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研究現狀

2024年2月22日發(作者：寫春天的句子)

王安憶研究現狀

一、作家研究

斯炎偉:《憂傷并美麗著——王安憶早年生活印象片考》，《文藝爭鳴》，2014

早年的生活印記是安靜自足的王安憶小說創作的重要資源,也是我們解讀王安憶及其文本的一個特殊視角。遷居上海、與家人相處、插隊安徽五河農村、考入徐州文工團和搭上第五期文學講習所的末班車,是王安憶早年生活中的幾個重要節點,也是其誕生創作經驗與藝術方式的關鍵時期。這些早年日常生活于平實瑣碎之中呈現獨特的戲劇性,于淡淡的憂傷中傳遞細膩的審美意蘊。它們多以一種個人化的方式,藝術地融入了王安憶豐碩的"虛構"之中。

二、創作視角研究：

1. 兒童視角：

余敏：<兒童視角里的水鄉風情——試比較王安憶《上種紅菱下種藕》與汪曾祺《受戒》的兒童敘述>，《山花》，2014

兒童視角是小說敘事中一種特殊的敘述方式,在兒童視角下的世界,有別于成人視角下的世界,同時以兒童意識看待世界,無意中規避了成人意志的主體社會,兒童視角常常會造成敘述說明的"空白"。兒童雖然生活在成人世界,受到成人社會的環境、事件影響,但兒童仍然是缺乏成熟世界觀的旁觀者,無法判斷事件發生的間接誘因和現象的本質,只能直觀地敘述生活,正是這樣的角度更能表現日常生活的常態,另一個角度從敘事中體驗真實的生活,使故事敘述具有真實、親切的感染力。

2女性視角：

徐偉：《失落的天堂——論王安憶筆下在尋求自我中失落的女性》，《戰士文藝》

，2014

王安憶的作品以女性的視角和話語窺探著女性細膩、曲折的內心世界和生命歷程,反映了女性對解放自我、尋求自我的種種探索。通過她們在尋求自我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孤獨、痛苦、掙扎和迷失,企圖導向女性尋求自我走上和諧的兩性文化道路。

鄧滿華：《以“邊緣女性”書寫為中心考察王安憶類型化寫作》，《牡丹江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以"邊緣女性"的書寫為考察中心,從情節的相似性、男性"鏡像"觀照模式、女性主體的象征性角度,概括了王安憶"邊緣女性"的"類型化"塑造;從"人性關懷和文化消費"、"符號化和個性化"、"此類到彼類的嘗試"三個角度,對王安憶的"類型化"創作給出較為客觀的評價。

三、城鄉描寫研究：

城市：

鐘媛：<簡論王安憶的“上海世界” ——從《長恨歌》到《天香》>，《西南大學》，2014

王安憶是一個豐富多產的作家,在其三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她總是不斷地轉變與創新,呈現出多樣的創作風格,獲得了不少成績。尤其是她孜孜不倦地對上海進行書寫,為我們展現了上海多樣的風情風貌,自己也儼然成為了上海的形象代言人。本文以王安憶有關上海題材的小說為主要研究著眼點,以王安憶的特殊“歷史觀”為切入點,仔細分析在其歷史觀的關照下《長恨歌》、《富萍》、《天香》這幾部上海書寫的小說中的典型景觀、日常生活情態、人物形象特征等,通過梳理,總結出王安憶上海書寫的變化與清晰脈絡,從而較為完整地呈現出王安憶所建構的“上海世界”。

蔣浩：《論王安憶小說中的弄堂文化》，《安徽大學》，2013

弄堂是中國市井社會的一個縮影,是中國社會特有的文化現象。王安憶小說中的弄堂書寫,是其上海題材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王安憶看來,上海的芯子體現在弄堂生活中,弄堂的真實可感又唯獨弄堂女性可以詮釋,她通過對弄堂日常生活再加工,以弄堂女性的命運為載體,提取市井生活中的人類普遍的生存要義。王安憶以其獨特的人生體驗和理性思考,超越弄堂中市井人生的瑣碎與平庸,賦予弄堂文化以詩意的審美形態。王安憶小說中弄堂女性的塑造,是以她們的日常生活為基調,兩性在弄堂這一文化空間內的和諧共生,使得文本呈現出一種溫婉的狀態,體現了穩固的人類生態,蘊涵著作者深刻的人文主義思考。

鄉村：

劉雯文：《論王安憶筆下的鄉村世界》，《名作欣賞》，2014

縱觀王安憶觸及鄉村世界的小說,可將她筆下的鄉村世界按創作時間以及內容特性分為三類:精神向度上的村莊(即尋根文學背景下的《小鮑莊》《大劉莊》);美好記憶中的村莊(即以知青記憶為藍本的"淮河歲月系列");現代理性審視下的村莊(即以江南小鎮華舍鎮為創作土壤的《上種紅菱下種藕》等)。將它們進行這種分類也是由于具體時間背景下的文學創作思潮和作家本人主觀原因導致了她筆下鄉村世界的這種變遷。從微觀來看,王安憶的鄉村題材作品對她個人的創作是一個題材上的拓展,同時從整個文學史鄉土文學宏觀意義上來看也是一個極有特色的存在。

陳江平：《鄉村與城市的鏡像表達——論王安憶的鄉村書寫與城市書寫》，《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14

王安憶是一位具有鄉村氣質的城市女性作家,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不斷營造城市和鄉村兩個書寫空間,它們各自獨立,又相互對照,二者互為鏡像進行交替轉換表達,確立了鄉村書寫和城市書寫共同的民間溫情敘事和底層普通人的人文關懷,充分顯示了一個文學自覺者的對鄉村與城市的文學想象力和對文學藝術的個性化追求。

四、比較研究：

孫紹榮：《張愛玲和王安憶小說中女性空間的比較研究》，《山東師范大學》2011

評論界小有規模的“張王比較”一直存在著,但是從女性空間比較其創作的同質性與差異性的尚不多見。本文以愛德華·索亞的“第三空間理論”為據,將女性空間分為生活的物質空間和內在的精神空間這兩個層面,將張愛玲和王安憶小說的比較研究放在性別與空間的理論框架內,從具體的文本解讀出發,力求通過系統而深入的論析評價,探討她們女性寫作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價值與意義。第一層面:廓清由日常生活構筑的物質空間。張愛玲與王安憶都擅長從日常的生命流程入手,以自覺的女性意識和人文關懷描寫女性的生存境遇,但具體描寫呈現的又有所不同。在張愛玲小說中,女性生活是在幽閉陳腐的舊公館里展開的,張愛玲透過瑣屑的日常生活,彰顯女性的生存困境和精神殘病;而在王安憶的小說中,女性活色生香的日常生活則是在開放的弄堂里展開的,王安憶擅長從日常生活中發現詩意,用熱切的眼光地關注著女性的獨立、堅韌與成熟,贊賞其堅韌蓬勃的生命力。第二層面:辨析由男女兩性關系構成的精神空間。在張愛玲和王安憶的小說中都將女性放在兩性關系中進行觀照,但她們各有側重地從物質追求的層面上和生理欲望的層面上,揭示出兩性關系的緊張和對抗。第三層面:探源兩位女作家筆下女性空間表現差異的原因。由于時代的變奏、生命體驗和文學訴求的不同,張愛玲的創作融入了較多的亂世與個人的生命體驗,有濃厚的主觀性,側重描寫歷史場景中舊家庭的女性,揭示女性悲劇與文化的關系,具有歷史的縱深感;王安憶則強調創作的理性,側重描寫現代社會轉型中的蟄居狹小淺陋的弄堂里,不問世事只管柴米油鹽的平民女性,對女性的審視多從社會角度進行剖析,具有深厚的社會內涵和生活溫情。兩位作家以現代意識關注人性,注重挖掘心靈世界的深層內涵,通過對不同時代女性空間的深切關懷和深刻洞察,理智審視女性生存狀態,坦然承認女性欲望,以縝密的思維剖析了女性人性上的脆弱與人格上的缺陷,彰顯了在現代社會中仍富有啟發警示意義的女性空間。從張愛玲到王安憶,概括了大半個世紀中國女性空間的歷史演變,女性空間的發展變化不僅折射出女性成長所走過的艱難歷程,同時也昭示出女性空間發展的未來存在于不間歇的突圍之中,一方面突圍女性自身的局限和弱點,另一方面突圍根深蒂固的男權中心主義的文化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