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話語形式的三次論爭

2024年3月14日發(作者：一位老人)

在中國現代文學論爭史上,“平民化”、“大眾化”、“民族形式”等范疇顯得尤為突兀,它

們之間不僅在概念的外延和內涵上互有交叉,而且常常冠以“民族性”的前綴,與“貴族化”、

“西方化”、“資產階級化”針鋒相對。一個世紀以來,我們的文學活動始終在貴族/平民、知

識分子/工農兵、民族性/殖民性等話語論爭中負重展開,從“文言與白話”之爭到“化大眾

與大眾化”之爭,再到“民族形式與‘五四’傳統”之爭,喧鬧的話語權轉換背后潛在的是價

值觀念的沖突。正如?？滤浴?重要的不是話語講述的時代,重要的是講述話語的時代”。“普

及”工作因為契合戰時文化心理訴求和民族國家意識需要,始終處于論爭的支配地位,“提高”

工作因思想啟蒙的緩慢、遙遠而屢屢延宕,未能充分實踐。 一、“文言”與“白話”之爭 “五

四”文學革命對傳統文學秩序的巨大沖擊,是白話文學主張的提出和文學進化觀念的確立,其

中,白話與文言之爭是革命的關鍵。論爭中,胡適把中國文學分為兩個對立的部分:一是上層

的、貴族的、文言的,一是下層的、平民的、白話的,并從文學史角度得出結論,“兩千年的文

學史上,所以有一點生氣,所以有一點人味,全靠有那無數小百姓代表的平民文學在那里打一

點底子……從此以后,中國的文學便分出了兩條路子:一條是那模仿的、沿襲的、沒有生氣的

文學;一條是那自然的、活潑潑的、表現人生的白話文學。后來的文學史只有那前一條路,不

承認那后一條路。我們現在講的是活文學史,正是那后一條路?！边@“后一條路”不僅顛覆了

傳統文學的正統地位,而且建立了白話文學的新視野,宣稱“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

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之利器,可斷言也”。在胡適看來,“言語本為思想

之利器,用之以宣達者”,白話無疑是宣達思想的利器,“那所謂‘引車賣漿之徒’的俗語是有

文學價值的活語言,是能夠產生有價值有生命的文學的”。顯然,新文學先驅立論的基點是“以

人為尺度”的,文言以晦澀的外衣養成國民“籠統的心思”,以貴族的姿態壟斷語言的專利,

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隔膜,而白話則真正使語言成為了人與人之間交際的工具,達到了相互了

解、相互溝通的目的。針對林紓、梅光迪等人對白話文乃“販夫走卒之語”,不登大雅之堂

的指責,胡適反駁說:“所謂‘俗’,其簡單的意義便是‘通俗’,也就是深入人心”。在文學上,

它表明白話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是建立在“教育普及”的合理性之上的,即“文章是人人會

做的”,不是獨夫與文妖的專利。 于此,我們說胡適的“白話文學”主張并不是一個簡單的語

言概念,而是一個有著深刻寓意的文化概念。周作人在《平民文學》中說:“就形式上說,古文

多是貴族的文學,白話多是平民的文學”。貴族文學與平民文學的區別在于:“第一,平民文學

以普通的文體,記普通的思想與事實;第二,平民文學以真摯的文體,記真摯的思想與事實”。也

就是說,平民文學不僅能夠滿足廣大民眾生活需要,而且還因與口語的接近,使得它更契合“五

四”時期要求婚姻自主、個體自由的人們的人情。魯迅在批判文言時說,“漢字的艱深,使中

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而白話的“切近人情”正是要使大多數的人民與

前進的文化相聯系,從文化的前進中實現自我解放。這之中,人的前進與白話的前進相得益彰,

前者規定著后者的價值尺度,后者為前者的實現提供必要的思想支持。林紓、梅光迪等保守

派把文言/白話的對立視為雅/俗等級之別,胡適、劉半農、吳虞等革新派則運用文學進化的

觀念顛覆了這種等級森嚴的秩序藩籬,將傳統的雅/俗對立改寫為傳統/現代的對立。平民文

學正是在這樣一種開放的文化視野下,以讀者接受的廣泛性、價值取向的人民性和思想情感

的現代性,于顛覆后的秩序真空中重建了一種新的表意規范和文類系統,并以“人的尺度”和

“文類進化”的理性特征,與一般意義上的通俗文學以及慈善文學區別開來。

[!----]在“文言與白話”論爭中,文言派持守的是一種貴族主義和保守主

義立場,他們并不反對白話文本身,因為林紓本人就參與了晚清白話文運動,用近乎白話的文

言文翻譯了許多西方作品,他們反對的是白話文學對傳統文學地圖的改寫,是白話文學背后的

“平民主義”價值立場。白話文學破壞了傳統文言與白話之間嚴格的等級秩序,引發的不僅

是文學觀念的變革,而且也使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沖突,由形而下的表意規范層面延及形而

上的價值體系層面。早在胡適與梅光迪的私人論爭中,胡適就曾說過,“吾以為文學在今日不

當為少數文人之私產,而當以能普及最大多數之國人為一大能事。吾又以為文學不當與人事

全無關系,凡世界有永久價值之文學,皆嘗有大影響于世道人心者也”。這里,“普及最大多數

之國人”和“大影響于世道人心”道出了胡適白話文學觀念的兩個方面:人的文學與平民的

文學。作為民族國家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形式的變革勢必折射民族、民眾的心理情緒,

“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主張本身內在地包含著民族獨立、國家自主的政治訴求。因

此,語言的“由雅變俗”、受眾的“由士大夫而平民”,不僅是文學形式本體使然,而且也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