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變（上海事變）

一·二八事變（上海事變）

一·二八事變 （上海事變） 次瀏覽 | 2023.02.15 12:06:39 更新 來源 ：互聯網 精選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薦 一·二八事變上海事變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為了轉移國際視線，并壓迫南京國民政府屈服，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1月28日晚，突然向閘北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發起了攻擊，十九路軍在軍長蔡廷鍇、總指揮蔣光鼐的率領下，奮起抵抗。2月14日，蔣介石命令由前首都警衛軍87、88師和教導總隊組成第五軍，以張治中為軍長增援十九路軍參戰。3月初，由于日軍偷襲瀏河登陸，中國軍隊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線。3月3日，日軍司令官根據其參謀總長的電示，發表停戰聲明。同日，國聯決議中日雙方下令停戰。24日，在英領署舉行正式停戰會議。

名稱

“一·二八”淞滬抗戰

地點

上海市與周邊

時間

1932年1月28日－3月3日

結果

簽署停戰協定；上海非軍事化

參戰方兵力

中國 少于50,000人日本 約70,000人

參戰方

中國，日本

傷亡情況

中國 14,104人日本 3,091人

主要指揮官

蔣光鼐、蔡廷鍇、張治中鹽澤幸一

歷史影響

上海非軍事化

事變回顧

一·二八事變(日本稱上海事變或第一次上海事變、淞滬戰爭)，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為了支援和配合其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掩護其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的丑劇，自導自演在上海挑釁引發的沖突，時間長達一個多月。日本海軍陸戰隊在1932年1月28日夜對上海當地中國駐軍第十九路軍發起攻擊，十九路軍隨即起而應戰。戰爭期間，國民政府吸取九一八事變期間不與日本直接交涉專依國聯的教訓，在“一面積極抵抗”之際，也“一面交涉”，與日本進行談判。國民政府=希望在“不喪失國權”的情況下以最小代價達成停戰。5月5日，南京政府代表郭泰祺與日本特命全權公使重光葵分別代表中日雙方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協定規定雙方自簽字之日起停戰;取締一切抗日活動，第十九路軍留駐停戰線、劃上海為非武裝區;中國不得在上海周邊一帶駐軍(但中國保留行政權和警察權);日本軍隊撤退到1932年1月28日事變之前的狀態。[1]

背景信息

九一八事變與偽滿洲國的籌建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關東軍蓄謀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一段南滿鐵路，反誣中國軍隊破壞挑釁，悍然發動了對東北軍沈陽北大營的進攻。事變爆發后，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地方當局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而南京國民政府鑒于國家軍閥割據、國力孱弱，又為日本若槻禮次郎內閣的“不擴大”聲明所迷惑，采取了“忍痛含憤，訴諸國聯，彌合分裂，準備抵抗”的方針。國民政府雖有助防、抵抗的意愿，但限于客觀情況，事實上還是過于依賴國聯和尋找外援，激起國民的不滿，各地紛紛爆發激烈的反日游行，抵制日貨，甚至發生了赴京學生毆擊國民政府高官的行為。隨著日軍進一步擴展其軍事行動，蔣介石被迫于1931年12月下野，國民黨粵系的孫科繼任行政院長，但卻軟弱無力無法應對時局。日軍進逼錦州時，孫科南京政府再三命令張學良抵抗，張卻于1931年1月公然抗命不戰而退，日軍占領幾乎全部東北。日本礙于國際影響，不敢直接占領中國東北，于1931年11月將前清廢帝溥儀接到東北，企圖建立偽“滿洲國”來掩蓋其侵略事實。但當時國際上對日本的壓力很大，國聯已于1931年12月決定派李頓調查團前往中國東北調查，日本為了轉移中國和世界各國的注意力和輿論，意圖在其他能引起關注的地方挑起新的沖突以掩護偽滿洲國的建立。

日本海陸軍爭功和在上海的挑釁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日軍配合其東北行動，從1931年底起，先后在天津、青島、漢口、福州、重慶、上海等中國內地和沿海城市制造一系列事件，以制造混亂、尋找新的侵略借口和轉移視線。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就長期存在著所謂的“陸海軍之爭”，一直延續到二戰日本戰敗。而九一八事變后，日本陸軍在東北建立了“功勛”，獲得了大批經費和日本國民的“尊敬”，引起了海軍的妒忌，日本海軍急欲“爭功”。

上海是中國的最大城市和經濟中心，是首都南京的門戶，也是南京政府財政稅收的主要來源地，同時還是英美在華利益最集中的地區。“九·一八”事變以后，上海的學生、工人和人民群眾，集會示威，抵制日貨，組織抗日義勇軍，成立“上海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而上海也是日本在華最大經濟據點，上海民眾抵制日貨給日本廠商和航運業造成據說高達4120.4萬日元的損失（數字據關寬治、島田俊彥《滿洲事變》）。這些正義之舉，便成了日本帝國主義制造事件的借口。

日本在滬僑民，以中國排日為由，于1931年10月、11月間連續舉行4次僑民大會，聲稱要懲罰“暴戾”的中國，并到處尋釁滋事。1931年10月，日本海軍派遣軍艦4艘到上海示威，并開進長江，向江陰要塞掃射，接著又將部分軍艦集結在漢口，舉行陸戰隊武裝演習。

九一八事變后，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電召日本駐上海公使館陸軍輔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田中于1931年10月1日前往沈陽。板垣告訴田中，為了在“滿洲獨立”時轉移各國注意力，請田中在上海“搞點事”，并給田中2萬日元經費。田中應允。

寧粵妥協和十九路軍駐防滬寧地區

1931年5月底，國民黨內胡漢民派、孫科派、汪精衛派、西山會議派、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及其他反蔣勢力聯合起來，在廣州成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和廣州“國民政府”反蔣，與南京國民政府分庭抗禮，同時派人拉攏華北石友三部反蔣，并派其外交部長陳友仁秘密出訪日本會見外相幣原喜重郎，“表示愿以東北權益博取日本軍火”。8月5日，中原大戰失敗后蟄伏大連的閻錫山秘密乘日本軍機返回山西重新主政。9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進行總動員，出師討蔣。針對粵方軍事行動，蔣介石急令在江西剿共的何應欽暫停剿共，除以一部監視共軍，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贛州等地集結，準備“討逆”。雙方一時劍拔弩張。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蔣介石于9月21日被迫下令“將討粵和剿共計劃，悉行停緩”，并“推派蔡元培、張繼、陳銘樞三人赴廣東，呼吁統一團結，抵御外侮”。但廣東國民政府提出，要粵方人士赴南京談判并建立雙方統一的南京政府，必須要蔣下野，并先變更京滬衛戍部隊以保障安全。粵方并提出以粵系出身的陳銘樞麾下的十九路軍為京滬衛戍部隊。陳銘樞是雙方都能接受的人物，蔣介石于是在1931年9月底任命陳銘樞為京滬衛戍總司令兼代淞滬警備司令。10月15日，陳銘樞下令十九路軍從江西開赴京滬地區駐防。寧粵雙方在隨后的談判中互不相讓，胡漢民、孫科等堅持蔣介石必須下野。蔣不得不于12月15日宣布下野，由粵系孫科任行政院長組建政府。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和蘇區發展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中共中央委員會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等宣言，譴責日軍侵略。但認為，日軍侵略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第一是為了進攻蘇聯，第二才是為了鎮壓中國革命。九一八之后蔣介石被迫下令中止第三次“圍剿”、將剿共計劃“悉行停緩”時，中共中央開始非常樂觀地談論起革命的前途和形勢來，要求紅軍迅速“盡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蘇區打成一片”，并“在政治軍事順利的條件，取得一兩個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見《由于工農紅軍沖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1931年9月20日，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卷，第401—415頁）。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于1931年11月7日在中央蘇區瑞金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正式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并同時宣布產生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這之后中共中央又提出全面進攻，以逐步攻占國民黨統治區，根本推翻國民政府的戰略部署。在這些文件指示下，各蘇區的紅軍部隊趁國民政府忙于應付九一八事變之際，不斷進攻國統區以擴大蘇區。如江西中央蘇區在1931年11月蘇維埃共和國宣告成立之時，總共不過控制瑞金、石城、長汀、雩都、會昌5個縣的范圍，“初瑞金全縣赤化外，石汀雩會四縣大部尚是白色”。而到1932年4月之際，江西中央蘇區的面積已經跨有18個縣，完全占有了7個全縣和縣城。僅中央蘇區的面積已達約7萬平方公里，控制人口約240萬左右。加上閩西蘇區近10縣，總共已有面積近10萬平方公里，控制人口300余萬。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和閩浙贛蘇區，也都有了很大發展。

歷史背景策劃陰謀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占領了中國東北地區的大量土地，并試圖扶植前清朝皇帝溥儀建立滿洲國。但此一行動剛開始就受到了以國際聯盟為代表的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于是日本決定在上海這一國際性的大都市制造事端以轉移國際視線，使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的侵略與控制行動能夠順利進行。

除日本關東軍的高級參謀、“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之一的板垣征四郎大佐外，東京的裕仁天皇的文官黨羽“十一人俱樂部”（成員包括木戶幸一、近衛文麿、牧野顯聲等），也參與了“一二八事變”的策劃。該組織主張日本在完成對中國東北的征服前，需有一個“思考間歇”期，以應付國內外的許多問題。為此在這期間，日本需要在上海發起一場“假戰爭”。

1932年1月5日，板垣征四郎從中國東北飛回東京，得到裕仁天皇破格接見，并向天皇和日軍參謀本部報告侵占東北的情況。隨后板垣參與制訂在上海發動戰爭的計劃，并從東京給日本駐上海公使館陸軍輔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發了如下電報：“滿洲事變按預計發展，……請利用當前中日間緊張局面進行你策劃之事變，使列強目光轉向上海。”

制造事端

上海的田中隆吉接電后，將2萬日元經費交給了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即金壁輝），讓她具體策劃實施。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島芳子唆使2名日本日蓮宗僧人與3名日本信徒到毗鄰上海公共租界東區（楊樹浦）的華界馬玉山路的三友實業社總廠去生事。日方5人在廠外觀看廠內工人義勇軍操練，并投擲石子挑釁，引發沖突。而之前川島芳子早已經雇傭打手扮成工人模樣混入人群。沖突中日方5人遭到不明人士攻擊，一人死亡，一人重傷，然而警察并未成功逮捕犯人，因此日本指控攻擊事件為中國人的工廠糾察隊所為。此即所謂“日僧事件”。

1月20日凌晨2時許，數十名日僑青年會成員趁夜放火焚燒了三友實業社，又砍死一名、砍傷兩名前來組織救火的工部局華人巡捕。當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動1200名日本僑民在文監師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團集會，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該路北端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要求日本海軍陸戰隊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時，開始騷亂，襲擊華人商店。

通牒增兵

為擴大事端，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1月21日向上海市長吳鐵城承諾緝拿焚燒三友實業社的兇手之余，同時提出了無理的四項強硬要求：1、上海市長對日僧事件進行公開道歉；2、逮捕和處罰作案者；3、對被害者進行經濟賠償；4、取締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國會為首的一切反日組織和團體。

1932年1月22日，日本駐上海第1遣外艦隊司令鹽澤幸一發表恫嚇性聲明，聲稱上海市長如果對松井所提4點要求不做令日方滿意答復，日本海軍將采取“適當行動”。

之前板垣征四郎和參謀本部早就安排好了“假戰爭”的準備。“日僧事件”發生后，日本海軍以保護僑民為由首先調兵遣將，向上海增派軍艦。日本海軍除“九·一八”事變后陸續駛抵上海的軍艦外，于1月21日從本土吳港派出巡洋艦“大井”號和第15驅逐隊（驅逐艦4艘）運載第1特別海軍陸戰隊450余人和大批軍火，于23日抵達上海。24日停泊于旅順港的“能登呂”號特務艦（航母，1.4萬噸，載機6架）也駛抵上海。

1月22日，日本政府開會，“決定立取適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機處置之”。25日，日本海軍省首腦與外務省首腦聯合舉行會議，“協議如中國方面不表示誠意，不實行日本之要求，決以實力務期要求之貫徹，并協議萬一時的具體方策”。26日，海軍省召開最高級會議，“決定在一二日中發揮實力，其方法如下：（一）駐滬兵力如不足，可遣第二艦隊，（二）就地保護留滬日僑，（三）自吳淞至上海航路由日海軍保護，（四）在吳淞口外拘留一切華籍輪船，（五）加派軍艦到南京、漢口、廣州、汕頭、廈門等埠，并使浪人同時暴動。”日海軍的軍事行動得到了裕仁天皇的許可和批準，26日裕仁的最高軍事會議在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的主持下，訓令在上海的鹽澤幸一“行使自衛權利”。同日（26日）日本海軍省又命令從日本國內急調第1 水雷戰隊（旗艦“夕張”號巡洋艦率第22、第23、第30驅逐隊，共有驅逐艦12艘），運載第2特別海軍陸戰隊460余人開滬，并于28日下午到達。

至此，日軍在上海集結了軍艦24艘，飛機20余架，海軍陸戰隊1830余人及武裝日僑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黃浦江上。（1月28日，日海軍省又下令調航空母艦“加賀號”、“鳳翔號”，巡洋艦“那珂號”、“由良號”和“阿武隈號”3艘及水雷艦4艘從本土出發開赴上海。）

1932年1月24日，日本特務機關派人放火焚燒了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誣稱是中國人所為。27日，村井向上海市當局發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時以前對四項要求給予滿意答復，否則采取必要行動。

忍讓避敵

當時負責防衛上海的國軍是粵軍的十九路軍，由蔣光鼐任總指揮、蔡廷鍇任軍長，十九路軍的領袖是京滬衛戍司令陳銘樞。陳銘樞及十九路軍主張應付日軍挑釁。

但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戰略意圖做了錯誤的判斷，將日本掩護偽滿洲國建立的“假戰爭”行為，誤判為日軍將“占領南京，控制長江流域”（見蔣介石《第二期抵抗方案》），認為戰火將迅速擴展至全國，“中國重要各地亦隨時均有重大危險發生”（見《外交部致國聯及九國公約簽字國駐華公使照會》），甚至認為“國亡即在目前”（見蔣介石《告全國將士電》）。有鑒于這種嚴重判斷，國民政府認為國家軍閥割據內亂不已、軍令政令不統一、財政拮據，無力與日本全面開戰，所以竭力避免沖突，主張忍讓。

1932年1月23日，新任行政院長孫科在與汪精衛、蔣介石詳商后，急電上海市長吳鐵城“我方應以保全上海經濟中心為前提，對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緩態度。應立即召集各界婉為解說，萬不能發生沖突，致使滬市受暴力奪取。”（見《行政院急電市府避免與日本沖突》電稿）同日，軍政部長何應欽亦致電吳鐵城，重申“滬市為我經濟中心，總以和平應付、避免沖突為是”。23日何應欽還下令十九路軍五日內從上海撤防到南翔以西重新布防。一二八事變前四天，張靜江邀請蔡廷鍇到杜月笙家中，勸第19路軍“……最好撤退到南翔一帶，以免與日軍沖突。”蔡廷鍇猜測張是受“蔣介石所授意”。（見蔣光鼐、蔡廷鍇、戴戟《十九路軍淞滬抗戰回憶》

）在得知國民政府的態度后，蔣蔡等人感到沮喪，但是也表示會服從軍令撤出上海。蔣光鼐說：“遵照政府命令就是。”

1月27日下午，參謀總長朱培德、軍政部長何應欽調憲兵第6團接替第十九路軍在上海閘北地區的防務。該團27日晚8時從南京車站上車，28日正午抵達真如，其先頭一個營下午到達上海北站，準備次日（29日）拂曉接替十九路軍第78師第156旅第6團在閘北的防務。

事變爆發

1932年1月27日村井向上海市當局發出最后通牒后，上海市長吳鐵城在國民政府和上海各界的要求下，乃于28日13時45分復文村井，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無理要求。1月28日夜11時零5分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日方村井給吳鐵城和上海市公安局長的回信，對上海方面接受日方四項要求表示"滿意"，卻又以保護僑民為由，要中國軍隊必須撤出閘北。吳鐵城接到該回信已經是11時25分。夜11時30分，不等中方答復，日軍即向閘北中國駐軍發起攻擊，我十九路軍第78師156旅翁照垣部隨即起而抵抗（前來接防的憲兵第6團一部也一起奮而抵抗），戰爭爆發。

中共應對

發動群眾支援反日活動

一二八事變爆發前夕，中共臨時中央洞察日本帝國主義即將侵略上海，于1932年1月27日發出《中央緊急通知》，呼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號召黨組織動員無產階級與一切勞苦群眾給敵人的進攻以致命的打擊，并號召上海工人群眾實行總同盟罷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上海。（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第90頁）2月2日，中共發表《關于上海事件的斗爭綱領》號召舉行罷工、罷市、罷崗、罷操，“民眾自動武裝起來，驅逐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武裝海陸空軍出境！”（見《九一八——一二八上海軍民抗日運動史料》，第261頁）

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組織通過工會、學生會和其他群眾組織，積極支持十九路軍的抗戰。他們通過各社會組織募集前線急需的交通工具、通信器材、工事物資、醫藥用品等。他們還組織郊區人民分區炊制和輸送前線戰士每天的兩頓伙食。總工會動員募集了幾萬只空煙罐，趕制“土炸彈”運往前線。

1月30日，中共領導的上海各廠舉行代表大會，決定自31日起全市工人開始總同盟罷工，并建立上海各廠工人抗日總同盟罷工委員會。中共領導的上海民眾反日聯合會（簡稱“民反”）積極支持淞滬抗戰。1月31日，“民反”召集有5000人參加的市民大會，決議自即日起開始總同盟罷工，組織工兵代表會議。“民反”義勇軍在上海市大約有兩三千基本群眾，以閘北、滬西、滬東、浦東四個區受黨團影響較大的工廠為主。

左傾冒險主義的極左思想

一二八事變發生時，中共臨時中央處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之下，產生了一些錯誤認識，如強調在反對日本侵略的同時，必須進行推翻國民黨的斗爭；將國民黨內反蔣派別視為“反革命的在野派別”，必須打倒；否認中間營壘的存在，否認中間階級的抗日要求，主張以主要力量進行打擊。這些錯誤認識在淞滬會戰中導致了一些錯誤行為。

上海淞滬抗戰剛一打響，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政府就公開發表宣言聲明：“囯民黨各派軍閥和中國資產階級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走狗”，聲稱“一些國民黨軍閥及政客（如孫科張發奎陳銘樞及一切的狗蛋）黃色工會的官僚工賊，上海資產階級流氓痞子，現在弄各色各樣的把戲來愚弄勞苦群眾”（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第97頁），把國民黨一些派系和其他工會、民族資產階級支援十九路軍抗日的行為和主張，統統都說成是愚弄百姓。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極力號召勞苦群眾立起革命戰爭，要求革命民眾要“把子彈向著帝國主義囯民黨開放”（見《中國共產黨中央為上海事變第二次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第96頁-98頁），號召士兵“殺掉你們的長官”，號召近郊農民“武裝起來”，奪取土地，“進行游擊戰爭”，號召“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民眾自己的政權”。

在淞滬抗戰正酣，國民黨軍隊奮勇抵抗、流血犧牲之際，中共臨時中央卻依然如此號召，在中共黨內也有很多人不理解。上海部分地方干部就對此表示消極。他們明確認為：在十九路軍做革命戰爭時，各區不應發動戰爭，否則將成為搗亂后方。但中共臨時中央顯然是把上海事變看成是類似俄國十月革命一樣的重要歷史機遇，當年俄國就處在對德戰爭中，正是利用對外戰爭的亂局，布爾什維克趁機主導革命成功。因此，臨時中央領導人面對這樣千載一時之機，也備感興奮，極力推動士兵工作。顯然，他們的階級斗爭思維模式使他們認定天下烏鴉一般黑，反動階級中沒好人，認為十九路軍將領的抵抗，不過是為了欺騙士兵和民眾。他們甚至斷言，十九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等人根本上是沽名釣譽，是圖利謀財，是為了“騙取”民族英雄的榮銜和民眾的捐款（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第142頁）。他們甚至硬說十九路軍將領“絲毫不想乘勝追擊日本的軍隊到租界上，根本消滅日軍在路上的根據地”，說十九路軍將領“有意把士兵放在日本軍隊猛烈的炮火之下，不給士兵以有力的援助，好讓士兵士兵之后自動退卻”，是在故意“犧牲十九路軍士兵，使戰爭遭到失敗！”（見《請看！！！反日戰爭如何能夠勝利？》，1932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卷第142-145頁）臨時中央領導人還指斥十九路軍將領是反動的、反革命的“抗日軍閥”（張聞天《上海事變與中國的統治階級》，《斗爭》第3期，1932年2月9日），提出黨的策略是“擁護士兵自動抗日的斗爭，而反對他們的長官，利用一切機會揭破這些長官的欺騙”；號召革命的士兵與民眾聯合起來，把軍閥的武裝變為民眾的武裝，甚至認為“要作戰勝利必須殺掉他們反動的長官”。（張聞天《士兵的反日戰爭與我們的策略》，《斗爭》第2期，1932年1月31日）。

3月2日，因日軍從太倉瀏河登陸，十九路軍腹背受敵不得不撤至第二防線時，臨時中央領導人更加認為自己判斷正確，公開聲稱“國民黨及十九路軍的長官是帝國主義的清道夫”，“國民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派別、任何軍閥，都是帝國主義的奴隸，南京政府、廣東政府，馬占山、蔡廷鍇，都是一樣的東西。”呼吁士兵們“反抗國民黨軍閥的撤軍命令，槍斃反動的長官，持槍到閘北、吳淞、南市去，與民眾一起繼續與帝國主義決戰到底”（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告上海民眾書》，1932年3月5日）。這些宣傳損傷了共產黨的形象，為國民黨的攻擊留下了把柄。

中共歷史中央還做出了一些脫離實際的決定。2月11日，中共中央在致上海反帝大同盟黨團的一封信中說：“目前反日反帝運動的一切宣傳及行動，必須與武裝擁護蘇聯，反對世界大戰，擁護紅軍、蘇維埃等更緊緊地適合地聯系起來。”（《九一八——一二八上海軍民抗日運動史料》，第261頁）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一二八”事變的決議，主張由武裝的工農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抗日民族革命戰爭。（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第142頁—144頁）

上述這些錯誤有相當一部分在實際斗爭中得到貫徹，如左傾領導人計劃趁十九路軍和第五軍3月1日撤離第一道防線之際，翌日發動武裝暴動，占領閘北，結果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鎮壓，造成了嚴重的損失。

發動贛州戰役

就在淞滬抗戰激戰方酣之際，江西中央紅軍猛攻贛州，此即贛州戰役（1932年2月4日至3月7日）。贛州戰役牽制了一部分國民黨軍隊援滬作戰（如牽制了中央軍陳誠第18軍、第9師等），蔡廷鍇甚表不滿地說：“此次我軍與暴日在淞滬激戰最烈時，江西的‘赤匪’不特不能為國難所激醒以合力御外，反乘機猛攻贛州，企圖奪取贛南重要城市，以搗亂我后方，這種行為，不啻為暴日張目。”（見《蔡軍長對官兵訓話》，《大公報》1932年5月5日）一二八事變期間紅軍的這些進攻，也為國民黨實行“攘外必先安內”提供了口實。

意義影響積極的影響

1，促進了國內團結。一二八事變前，蔣介石下野，國民黨內寧粵對峙并未結束，群龍無首。事變后，國民黨各派系達成了一定程度的團結，汪蔣合作，蔣介石復出，自此南京政府的地位相對穩固。而國內各階層、各界人士，也因支援淞滬抗戰，激發了民族精神，促進了團結。

2，建立了抗戰的信心，轉變了國際觀念。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對外戰爭幾乎逢戰必敗，而且幾乎每次都以割地賠款告終。淞滬抗戰期間，國軍屢挫強敵，迫使日軍三易主帥，而最后的停戰協議中，既無割地內容，又無賠款條款，實為百年來所罕見。一二八抗戰中，十九路軍和第五軍的廣大愛國官兵表現的高度愛國熱情和抗日救國的英勇犧牲精神，表明了為民族生存而戰的中國軍隊，雖然武器裝備遠不如敵軍，但抗日衛國的正義性質，和廣大人民的支援，使中國軍隊發揮出強大的戰斗力，在中國的抗日戰爭史上寫下了光榮的一頁。中國軍隊的英勇表現，也為在滬西方人所親見，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自清末以來西方人輕視中國軍隊的心理，提高了中國軍隊的形象，改變了中國的國際觀感。

不利的影響

1，日本借上海事件，成功地轉移了中國和西方列強的焦點，完成了籌備偽滿洲國的工作。1932年3月1日，日本策劃的偽滿洲國宣布成立。3月8日，溥儀在“新京”正式宣布就任“偽滿洲國”執政，“偽滿洲國”宣布正式成立。

2，日軍雖然依據《淞滬停戰協定》完全退到“一二八事變”爆發前的地界，中國也完全恢復了日軍曾經占領地區的行政區和警察權。但是《淞滬停戰協定》第一條規定“關于停戰情形，遇有疑問發生時，由與會友邦代表查明之”，第二條稱“中國軍隊在本協定所涉及區域內之常態恢復，未經決定辦法以前，留駐其現在地位”，在中國領土發生的停戰疑問，需要第三國查明處理，中國軍隊還無權單方面決定在自己的領土上恢復“常態”，顯然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但中國軍隊后來以保安隊的名義仍然進入了該區域。）

一二八淞滬抗戰后，日軍在上海租界仍保有一定的陸戰隊兵力，據日本防衛廳《中國事變海軍作戰史》第156頁記載，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前，日軍在上海保有陸戰隊2200余人。（該數字與一二八事變前的日軍駐滬陸戰隊人數差不多。見上書119頁）

“攘外必先安內”政策

一二八事變時，國民黨指責中共又乘國軍在上海浴血抗戰之時，擴大湘、贛、粵、閩蘇區。國民黨驚呼“中共豫鄂皖邊區曠繼勛部，與鄂中段德昌部、鄂西賀龍部、湘東贛西李明瑞部，互相呼應企圖包圍武漢。一時擾亂范圍，遍及七省；‘赤化’面積，達200，000方里。大有燎原之火，不可收拾之勢。”

蔣介石聲稱鑒于“九一八”、“一二八”兩次事變，中共皆乘機“擴大叛亂，涂炭生民”，國軍難以全力抵御外侮，乃于1932年6月9日，在廬山召開“五省‘剿匪’會議”，宣布“攘外必先安內”政策。

蔣介石胡亂地類比歷史稱：“大家都要明白，我們這次剿匪戡亂，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沒有基礎。因為一方面抵御外侮，一方面還要分力剿匪，那就與明末的情形一樣，明末之時，陜西的土匪猖獗，明朝沒有先去繳清，因之滿清乘機入關。假使當時明朝只是在山海關以全力抗戰，何嘗不能抵御外侮。可是后方的土匪李闖猖獗，打到了北京，結果只有亡國。多爾袞寫給史可法的信也說：他的天下乃得之于闖賊，非取之于明朝。這雖然是他的狡辯，可是我們細按當時的情形，卻不得不承認明朝的亡，不是亡于滿清，而是亡于匪亂。現在我們的困難，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樣。所以我們要以明朝為前車之鑒。只要把國內的匪剿清，使全國團結一致，無論倭寇怎樣侵略，我們也能夠穩固自強，終久是可以挽救轉來的，如果我們內部意志不一，步驟零亂，既要對內打土匪，同時又要對外御外侮，試問我們究竟有多少力量！恐怕結果也只好重演一次明朝亡國的故事。……”

6月11日，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在北平外交大樓接見新聞記者，以江西紅軍在淞滬抗戰中不僅不支持抗戰反而攻擊援軍為借口，說：“中央認定不‘剿共’不能抗日，故派蔣委員長、何應欽擔任剿匪工作，努力進行，務期消滅。”（《抗日必須剿共》，《大公報》，1932年6月12日）

同年12月14日蔣介石又在內政會議稱：“攘外必須安內，是古來立國的一個信條。如果內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誘致外侮的媒介。我們要明了：‘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希望大家共同一致，認定目標，對外是日寇，對內是赤匪。我以為如果赤匪的禍亂能夠消滅，我們國內就可以安定；如果國內安定，我們一致對外，那么，日本就沒有問題了。”——見蔣緯國《抗戰御侮》第一卷第41-42頁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