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鈞(1910年11月~1974年2月),原名陳國懋,字少達,號稚勉。四川達州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開國上將,解放軍中略顯清高的的軍事指揮員和軍事教育家。曾參加秋收起義,跟隨毛澤東上井岡山,屬于毛澤東嫡系中的嫡系。其作品《陳伯鈞日記》是研究解放軍軍史的重要文獻。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中文名陳伯鈞
國籍中國
民族漢族
籍貫四川省達縣河市壩
畢業院校黃埔軍校
代表作品《陳伯鈞日記》
出生地四川省達縣河市壩
性別男
出生年月1910年11月26日
去世年月1974年2月6日
職業政黨中國共產黨
信仰共產主義
主要成就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
原名陳國懋
生平簡介1910年11月26日生于四川省達縣(今達州)河市鎮一個農民家庭。1916年入本村小學讀書。1923年考入萬縣省立第四師范學校,曾因參加進步學生運動被開除學籍。
1927年1月入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校第六期)第1大隊。5月參加平定夏斗寅叛亂的戰斗,因作戰勇敢在咸寧前線加入中國共產黨。后被編入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教導團。8月隨隊準備經九江前往南昌參加起義軍,但在九江被張發奎繳械扣押。后脫逃繼續趕赴南昌,途中得悉起義軍已轉移,便在高安加入第20軍獨立團,任團部副官、新兵訓練處主任。
9月參加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任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第3團3營6連1排排長。曾被毛澤東選派到袁文才率領的農民自衛軍,做該部的改造和訓練工作。袁文才曾主張“寧崗不要搞土地革命”,毛澤東沒有強求,陳伯鈞卻并沒有領會到搞好同袁文才王佐關系的重要性,在獨立活動時,口稱“練練槍”,自做主張將與袁有關系的十個土豪殺了,與袁的手下謝角銘(也是袁的妻兄)沖突,差點將事情鬧大。毛只好將他調出袁文才的隊伍。到井岡山后,任工農革命軍教導隊副隊長兼黨支部書記。
1928年初,陳伯鈞手槍走火,打死了自己的戰友呂赤。按陳士榘的回憶,陳伯鈞被判打手心一百下,打到二十下時,大家求情保下。
紅軍干才鐵屁股朱德上井岡山后,成立紅四軍,原井崗山人馬被改編為31團,陳伯鈞任31團1營1連連長,在著名的永新困敵中,他腿部負重傷,住小井紅軍醫院治療。醫院條件有限,年輕的陳連長久傷不愈,非常暴躁,有時對護士醫生態度不好,曾被毛澤東批評。1929年1月,紅四軍下山出擊贛南,傷仍未好的陳伯鈞與張子清、陳毅安一起,奉命留守,協助紅五軍守山。分別前夜,毛澤東來醫院看望他們,談到深夜。這一別,對張子清和陳毅安來說,是永別。井岡山失守后,張子清和陳毅安逃過了敵人的搜捕,但很快先后犧牲。
陳伯鈞不幸在搜山時被捕,5月被營救出獄,任紅4軍駐吉安辦事處代表、紅6軍第1縱隊參謀長。1930年秋打開吉安后,陳伯鈞第三次負傷,但幸運地與毛澤東重逢。此時他已在紅二十軍擔任參謀長,仍向毛澤東要求回紅四軍工作。毛澤東讓他暫時養傷,并在朱德任校長、自己任政委的紅軍學校第三分校中擔任學生總隊政委。
他去三分校不久,就遇上了富田事變。因為李韶九在紅二團時與李文林有隙,在第六軍一縱隊時又同柯武東不和,毛澤東接連派總前委秘書長古柏和陳伯鈞等分別去省行委、贛西南特委和紅軍學校解決“AB團”問題,準備讓陳伯鈞接任贛西南特委書記。但陳伯鈞被事變中的紅20?軍扣押,由于他曾任20軍參謀長,這些人又大多是陳伯鈞任學生總隊的學生,他最終被釋放。二十軍排以上干部在后來處理富田事變中全部被害,。這位放他的部下,也未能幸免。后來任一軍團(朱德兼任)紅3軍(黃公略)第7師師長、當時好友徐彥剛為3軍9師師長。參加中央蘇區第一、二、三次反“圍剿”。在1932年7月升任紅十五軍軍長。
而當年10月,調到紅軍學校學習。1933年1月起任紅五軍團參謀長、10月任5軍團第13師師長,參加中央蘇區第四、第五次反“圍剿”。率領紅十三師六千官兵連續打了十余場勝仗,被中革命名為紅軍主力“堅師”。1934年年8月獲二等紅星獎章。重視總結經驗教訓,曾寫作《論運動防御》等文章,強調運動戰的重要性。
1934年10月率部從興國出發參加長征,負責掩護中央縱隊行動。他指揮的十三師為紅一方面軍全軍后衛(五軍團34師才是最后的部隊),掩護兄弟部隊先后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十三師抵達湘江前,五軍團參謀長劉伯承派人給他送來中央駐五軍團代表陳云的一封信,信中說:“這是緊急關頭,關系中國革命的命運,希望你們下最大決心,趕快拉過湘江”。陳伯鈞臨危不懼,身先士卒,把坐騎讓給了傷病員,親率十三師在敵人夾擊中打了一整天阻擊戰。十三師指戰員前赴后繼,終于掩護整個方面軍渡過湘江。血戰湘江后,由于部隊嚴重減員,電令撤銷八軍團建制,并入五軍團,把五軍團、八軍團和十三師三個指揮機關合編為一,陳伯鈞復調五軍團接替劉伯承任軍團參謀長。
協助軍團長董振堂指揮所部執行后衛任務,1935年遵義會議期間,陳伯鈞因腿傷復發在遵義開刀作手術。會后,正值紅軍三渡赤水到茅臺,因前線戰事緊急,陳伯鈞傷未痊愈就奉命重返五軍團,與軍團長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共同率領五軍團掩護全軍在太平渡之間四渡赤水,又掩護大軍南渡烏江。烏江戰役中,陳伯鈞親自指揮五軍團殿后部隊同敵人整整打了七個小時阻擊戰,才將追敵擊潰。由于五軍團擔負全軍殿后任務,常常要阻擊數倍于己的追敵,待掩護兄弟部隊全部通過后,再急行百里追趕大部隊。
在長征中,五軍團作出了巨大犧牲,圓滿完成了總部交給的任務,堪稱“紅軍鐵流后衛”,陳伯鈞亦在紅軍將領中贏得“鐵屁股”之美譽。
1935年7月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后,調任紅四方面軍第9軍參謀長。草地分裂之時,在一片對紅一方面軍的指責聲中,在充耳的對“毛周張博”的聲討中,陳伯鈞“是夜靜思,痛澈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來,傷心事,莫過于斯”。9月因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而被免職,改任紅軍大學主任教員。1936年2月張國燾的錯誤被糾正后,任紅4軍參謀長。期間,曾編寫《步哨動作》、《偵察勤務》等教材。二四方面軍將要會師時,陳伯鈞就寫信給劉伯承,要求調到二方面軍。
7月繼蕭克后任紅二方面軍第6軍團軍團長。1936年10月18日一二四方面軍大會合。這時陳伯鈞接到了毛澤東的親筆信:“聞你在六軍,為紅軍慶得干才!1937年5月9日,陳伯鈞來到毛澤東的住地,同參加過秋收起義的幸存下來的合影。這張照片非常著名,在無數回顧解放軍歷史的書籍、影片、展覽、報刊中出現過。毛澤東沒有站到中央,而是和陳伯鈞一同站在左側。陳伯鈞軍容整飭,顯得自信,而又多少有點冷傲。
少將旅長名片事件紅軍改編八路軍后,陳伯鈞擔任三五九旅旅長。?這時,陳伯鈞的二哥,任職川軍的陳篤齋,長途跋涉,趕到延安,看望離家十多年的陳伯鈞。當陳伯鈞在9月份去延安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曾陪毛澤東專門宴請劉湘的代表王干青和陳篤齋。席間,毛澤東談古論今,無比風趣。當年陳伯鈞在馬日事變后,堅決不離開革命隊伍,他家中幾個在國民黨軍隊中任職的哥哥非常著急,為了把他叫回來甚至發過“母病危”的電報。
如今,陳伯鈞的哥哥見到了共產黨的領袖人物,看到了成長為高級將領的弟弟,感受了延安朝氣蓬勃的風貌,多少理解了弟弟當初的選擇。席畢,回到住處,陳篤齋興奮地向陳伯鈞訴說他對毛澤東和張聞天的印象,甚至打算長留延安。陳伯鈞安頓好哥哥,又回到毛澤東住處談工作直到深夜。1937年10月,陳伯鈞的二哥準備返回四川。
毛澤東為此給陳伯鈞寫來長信,贈款300元。這在當時經濟困難的延安,可以說是竭盡所能了----其實當時只拿得出100元,另200元要到西安找林伯渠才能拿到。毛澤東還問和他一樣嗜書如命的陳伯鈞“看書沒有?”陳伯鈞的二哥在來延安前,曾給光宗耀祖的弟弟寫信訴苦要錢,看來,老人在毛澤東面前也訴了苦。毛澤東的細心關懷使陳伯鈞感動而不安,而他的二哥,也一直記得毛澤東囑托:利用社會關系,做些可能做的工作。直到1945年,他的二哥仍“硬著頭皮在與我黨和青年之間拉關系”。
就在這時,發生了所謂少將旅長名片事件,?此事的大致說法是:紅軍剛剛改編為八路軍不久,一位旅長到延安見毛澤東,遞上了“少將旅長”的名片。毛澤東先有三分不快。隨后,毛澤東問了幾個有關部隊的問題,該旅長的回答令毛澤東不是很滿意,于是毛澤東斥之:“什么少將芝麻醬!”這件事發生在1937年秋,后來傳遍了邊區,連漫畫家華君武晚年回憶錄都提到,陳伯鈞本人卻直到1944年,賀老總來信質問,才得知。
真是飽讀詩書,不諳世事。陳的井岡山戰友江華在回憶錄這樣寫到:“改編后,也有個別自認為是“正規國軍”了,而忘了根本。從我目睹的一件小事上,也反映出這一錯誤情緒。一天,八路軍某師的一位旅長到參謀部來,他穿著國民革命軍的將校服,趾高氣揚、神氣十足地要見“澤東”。那個樣子,令人好氣又好笑,一位“一本正經”地接待他,故意拉長聲調地問他是誰?報了名字。接待的裝作驚愕地說,紅軍里有位xxx旅長,沒聽說有國民黨xxx旅長,并問他有無名片?他很瀟灑地拿出名片。接待的拿著名片向毛主席報告。毛主席見了他,狠狠地批評了一頓。以后,毛主席還幾次講這件事,以此來教育干部,統一戰線不能統到國民黨那里去,不能學國民黨那個派頭。
陳伯鈞自己,在日記中,有另一個說法:?“一九三七年秋,我任三五九旅旅長,帶領七一八團駐防洛川。當地是統戰環境,該地國民黨駐軍最高軍階為上校,為了雙方聯絡時我方辦事人員處于有利地位,故團供給處主任劉華春主動給旅、團首長各印名片一盒,我的名片為“少將旅長”,文年生的名片為“上校團長”。這樣做是出于對工作的考慮,當時毛主席并未批評過我們。
不過,從另一件事可以看出陳伯均的處事為人。陳宏謨,此人是四川人,黃埔五期,是蔣介石派到120師的聯絡參謀。在蔣派到八路軍三個師的聯絡參謀中,他是對我方最友好的一位。曾對八路軍有過幫助(好像送過二十挺機槍給賀龍),與郭化若一起,商議發起了延安的黃埔同學會,并成為此會中唯一的非共產黨將領。解放戰爭末期,在四川率部起義。他出身川軍,認識陳伯鈞的哥哥,因而對陳伯鈞非常熱情,主動幫助
陳同家人聯系。但陳伯鈞對與國民黨官員進行統戰工作非常不耐煩。他從冀察冀回延安后,就不想讓陳宏謨知道,卻在延安黃埔同學會的成立大會上被陳宏謨撞見。之后陳伯鈞曾想從他嘴里套蔣軍內情,自然碰了釘子。再以后,陳伯鈞就對這位同姓老鄉更失去了興趣,連看文藝節目時都特意躲避。這種為人處事,對于一個高級干部來說,實在不夠大方成熟。毛曾說過他“統一戰線中太清高”,可謂到位。
軍閥主義傾向就在送走自己二哥的當天,生猛火爆的陳伯鈞打了一個不聽勸告的司機一個耳光。兩天后,來電召陳伯鈞去延安。陳伯鈞一到延安,就受到了毛澤東嚴厲的批評。“主要是關于打人的事,自我批評不夠,留守開支較多;對團結不夠;統一戰線中太清高,不虛心等。”毛澤東說他這些問題的根源是“主觀性太強,客觀性太差,此其一。其二是由于一切問題尚未完全提到原則性來看,再具體一點說,就是對片面與全面,局部與整體的關系未確實了解并統一起來。”
陳伯鈞完全承認錯誤,毛澤東不客氣地讓他回去再深刻反省幾天。當時,原二方面軍部隊剛剛發生了反軍閥主義事件,盧冬生負氣離職。而此時,來自一方面軍的陳伯鈞的一個巴掌,可能再加一張少將旅長的名片,帶來了誰都料想不到的后果。毛澤東談話后三天,張聞天召見陳伯鈞,就直接點明他有軍閥主義傾向。隨后,毛澤東決定陳伯鈞離職去黨校學習。本來,陳伯鈞就在這幾天要帶隊走上抗日前線。此時,他只能辦理交接手續,含淚送別出征的戰士。
大事年表參加秋收起義部分1937年在延安的合影陳伯鈞,1910年11月26日生于四川省達縣河市鄉的一個小康人家。1916年高小畢業后,投入萬縣省立第四師范學校。在師范學習期間,先后參加了學校反對國家主義派的斗爭和“五四”運動,后被反動當局開除。時逢黃埔軍校到重慶招生,陳伯鈞便報考黃埔軍校。
1927年1月,陳伯鈞編入黃埔軍校第六期第一大隊第二隊。同年5月17日,編入中央獨立師,參與迎擊叛軍夏斗寅部的戰斗。1927年5月在咸寧前線加入中國共產黨。
接著,陳伯鈞隨中央獨立師回師武漢后,遇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招兵買馬,重回廣東,編入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教導團。是年8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獨立團團部副官、獨立團新兵訓練處主任。同年9月10日參加湘贛邊秋收起義,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三團第三營第六連第一排排長。9月11日隨三團攻打瀏陽白沙鎮,首戰告捷。9月19日,跟隨毛澤東進軍文家市,參加“三灣改編”。改編后,陳伯鈞擔任第三營第八連一排排長,一度代理連長。后奉毛澤東之命,隨軍上井岡山,參加改造袁文才部。同年底陳伯鈞任工農革命軍教導隊副隊長兼黨支部書記,并參加了攻打遂川、西門的戰斗。
1928年4月,陳伯鈞調到第一團第一營第一連工作。隨毛澤東為迎接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部隊,率部和湘南暴動的農軍到酃縣參加掩護戰。4月下旬,朱毛兩軍在井岡山勝利會師后,統一編成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后稱紅四軍。陳伯鈞任紅四軍一營一連連長。在此期間,陳伯鈞率一連參加了黃坳 、五斗江、七溪嶺、永新縣城等戰斗。在永新北鄉阻敵戰中,陳伯鈞英勇戰斗,身負重傷,后被送回井岡山治療。
到達陜北的紅2方面軍一部1929年1月,紅四軍向贛南出擊,陳伯鈞留在井岡山養傷,并協助紅五軍工作,1月下旬被國民黨軍搜出,帶上腳鐐手銬,押往吉安監獄,關了5個多月,后被黨組織周密安排,營救出獄。爾后,由贛西特委分配到北路行委擔任軍事工作。
1930年1月,陳伯鈞任紅六軍第一縱隊參謀長。隨后,率部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取水南,攻施家邊,全殲唐云山旅。在施家邊戰斗中,陳伯鈞再次負傷。同年7月紅二十軍成立,陳伯鈞任參謀長。吉安戰役中又一次負傷。毛澤東讓他暫時兼任紅軍學校三分校學生總隊政委。11月,陳伯鈞被任命為紅三軍主力第七師師長,隨即率師投入反“圍剿”斗爭。參與指揮龍岡戰斗,俘國民黨軍師長張輝瓚及官兵9000余人。接著,又指揮第七師追擊國民黨軍譚道源師,進行了東韶之戰。
1931年4月,陳伯鈞率部參加第二次反"圍剿"的東固戰役,俘國民黨軍師長公秉藩(后逃跑)及其全師官兵。同年6月21日,蔣介石發動第三次“圍剿”,陳伯鈞率部參加蓮塘、良村、黃陂戰斗。三戰三捷后,陳伯鈞又率部與兄弟部隊一道,在老營盤全殲“"圍剿”軍的一旅。隨后在方石嶺殲滅韓德勤師和蔣鼎文師一部。
1932年3月,陳伯鈞率部參加漳州之戰。7月初,升任紅十五軍軍長。隨即率部直取南雄,在水口與兄弟部隊一道將粵軍擊潰。接著,在宜黃全殲國民黨軍高樹勛師。10月,在寧都召開的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被免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陳伯鈞因支持毛澤東的主張也被免去十五軍軍長的職務,調到瑞金紅軍學校學習。
1933年1月8日,陳伯鈞繼任紅五軍團參謀長。到職后,便投入了第四次反“圍剿”戰役。指揮了攻克南豐、黃陂等戰斗。同年8月獲二等紅星獎章。10月,紅五軍團第十三軍改為第十三師。陳伯鈞調任十三師師長。
第五次反“圍剿”后,陳伯鈞指揮十三師先后進行了三都、德勝關、邱家隘、將軍殿、爛泥坑、楊家渡、張坊、大除、新橋、新田等30余次戰斗,與“圍剿”軍浴血戰斗。
1934年10月18日,陳伯鈞率紅十三師從興國曲利出發,參加長征。10月底指揮部隊負責掩護中央縱隊行動,11月1日沖破國民黨軍封鎖線,擊潰沿途圍追之敵,于12月初到達貴州的洪州。
1934年12月18日,陳伯鈞調軍團部接替劉伯承任參謀長。1935年1月,陳伯鈞因腿傷在遵義打口治療。手術3天后,隨隊行軍到達桐梓。3月,陳伯鈞抱病協助軍團長率部掩護縱隊四渡赤水,搶渡烏江、金沙江,多次打退敵人的追擊。同年7月21日,陳伯鈞調任紅四方面軍第九軍參謀長。后與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堅決斗爭,離開九軍,后被分到紅軍大學當主任教員。
1936年1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俄界會議關于張國燾錯誤的決定。后張國燾被迫北上。陳伯鈞帶病到第四軍任參謀長。隨即進行部隊整訓和開展少數民族工作。同年7月4日調任紅二方面第六軍團軍團長。陳伯鈞到職后便率部北進與紅一方面軍共創西北抗日根據地。11月2日,紅二方面軍司令部召開會議,決定由陳伯鈞協助劉伯承主辦隨營學校,訓練干部。會后,陳伯鈞等抽調大批干部組建了高級班、上級班和中級班3個學校。11月26日3校編成紅軍大學第二校。不久,陳伯鈞率隨校師生,赴曲子協同獨立師阻擊敵人。
1937年1月,陳伯鈞奉命回到紅六軍團,貫徹前總關于整頓司令部、嚴肅軍風紀、克服部隊游擊習氣的指示。在此期間,陳伯鈞出席了紅二方面軍黨代表大會,與王震主持召開紅六軍團黨代表大會,出席了在延安召開的蘇區黨代表大會。
“七七”蘆溝橋事變后,紅六軍團編為三五九旅,陳伯鈞任旅長。9月3日部隊主力開赴抗日前線。陳伯鈞率七一八團暫留陜中,駐防洛川。同年10月,入中央黨校學習4個月。
1938年6月,陳伯鈞調任抗日軍政大學總校訓練部部長。同年12月中旬,中央決定建立抗大第一、第二分校。陳伯鈞被任命為抗大二分校校長。1939年3月中央抗大二分校正式開學。9月29日,陳伯鈞指揮分校和兄弟部隊成功地阻擊了日偽軍的偷襲。爾后,率領干部、學員挺進敵后的河北陳莊、神南地區,在參與指揮反日偽軍"掃蕩"的同時,堅持辦學。
1940年5月1日,陳伯鈞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13日赴延安,后因“七大”推遲召開,被留總政治部。在此期間,陳伯鈞撰寫了《八路軍簡史》。同年10月11日陳伯鈞到八路軍軍政學院工作。次年11月7日任軍事學院副教育長。
1942年2月,由毛澤東親自批準,陳伯鈞到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同年5月,黨校學習尚未結束,陳伯鈞奉命任陜甘寧邊區保安司令部副司令。
1943年1月,陳伯鈞離延安赴甘肅慶陽三八五旅任副旅長,協助王維舟(旅長)主持工作。1945年4月至6月參加了中共七大。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后,陳伯鈞奉命調延安任聯防軍副參謀長。
1945年9月下旬,陳伯鈞奉命率800名干部赴東北工作。11月下旬到達承德時,奉令將800名干部留在冀熱遼軍區。隨后參加了遵化和保衛熱河戰役。
1946年1月19日,葉劍英電示陳伯鈞到北平軍調處工作。不久,陳伯鈞被委派擔任軍調處熱河執行小組中共代表。同年6月,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后,陳伯鈞奉命到東北前線。8月任東北軍政大學教育長。
1947年5月,陳伯鈞調任合江軍區司令員。同年8月,中共中央東北局為了統一軍隊高級干部的作戰指導思想,創辦了上干大隊,陳伯鈞調任東北野戰軍上干大隊大隊長。
1948年5月,陳伯鈞調到東北野戰軍前方指揮所工作。隨后指揮所改為第一兵團司令部,陳伯鈞任副司令員。同年9月,回到長春前線,他根據中央發布的遼沈戰役作戰方針,與東北野戰軍領導人一起,確定了東北戰場的作戰部署。參加指揮了遼沈戰役。隨后向關內進軍,參加指揮了平津戰役。接著,率部進軍北平城下,傅作義接受和平改編。陳伯鈞等負責改編了20萬國民黨守軍。1949年2月3日,陳伯鈞作為勝利者之一站在正陽門城樓上,目睹人民解放軍北平入城儀式。
1949年初,陳伯鈞奉命到天津主持警備工作。不久,奉命南下豫鄂,策應渡江戰役。3月,陳伯鈞率部南下至開封、許昌,并沿平漢路及其以東地區奔襲信陽、黃園、孝感、黃安等地,鉗制白崇禧部,掩護劉鄧大軍安全渡江。
4月,東北野戰軍第一兵團改稱十二兵團,陳伯鈞任第一副司令員兼四十五軍軍長。5月16日,陳伯鈞隨兵團指揮機關從雞公山出發到漢口。6月11日赴鄂城四十五軍兼職。7月7日率部出擊,一路經鐵山、保安到金牛,過湘贛邊境直插江西修水、銅鼓,進占萍鄉,截斷南(昌)、萍(鄉)路之敵,配合兄弟部隊殲滅了江西國民黨軍。9月下旬率四十五軍向廣西進軍,一路作戰殲敵,進行了解放戰爭史上有名的“衡寶戰役”。后,又進軍廣西進行了廣西戰役。廣西戰役結束后,陳伯鈞進駐貴縣,負責在桂中及桂東南剿匪。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陳伯鈞調任湖南軍區副司令員。1952年2月陳伯鈞受命到達長沙,指揮部隊清剿湘西國民黨殘余武裝和土匪。剿匪任務完成后,協助劉伯承組建軍事學院。同年12月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訓練部副部長。1953年任副教育長兼軍事學術研究部部長、教育長,1955年任副院長。同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56年11月代理軍事學院院長。
1957年10月,陳伯鈞調任北京高等軍事學院副院長,1962年9月,葉劍英辭去院長職務后,中央任命陳伯鈞為院長。
陳伯鈞還擔任過中央訓練小組成員,是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1974年2月6日陳伯鈞將軍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2]
參考資料本文發布于:2023-06-01 08:29:58,感謝您對本站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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