火既濟之說吻合。

由于脾土“陰陽不測”的特性，似難以運用交互既濟之術，但是仍可以體用之陰陽屬性以示陶所云之“升降陰陽”。脾以甘味為用屬陽，辛味為體屬陰，虛勞小補脾方中已用果、谷（關于補肝之谷制品，

后有詳說）兩用味，菜類取體味辛之干姜升降陰陽達其自身和諧，而且食品中體用味之比為1：2，仍不失補方之制，大概這就是建中補脾湯中不用《宜食》脾菜葵，而用非《內經》所載五菜之一的辛味生姜的原因。

上述五臟虛勞小補湯，加五畜藥即虛實勞大補湯，所加畜藥，亦如上述果菜類金木交互使用，水火交互使用，脾土用其本臟之屬的原則，取與五臟病相應的畜之臟器，這種“臟器療法”，現代科學亦認為有其深刻的科學內涵。五畜藥在大補方中亦可以佐使稱之。

虛勞大補湯的組織結構應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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