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公務罪中暴力襲警行為的司法適用研究

妨害公務罪中暴力襲警行為的司法適用研究

作者：汪昌民

來源：《西部學刊》2021年第23期

摘要：學界對將暴力襲警行為歸為妨害公務罪從重處罰情節的合理性始終存在爭議，其中

爭論最為劇烈的是將暴力襲警行為認定為妨害公務罪的特別犯罪構成還是僅將其作為量刑情節

進行考慮，這涉及對暴力襲警行為方式的認定、對正在執行職務的認定以及從重處罰的量刑合

理性問題。綜合整理2015年以來認定為妨害公務罪中暴力襲警行為的典型案例，并在司法實

務中進行判斷，對暴力襲警行為進行類型化歸納分析，認為沒有必要單獨設立襲警罪，但肯定

暴力襲警從重處罰情節刑罰設置的合理性。暴力襲警條款的設置，加大了對人民警察權益的保

護。

關鍵詞：暴力襲警;從重處罰;妨害公務罪

中圖分類號：D924.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1）23-0101-03

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審查通過了

《刑法修正案（十一）》，《刑法修正案（十一）》從提議到通過一路走來受到法學界的高度

關注。此次修正案的內容充斥著諸多社會熱點問題，其中就有對備受矚目的《刑法》第二百七

十七條第五款所進行的修改。《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十一條將《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

第五款修改為：“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使用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駕駛機動車撞擊等手段，嚴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處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這一修改也是對理論界和實務界自《刑法修正案（九）》實施以來

各種爭議做出的一個回應。基于警察職業的特殊性，每年我國均有警察因公殉職，僅2020年

因公犧牲的民警、輔警就高達480名。因此，從刑事立法層面加大對人民警察的保護有著重要

意義。

筆者關注相關理論爭議，分別從定罪與量刑兩個角度進行觀點闡述，再結合司法實踐，分

析《刑法修正案（九）》實施以來的典型案例，力圖對妨害公務罪中暴力襲警行為的司法適用

問題進行探析。

一、暴力襲警行為認定的理論爭議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設暴力襲警從重處罰條款后，理論界與實務界對此產生

了長時間的爭議，其中爭論最為劇烈的就有是將暴力襲警行為認定為妨害公務罪的特別的犯罪

構成還是僅將其作為量刑情節進行考慮。

（一）犯罪構成說

有一種理論觀點認為，暴力襲警行為應當作為妨害公務罪特別的犯罪構成來認定。有的學

者認為在妨害公務罪中暴力襲警是對犯罪行為的描述，換言之將暴力襲擊正在執行職務的人民

警察作為一種行為類型，放在妨害公務罪客觀方面[1]來討論更具有合理性;但是也有的學者則

是認為暴力襲警屬于從重的犯罪構成[2]，暴力襲擊正在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應該屬于妨害公

務罪的加重情節。無論以上哪種觀點，學者們都認為應當將暴力襲警行為作為妨害公務罪的犯

罪構成要件來加以認定，只是在對其犯罪構成要件要素的歸屬上存在一定分歧。

（二）量刑情節說

第二種觀點則是認為暴力襲警應當作為妨害公務罪的從重量刑情節[3]，支持該觀點的學

者主要理由認為：其一，依據文義解釋，《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五款“暴力襲擊正在執行

職務的人民警察的，處……，使用支、管制刀具……”對照前文第二款、第三款和第四款，

可以看出暴力襲警是對后文所處刑罰的量刑情節規定，因為這幾款的規定都只是對國家機關工

作人員的細化規定，并沒有增加新的構成要件;其二，從《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五款與第

一款的關系可以看出，第一款“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就已經描述了該罪的全部構成要件，其中，“暴

力、威脅方法”與第五款中的“暴力襲擊”在內容上沒有區別，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無疑是包

含了“人民警察”的，所以從邏輯聯系上講沒有必要再將第五款之規定看作構成要件，否則將有

可能違背刑法禁止重復評價原則[4]。

筆者支持第二種觀點，認為暴力襲警行為作為妨害公務罪的從重量刑情節更為合適，這樣

理解既符合了文義解釋的要求，也更加滿足刑法原則的適用。而且在《刑法修正案（十一）》

中對《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五款的修改，進一步明確了“使用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駕

駛機動車撞擊等手段，嚴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樣的規定。

這種規定更是對暴力襲警行為的進一步細化，從而設置從重處罰的刑罰標準，所以將暴力襲警

行為認定為妨害公務罪的量刑情節顯然更為合理。

相比之下，如果將暴力襲警行為認為是妨害公務罪的一種犯罪構成，會使條文過于冗長、

重復。較一般的妨害公務而言，暴力襲警行為不過是將籠統的妨害行為細化到使用暴力，將妨

礙對象細化到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中的警察;同時囿于人民警察執行公務較其他類型的國家機關

工作人員更為高頻和普遍，襲警行為的發生概率也遠遠大于其他類型的妨害公務。但無論是對

法條本身的細化適用還是規制行為發生頻率的高低，都不足以使某危害行為成為罪名下特殊犯

罪構成的理由，因為暴力襲警行為本身并沒有超出一般人對妨害公務行為的認知。對比同樣在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被增加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特殊構成的高空拋物行為，則

是現實中往往不被視為一種嚴重危害社會行為而必須以刑法方式進行規制的范例。

二、暴力襲警行為從重處罰的量刑爭議

有關暴力襲警行為的量刑爭議由來已久，一直都是理論界關于妨害公務罪討論的焦點，其

中主要集中在對“襲警罪”設立的爭議和從重處罰的法理依據上。

（一）增設“襲警罪”的爭議

在《刑法修正案（九）》問世之前對暴力襲警行為的處罰是否應當從重就已有爭議，甚至

不乏學者認為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設襲警罪，從而更有助于對暴力襲警行為的規制。這種觀

點的學者主要認為增設襲警罪是罪刑法定原則的體現，同時也進一步凸顯了人民警察的身份和

地位[5]。但是該觀點并沒有被立法者所采納。

筆者認為并沒有必要單獨設立襲警罪。其一，結合世界各國立法實踐來看，單獨設立襲警

罪的國家主要是英美法系國家，而大陸法系國家諸如德國、日本等都并沒有單獨設立襲警罪，

都是將暴力襲警行為納入到妨害公務罪中，采取“非獨立罪名”的立法模式。其二，從立法傾向

來看，增設“襲警罪”是“立法中心化”的體現[6]。如果對于熱點的社會問題，一味地采用立法來

增設罪名的方式解決，無疑是落入了“立法中心主義”的陷阱。對成文法國家而言，不斷地增設

新罪會導致刑法的無序擴張。近年來不斷出現法官慘遭報復的社會現象，是否再增設“襲擊法

官罪”呢？醫患矛盾日漸突出的當下，是否要再增設“襲擊醫生罪”呢？所以增設“襲警罪”會破

壞我國當前立法體系。其三，從實踐效果來看，在《刑法修正案（九）》實施以來，暴力襲警

行為納入妨害公務罪中，使得暴力襲警的社會現象改善明顯，實踐證明并沒有增設襲警罪的必

要，現行《刑法》已經起到了很好的預防效果。《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更改也只是對暴力

襲警行為量刑設置的進一步細化，并沒有將暴力襲警行為從妨害公務罪中剝離出來之意。

綜上所述，現階段我國設置暴力襲警條款固然具有重要意義，其正當性和必要性也毋庸置

疑，但是因襲警行為內涵于妨害公務罪之中，所以并沒有必要單獨增設襲警罪。

（二）暴力襲警行為從重處罰之根據

通過妨害公務罪位列我國《刑法》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由此可以看出，對暴力

襲警行為的規制所要保護的法益是社會管理秩序，那么暴力襲擊正在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為什

么能夠單獨成為從重處罰的情節呢？

對于此理論界也存在著不同觀點。觀點一認為，暴力襲警行為作為妨害公務罪的從重處罰

條款不具備依據，因為《刑法》對人身權益的保護有規定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等罪名，那

么在妨害公務罪中規定暴力襲警的從重處罰情節將會違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7]，因為在

我國《憲法》明文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其中就包含了任何公民

個人不能因為其社會身份的不同而享有特殊待遇，對此《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五款難以從

保護人民警察人身權利方面到合理的根據。

觀點二則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暴力襲擊正在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作為妨害公務罪的加重處

罰情節的正當性。因為妨害公務罪保護的法益是國家工作人員所執行的職務，而國家工作人員

所執行的公務中，人民警察是負責保護公共安全，提供社會安全保障的存在，人民警察所執行

的公務具有特殊性，其法益侵犯性的程度也理所應當高于其他公務活動的法益侵犯性，所以具

備成為從重處罰的依據。

筆者更為支持第二種觀點。從《刑法修正案（十一）》可以看出立法者對暴力行為的細

化，增加了嚴重危害人民警察人身安全的規定，我們不能僅從表面就將其認定為只是為了保護

人民警察人身安全。從深層次出發，對正在執行工作任務的人民警察人身安全的保護其實是為

了更好地保障人民警察執行公務的安全與順利。基于人民警察所執行的工作任務往往具有高度

危險性，切實保障其人身安全才能保障其所執行的公務進展順利。

三、暴力襲警行為司法實證分析

在司法實踐中是如何適用暴力襲警條款的呢？通過“裁判文書網”“聚法案例”以暴力襲警為

關鍵詞進行搜索，綜合來看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頒布實施以前，針對暴力襲警行為

進行處罰的案例相對較少（2010年1個，2011—2012年無，2013年2件，2014年6件，2015

年19件）。而在《刑法修正案（九）》頒布實施后，針對暴力襲警行為進行處罰的案件顯著

提升（2016年143件，2017年208件，2018年220件，2019年255件，2020年257件）。這

一數據表明《刑法修正案（九）》頒布實施以后妨害公務罪項下的暴力襲警條款得到了充分運

用，諸多暴力襲擊正在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的行為被從重處罰，對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以及所

執行的公務起到了顯著的保護作用。

對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兩起典型案例進行分析，在“劉某妹妨害公務案”中，被告人劉

某妹通過平躺地面、拉扯、拖抱、推搡等方式阻礙民警執行公務，最終導致6名警員不同程

度受傷，其中1人構成輕微傷，后法院以妨害公務罪判處劉谷某、劉金某拘役三個月，緩刑三

個月。而在“馬鐵山妨害公務案”中，被告人馬鐵山為規避交警檢查，駕駛小轎車將輔警拖行二

十余米，導致該輔警受輕微傷，后法院以妨害公務罪判處馬鐵山有期徒刑一年。

由此可見，在暴力襲警行為力度上，只要暴力行為達到足以妨害人民警察執行職務便可認

定為暴力襲警而并不要求人民警察所遭受的損傷達到一定程度。行為方式和導致人民警察受傷

程度很大程度上影響到量刑幅度。但是在當時的《刑法修正案（九）》的籠統規定中，并沒有

一個準確的基準行。在2020年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就按照行為危害程度的不

同，對量刑幅度進行了詳細規定，甚至直接將量刑基準從“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提升到“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這也解決了關于妨害公務罪法定刑過低的問題。在此之前，相比較故

意傷害致人輕傷罪，妨害公務罪屬于輕罪。如果將某些襲警行為按照競合處理從輕原則，將會

按照妨害公務罪處理，這顯然是不符合暴力襲警條款設置初衷的，這種罪刑不均衡也顯然不符

合邏輯。

綜上所述，此次《刑法修正案（十一）》對暴力襲警行為進行了類型化細分，同時針對行

為方式不同設置了更為合理的量刑幅度，在司法適用上提供了更為明確的量刑依據，極大程度

地避免了量刑混亂，使得妨害公務罪中暴力襲警條款更具科學性，從而實現公平正義。此做法

相對于直接設置襲警罪罪名而言也更具有現實中的可行性。因為在探討設置襲警罪的折中說看

來，暴力襲警條款的明確具體化，既沒有破壞現有法律體系的完整性，也沒有因為刑事立法的

活性化遭到過度刑法化的批判，同時還在社會上產生了良好的效果和影響。筆者通過調研和訪

談發現，不論是媒體還是行政機關都對暴力襲警條款的設置表達了積極看法，還獲得了大多數

民眾的一致好評。在警察體系內部，也對《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此番修改贊不絕口。在他

們看來，這種《刑法》的設置，體現出了警民一心的政策落實，也有利于警察在執勤中對個人

人身安全的保護;同時，也對警察自衛行為提供了合情合理的法律保障，大大緩解了人民警察

在執法中束手束腳的問題。

結語

隨著社會的發展，暴力襲警事件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人民警察是維護社會治

安、打擊犯罪的一線力量，對人民警察權益的保護也應該有更加深入的理解與適用。從《刑法

修正案（九）》頒布實施以來，襲警罪的設立問題在理論界始終爭論不休，各界也持續討論暴

力襲警行為的認定，甚至暴力襲警條款從重處罰的根據都一直是學界不停探討的熱點問題。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頒布綜合了暴力襲警條款誕生以來司法實踐中所遇到的重難點，而

進行的一次完善，對暴力襲警行為的規制起到了重要意義;在肯定了暴力襲警行為歸屬妨害公

務罪進行定罪處罰的同時，也解決了司法實務中關于“從重處罰”的操作難問題。在對《刑法修

正案（十一）》妨害公務罪法條的解讀中，充分肯定了暴力襲警條款的合理性，加大了對人民

警察權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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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汪昌民（1997—），男，漢族，湖北十堰人，單位為廣西大學法學院，研究方

向為刑法學。

（責任編輯：楊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