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運動,簡稱新運,指1934年至1949年在中華民國政府第二首都南昌推出的國民教育運動,橫跨八年抗戰。新運以”禮義廉恥“重要思想為主,使人民改頭換面,具備“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新運最后因中華民國政府于1949年國共內戰失利“暫停辦理”,無疾而終,總體成效不大。1960年后,新運在臺灣延續。
中文名新生活運動
外文名New Life Movement
簡稱新運
時間1934年至1949年
發起者中華民國政府、蔣介石
目的要改革社會要復興一個國家和民族
運動簡介運動目的廉恥”(四維)是新運的中心思想。蔣介石要民眾把“禮義廉恥”結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新運想要做到的,不僅是表面的市容清潔、謹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會,要復興一個國家和民族”。蔣介石理想化地希望新運能使人民改頭換面,具備“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從根本上革除陋習。
三化如果說“禮義廉恥”是新運的理論基礎,則“三化”就是實踐理論的行動指引。所謂“三化”,就是“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并在各篇演講中強調務必達到軍事化的嚴格標準。
所謂“藝術化”,就是以“藝術”為“全體民眾生活之準繩”,告別“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并以傳統之提倡“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為榜樣,以藝術陶養國民,以達“整齊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
所謂“生產化”,則旨在“勤以開源,儉以節流,知奢侈不遜之非禮,不勞而獲之可恥”,從而“救中國之貧困,弭中國之亂源”。
而“軍事化”在《新生活綱要》中列于最末,但卻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中蔣介石即有這樣的陳述: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是什么?簡單的講,就是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軍事化!
蔣舉日本人民之能“洗冷水臉”、“吃冷飯”的例子來說明日本人“早已軍事化了,所以他們的兵能夠強”,故此要求中國人民達致同樣的標準。由此可見,提倡軍事化生活之目的,乃在于“安內攘外”,借此提高國民政府動員人民之能力,一方面與中共抗衡,同時也為準備對付來自日本的威脅。
新運活動新運總會曾于1935年3月發出三份對如何實行“三化”作了極詳盡規定的文件。文件條目分明,內容瑣碎,對人民生活方式規定嚴格,如生活藝術化的“有暇時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產化的“年未滿六十歲者,不得設宴祝壽”;生活軍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
除了由個人生活做起,新運促進會也舉辦各種活動。參考各省市的工作概況,戰前的新運工作大致不外乎提倡清潔和守規矩。“規矩”方面有守時運動、節約運動、升降旗禮等;“清潔”則有夏令衛生運動、清除垃圾和污水、滅蠅競賽等。亦有針對愚民陋習、不良風氣的活動,如識字運動、禁煙消毒(即禁毒)運動等。由于新生活運動力圖直接干涉物質生活與經濟,有學者如James Thomson將新生活運動譏為“建基于牙刷、老鼠夾與蒼蠅拍的民族復興運動”。
戰前發展“新生活運動”這個名詞,最早見于1934年2月17日,蔣介石在南昌于調查設計會所作的演說《新生活運動發凡》。演說中,蔣介石指出:所謂革命者,即依據一種進步的新思想(主義),以人力徹底改進各個人以至整個國家之生活形態之謂。簡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態之改進也。吾國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國國民之生活形態始終無所改進。
他提出的“新生活”是“先求全國國民于食衣住行四項實際的基本生活能澈底改進之一種社會教育的運動”,是使國民革命得以成功,中華民族得以復興的手段。兩日后,即(1934年)2月19日,蔣在南昌行營擴大總理紀念周以《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作演說,一般視之為新生活運動的正式開始。
近代西方對東亞的沖擊,最深遠的是在人們的自我認識上。由于“西方”這個巨大參照物的存在,相形之下萌生出一種對自身的不滿,就好比一個鄉下人原本在村里并沒感覺如何,因為人人都這樣,但一進城后就處處有幾分自慚形穢。這種全新的自我認識,消極的一端走向自卑,積極的一端則趨于自省,進而是激烈的批判和自我提升。[1]
在這種情況下,“文明”變成了一種無可置疑的價值標準,“不文明”就像“反革命”一樣,是對個人相當嚴厲的指控,至于“文明”與“革命”本身則不是反思的對象。從根本上說,“文明化”和“現代化”一樣,都指向同樣的目標,即擺脫自身在世界秩序中的落后地位,實現與西方“現代文明國家”平起平坐的愿望——換言之,這種內心沖動非常接近于日本的“脫亞入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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