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道剛（武昌起義和北伐戰爭的參與者）

晏道剛（武昌起義和北伐戰爭的參與者）

晏道剛 （武昌起義和北伐戰爭的參與者） 次瀏覽 | 2022.09.08 11:44:49 更新 來源 ：互聯網 精選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薦 晏道剛武昌起義和北伐戰爭的參與者

晏道剛（1889～1973年），亦名殿翹，字祖榮。湖北漢川人。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就讀于武昌陸軍第三中學堂。宣統三年(1911年)7月以學生軍排長入伍，后參加武昌起義。1919年10月任湖北督軍署參謀。1925年8月任兩湖巡閱使署參謀。旋調任陸軍第二師參謀處處長。次年8月加入中國國民黨，參加北伐戰爭。

中文名

晏道剛

別名

殿翹

籍貫

湖北漢川

性別

男

民族

漢族

國籍

中國

出生年月

1889年

去世年月

1973年

職業

畢業院校

武昌陸軍第三中學堂

政黨

中國國民黨

人物簡介

晏道剛（1889～1973年），亦名殿翹，字祖榮。湖北漢川人。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就讀于武昌陸軍第三中學堂。宣統三年(1911年)7月以學生軍排長入伍，后參加武昌起義。

1912年入保定軍校第1期炮兵科。

1916年6月考入陸軍大學第5期。

1919年10月任湖北督軍署參謀。1925年8月任兩湖巡閱使署參謀。旋調任陸軍第二師參謀處處長。1926年8月隨軍參加北伐戰爭，任第33軍參謀長，并加入中國國民黨。1927年起任第2路軍參謀長、南京編遣委員會點驗組第2組副主任、中央軍校北平分校教育長、武漢分校辦公室主任兼第8期第1總隊總隊長，參加了唐生智反蔣活動，失敗后回武漢閑居。1931年任南昌行營第1廳副廳長。1933年任會侍從室主任。參加了圍剿紅軍及堵截紅軍長征的軍事指揮。[2]

西安事變

1936年1月27日任陸軍中將。2月任西北行營參謀長，監督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投入反共內戰。西安事變發生后，蔣以瀆職罪將其扣押8個月，并“永不錄用”。1937年8月，經何應欽保釋回武漢， 任軍政部武漢辦事處主任，主持抗日軍隊軍火接濟調配工作，并任國民參政會顧問。1939年任重慶抗日戰地黨政委員會委員兼軍務組長，曾與李濟深、孫科等人秘密組織三民主義聯合會，主張倒蔣。1945年8月，被蔣勒令退職。1946年回武漢閑居，次年赴上海，與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駐滬代表郭春濤接頭，受命任民革駐武漢特派員，參加民革地下組織活動。1948年，接受中共江漢二地委城工部部長邱肱良領導，參加迎接解放的工作。曾動員武漢警備司令部辦公廳主任鄔浩將南撤的火車頭調回漢口使用；從其妻馮毅手中拿出黃金2兩，收買將要倒進江里的25桶汽油，維持公共汽車開班；策動其侄子漢口市長晏勛甫下令增設警察崗哨維持武漢“真空”治安，保護水 廠、電廠、碼頭、企業和人民的安全，迎接解放。新中國建立后，任中南行政委員會參事室參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團結委員會委員；積極推銷公債，贊助捐獻飛機，支援抗美援朝。1954年被選為湖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省政協委員和省民革常委，任省參事室參事。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次年“摘帽”。文革中被打倒，遭到迫害，1973年病逝1984年徹底平反。[2]

著有《軍隊教育》、《中國之義務兵制》、《西安事變記》、《蔣介石追堵長征紅軍的部署及其失敗》

西安事變

1935年秋，蔣介石令“鄂豫皖剿匪司令部”遷到西安，改名為“西北剿匪總司令部”，仍以張學良任副司令，并代理總司令（蔣介石）職務。張學良向蔣介石保舉晏道剛、林蔚、賀國光三人，請擇一任參謀長。張之所以如此，無非是希望與蔣聯系密切，便于合作共事，當晏道剛應允到西北，向蔣辭行時說：“我的能力薄弱，恐怕做不好。”蔣囑以“與張漢卿協商合作，有困難之事，你可告訴我，沒有做不好的事”云云。

1936年2月晏到職后，發現張學良傾向抗日，為調和蔣張關系，一面勸張接受蔣的意圖，一面勸蔣對張不可壓制過甚。

1936年12月4日下午4時許，蔣的專車到達臨潼，此一行人同到華清池后，晏道剛到蔣介石的住室，對蔣婉言東北軍及十七路軍困苦情形，前線官兵不愿“剿共”的思想。并又一次建議，最好將東北軍調赴察綏一帶，他們對抗日是有決心的云云。蔣厲聲答復晏道剛：“依你的說法，然則‘共匪’不剿了嗎？你為何不說服張漢卿，反幫他說話呢？”

1936年12月12日早晨2時許，西安城內的槍聲，時疏時密。晏道剛住在西安城內通濟南坊，以電話詢問辦公廳第二科科長江雄風，江稱不知。約半小時江來電話告訴晏說：“楊虎城的隊伍有一部兵變，正在搶銀行。”這時槍聲愈加緊密，晏道剛即以電話找張學良，張學良公館答云，張不在家。晏道剛隨以電話找楊虎城，卻是張學良聲音接電話。張對晏道剛說：“我是漢卿。外面發生槍響，我不明原因，我也不自由，委員長在此地，你不要動，也不要管。”再問，則電話掛了。

晏道剛宅駐有東北軍一排擔任警衛，至7時許，張派一副官，并帶一衛兵乘汽車至晏道剛門前，傳達張學良意旨，接晏道剛到張的公館。及至張公館，見到繆澄流師長，繆出示油印紙一張，上面寫明“兵諫”八項主張。繆說：“我們今天是‘兵諫’，要委員長聯共抗日。”晏道剛答道：“你們的處境我很同情，你們這八項主張我也贊成，但我覺得這樣作法還欠研究，如果因此引起國家大亂，自相殘殺，對消抗戰力量，豈不是讓侵略者坐收漁人之利嗎？”繆說：“依你怎么辦？” 晏道剛答道：“我見了張副司令再說。”繆澄流即派車送晏至西京招待所。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晏道剛于28日上午乘第二批飛機到南京。29日到宋公館去訪問張學良，張對這次由西安回南京的人表示歉意，囑晏道剛轉達。晏問候張的起居，張像是義憤填膺，頗有難言之隱，即興辭而出。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