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線建設,指的是自1964年開始到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中國中西部地區的13個省、自治區進行的一場以戰備為指導思想的大規模國防、科技、工業和交通基本設施建設。其開始的背景是中蘇交惡與美國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攻勢。它歷經三個五年計劃,投入資金2052億元,投入人力高峰時達400多萬,安排了1100個建設項目。決策之快,動員之廣,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堪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戰略部署,對以后的國民經濟結構和布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于建設地點都太過偏僻,這種建設方式為后來的企業經營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浪費和不便,但是三線建設也成為中國中西部地區工業化的重要助推器。
中文名三線建設
外文名The Third-Front Movement
發生地點中西部
簡介三線留念“三線建設”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作出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它是在當時國際局勢日趨緊張的情況下,為加強戰備,逐步改變我國生產力布局的一次由東向西轉移的戰略大調整,建設的重點在西南、西北。
在1964年至1980年,貫穿三個五年計劃的16年中,國家在屬于三線地區的13個省和自治區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全國基本建設總投資的40%多的2052.68億元巨資;400萬工人、干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成千萬人次的民工,在“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的時代號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來到祖國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峽谷、大漠荒野,風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艱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個大中型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1]
范圍及部署三線建設與經濟最發達且處于國防前線的一線(指東南沿海及東北、新疆等地區)和位于中間的安徽、江西等二線省份相對,三線建設的范圍包括四川(含今重慶)、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廣西、云南、貴州、陜西、青海、甘肅和寧夏13個省及自治區,他們全部位于中國的中西部地區。其中,位于大西北和大西南的七省又被稱為大三線,而中部六省被相對稱為小三線。在其中又以貴州、四川東部山區、四川中部平原地區數量最多,企業規模最大,人口最多,尤以重慶為中心。其中,四川成都主要接收輕工業與電子工業,綿陽主要接收核工業與飛機工業,重慶則接受了解放軍裝備中除航天工業外絕大多數的武器制造生產,甚至包括核試驗設備(816工廠)和潛艇制造業(望江造船廠);貴州貴陽主要接受光電工業,安順主要接受飛機工業。
三線所謂三線,一般是指由沿海、邊疆地區向內地收縮劃分三道線。一線指位于沿海和邊疆的前線地區;三線指包括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寧夏、青海等西部省區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等省區的后方地區;二線指介于一、三線之間的中間地帶。其中川、貴、云和陜、甘、寧、青俗稱為大三線,一、二線的腹地俗稱小三線。三線地區位于中國腹地,離海岸線最近的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國土邊界上千公里,四面分別有青藏高原、云貴高原、太行山、大別山、賀蘭山、呂梁山等連綿山脈作天然屏障,在準備打仗的特定形勢下,是較理想的戰略后方。用今天的區域概念來說,三線地區實際就是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國西部經濟不發達地區。 大三線建設是新中國在1964---1978間展開的、延續時間最長、規模最為宏大的一次工業建設運動。
簡單地說,就是在以四川為中心的廣大西南地區建立相對于全國獨立的、“小而全”的國民經濟體系、工業生產體系、資源能源體系、軍工制造體系、交通通訊體系、科技研發體系和戰略儲備體系。為什么要這樣做?一句話,就是建立中華民族的“備份”。
由于地理和歷史的原因,當時中國70%的工業分布于東北和沿海地區,從軍事經濟學的角度看,這種工業布局顯得非常脆弱,東北的重工業完全處于蘇聯的轟炸機和中短程導彈的射程之內;而在沿海地區,以上海為中心的華東工業區則完全暴露在美國航空母艦的攻擊范圍中。一旦戰爭開始,中國的工業將很快陷入癱瘓。假如我們遭到強敵的夾擊,發生象日本侵略那樣極端惡劣的形勢,東北、華東工業區相繼失守、大片國土淪喪的極端情況,我們依然能夠退守于高山大川,保存一個“微縮中國”,在四川和西南,部署全套獨立完整、門類齊全、互相協調、實用實戰的交通能基礎工業及國防工業體系,保持我們的工業化進程不至于被徹底打斷,然后伺機反擊。用心可謂極其良苦! 中國古代幾千年處在“陸權”時代,中原王朝遭受入侵的威脅大多來自西北部游牧民族。在東部,浩瀚的大海形成可靠的天然屏障,十分安全。當世界進入“海權”時代,中國的安全格局發生了180度大轉變。
從1840年至1945年的105年中,中國遭受侵略的七次大規模戰爭,無一不是從東部沿海地區發端。而我國最發達、富庶的經濟區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又都集中在東部沿海柔軟的腹部。國家沒有可靠的戰略后方。
1938年到1940年,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全面對中國進行戰略合圍時,國民政府才倉促把華東和華中250余家工廠遷入四川。和蔣介石不同,毛澤東是有計劃地實施戰略布局。由于“大三線”建設,是在一個比英、法、德面積總和還要大的區域,整個經濟與文化得到再造,即使沒有戰爭,也具有難以估量的戰略經濟學意義。
為了抗御外敵,毛澤東提出三線建設的戰略構想:他把全國劃分為前線、中間地帶和戰略后方,分別簡稱為一線、二線和大三線。按照中國軍事經濟地理區劃,沿海地區是第一線,包括沿海和邊疆省區,如北京、上海、天津、遼寧、黑龍江、吉林、新疆、西藏、內蒙古、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三線則是指長城以南、廣東省韶關以北、京廣鐵路以西、甘肅烏鞘嶺以東的廣大地區,包括基本屬于內地的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寧夏、青海7個省區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廣西等省區靠內地的一部分,共涉及13個省區。四川、云南、貴州及湘西、鄂西為西南三線,陜、甘、寧、青及豫西、晉西為西北三線。相對于西北、西南的大三線,中部及沿海地區腹地稱小三線。用今天的概念來說,它基本上是指不包括新疆、西藏和內蒙古在內的中國中西部。介于一、三線地區之間地帶,就是二線地區。
中國屬于均衡型國土形狀,東西南北外圍至中心地區距離相差不大,可以明顯地分出內外線、前后方。從四個方位最頂端測量中國的中心點,大致在甘肅蘭州至陜西西安之間的寶雞。再從自然地形看,中國地勢西高東低。西部由南至北是云貴高原、橫斷山脈、青藏高原、喜馬拉雅山脈、昆侖山脈、帕米爾高原、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天山山脈、賀蘭山脈等,海拔幾千米以上,地勢險峻,氣候復雜,形成難以逾越的天然半月形屏障。歷史上曾經遠征歐、亞、非的馬其頓帝國和阿拉伯帝國都至此而止,從未有任何一支外國軍隊能夠從西部入侵中國內地。東北部有大小興安嶺,也易守難攻。陸地疆域中惟有北部內蒙古高原中部,相當開闊,大部為沙漠、草原,是一條易攻難守的通道,須后退到陜西秦嶺、山西雁門關一帶方有險要可守。相對而言,東部沿海地勢較為低緩,多為丘陵和平原,后退到太行山脈方有利據守。于是,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確定將川、貴、云、陜、甘、寧、青和鄂、豫、湘西部作為三線戰備后方。
中國古代幾千年處在“陸權”時代,中原王朝遭受入侵的威脅大多來自西北部游牧民族。在東部,浩瀚的大海形成可靠的天然屏障,十分安全。當世界進入“海權”時代,中國的安全格局發生了180度大轉變。從1840年至1945年的105年中,中國遭受侵略的七次大規模戰爭,無一不是從東部沿海地區發端。而我國最發達、富庶的經濟區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又都集中在東部沿海柔軟的腹部。國家沒有可靠的戰略后方。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實行軍事包圍,對新中國的威脅依然主要來自東南沿海。由于當時對蘇聯的“一邊倒”外交政策和接受蘇聯經濟援助,實際上將蘇聯作為大后方,建設重心放在東北、華北地區。建設戰略后方的問題并不緊迫。
建設背景三線建設主要地區示意圖當時,隨著國際形勢的演變,我國周邊出現了嚴峻的局勢。在東面和南面,被美國軍事勢力重重地包圍住,美國第七艦隊公然進入我臺灣海峽,他又挾迫我周邊國家簽訂條約,結成反華聯盟,并在這些國家建立軍事基地,對我國東、南部形成一個半圓形的包圍圈。[2]
在北部和西部,我國又面臨蘇聯的巨大壓力。1956年之后,中蘇由于在意識形態等方面發生了很大的分歧,引起了蘇聯的極大不滿,單方面撕毀合同、撤走專家、逼還抗美援朝時期購買軍備所欠下的債務,并且蘇聯還策動新疆分裂分子舉行武裝叛亂。隨著中蘇關系的進一步惡化,兩國長達7300公里的邊境線,出現了空前的緊張局勢。在蘇、美二國的唆使下,印度、日本、韓國等國對我國也持敵對態度。
當時,我國的工業、國防工業等絕大部分都分布在東北、華北一帶,形勢十分緊迫。
1962年后,美國在臺灣海峽多次舉行以入侵中國大陸為目標的軍事演習。
1964年,美國制定了絕密報告——《針對共產黨中國核設施進行直接行動的基礎》,試圖出動空軍襲擊中國進行第一顆原子彈實驗的核基地。
1964年8月2日北部灣事件爆發,美國驅逐艦“馬克多斯”號挑起并夸大與北越的武裝沖突。美國出動第七艦隊125艘軍艦和600余架飛機,5日,美國悍然對越南民主共和國進行轟炸,開始全面介入越南戰爭,導致越戰全面升級,并把戰火延燒到包括北部灣和海南島在內的中國南部地區。
1969年,中蘇邊境陳兵54個師、近百萬人,在珍寶島發生大規模武裝沖突,蘇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要用外科手術式核打擊消滅中國核基地的計劃,并打算聯合美國進行。
緣起1958年中蘇決裂后,嚴峻的戰略形勢與東南沿海脆弱的防務系統讓中共領導層開始考慮在西部建設后方的戰略問題。1964年8月2日北部灣事件爆發,美國驅逐艦馬克多斯號與越南海軍魚雷艦發生激戰,并延燒到中國南部地區。同年8月17日、2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兩次指出目前中國的經濟命脈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不利于備戰, 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戰略后方。這就是三線建設的起源。說到大三線的來由,就需要追溯到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剛剛經歷三年自然災害,又面臨著嚴峻的周邊局勢。1960年中蘇兩國的關系急劇惡化,蘇聯在我國北部邊境陳兵百萬,對我虎視眈眈;盤踞在臺灣的蔣介石政權咄咄逼人,妄圖反攻大陸;1962年,印度在中印邊境挑起事端,直接導致中印軍事沖突。1964年,美國制定了絕密報告《針對共產黨中國核設施進行直接行動的基礎》,試圖出動空軍襲擊中國即將進行第一顆原子彈實驗的核基地,并打算聯合蘇聯進行。美國總統約翰遜和國務卿臘斯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就此進行了討論,并與臺灣進行了具體商議。美軍在臺灣海峽舉行了核戰爭演習,1964年8月2日北部灣事件爆發,美國驅逐艦“馬克多斯”號與越南海軍魚雷艦發生激戰,越南戰爭規模擴大,并延燒到中國南部地區,海南島和北部灣沿岸都落下了美國的炸彈和導彈,直接威脅中國安全。
面對戰爭威脅,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毅然決定,中止原來“抓吃穿用”的“三五”計劃設想,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羅瑞卿聯名向毛澤東和中央提出了《關于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報告》,10月30日,中央工作會議通過并下發了國家計委提出的《1965年計劃綱要(草案)》。決定從1964年起轉而加緊進行戰備工作,在云、貴、川、陜、甘、寧、青等西部省區的三線后方地區,開展大規模的工業、交通、國防基礎設施建設。這些地區,距西面國土邊界上千公里,離東南海岸線七百公里以上,加之四面分別有青藏高原、云貴高原、太行山、大別山、賀蘭山、呂梁山等連綿起伏的山脈作天然屏障,在準備打仗的特定形勢下,成為理想的戰略后方。
大三線建設歷時1964---1978計14年,若包括1958---1964的前期6年共20年整,核心時間段為1964---1972計8年,橫貫三個五年計劃的三線建設中,國家在主要13個省和自治區的中西部地區投入了2052.68億元巨資,涉及600多家企、事業單位的重建、搬遷、合并,整個工程規模史無前例。幾百萬工人、干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成千萬人次民工的建設者,打起背包,跋山涉水,來到祖國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峽谷、大漠荒野。他們露宿風餐,肩扛人挑,用十幾年的艱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星羅棋布的1100多個大中型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
四川大三線建設頭三年的最重要項目是“兩基一線”。“兩基”就是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和以攀枝花為中心的鋼鐵工業基地,以作為戰時軍工生產的核心。“一線”就是修建成昆鐵路干線,解決西南地區交通問題,滿足工業的能源、原材料、零部件以及產成品運輸。
過程三線建設三線建設:西部工業搖籃1964年8月,國家建委召開一、二線搬遷會議,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數國防尖端項目要“靠山、分散、隱蔽”(簡稱山、散、洞)。有的還要進洞。三線建設宣告拉開帷幕。
在1964-1980年期間,國家在三線地區共審批1100多個中大型建設項目。大批原先位于大城市的工廠與人才進入西部山區。更有“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等口號號召人們前往三線地區。文革早期,三線也是大量知青的去處,歷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就曾經分配到甘肅劉家峽水電站。由于國防考量,這些工廠的位置都偏僻而分散,導致企業的后續發展進入瓶頸。如陜西漢中飛機工業基地,下屬28個單位分散在兩個地區,7個縣的范圍內,其中一個企業被分散在6個自然村中,裝配零部件需要汽車往返幾十甚至上百公里,員工上下班也非常不便。
陜西新建的400多個三線項目,將近90%遠離城市,分散在關中平原和陜南山區的48個縣,多數是一廠一點,有的甚至是一廠多點,布局被譏諷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而且山區內信息閉塞,生產出來的產品往往無法跟上世界潮流,顯得過時落伍。有時山區內爆發山洪等自然災害,企業也往往損失慘重。冬季大雪封山后,工人更處于與世隔絕的狀態,時人用“洞中方數月,世上已千年”來形容這些工廠的閉塞與環境的惡劣艱苦。也因此,許多的廠礦單位里醫院、商店、學校設施一應俱全,成為一個封閉的社會。十堰等城市更是因三線建設才得以出現。1973年,國家正式發文重點建設貴陽、重慶、安順、綿陽四個重點城市,后來這四個城市成為全國三線企業的核心。
貴州、四川東部山區、四川中部平原地區、漢中、秦嶺北麓等地區新建的項目數量多,規模大,遷入工業人口多。其中,四川成都主要接收輕工業與電子工業,綿陽、廣元接收核工業與電子工業,重慶為常規兵器制造基地,甚至包括第三個钚生產堆(816工廠)和常規潛艇制造業(望江造船廠);貴州貴陽主要接受光電工業,安順主要接受飛機工業。需要注意的是三線建設并不都是沿海工業內遷,還有大量基礎工業如長慶油田、攀枝花冶金工業、六盤水煤炭工業以及大量配套的鐵路公路等新建項目。
1980年代后,伴隨著改革開放與冷戰趨于緩和,三線建設由保密名詞逐漸見于報端。而改革開放后,許多三線建設單位由于位置偏僻閉塞而難有發展。1983年12月,中國政府在成都設立國務院三線辦公室(1990年代改為國家計委三線辦公室,21世紀后又改名為國防科工委三線協調中心)。
三線建設1984年11月在成都召開會議,確定第一批調整121個單位,遷并48個,全部轉產15個。其后一些三線企業陸續遷往鄰近中小城市,如咸陽、寶雞、沙市、襄樊、漢中、廣元、德陽、綿陽、天水附近。而技術密集型企業和軍工科技企業則移往成都、重慶、西安、蘭州等大城市。這些企業遷移后,多半進行了改制,由軍用企業轉為民用企業。如位于十堰的中國第二汽車制造廠改制為東風汽車公司;重慶兵器工業基地改為重慶鋼
鐵股份有限公司、長安集團、嘉陵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和建設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而一些未遷移的企業,則逐步走向荒廢關閉。也有部分在地方政府的幫助下得以繼續生存,但生產門類已經發生發生巨大變化,如重慶著名的816工程。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西南三線建設體制問題的決定》,成立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以加強對三線建設的領導。3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組成人員的批復》,同意以李井泉為主任,程子華、閻秀峰為副主任。后來彭德懷、錢敏任西南三線建委副主任。
部分基地011基地:安順。殲擊機和教練機生產基地。
012基地:漢中。預計建設成殲擊機生產基地,1975年,中央決定西安飛機設計所研制的運八飛機由012基地繼續研制,基地變為運輸機制造基地。1979年彤輝機械廠、勁松機械廠和012飛機設計所分出單獨設立陜西飛機制造公司,012基地成了航空配件生產基地。1980年,運八飛機投入批量生產。
013基地(湖南航空):張家界—長沙。管轄幾個航空配件廠(主要是3028廠湘陵機械廠)和張家界航空工業職業技術學院、航空第三設計院。
014基地(中國空空導彈研究院):洛陽。158廠南峰公司從漢中遷來,專門制造空空導彈。
061基地(江南航天)遵義。防空導彈生產基地,航二院分建。
062基地(航天七院)萬源—成都(現四川航天技術研究院)。火箭/彈道導彈生產基地。航一院分建。
063基地(航天四院):西安。
064基地(并入062基地):達州。
066基地(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第九研究院(中國三江航天集團)):遠安—孝感。飛航導彈生產基地(紅鳥)。航三院分建。
067基地(航天六院):鳳縣—西安。液體火箭發動機生產基地。航一院分建。
068基地(湖南航天):邵陽4縣1市—長沙。航二院分建。1970年始建,1978年停建,1994年搬遷到長沙。
081基地(川北電子):廣元。原0821指揮部,1965年開始興建,為火控雷達生產基地。
082基地:成都東郊電子工業基地。
083基地(振華電子):都勻。
541總廠:坦克制造基地,機關在山西省聞喜縣東鎮,廠區分布在聞喜縣、絳縣、翼城縣、夏縣。
主要成就中國二汽(湖北省十堰市)中國第二大汽車集團
江漢油田(湖北省潛江市)
長慶油田(陜西省)中國第三大油田
酒泉鋼鐵集團(甘肅酒泉)
西北鋁加工廠(甘肅蘭州)
攀枝花鋼鐵集團(四川攀枝花)中國第五大鋼鐵集團
賀蘭山煤炭基地(寧夏石嘴山市)
酒泉航天發射中心(甘肅酒泉)中國最大航天發射場
西昌航天發射中心(四川西昌)
金川有色金屬公司(甘肅金昌)
嘉陵摩托車集團(重慶市)世界最大摩托車生產商
六盤水煤炭工業基地(貴州六盤水)
德陽第二重型機器廠(四川德陽)超大型機械生產商
洛陽玻璃廠(河南省洛陽市)
東方電機廠
東方汽輪機廠
東方鍋爐廠
成昆鐵路(成都——昆明)全長1091公里
焦枝鐵路(焦作——枝城)全長772公里
湘黔鐵路(株洲——貴定)全長905公里
襄渝鐵路(襄樊——重慶)全長1411公里
青藏鐵路一期(西寧——南山口)全長814公里
劉家峽水電站總裝機容量122.5萬千瓦,年發電量57億度
丹江口水電站亞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
葛洲壩水電站(湖北省宜昌市)總裝機容量271.5萬千瓦,年發電量161億度
中國西南物理研究院
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
啟示一、戰備形勢緊迫、建設正急正快
1964年,國際局勢動蕩,戰爭因素急劇增長。美國擴大越南戰爭,直接威脅中國安全;蘇聯在中國邊境陳兵百萬;臺灣當局制造臺灣海峽的緊張局勢。面對迫在眉睫的戰爭形勢,國防安全已經成為頭等大事。
備戰備荒為人民在5月間進行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要求全黨把三線建設當作一件很重要、很緊迫的戰略任務來看待。他指出,國防工業建設要同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爭時間,搶速度,對沿海工廠搬遷和三線建設要熱心些,不能冷冷清清,積極性越高越好,哪怕是粗糙一點,也要趕快搞起來。1965年4月,針對美國侵越戰爭不斷升級的趨勢,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明確指出,美帝國主義在越南采取擴大侵略的步驟,直接侵犯越南,嚴重地威脅著我國的安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準備應付最嚴重的局面,要加強備戰。
當時的判斷是,戰爭會早打、大打,因此要搶時間、爭速度,趕在戰爭爆發前盡快建設“三線”戰略大后方。
當時,各級“三線”建設指揮部都把搶時間、爭速度放到了突出地位。結果一些建設項目未經周密勘探就盲目定點;當時還采取“三邊”原則,即邊勘探、邊設計、邊施工,沒有搞好總體設計就全面施工;片面追求速度,忽視施工質量;輔助和配套設施沒有建成就湊合投產。不僅造成了許多返工浪費,而且把一些工廠建在斷裂層、滑坡帶、山洪口或缺水區,遺留一些以后不好解決的工程建設問題。許多建設項目長期形不成生產力,給國民經濟背上了一副十分沉重的包袱。
二、計劃經濟的運作模式造成資源配置效率低下
三線建設是一種發展封閉的內向型經濟:國家是惟一的投資主體,所有制結構是單一的國有經濟,調節機構是國家計劃和行政命令,動力是單一的精神動員,格局是依靠國內自有資金、自有資源。黨和政府一聲令下,幾百萬建設大軍就浩浩蕩蕩地向西部轉移,一大批工廠企業、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就紛紛內遷,一批批建設物資就源源不斷地調往三線,三線建設是典型的計劃經濟的產物。
計劃經濟最大問題是不能使資源得到有效配置。三線建設形成了一大批國有企業,這些企業在當時只是國家機關的行政附屬物,喪失了人、財、物、產、供、銷的自主權,既無動力,又無壓力,也沒有活力。結果造成資源配置效率低下,浪費驚人,據有關部門測算,1966~1972年,無效投資達300多億元,占同期國家用于三線資金的18%強。
三、政治運動影響三線建設
三線建設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搞起來的,明顯地帶有政治性。當時推進三線建設的辦法主要是政治手段,包括:政治動員和號召,階段斗爭和大會戰等。
三線建設開始時進展迅速,“文化大革命”爆發后,形勢發生劇變,許多三線建設的各級領導干部“靠邊站”,造反武斗浪潮更使地方“三線”建設工程陷于混亂之中,許多科技人員遭到傷害,重要科研攻關項目停滯不前。從1967年~1969年初,不少三線建設項目如成昆鐵路、重慶兵器工業基地等處于停頓和半停頓狀態,其余的也在艱難維持之中。
三線建設
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后,國內政治局勢稍趨緩和,三線建設領導班子、施工力量、物質資金得到充實,重新展開。
政治運動給三線建設的影響很大,特別表現在所謂“政治建廠”上。
1970年1月下旬,國家建委召開的全國基本建設現場會,主要內容是學習和推廣屬于“大三線”的第二汽車制造廠、江山機械廠與焦枝鐵路的經驗,即走“政治建廠”的經驗;發動貧下中農參加基本建設,大打人民戰爭的經驗;邊建設、邊施工安裝、邊生產,先生產后生活、先廠房后宿舍的經驗;發揚“干打壘”精神,節約建筑材料的經驗等等。這些經驗,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和基建程序,給三線建設造成了危害。
四、積累率過高,投資結構不合理
首先是農、輕、重產業結構比例失調。三線建設投資方向主要集中于重工業和國防工業,根據安排,在國家整個基本建設850億元的投資中,重工業、國防工業、交通運輸共628億元,占74%;農業120億元,只占14%;輕工業37.5億元,僅占4.4%。“三五”計劃期間,三線地區的國防工業、原材料工業、機械制造業和鐵路運輸的投資,占該地區總投資的72%,結構顯然不利于農業輕工業的發展。
其次是擴大了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矛盾,直接原因是由于三線建設形成基本建設規模過大,積累率過高,抑制了消費,人民生活受到了影響。“三五”、“四五”時期,職工工資事實上處于凍結狀態。這一時期,全國消費水平是1949年以來增長最慢的。
五、“山、散、洞”的方針影響開發效益作為戰備工程,根據三線地區的地形地貌,毛澤東提出“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營”的意見,中央進而確定的“靠山、分散、隱蔽”的建設方針是有它的合理性的,特別是關系到國家安危的一些國防尖端工程,更應首先考慮其隱蔽性。但是,過分強調了山、散、洞原則,勢必違反經濟規律,達不到應有的效益。
如一個三線企業,下屬的研究所和生產車間分散在5個縣11條山溝里,最長距離146公里,內部連結公路達700多公里。聯系十分不便,造成工序之間重復倒運,花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很多現代化程度極高的尖端技術,深山里的條件顯然不適合其發展,由于遠離經濟文化中心的城市,布點過于分散,并在相對封閉的狀態下進行開發,所以這些鑲嵌在西部大地上的一個個現代工業基地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功能受到限制。
六、忽視沿海老基地的發展,影響整體國力的增長由于集中建設三線地區,全國有380多個項目、14.5萬人、3.8萬臺設備從沿海地區遷到三線地區。由于西部當地經濟基礎比較落后,措施難以配套,大量資金和設備閑置,施工隊伍窩工嚴重,生產、生活問題較多,造成長期不能開工或開工不足。第3個五年計劃中,累計三線地區投資為482.43億元,占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52.7%,整個內地建設投資為611.15億元,占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66.8%,沿海投資為282.91億元,占30.9%。在底子厚、本來能取得很高經濟效益的沿海地區,投資相對嚴重不足,影響了生產規模的擴大。
七、忽略的三線人員待遇差距和基本生活保障
三線建設是出于國家戰備國防考慮的。正面意義是除了國防外,拉動落后地區經濟和人才提高,同時集中一批產業發展。反面意義是強行推動經濟并不因地制宜,導致大量破產和關停并轉,造成極大損失。
最大危害支援三線人員,造成返城返鄉極大待遇差距,當年"獻完青春獻子孫"就是真實寫照,涉及人數約幾千萬,無數家庭子孫成長的巨大悲劇,國家因此特別保障,在此呼吁,尤其三線退休人員,從京滬省會發達地區流落至山村三四級城鎮待遇,在當地也許還行,但大部歸鄉痛苦不堪,無法本地化醫療和收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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