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恢復性司法理念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之差異

論恢復性司法理念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之差異

【摘要】

恢復性司法是傳統刑事司法理念的轉換，誕生于西方的法律文化之中，

以基督教倫理和市民精神為支柱。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家族倫理、

重刑輕民以及家國一體與西方法律文化形成鮮明對比，給恢復性司法

在中國的實踐帶來了挑戰。

【關鍵詞】恢復性司法；基督教倫理；市民社會；中國傳統法律文化

;一、恢復性司法的解讀

恢復性司法是傳統刑事司法理念的轉換[1]，即由傳統的以加害

人為中心、注重實施自由限制的報復性刑事司法(retributivejustice)向

以被害人為中心、注重修補物質和精神損失，并且追求關系和解與社

區安全的刑事司法的轉換。具體說來，與傳統的刑事司法相比，恢復

性司法在認識上的創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犯罪在認識上的變化。恢復性司法認為，犯罪侵害的客體

主要是個體利益，而非僅僅是國家的利益，犯罪不僅具有“社會性維

度（”societaldimension），而且還具有地方性(local)和個體性(individual)

維度[2]；犯罪并非僅僅是加害人一方的事情，而且還是社區的事情。

它強調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區在犯罪的發生、矛盾的處理以及對罪

犯的矯正中的共同權利與義務。恢復性司法理念在對待犯罪的認識上

更加本著聯系和發展的視角，是對傳統的孤立加害人與被害人、社區

的刑事司法觀念的修正。

二、對刑事司法過程在認識上的轉變。傳統的刑事司法程序往往

將司法過程限制在被告和公訴人之間，而忽略了被害人在司法程序中

的作用，沒有考慮到被害人的需要。而恢復性司法理念則強調被害人、

加害人和社區的需要，發揮了他們在治愈（heal）犯罪、維護社區安

全過程中的作用。恢復性司法理念更強調被害人和加害人雙方的對話

與溝通，通過共同的參與來解決犯罪行為給社區帶來的不安。

三、對刑罰目的在認識上轉變。在刑罰目的上，傳統的刑事司法

理念從血親報復、同態報復發展到國家報復[3]，它注重的是對犯罪的

威懾與報復，孤立了罪犯與社區的聯系。而恢復性司法的理念認為，

以暴力為特征的刑罰并不能最終威懾和預防犯罪，犯罪預防更重要的

是在于降低已經發生的損害對當事人（包括家庭）和社區的影響，恢

復（restore）被害人、加害人以及社區的關系。

恢復性司法首先是一種刑事司法理念，貫穿于整個司法的過程，

而非單純的制度或者程序。恢復性司法的運用，表現在它追求民主、

文明、有效以及和諧地解決犯罪問題：（1）參與方包括了加害人、受

害人和社區，三方共同努力（必要時，司法機關也可以介入），以受

害人和加害人的自愿為前提，通過對話來理清事實，相互傾聽，恢復

關系，進而恢復社區的安全。具體方式包括被害人——犯罪人會談

（VOC）、家庭成員會議（familygroupconference）以及圓桌會議

(circle)[4]。（2）社區與被害人、加害人相互合作，通過補償（restitution）、

社區服務(communityservice)來幫助加害人矯正，促進加害人重建羞

恥（reintegrateshaming），融入社區。

二、恢復性司法的文化支柱：基督教倫理與市民精神

中國不同于西方的法治土壤必然使恢復性司法在中國的運用有

所差異。文化局限性（culture-bound）是理念或者制度移植中的必然

障礙。探求恢復性司法背后的文化理念，尋求其背后的文化根基成為

我國引進恢復性司法的題中之義。

恢復性司法與基督教倫理

新西蘭毛利人和北美印第安部落解決糾紛的傳統是現代恢復性

司法的最根本淵源，但那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恢復性司法——對這

些民族而言，運用這種方法解決問題已經是古老而久遠的傳統。他們

自己并沒有賦予它什么深刻而飽滿的內涵，直到西方人發現并把它稱

為“恢復性司法”。北美的基督徒們，尤其是門諾教派（Mennonite）

基督徒，最先將恢復性司法的概念正式提出來，并在理論和實踐中不

斷發展。恢復性司法的開山始祖霍華德?澤爾(HowardZehr)在論述現

代恢復性司法的起源時這樣寫到[5]：

當代恢復性司法領域是從20世紀70年代數個門諾派信徒占較大

比重的社區的審判實踐中發展起來的。門諾教派的信徒以及其他（在

加拿大的安大略還有后來在美國的印第安納的）實踐者作了受害者

———加害者會面這方面的嘗試并由此而產生出程序，他們力圖以此

將他們的信仰和他們對和平的認識適用于刑事司法的嚴酷領域中，而

這些程序遂即又成為了遍及全世界的模式。恢復性司法理論最初正是

由從這些探求中發展起來的。

恢復性司法是基督教倫理與刑事司法理念的完美結合。基督教蘊

含了博愛、奉獻還有自我犧牲的宗教倫理。不僅僅從現代恢復性司法

的起源上，我們可以看出恢復性司法的宗教印記，恢復性司法的價值、

原則、結構和視角等各方面都可以聞到宗教的氣息。一方面，基督教

把恢復性司法從部落的偏僻角落中挖掘并引導出來。基督教的博愛、

犧牲和奉獻使基督徒們熱衷于利用和傳播恢復性司法，他們把恢復性

司法當作上帝的事業和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恢復性司法也因為結

合了基督教的內涵而更加體現公義，更加符合現代的刑事司法理念的

要求，彰顯了法治的價值。《圣經》中，上帝要求他的信徒們“用你全

部的身心、全部的靈魂和精神去愛上帝”（《圣經》：《申命記》6：5），

并且“愛你的鄰居如愛你自己”（《圣經》：《利未記》19：18）。Christopher

ll在研究《新約》中的愛、正義與司法時，這樣寫道[6]：

“對正義的含義及范圍的理解上的不一致，明顯地會影響到我們

如何理解愛在刑事司法中的角。如果我們從“報復論”的角度來理解

矯正正義，那么（受害者的）憐憫或諒解就會要么看成是法律上的要

求，要么是極其的不公正；但是，如果我們從一個更加“關系性”和“恢

復性”的角度來看正義——恢復原狀或者修補關系，那么，正義的實

現方式就是原諒和和解。重要的是，在上帝的經典里，愛和正義并不

矛盾，因為主之愛體現于上帝對具體的人際關系的關注之中，而非抽

象而空洞的術語。……

“（圣經中的）愛是什么？……從基本的角度來說，它要求我們待

鄰居如自己，這和正義的概念是有關聯的；從極端的意義上來說，愛

就是我們不僅要愛鄰居，甚至還要愛自己的敵人，這便超越正義而付

出自己的代價了……”

基督教倫理在恢復性司法中得到了具體體現：

?加害人真誠悔過，承認且承擔自己的責任，并向受害者道歉。

?加害人補償受害人，并承擔一定的社區義務，以此“重建恥

辱”(reintegrateshaming)，回到社區。

?受害人接受加害人的悔過，參與幫助加害人度過犯罪后的心理

緊張危機(crisis)，改正錯誤。

?受害人及其家庭成員得到志愿者組織、信仰團體（faith

community）及基金會的幫助。

?加害人及其家庭成員得到志愿者組織、信仰團體及基金會的理

解。

?社區與志愿者把社區內矛盾的解決看成是自己的義務，積極參

與受害人——加害人會議、家庭會議或者圈子。

?社區與志愿者幫助受害者與加害人一起融入社區，共同維護社

區安全。

恢復性司法與市民精神

在報復性司法理念中，犯罪被看成是被告人對社會關系的破壞

——而非對受害人的個人利益，這就難怪馬克思說“犯罪——個人反抗

統治階級的斗爭……”[7]。這樣，所有法律問題局限在國家與被告人

之間，受害人在刑事司法中充當的頂多是證人[8]。受害人在刑事訴訟

中的需求到不到滿足，受害人對刑事案件的處理信息接受得極少，受

害人不知道自己的受害原因，也不能向被告人傾訴自己的痛苦，不利

于受害人心理上的恢復；同時，加害人也沒有機會向被害人道歉，其

心理包袱束縛其心靈上的悔過，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犯罪后的心理危

機。進一步說，傳統的刑事司法結構將犯罪處理的程序脫離了犯罪產

生的背景——受害人與社區。

恢復性司法倡導廣泛參與，它把犯罪行為看成是對社區安全與秩

序的違反（violation）。這種違反一方面與社區有一定的關聯——社區

沒有盡到應有的責任區去防范犯罪，從而導致了犯罪的發生；另一方

面，這種違反導致了居民對社區的歸屬感下降，長此以往，必然會分

離社區，加劇了居民對社區的疏遠。恢復性司法將犯罪問題的解決納

入一個多元的體系中——區別于傳統的“國家——被告人”模式，它強

調了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間的對話，以及社區與政府之間的制衡與合作。

社區再也不是被忽視的對象，而是處理犯罪過程中的主導角，與國

家的公權力形成制衡。社區，主要包括大量的志愿者組織、信仰團體

以及基金會等等私人力量，在組織受害人——加害人會議、家庭會議

與圓桌會議中扮演主要的角，對于被告人的后期矯正負有幫助和監

督的責任。這在一定的程度上取代了國家——或者是削弱了國家對于

社區事務的干預，從而社區與國家形成某種緊張。另一方面，社區與

政府又是合作的。國家需要的秩序，社區需要的是安全。如果當社區

的私人力量不足以解決犯罪所帶來的無序的話，國家的暴力介入是必

要的，這在一定的程度上便是社區與政府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