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我們都是飛行軍，哪怕那山高水又深……”這首奮進向上的《游擊隊歌》，是青年作曲家賀綠汀1937年冬在山西省臨汾市西郊劉莊村八路軍辦事處體驗生活時寫的一首戰歌。1938年，在八路軍高級干部晚會上，賀綠汀指揮救亡演劇隊演唱了《游擊隊歌》。此后，《游擊隊之歌》以其簡單明快的歌詞、朗朗上口的曲調，迅速傳遍山西各抗日民主根據地，進而傳遍全國各抗日戰場，成為八路軍戰士們苦中作樂的精神力量。
中文名游擊隊歌
所屬專輯《紅歌100首獻給黨誕辰90周年》
歌曲原唱合唱
編曲賀綠汀
音樂風格群眾歌曲、抗戰歌曲
演唱者田彥
作詞者賀綠汀
語言中文
和聲男和聲
發行時間在延安抗日戰爭時期
創作背景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上海文化界成立演劇隊，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到全國各地宣傳抗日救亡。音樂家賀綠汀懷著對侵略者的強烈仇恨，參加了上海救亡演劇一隊。
1937年冬，上海救亡演劇一隊輾轉來到山西抗日前線，為抗日部隊演出，受到熱烈歡迎，引起強烈反響。年底，他們到達山西重鎮臨汾。在城郊的一個八路軍辦事處(現在臨汾堯都區劉村鎮)，他們與指戰員有了更直接的接觸，并對游擊戰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尤其在聽取了朱德、任弼時、賀龍等首長的報告，從而，對抗日戰爭的形勢和策略有了進一步的了解，認識到，要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不僅要靠正規戰，也要靠運動戰、游擊戰。那是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賀綠汀對著小小的油燈，將那些零碎、片斷的音樂形象一下子綴成一個整體，連詞帶曲，一氣呵成創作出了歌曲《游擊隊歌》。
1938年1月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在山西洪洞高莊召開高級干部會議，討論堅持華北抗戰的方針。會議期間，賀綠汀指揮演劇一隊的全體隊員們為與會代表演唱這首《游擊隊歌》。
由于這首歌曲準確刻畫出游擊健兒機智、靈活的英雄形象，其歌詞更接近紅軍游擊戰法，尤其是“沒有吃，沒有穿，自有那敵人送上前，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兩句與會議的主題還十分貼近，故受到與會的朱德、劉伯承、賀龍、任弼時等高級將領的一致好評，認為當時部隊正需要這樣的歌曲。
于是，這首歌曲便迅速傳遍山西各抗日民主根據地，進而傳遍全國各抗日戰場。1938年夏，賀綠汀又將其改編為四部混聲合唱曲，成為20世紀中國最經典的合唱單曲之一。
抗日戰爭初期，紅軍挺進華北、華中，深入敵后，獨立自主地開展游擊戰爭。所謂“游擊戰爭”，即“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首《游擊隊歌》用歌曲的形式為紅軍游擊戰法作了一個形象的注腳。但可惜的是，《游擊隊歌》的第二段歌詞后來未保留。
八-一三”淞滬抗戰歌曲鑒賞《游擊隊歌》旋律輕松流暢，生動活潑的歌曲是我國著名作曲家賀綠汀1937年創作的。“八一三”事變爆發后，賀綠汀隨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劇一隊沿滬寧、隴海、同蒲鐵路線作抗日宣傳工作，于1937年底到達晉西南的臨汾，住在城郊的劉莊八路軍辦事處。此時他創作了這首獻給八路軍全體將士的歌曲，在洪洞縣高莊召開的八路軍總司令部高級將領會議的一次晚會上首次演出，受到熱烈歡迎。
歌曲隨即在華北各敵后根據地傳唱開來，并迅速流傳到全國各地。直到多年后的今天，還一直保持著經久不衰的魅力，贏得了國內外群眾的喜愛，這是與其內容的戰斗性和音樂形象的鮮明生動、群眾性的語言和通俗的形式分不開的。
歌曲結構《游擊隊歌》以ABA再現二部曲式為結構。前八小節為一個樂段，后八小節為一個樂段。
第一樂段在節奏上模仿小軍鼓的鼓點，給人以行進的感覺；弱拍后半拍起為特點的節奏型貫穿全樂段，唱起來統一和諧；以四度大跳后上下級進為主的旋律線給人以緊張、活潑的感覺，這些因素的巧妙組合，使游擊隊員樂觀、機智、頑強的性格特征，形象地表現了出來。
第二段前四小節在節奏上有所變化，曲調也安排了兩小節的同音反復。以近似數板的音調刻畫了游擊隊戰士風趣、樂觀的性格和對強大敵人的蔑視。這段音樂從節奏變化、旋律進行、調式色彩都與前段形成了對比。給人以新鮮的感覺。緊接著再現了第一樂段的前兩樂句，使歌曲既有變化又很統一，完滿地結束在主音上。
歌曲旋律《游擊隊歌》其旋律部分來自于《英國擲彈兵進行曲》。它曲調輕快、流暢、生動、活潑，以富于彈性的小軍鼓般的節奏貫穿全曲，既給曲調以進行感，又表達了游擊戰士們巧妙、靈活地與敵人周旋，伺機消滅敵人的典型形象。全曲音域集中，形象鮮明，語言通俗，這也是這首歌能在群眾中久唱不衰的原因。
情感表現《游擊隊歌》融入了作曲家對抗日將士的真摯情感，對敵軍的憤懣與藐視，對革命必勝的樂觀主義精神。在創作上，作者做了精心的構思與安排：先將節奏寫出來，然后按節奏譜寫旋律，再依曲填詞。富有彈性的小軍鼓節奏，輕快活潑的小樂句，唱起來瑯瑯上口，適合部隊行進時邊走邊唱。
對比統一的曲式結構，西方作曲技巧的應用，生動鮮明的音樂形象與曲調高度協調一致，使得樂曲和諧而完美，游擊隊戰士在艱苦環境下的機智勇敢性格，緊張愉快的生活場景躍然譜上，戰斗性的內容，群眾性的語言，朝氣蓬勃的音調，無論是合唱亦或獨唱，無論是演唱者還是聽賞者，都會被歌曲的樂觀情緒所感染，都能感受到革命與集體的無窮力量，從而信心倍增，奮勇殺敵。
社會影響新中國建立以后，《游擊隊歌》一直在全軍中廣泛傳唱，并多次列入總政治部向全軍推薦的歌曲，成為紅軍歌詠活動的必唱曲目。《游擊隊歌》也曾有其各種改編曲，其中作為軍樂曲的《游擊隊歌》更為動人。
在1964年首演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根據《游擊隊歌》編排的《游擊隊舞》無疑是這首軍旅歌曲最形象的闡釋。
1973年，周恩來總理在延安參觀革命烈士紀念館時，鄭重地提出：“在這里應該掛上一幅《游擊隊歌》曲譜照片。”由此可見《游擊隊歌》的重要意義。
20世紀90年代初，這首《游擊隊歌》毫無爭議地入選“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
2015年8月26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布了“我最喜愛的十大抗戰歌曲”網絡投票結果，《游擊隊歌》是入選的10首歌曲之一。
作者簡介賀綠汀賀綠汀（1903~1999），原名賀楷，解放戰爭時期，任華北文工團團長。建國后，歷任上海音樂學院院長，中國文聯第四屆副主席，中國音樂家協會第二、三屆副主席，第五、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
主要音樂作品有《天涯歌女》、《四季歌》、《游擊隊之歌》、《嘉陵江上》、《牧童短笛》等，管弦樂《森吉德瑪》、《晚會》等。著有《賀綠汀音樂論文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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