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豪事件（國民黨特務(wù)制造的陰謀）

伍豪事件（國民黨特務(wù)制造的陰謀）

伍豪事件 （國民黨特務(wù)制造的陰謀） 次瀏覽 | 2022.07.11 20:00:43 更新 來源 ：互聯(lián)網(wǎng) 精選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薦 伍豪事件國民黨特務(wù)制造的陰謀

伍豪，周恩來總理在在五四時期用過的筆名。所謂“伍豪事件”是1932年2月由國民黨特務(wù)一手炮制偽造的。當時，他們用伍豪的名義在上海《時報》、《新聞報》、《時事新聞》和《申報》上分別刊登了伍豪脫黨啟事，就是企圖達到污蔑周恩來、瓦解共產(chǎn)黨在白區(qū)革命力量的目的，這件事從頭到尾就是一個陰謀。1967年，江青集團便意欲借此事，謀害周恩來總理。

中文名

伍豪事件

年代

1932年2月

分類

歷史

文革風波

1967年夏天，實在過得令人郁悶。誰也沒有想到，剛進5月，中央文革那幾員黑干將又把挑釁的目光盯在了周總理身上。[1]

大概是那年的5月初吧，天津南開大學的一些紅衛(wèi)兵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舊報紙里翻到一則“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他們那時正在到處抓叛徒、特務(wù)和走資派，對這樣一則啟事當然很注意，所以就把報紙送到中央文革，這張報紙自然落到了江青手里。

這則消息里提到的伍豪正是周總理在五四時期用過的筆名，當時，周總理和一些熱血青年在天津成立了覺悟社，他們不想用自己的真名，就以抓閹的形式取了些代號互相稱呼，鄧大姐當時抓到的是一號，就叫逸豪，總理抓到的是五號，就被稱為伍豪。年輕時，周總理很喜歡伍豪這個名字，曾用它作為筆名在報刊上發(fā)表文章，當然國民黨也知道伍豪就是周恩來。[2]

特務(wù)偽造

事實上，所謂“伍豪事件”是1932年2月由國民黨特務(wù)一手炮制偽造的。當時，他們用伍豪的名義在上海《時報》、《新聞報》、《時事新聞》和《申報》上分別刊登了伍豪脫黨啟事，就是企圖達到污蔑周恩來、瓦解共產(chǎn)黨在白區(qū)革命力量的目的，這件事從頭到尾就是一個陰謀。國民黨炮制的這個啟事存在著很大的漏洞，因為在刊登啟事的前兩個月，周恩來已經(jīng)按照黨中央的決定離開了上海，經(jīng)過福建進入了中央蘇區(qū)，此時他正在江西瑞金工作。

關(guān)于“伍豪事件”的真相黨組織早就很清楚。1942年，延安整風時，周總理曾把他當時的活動原原本本講過一遍，反擊了國民黨的分裂陰謀；解放后，有一個被捕的國民黨特務(wù)黃凱也交待過，說那份“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根本就是他們布置和偽造的。因為年代久遠，當時黨內(nèi)知道這件事的人比較少，只有當時一些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負責人了解事情真相，為此，陳云和一些老還寫過說明。但這件事的真相紅衛(wèi)兵并不知道，因此他們才把這張報紙送到中央文革小組江青的手中。

違背事實

可江青卻不管歷史事實，她正想整周總理而愁找不著黑材料呢，一見這張舊報紙就如獲至寶。5月17日，江青陰險地寫了一封信，說紅衛(wèi)兵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人叫伍豪。這封信她分別送給了林彪、康生和周總理。

周總理接到信后知道江青又想鬧事，他回到西花廳把這事告訴了鄧大姐，他和鄧大姐都覺得有必要把這件事再一次搞清楚，給歷史留下一個真實的記錄。那天，鄧大姐讓我把西花廳的工作人員都召集到一起，包括秘書、衛(wèi)士、司機和廚師。鄧大姐向大家簡單講了講這件事，讓茂峰去北京圖書館借來1931年和1932年上海出版的幾種報紙，我們大家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找起來。

報紙?zhí)嗔耍言谝黄鹩形覂蓚€人高，而且因為是豎版，找一條一二百字的小消息挺困難。但我們沒有灰心，還是堅持一張一張地翻。終于，那則啟事在1932年2月20日的《申報》上找著了，鄧大姐叫我馬上送到周總理那里。周總理很認真地閱讀了這則啟事，然后說“再查，還有一條消息是當時在上海的黨中央反駁國民黨的。”于是我們回來又查，但查遍了其它報紙都沒有看到那條反駁的消息，我們很奇怪。當時我們恰恰是忘了再查查《申報》。有的開始懷疑有沒有這條消息，因為當年周總理和鄧大姐也沒見到過。可周總理肯定地說：“會有的，陳云在延安的時候說過，是登了報的，不會錯。”周總理這么一說，我們又接著查，結(jié)果真在2月22日的《申報》廣告欄里查到了。那則只有45個字的消息是這樣寫的：“伍豪先生鑒：承于本月十八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xù)不合，致未刊出。申報館廣告處啟。”

見到這條消息，周總理坦然地說：“這就清楚了。”確實，周總理不解釋我也明白，同一張報紙在三天之內(nèi)就同一事件刊出兩條不同的消息，明眼人都知道，第二條是對第一條的否定。兩條消息都找到后，周總理讓我請來新華社的攝影師錢嗣杰，把那些舊報紙一一拍照。5月19日，周總理根據(jù)我們查出的所有資料親筆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隨信他還把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與此有關(guān)的事件編成大事記送給毛主席。

1968年，北京大學的一位學生又寫信反映“伍豪事件”，這封信讓毛主席看到了，他親自在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的污蔑。”

暫告段落

“伍豪事件”直到四年以后才算暫時告一段落。那是在1972年6月23日中央召開的批林批孔整風匯報會上，毛主席要周總理講一講“伍豪事件”，周總理就作了一個題為《關(guān)于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真相》的報告，這個報告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會議處錄音記錄，然后根據(jù)錄音整理出一份文字記錄。根據(jù)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這個報告記錄要由周總理簽字后把錄音、文字記錄稿和所有的相關(guān)資料存入中央檔案館，并發(fā)給各省市自治區(qū)和各大軍區(qū)黨委存檔，以防將來有人再舊事重提。但當時不知為什么，周總理看過錄音記錄稿后卻一直沒有簽字，這份記錄稿就一直放在總理辦公室保存起來了。

全文

這則所謂的“伍豪等脫離共黨”的如下：

“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

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chǎn)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fā)展紅軍牽制現(xiàn)政府者，無異消殺中國抗日之力量，其結(jié)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國民族于萬劫不回之境地，有違本人從事革命之初衷。況該黨所采之國際路線，乃蘇聯(lián)利己之政策。蘇聯(lián)聲聲口口之要反對帝國主義而自己卻與帝國主義妥協(xié)。試觀目前日本侵略中國，蘇聯(lián)不但不嚴守中立，而且將中東路借日運兵，且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以助長其侵略之氣焰。平時所謂扶助弱小民族者，皆為欺騙國人之口號。敝人本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際指導之中國共產(chǎn)黨。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啟”

事件真相

雖然江青利用“伍豪事件”整周總理的陰謀沒能得逞，但她對周總理卻是越來越不滿意了。可江青畢竟不敢在周恩來面前公開施威，就屢屢把氣出在他的工作人員身上，這樣先是出現(xiàn)了曾經(jīng)給周總理當過多年秘書的許明自殺事件，后來又出了讓趙茂峰給江青的女兒李訥寫檢查一事。關(guān)于許明被逼自殺之事，有在回憶文章中講過，我就不談了，而趙茂峰給李訥寫檢查卻是讓人看出江青的用心。

原來，“文化大革命”初期，周總理經(jīng)常出去開會或者接見“紅衛(wèi)兵”，開始每次都是由茂峰整理好文件跟著去。那時候，江青正在處心積慮地找周總理的碴，有一次，周家鼎就“支左”工作向周總理寫了一個匯報條，已經(jīng)過了很長時間后江青的秘書打來電話問這條子還給不給江青看？當時周總理說：“已經(jīng)過時了，不看也罷。”事情就算過去了。沒想到后來江青因為此事怪罪下來，對著周總理直抱怨，這讓家鼎感到很內(nèi)疚。這時周總理很平和地說：“這不是你的錯。讓不讓她看文件是我的事，你一個秘書能決定嗎？”周總理實事求是的兩句話，既擺脫了家鼎的尷尬，也讓江青一下子無話可說。

不久以后，“中央文革”小組要開碰頭會，周總理告訴茂峰時間、地點讓他寫個通知，通過中辦發(fā)下去。通知依慣例發(fā)到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手中，沒有發(fā)給文革小組辦公室。但是此時的辦公室主任正是江青的女兒李訥，于是江青借此事又鬧了一氣。“你不放手你的秘書也不放手，通知為什么不發(fā)給文革小組辦公室？”面對江青的無理取鬧，周總理采取了息事寧人的態(tài)度，他說：“那好哇，讓趙茂峰給李訥寫個檢討，說他發(fā)通知有疏漏……”聽周恩來這樣一說，江青又鬧不起來了。

回到西花廳，周總理很誠懇地對趙茂峰說：“這件事是我讓你辦的，還讓你寫檢討，真是對不起。”

“寫檢討沒關(guān)系，這個我能理解。”茂峰回答。

看到茂峰如此善解人意，周總理緊鎖的眉頭舒展開。后來，他親自審閱了茂峰的檢討，還把里面兩個錯別字改過來。

名字來由

當時，周總理和一些熱血青年在天津成立了覺悟社，他們不想用自己的真名，就以抓鬮的形式取了些代號互相稱呼，

鄧大姐當時抓到的是一號，就叫逸豪，總理抓到的是五號，就被稱為伍豪。年輕時，周總理很喜歡伍豪這個名字，曾用它作為筆名在報刊上發(fā)表文章，國民黨很多人也知道伍豪就是周恩來的筆名。違背事實編輯

可江青卻不管歷史事實，她正想整周總理而愁找不著黑材料呢，一見這張舊報紙就如獲至寶。紅衛(wèi)兵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人叫伍豪。這封信她分別送給了林彪、康生和周總理。

周總理接到信后知道江青又想鬧事，他回到西花廳把這事告訴了鄧穎超，他和鄧穎超都覺得有必要把這件事再一次搞清楚，給歷史留下一個真實的記錄。那天，鄧穎超把西花廳的工作人員都召集到一起，包括秘書、衛(wèi)士、司機和廚師。鄧穎超向大家簡單講了講這件事，讓茂峰去北京圖書館借來1931年和1932年上海出版的幾種報紙，大家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找起來。

報紙?zhí)嗔耍言谝黄鹩袃蓚€人高，而且因為是豎版，找一條一二百字的小消息挺困難。但大家沒有灰心，還是堅持一張一張地翻。終于，那則啟事在1932年2月20日的《申報》上找著了，鄧穎超派人馬上送到周總理那里。周總理很認真地閱讀了這則啟事，然后說“再查，還有一條消息是當時在上海的黨中央反駁國民黨的。”于是大家回來又查，但查遍了其它報紙都沒有看到那條反駁的消息，大家很奇怪。當時恰恰是忘了再查查《申報》。有的開始懷疑有沒有這條消息，因為當年周總理和鄧穎超也沒見到過。可周總理肯定地說：“會有的，陳云在延安的時候說過，是登了報的，不會錯。”周總理這么一說，大家又接著查，結(jié)果真在2月22日的《申報》廣告欄里查到了。那則只有45個字的消息是這樣寫的：“伍豪先生鑒：承于本月十八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xù)不合，致未刊出。申報館廣告處啟。”

見到這條消息，周總理坦然地說：“這就清楚了。”確實，周總理不解釋所有人也明白，同一張報紙在三天之內(nèi)就同一事件刊出兩條不同的消息，明眼人都知道，第二條是對第一條的否定。兩條消息都找到后，周總理讓人請來新華社的攝影師錢嗣杰，把那些舊報紙一一拍照。隨信他還把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與此有關(guān)的事件編成大事記送給毛主席。

1968年，北京大學的一位學生又寫信反映“伍豪事件”，這封信讓毛主席看到了，他親自在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的污蔑。”

成員名單男成員

10名，他們分別是：

5號周恩來，后化名“伍豪”；

9號趙光宸，后化名“奈因”；

11號薛撼岳，后化名“石逸”；

18號關(guān)錫斌，后化名“石霸”；

19號潘世綸，后化名“石久”；

20號胡維憲，后化名“念豪”；("念"音同“廿”?就是20?)

28號李震瀛，后化名“念八”；("念"音同“廿”?就是20?)

29號馬駿，后化名“念久”；("念"音同“廿”?就是20?)

41號諶小岑，后化名“施以”；

50號諶志篤，后化名“武陵”。

女成員

10名，她們分別是：

1號鄧穎超，后化名“逸豪”；

3號周之廉，后化名“珊”；

13號郭隆真，后化名“石珊”；

25號劉清揚，后化名“念吾”；("念"音同“廿”?就是20?)

26號吳瑞燕，后化名“念六”；("念"音同“廿”?就是20?)

31號李錫錦，后化名“衫逸”；

34號鄭季清，后化名“衫峙”；

36號張若名，后化名“衫陸”；

37號張嗣婧，后化名“衫棄”；

43號李毅韜，后化名“峙山”。

文革對周恩來的影響

1967年5月，隨著《五一六通知》的公開發(fā)表，社會上出現(xiàn)公開反對和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誣陷周恩來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等材料出現(xiàn)在江青的案頭(伍豪是周恩來早年用過的筆名——筆者注)。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名節(jié)，周恩來即于5月19日夜致信毛澤東：

連日因忙于四川和內(nèi)蒙問題，并同內(nèi)蒙軍區(qū)請愿戰(zhàn)士分批談話，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閱上海各報，江青也于昨日轉(zhuǎn)來各件，現(xiàn)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等啟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偽造啟事，它是先在《新聞報》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臨時中央方面就向申報館設(shè)法，結(jié)果《申報》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偽造的啟事，二十二日登了廣告處給伍豪先生另一廣告啟事的拒登回答，大概這是當時所能做到的公開否認可偽造啟事的辦法。我在記憶中，有通過申報館否認的處置，但結(jié)果不明，十六日午間已向主席這樣說了，不過我原來將偽造的伍豪啟事記在通緝殺人兇犯周恩來、趙容(即康生)之前，現(xiàn)在證明是我記錯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顧順章、向忠發(fā)相繼叛變后的上海各報，并無另一個所謂伍豪啟事，而紅衛(wèi)兵也未發(fā)現(xiàn)另一啟事。可見在我記憶中的偽造啟事和通過申報館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后發(fā)生的，所以我只能從電報和來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現(xiàn)在，把四中全會后與此有關(guān)的編為大事記送閱，同時，送上報道最詳?shù)纳虾！稌r報》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月合訂本一冊，《申報》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月合訂本兩冊，請翻閱。

此事需否專寫一報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傳閱送上各件后，請再約談一次，好作定奪。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信件及報送的各件材料作了“交文革小組各閱，存”的批示。完全清楚所謂“伍豪脫黨啟事”真相的康生，在讀到毛澤東這樣的一個批示后，遂不置一辭（60年代初，康生曾兩次寫下證明文字，證明“這完全是造謠誣蔑，當時在上海的都知道這件事”）。

這年12月下旬，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學生又以《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致信毛澤東。這一回毛澤東明確表態(tài)，于次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誣蔑。”

周恩來臨終念念不忘

有了毛澤東一言九鼎的批示，此事仿佛塵埃落定。令人深長思之的是，1972年6月，周恩來主持中央召開的批林整風匯報會，在以三個晚上的時間，作關(guān)于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六次路線斗爭的報告，并作了過分的自我批評之后，又在會議結(jié)束時作《關(guān)于國民黨造謠誣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專題報告。處事周密深細的周恩來顯然認為此事尚未“定奪”。周恩來在作這個專題報告的同時，向300多位與會者宣布：根據(jù)毛主席和政治局的意見，要把報告的錄音記錄稿以及有關(guān)文獻資料作為檔案，保存在中央檔案處，同時由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各保存一份。令人不解的是，在此后的整整三年間卻未付諸實施。1975年8月中旬，毛澤東發(fā)表評論《水滸》的談話。姚文元迅速作出反應，促成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將毛的談話下達，并通過《人民日報》社論公之于世，從而掀起一場“評《水滸》，批投降派”的運動。江青在9月初召開的全國農(nóng)業(yè)學大寨會議上極其露骨地攻擊重病中的周恩來和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宋江架空晁蓋，現(xiàn)在有沒有人架空主席？我看有。9月20日，病危中的周恩來做最后一次大手術(shù)。周恩來清楚，施行這次手術(shù)后果難測，進手術(shù)室前，特意要來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的《關(guān)于國民黨造謠誣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報告錄音記錄稿，用很長時間仔細看了一遍，并用顫抖的手在記錄稿第一頁上寫下“周恩來于進入手術(shù)室(前)，1975.9.20”的字樣。在推車進入手術(shù)室的一刻，周恩來用盡全身力氣，當著前來守候的諸多中央領(lǐng)導人和醫(yī)護人員的面，以少有的激憤大聲說：“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鄧穎超見狀，當即要汪東興向毛澤東報告這一情況。僅僅相隔110天，滿腹痛楚和殷憂的周恩來與世長辭

評價

覺悟社團結(jié)進步青年，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成為“引導社會的先鋒”和“作戰(zhàn)的大本營”，也因此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前的重要革命組織之一。覺悟社有正式社員20人，所知社友9人。目前，對覺悟社中部分成員如周恩來、鄧穎超、馬駿等人的研究比較多，但是對于其他成員的經(jīng)歷很多人并不清楚。對覺悟社全體成員的經(jīng)歷作一系統(tǒng)介紹，進而勾勒出20世紀初中國最早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的迥異人生。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