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反映的思想內核是)

程朱理學，亦稱為“程朱道學”，是宋明理學的主要派別之一，也是理學各派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學派之一。理學的天理是道德神學，同時成為儒家神權和王權的合法性依據，其由北宋時期河南（今河南洛陽）人程顥與程頤兄弟開始創立，其間經過弟子楊時，再傳羅從彥，三傳李侗的傳承，到南宋時期朱熹集為大成。

程朱理學發展到清朝，已在中原大地根深蒂固，成為清人食古不化思想的一部分。在當時，不但漢族婦女受到這種觀念的轄制，連滿族女子同樣受到影響，開始重視所謂的女德觀、貞節觀。

我們知道，有清一朝，旗人處于高人一等的社會階層，所以守節的滿族女子能得到朝廷的特別優待。寡居的滿族女子，可以定期享受內務府分發的錢糧，且數額不菲，足夠一個家庭日常吃穿用度。

顯然，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我們根本無法理解貞節觀。筆者不妨用程頤的理念來解讀“女貞”：

問：為什么不能娶寡居的女人？

答：娶女人是為了配身，如果娶了一個失節的婦女配身，自己也一樣失節。

再問：那么，如果寡婦的生活孤苦無依，沒有保障，是否可以再嫁呢？

答：餓死只是小事，失節才是大事。

這種思想自宋朝時期興起，一度貫穿了宋朝以后的封建王朝，以至于“貞女”成為彰顯婦德的典范。

到了元明兩朝，“旌表節婦”不止停留在讀書人的嘴邊，而是成了一種制度。

大德七年，江浙行省有這樣的規定：婦女出嫁時的嫁妝田產，一律歸女方所有，不論夫妻離異還是丈夫亡故，這些財產均屬女方。不過，若女方改嫁，則這些財產必須歸還給前夫之家。

《元典章》中也有類似的規定：“典章十八，婚姻，夫亡，奩田聽夫家為主。”明律、清律都沿用了這一規定。其實優待貞女的政策，在很早以前就已經出現。北魏時期，均田法令中就出現了這種優待政策：守節的寡婦，可以免除勞役賦稅，官府還會發放田產。

清朝究竟有多少寡居的女人呢？

據郭松義的統計，有清一朝，得到朝廷認可（領受旌表）的寡婦數量超過一百萬人。在所有朝代中，明清兩朝的寡婦數量是最多的。在這兩個朝代里，喪妻后鰥居超過三十年的男人約占喪妻鰥夫總數的百分之八，而喪夫后寡居超過三十年的女人占喪夫寡婦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六。其中，側室寡居的比例最高，估計是因為側室與丈夫年齡相差巨大，故有此結果。

不過，在中下階層，寡居的女人礙于生活的壓力，改嫁的情況也不少。《歷史研究》第六期，蘇成捷認為，生活在下層社會的女人，在寡居后不得不考慮生存問題，進而改嫁。正因如此，十九世紀初清廷不得不廢黜了禁止改嫁的條令。

從各類史料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明清時期守節婦女與再嫁婦女的比例相對穩定，但相對于宋元兩朝，明清朝守節婦女的比例更高。所以說，明清時期的社會中才會有很多由孤兒寡母組成的家庭。

這樣的家庭，同樣是社會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母子同樣要參與社會生產，如果他們的權益受到損害，也要訴諸公堂。在大多數情況下，多由母親出面打理各項事務，主持家庭的大事小情。在這些家庭中，女人才是頂梁柱。

正因如此，雍正才會對當時為亡夫殉情的女人提出斥責，認為這些女人一死了之，將爛攤子留給子嗣，不能盡婦職。對此，雍正頒布諭旨：

“不知夫亡之后，婦職之當盡者更多。 上有翁姑，則當奉養以代為子之道。下有后嗣，則當教育，以代為父之道。他如修治蘩，經理家業，其事難以悉數。安得以一死畢其責乎。”

在雍正看來，喪夫的寡婦應主動承擔起丈夫的責任，料理家庭內外各項事務。雍正之后，“經理家業”也成了節女應盡的義務。

前文我們提到，在明清兩朝，被朝廷認可的節婦數量超過一百萬人。對于封建社會來說，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呢？按照現今“男女平等”的眼光來看，這未嘗不是一種善舉，為什么這么說呢？

在當時的家庭中，同居共財是一種普遍狀況，婦女的人生經歷了從女兒、到妻子、到母親、到寡婦的身份轉變，她們的社會地位和權利也在發生著潛移默化的轉變。明清兩朝，因為繼嗣的強化，婦女寡居的情況越來越多，這也就使寡居女人的社會地位、家庭地位越來越高。

從某種角度來說，明清兩朝的制度提高了寡婦的家族地位。不過，這種地位的提升，犧牲的是寡婦個人的幸福，與真正的“男女平等”則相距甚遠。

參考資料：

【《元典章》、《歷史研究》第六期、《程朱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