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節紀念誰(中秋節紀念誰的故事)

20世紀80年代初，王昆侖與家人合影。從左到右：作者母親王金陵，作者父親王春元，作者外公王昆侖，作者王田田

《昆侖贊》（朱宗明，中國畫）

王昆侖于1975年親筆書寫的三首詩《心上人間》《防微杜漸》《縱思為黨》

【編者按】

王昆侖是中國近代史上卓越的政治活動家，著名的愛國主義者，為中國革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長等職。

今年是王昆侖誕辰120周年。團結報文史周刊與民革無錫市委會合作，策劃推出“多黨合作歷史啟示錄——紀念王昆侖誕辰120周年”專題，通過紀念先賢，深化“矢志不渝跟黨走、攜手奮進新時代”政治交接主題教育。

今年是外公王昆侖誕辰120周年。外公生前，從不允許親朋給他過生日，為他祝壽。因為生于8月，他說8月1日就是他的生日。

老百姓嘴里的“王大爺”

20世紀70年代中期，外公于醫院和家中養病。其間，當我母親王金陵忙于《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的譯著時，我便陪同外公散步，當他的小拐杖；看他寫書法，聽他講詩詞，做他的小學生。

那個時候，每過一段時間，就有四季青公社的農民開著拉糞專用汽車來到我們居住的院子里拉糞。離我們家門口不遠處有口糞井，當我看到臭烘烘的拉糞車，就躲得遠遠的。外公卻把農民請進來，一邊招呼他們落座休息，一邊招呼我為他們倒水，一邊又向他們詢問村里的情況。后來，這些農民大叔經常是嘴里喊著“王大爺在嗎”，一腳便已踏進了我家的門。

原來，外公和糞車還有段故事。1955年外公主動請求從中央去地方工作，他被任命為北京市副市長，主管衛生和文化。當時的生產隊用馬車將城里居民的糞便運回鄉村當作農肥。然而，拉車的牲畜走一路、拉一路，街上經常有一堆堆糞便，既不衛生，又影響市容。外公就想了個主意，進城的馬車必須給牲畜套上馬糞兜，這樣一來，城市道路整潔了，馬糞兜里的糞也不會浪費，回到農村還可以積肥。

當時的北京有不少洼地，據說是建北京城時挖土燒磚留下的大坑，每到夏季，就會形成雜草叢生的葦塘，混雜著垃圾、糞便和污水，其中又以朝陽門到安定門一帶最為嚴重。1958年秋和1959年春，外公多次現場指導并參加勞動。經過幾十天奮戰，建成了面積達100多畝的兩個人工湖，考慮到這是依靠工人、機關干部、學生和街道群眾等各界人士共同勞動修建的，青年又是主力，外公就給它們起名為“團結湖”和“青年湖”。

胡同小巷的居民家中有他的身影，張家灣農戶的土炕上有他的身影，城子煤礦礦井下有他的身影，西單大街的清潔工中也有他的身影……他是老百姓嘴里的“王大爺”。

統一有日非孤島，團結長期為民眾

1976年1月，外公驚聞周恩來總理去世，老淚縱橫，哀痛之深，言難盡意，他作詩一首，永志悼念。

心上音容永不磨，沉哀難忍淚滂沱。

長期領導恩情重，半世遵循戰斗多。

蓋世勛名光馬列，臨終遺愛灑江河。

八方悲痛空前古，力量無窮化凱歌。

記得當時常講“要化悲痛為力量”，外公的確是這樣做的，最深切的緬懷，就是將周總理的重托銘于心篤于行。淚水模糊了他的視線，總理那彎彎曲曲的三個“托”字，在外公眼前顯得異常清晰。那是1975年9月8日，外公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趕往政協禮堂，羅青長向外公和屈武出示了周總理的批示：請約王昆侖、屈武一談，托、托、托！曾經非常熟悉的筆跡變得如此陌生，顫抖的筆畫也顫抖了外公的心。這是周總理生前最后一次批示。蔣介石去世后，周總理想約見外公和屈武，希望他們能夠做蔣經國和其他在臺國民黨上層的工作。然而由于當時周總理已經病重，外公終究沒有機會親耳聆聽周總理的教誨。

1977年底，根據中共中央的建議，民革中央成立臨時領導小組，外公成為召集人之一。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翌年元旦，鄧小平在全國政協座談會上就祖國統一問題作了重要報告，會后，民革領導人決定把對臺工作，促進祖國和平統一作為最重要的工作方向和工作內容。

1979年10月，民革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外公在開幕詞中表示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與全國人民一道，同心同德，將民革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作貢獻。

1980年2月底，在外公等人的推動和努力下，《團結報》復刊，成為促進祖國統一的重要輿論陣地。耄耋之年，外公積極參與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活動，接待海外歸來探親的民革前領導人的子女。在《中秋寄臺灣同胞》一詩中，他寫道：“統一有日非孤島，團結長期為民眾。”

探求救國救民的革命道路

外公忙著工作，我忙著讀書。還記得，當我手持北京大學錄取通知書，興奮地向外公報喜時，他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正是在外公的影響和鼓勵下，我報考了北京大學。1917年，還是少年的外公考入了北京大學預科，學習期滿后升入中文系，為了尋求救國之道，他又轉入了哲學系。

我不無得意地對外公說：“您是咱們家第一位北大男生，我是第一位女生。”外公搖了搖頭：“第一位可不是你，是你的大姑婆王蘭（外公的大姐），她不僅是咱們家的第一位，也是北大的第一位女生。”

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外公常常到時任校長蔡元培先生的辦公室請教。那時北大還沒有女生，有一次天津有位女生來北大找人，社會上就傳說北大有了女生，有些人還說男女混雜是傷風敗俗，但是蔡校長表示支持婦女進入高等學府。外公問蔡校長北大是否招收女生，并表示姐姐王蘭很想進北大求學。蔡校長說：“她敢來嗎？可以讓她來試試。”就這樣，大姑婆進入北大讀書，后來又來了兩位女生，開啟了北大男女同校的新風尚。

外公以北大一年級學生會主席的身份參加了五四運動，并作為學生代表，在上海拜見了他仰慕已久的孫中山先生。

1983年，外公因公赴上海期間，參觀了孫中山故居紀念館。1922年12月，正是在這里——香山路7號（原莫里哀路），作為一名向往革命而又不知道怎樣革命的熱血青年，外公拜謁了孫中山先生，向先生請教救國救民的革命道路。也是在這里，孫中山先生親自介紹和批準了他加入國民黨。

1933年春，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籠罩下，外公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舉起右手，默念著誓言。外公在晚年回憶這一時刻時，激動地說道：“我一生都不會忘記的！”

此次南行，他還順道回到了無錫，這是抗戰前夕他離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重返闊別了幾十年的故鄉無錫。

外公祖籍無錫，但是新中國成立后他長期居住和工作在北京。記得有一次，親朋從無錫帶來了水蜜桃，外公顯得格外高興，和我母親一道同客人講起了無錫話。他拿著水蜜桃聞了又聞，自言自語地說，這是家鄉的味道。他隨即又沉默下來，用手有節奏地、緩慢地拍著沙發扶手，望著遠方，眼神變得深邃起來。2011年10月21日，我參加了無錫王昆侖故居重新修繕和塑像落成儀式，在參觀萬方樓時，似乎一下子讀懂了當年外公的心情，他那眺望遠方的目光里一定飽含了厚重的情感。

百年前，我的太公王心如在無錫黿頭渚別墅親自嫁接、培育了太湖別墅水蜜桃，當時種植在齊眉路兩側。過了桃林，就是作為起居處所的方寸桃園，那是他希望頤養天年的世外桃源。可是，在那個社會動蕩的年代，哪里有世外桃源呢？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外公在太湖別墅居住期間潛讀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與當地進步青年暢談，始終關注著中華民族的危亡。

萬方樓建成后，外公引用杜甫《登樓》“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的詩句，將小樓命名萬方樓，表達憂國憂民的心境。1935年8月，正值無錫水蜜桃成熟之時，外公借口品桃避暑，邀請南京讀書會成員，來自上海和無錫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在萬方樓召開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根據黨的精神，決定在讀書會的基礎上籌備救國會，確立了推動國共合作抗日的工作方向。

1932年，外公在無錫創辦《人報》，發表了《問無錫青年》等文章，他大聲疾呼：“敵兵在我們的鄰境，炮艦布滿了沿江，飛機在我們呢頭上盤旋，不定哪一天被敵人占領了我們的田廬，殘殺了我們的兄弟。我們該怎么辦？”“今日之世界，需要怎樣的中國，今日之中國，需要怎樣的無錫，今日之無錫，又需要怎樣的青年。”

年逾古稀之年，外公再返故鄉，在停留的三天時間里，外公格外興奮，當看到無錫迅速發展時，他欣喜地題下了“無錫在前進”。今日之中國，今日之無錫，正是幾十年前，他心中的憧憬啊！

外公晚年時， 很少與我談及他做過什么，很少述說他那曲折而辛澀的思想歷程、艱險而危難的戰斗生涯，也很少教導我該怎么做。我的小名“鐵妞”是外公起的，“妞”是北京人對小姑娘的稱呼，為什么在前面加個“鐵”呢？可能是因為外公這一生，面對民族的或是個人的坎坷與磨難時，他始終堅定對理想和革命的執著追求，始終保持著鋼鐵般的勇氣和力量。正如他在詩中所寫，“革命許身終不二”“怕經風雨不英雄”。

外公猶如一本厚重的書，每一次品味他的詩歌和論著，每一次參加紀念他的活動，每一次閱讀他的傳記和回憶文章時，特別是在參加在無錫王昆侖故居重新修繕和塑像落成儀式上，在參與由民革中央宣傳部主編、團結出版社出版的《王昆侖與太湖別墅》一書的資料收集和文章撰寫的過程中，我一遍又一遍地閱讀他人生的每個篇章，一次又一次地與他對話，一步又一步地走進他的內心。“縱思為黨竭忠誠”“忠誠常怕負工農”正是他的心聲，也是他的寫照。

（王田田，作者系王昆侖之外孫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