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運動（清末四川人民維護路權的斗爭運動）

四川保路運動（清末四川人民維護路權的斗爭運動）

四川保路運動 （清末四川人民維護路權的斗爭運動） 次瀏覽 | 2022.11.20 16:21:07 更新 來源 ：互聯網 精選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薦 四川保路運動清末四川人民維護路權的斗爭運動

四川保路運動又稱“四川保路風潮”是清末四川人民維護路權的斗爭運動。四川人民自辦鐵路，清政府迫于帝國主義的壓力，要將路權收歸，四川人民奮起反抗。清廷派湖北新軍前去鎮壓，造成武昌空虛，為辛亥革命首役武昌起義奠定了基礎。教師學生、農夫苦力、商人士兵、回族同胞、羌族土司、基督教徒、僧尼道士以各種形式集會演說，呼號奔走，掀起群眾性的反帝愛國熱潮，揭露帝國主義掠奪中國鐵路、清政府賣國賣路的罪惡行徑。

中文名

四川保路運動

外文名

Railway Protection Movement

發生地點

四川

別稱

四川保路風潮

朝代

清末

性質

維護路權的斗爭運動

主要人物

盛宣懷、羅綸、鄧孝可

記載文刊

《申報》

過程鑄鐵路風潮

甲午戰爭之后，國人民智漸開，“要想富，先修路”，國人也漸漸明白鐵路有很多的好處，而清廷則看到了鐵路在國防上的戰略意義。隨后，在政策的引導下，國內便掀起了建設鐵路的高潮。20世紀初，四川人民為了反抗帝國主義掠奪中國鐵路主權，由四川省留日學生首倡，經四川總督錫良奏請，1904年(光緒三十年)在成都設立“川漢鐵路公司”。第二年改為官商合辦，1907年改為商辦有限公司。采取“田畝加賦”，抽收“租股”為主的集股方式，自辦川漢鐵路。

出賣筑路權

1911年5月(宣統三年四月)，清政府宣布“鐵路干線國有政策”，政策規定：宣統三年（1911年）前所有集股商辦的干線，必須由國家收回。新上任的郵傳部尚書盛宣懷起用了前不久因照相問題被免職的端方為督辦大臣，并強收川漢、粵漢鐵路為“國有”，旋與美、英、法、德四國銀行團訂立借款合同，總額為六百萬英鎊，公開出賣川漢、粵漢鐵路修筑權。激起湘、鄂、粵、川人民的反對，保路風潮隨之興起，尤以四川最為激烈。

清廷劫奪商辦鐵路的“上諭”傳到成都時，身居四川省咨議局和川漢鐵路公司要職的立憲派紳商立即寫文章，發通電，開會演說，指責鐵路國有政策未經咨政院議決，違背法律程序，痛陳取消商辦鐵路是“務國有之虛名，坐引狼入室之實禍”，強烈要求清政府“俯順民情”，收回成命，維持商辦原案。

還懇請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代奏，乞求清政府暫緩接收川漢鐵路，并用現金如數退還川路股款。清政府對四川紳商的要求置若罔聞，聲稱對川漢鐵路公司已用之款和現存之款一律換發國家鐵路股票，概不退還現款，如川人定要籌還現款，朝廷必借外債，并以川省財政收入作抵押。6月13日，清政府與四國銀行團簽訂的“借款合同”寄達成都，清政府奪路、奪款、賣路、賣國的原形畢露。

四川保路會成立

6月17日，由立憲派紳商發起，由成都岳府街鐵路公司召開保路會成立大會，成立“四川保路會”，號召全川人民拼死“破約保路?！蓖婆e立憲派人士蒲殿俊、羅綸為正副會長，提出了“破約保路”的宗旨，發布《保路會宣言書》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會報告》，四處張貼，宣傳保路。并派會員分路講演，舉代表赴京請愿。

全川各地聞風響應，紛紛成立保路分會和協會，四川女子保路會、重慶保路協會和各州、縣、鄉、鎮、街、各團體保路分會相繼成立，會員眾至數十萬。從而形成以成都為中樞的全川反帝愛國聯合陣線，把保路斗爭推向有組織、有領導的新階段。8月5日，在成都召開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斗爭日趨激烈，逐漸沖破立憲派“文明爭路”的束縛。8月24日，成都開始罷市罷課，聲勢波及全川。

川人自保商榷書

成都保路斗爭進入罷市罷課、抗糧抗捐階段后，同盟會員朱國琛、楊允公、劉長述（劉光第長子）等編印了題名為《川人自保商榷書》的傳單，于9月5日川漢鐵路公司照例舉行特別股東大會時，散發給入場的會議代表?！渡倘稌芬郧擅疃[晦的言詞，一方面要川人“竭盡赤誠，協助政府”，“厝皇基于萬世之安”；另一方面，又揭露清政府“日以賣國為事”，“奪路劫款轉送外人，激動我七千萬同胞幡然醒悟”，號召川人“一心一力，共圖自保”。

接著，《商榷書》提出保護官長、維持治安、一律開市開課開工與制造槍炮、編練國民軍、設立炮兵工廠、修筑鐵路等現在自保條件和將來自保條件。《商榷書》還說：“凡自保條件中，既經川人多數議決認可，如有賣國官紳從中阻撓，即應以義俠赴之，誓不兩立于天地?！薄渡倘稌分须m然沒有“暴動”、“革命”等激烈言詞，但實際上是以“商榷”地方自治為名，鼓吹四川獨立?！洞ㄈ俗员Ｉ倘稌返某霈F，既為革命黨人發動武裝起義大造了輿論，也為急于尋找機會鎮壓保路斗爭的川督趙爾豐等人提供了口實。

趙爾豐一口咬定《商榷書》是保路會的宣傳品，所提條件“隱含獨立”，“儼然共和政府之勢”，于是，把“背叛朝廷”、“圖謀不軌”等罪名扣在立憲派的頭上，并加緊調兵遣將，于9月7日誘捕蒲殿俊、羅綸、鄧孝可、張瀾等保路斗爭的領導人、制造屠殺成都保路民眾的大血案。

成都血案

1911年9月7日上午，趙爾豐詭稱北京來電有好消息，將四川保路會，四川省咨議局、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的首腦蒲殿俊、羅綸、鄧孝可、張瀾、顏楷、胡嶸、江三乘、葉秉成、王銘新等人騙到督署看電報，隨即加以逮捕，企圖造成群龍無首耳朵局面，以此撲殺保路斗爭。蒲殿俊、羅綸等人被捕的消息迅速傳開，各街坊傳告各鋪家坐戶，無論老幼男女，各出1人，有的光頂光緒神位紙條，有的手舉一炷香，潮水般地涌進督署請愿，有的人還跪地磕頭哭泣，要求釋放蒲、羅等人。面對手無寸鐵的請愿群眾，趙爾豐早就發出“擁擠上院，格殺勿論”的指令。

他一面指使警務公所提調路廣鐘在督署附近聯升巷放火燒房子，意在制造誣陷群眾暴動的口實；一面命令衛隊向群眾開槍射擊，當場打死32人，受傷者不計其數。趙爾豐又派巡防軍分站各街口，開槍亂擊行人及學生小兒。還馳放馬隊，分巡各街，沖殺踐踏，斃傷群眾無數。第二天，大雨如注，城外居民得悉城內兇耗，人人頭裹白布，冒雨奔赴城下，示哀請愿。趙爾豐又下令官兵開槍，擊斃群眾數十人。

對督署內外被槍殺的群眾，趙爾豐竟下令三日內不準收尸。血案發生后，趙爾豐發布戒嚴令，緊閉城門，各街加兵防守，兵逼商人開市，封鎖郵電交通，繼續逮捕會骨干和青年學生，砸抄鐵路公司和鐵道學堂，查封所有宣傳保路斗爭的報刊。然后，血腥的屠殺不可能遏止人民的反抗，就在成都血案發生的第二天，各地軍便紛紛揭竿而起，猛撲成都。保路風潮遂由會的文明爭路演變成全川軍的武裝大起義。

軍圍攻成都

成都血案發生后，同盟會員用木片制成“水電報”，投入錦江，傳警各地。成都附近十余州縣以農民為主體的軍，在同盟會員和哥老會首領秦載賡、龍鳴劍、侯寶齋、張捷先、張達三等人率領下，四面圍攻省城，在城郊紅牌樓、犀浦等地與清軍激戰。僅在十余天內，成都附近州縣的軍“皆呼號而起”，“每縣數起，每起數千或至數萬”，從四面八方把成都圍住。這些起義隊伍總數不下20多萬，統稱為保路軍或國民軍。他們砍斷電桿，阻截交通，扼守要道，與清軍戰斗不下數百次，多次重創清軍。趙爾豐一面派兵分頭鎮壓，一面向清政府通電求援。

清廷急調6省派兵赴川鎮壓，又催促端方迅速啟程西上“查辦”。軍圍攻成都，表明四川保路運動已由立憲派領導的文明爭路發展為同盟會領導的武裝革命。鑒于成都一時難以攻下，軍決定改變戰略，除留下部分兵力繼續圍城外，其余軍分兵進攻各府州縣忙吧反清烈火引向全川。最終全川軍大起義加速了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從而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線。

成果意義

四川各族人民、各階層人士也紛紛加入保路斗爭的行列。教師學生、農夫苦力、商人士兵、回族同胞、羌族土司、基督教徒、僧尼道士以各種形式集會演說，呼號奔走，掀起群眾性的反帝愛國熱潮，揭露帝國主義掠奪中國鐵路、清政府賣國賣路的罪惡行徑。

聲勢浩大、規模壯闊的四川保路運動，也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清王朝在中國的統治，極大地鼓舞了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斗志，直接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總爆發，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主要人物

盛宣懷(1844～1916)，字杏蓀，一字幼勖，號次沂，又號補樓別號愚齋，晚號止叟。江蘇省常州府武進縣(今常州市)人。生于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生長在封建官吏、地主家庭。祖父盛隆嘉慶庚午(1810年)舉人，曾任浙江海寧州知州。父親盛康，道光甲辰(1844年)進士，侍郎銜，1860年前后以布政使銜任湖北鹽法武昌道。盛康注重經世致用之學，輯有《皇朝經世文續編》一書。[1]

羅綸（1876—1930），四川南充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14歲入成都尊經書院學習，后中舉。參與組織《強學會》、《蜀學會》，出版《蜀學報》，宣傳變法。1907年赴成都，在紳班法政學堂工作，在游學預備學堂任教，常與熊燾、張瀾、徐炯等共謀革新，人稱“六君子”。1911年任保路會副會長兼交涉部長，是保路運動的實際領導人。

紀念碑

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位于中國四川省成都市市中心人民公園西北部，建于1913年，是當時川路總公司為了紀念1911年四川保路運動中犧牲烈士而修建的紀念建筑。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是第三批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由川漢鐵路公司籌款，川路總公司在當時少城公園內修建。碑高31.85米，為磚石結構，由碑臺、碑座、碑身、碑首四部分組成。紀念碑碑臺仿照鐵路月臺修建，呈圓柱形。

碑座與碑身為方錐形，其中碑座四面分別是鐵軌、火車頭、信號燈、轉轍器和自動聯接器的浮雕圖案。而碑身四面嵌有長條青石，四面都刻有“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字樣，由當時四川書法家張夔階（東）、顏楷（西）、吳之英（南）、趙熙（北）分別用楷、草、行、隸4種字體書寫，每個字大小約有1平方米。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