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棄精致的利己主義(摒棄精致的利己主義 李斯)

“天地之大，黎元為本。”為人民謀幸福，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而追求幸福，是人類社會的永恒主題。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 “中國夢是追求幸福的夢”“讓人民生活幸福是‘國之大者’”“在人類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都不能少”。幸福感，作為一種心理體驗，對個人乃至國家、民族來說都至關重要。清華大學大數據行為研究室研究發現，18世紀以來，人類的心理幸福感普遍發生了明顯滑坡。心理學家分析認為，工業社會的生活方式帶來了急躁、憂郁、不確定性以及道德失控的可能，功利主義、物理主義、利己主義等思潮的出現與城市化的進展也有著頗多關系，這些現實問題直接或間接造成了人類幸福指數的變化。然而，今年2月發布的《全球幸福感報告》顯示，中國連續第二年蟬聯“最具幸福感國家”。

風景這邊獨好，得益于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使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顯著增強。但在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常態化的疫情防控下，人們難免會出現一些不良情緒甚至心理問題。從心理學角度，如何理性看待改革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為奮進新征程凝聚強大精神力量？人與人、國與國之間如何跨越文化差異，實現有效溝通？在逆境中、疫情侵擾下，如何化解負面情緒，收獲幸福人生？帶著這些問題，我們專訪了中國積極心理學創始人、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彭凱平。他認為，“幸福人生就要旗幟鮮明地倡導和弘揚利他精神，踏踏實實地去做事”。

彭凱平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中國積極心理學創始人，中國國際積極心理學大會執行主席，國際積極心理聯合會（IPPA）中國理事。榮獲清華大學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先進個人稱號。

記者：2021年12月3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的《社會心態藍皮書：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2021）》顯示，在邁向共同富裕的進程中，我國民眾安全感、公平感、信任感有所提高，獲得感和幸福感逐步提升，具備心理彈性、親社會行為參與度、國家認同程度較高等有利社會心態。社會心態是民心民意的晴雨表，報告充分表明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民心民意基本盤扎實穩固，我國社會心態主流向上向好。您認為其深層次原因是什么？

彭凱平：怎樣的社會心態是積極的？十九大報告給了我們一個十分清晰的定位，那就是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這6個方面的心理狀態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認同與文化認同。從心理學角度，人最深切的存在感是人生活動與人生意義的根源。深層的存在感需求通過對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歸屬感等的渴望而豐富起來。在社會條件下，個體存在感聚合成群體存在感，進而形成一個具有獨立特征的整體社會氣質，就是我們所說的社會心態。

我國社會心態主流向上向好，表明把人民生活幸福作為“國之大者”的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一方面繼承了優秀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順應了正確的歷史規律，形成了良性的文化心理與制度心理。習近平總書記曾深情地講:“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過于為人民幸福而奮斗。”正是這種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讓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歸屬感明顯提升，這是民心民意基本盤扎實穩固的先決條件。同時，黨和政府領導有力，攻堅克難，解決了諸多難題、辦成了許多大事，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這不僅是治國理政的邏輯體現，更是經過事實檢驗的卓越的文明張力與價值彰顯。

記者：同時也要看到，當前社會依然面臨食品、個人信息和生態環境安全感不高，個人物質層面的美好生活需要滿足程度不理想等不利社會心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主動引導、及時引導、深度引導，著力解疑釋惑、疏導情緒，塑造理性平和的社會心態。如何理性看待改革發展中的社會矛盾和問題，為奮進新征程凝聚強大精神力量？

彭凱平：大量的心理學研究表明，存在感與人趨利避害的本能息息相關，同時又受到所處環境的影響。避害機制體現為以焦慮、恐懼、不安、憤怒、憂傷等為代表的負面情緒與心理狀態；趨利機制體現為快樂、愉悅、安全、幸福、豐盛等為代表的積極情緒與心理狀態。任何個體與任何社會都不是完美的，我們要正視問題和解決矛盾，并積極引導人們看待問題的方式與態度。

在中國的文化心理傳統中，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思維方式就是辯證法。辯證思維就是用全面、發展、系統的觀點看待問題和矛盾，在不利因素中發現并運用有價值因素。社會熱點與難點問題往往直接影響著人們在生存、生活與生命3個層面的存在感和幸福感。在辯證思維下，我們就知道社會進步是動態的，需要一個發展過程，用積極的態度容錯糾錯、改進創新，恰恰是個體與社會最需要的正能量。同時，我們要敢于直面社會關切，積極解決人們心中最急、最憂、最盼的問題，這是有效緩解社會不良情緒，為奮進新征程凝聚強大精神力量的現實之策。

記者：近期，全國疫情整體呈現穩定下降態勢，但又有新的本土聚集性疫情發生，疫情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在社會心態主流向上向好的態勢下，出現了焦慮抑郁、交流障礙、疑病恐懼等不少心理問題。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疫情防控期間的心理疏導工作，強調要“主動做好心理疏導”“動員各方面力量全面加強心理疏導工作”。請談談在疫情襲擾下，如何化解心理危機？

彭凱平：去年，《柳葉刀》雜志在一項針對全球204個國家和地區疫情下心理狀況的研究顯示，疫情以來全球范圍內重度抑郁癥和焦慮癥分別增加了28%和26%。可見，我們國家幾年來所堅持的抗疫舉措，事實上對保障人民身心健康具有多么大的意義。同時我注意到，疫情以來，中央文明辦相繼印發有關通知，呼吁同舟共濟、精準施策，在抗疫實踐中提升社會文明程度，這也為降低疫情對人們的心理影響產生了有益效用。

跑過馬拉松的人都有體會，前期靠體力，中期靠腦力，后期靠心力。能夠跑到終點，靠的是心力支撐，我們稱之為心理韌性。疫情期間，人們的生活也和跑馬拉松是一個道理。我認為，在疫情襲擾下，全社會需要極大提高心理韌性，同時消除“心理任性”。如何提高心理韌性？這就需要理解并把握心理韌性的3重境界。第一重是復原力，指人從逆境、沖突、痛楚、失敗和壓力中恢復的心理能力，體現為堅韌與勇敢。第二重是抗逆力，這是面對長遠目標時的努力和耐力，人一生最大的資本，就是學會如何面對失敗和對抗逆境。提升抗逆力，意志力培養則顯得相當重要。第三重是創傷后成長，是指逆境后的心理功能提升，通過意義感的發現、親情感的確認以及幸福感的獲得，為自己打一劑“心理疫苗”，將逆境作為通向成長的途徑與機遇。

記者：思維是探索和發展新事物的心理過程，文化的差異往往會導致思維的差異。從心理學角度看，您認為人與人之間應如何跨越文化差異，實現有效溝通？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又應如何突破文化差異，讓世界更好了解中國？

彭凱平：溝通的本質就是文化的溝通，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發展起來的文化心理，成為人與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最大的挑戰與機遇。清華大學心理學系從2012年到2016年進行了一項為期4年的大數據分析。通過對存貯在某搜索引擎云端9種語言從公元零年到公元2000年的出版物進行大數據詞頻分析發現，人類社會大發展、大進步的時代，無一不是人類社會生活大規模交往、大范圍活動、高頻率溝通的合作結果。研究表明，善意與合作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根本“文化基因”和源動力。“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向來是中國人所主張的。對待文化溝通，任何人與任何國家、民族都不能以強迫的姿態去試圖改變對方的文化屬性，而是應該在互相理解與尊重的前提下展開積極對話、溝通與合作。我認為跨文化溝通的效果，很大程度依賴于我們是否能讓對方從我們的文化中找到某種心靈的感應和響應，這是一種感動人心、激勵人心、召喚人心的暖實力。

記者：2016年，您牽頭成立了清華大學幸福科技實驗室，標志著我國率先建成世界首個將積極心理學研究成果進行轉化的科技創新孵化平臺。幸福科技實驗室被稱為“世界上最幸福的房子”，在您心中，幸福是什么，幸福離我們有多遠？

彭凱平：字義上的幸福是人們的一種綜合心理體驗，涉及幸福感本身與帶來幸福感的載體以及對情境的認知判斷。它是情感，也是判斷；是當下體驗，也是對未竟的憧憬。獲得幸福與追求幸福也沒有誰先誰后、誰對誰錯，或者誰比誰更有意義、更先決、更有優勢。人類有別于動物最顯著的能力中就包括審美、創造力與同理心。但真正的幸福，不僅是個體的心理感受，更是人們對這個世界美好與善意地渴望和擁抱。當你旗幟鮮明地倡導利他精神，踏踏實實地做好自己的事情，負起對個人、家庭與社會的責任，并且以開放謙虛的心態面對世界的紛繁復雜時，便不會沉迷于片刻的歡娛、陷溺于浮華的低級趣味，如此，幸福與你的距離便近在咫尺了。

記者：作為中國積極心理學發起人，請談談如何運用積極心理化解負面情緒，充盈幸福感？近年來，中產焦慮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您認為應如何更好地紓解中產焦慮？

彭凱平：積極心理學誕生于20世紀90年代末期，在近30年得到了飛速的發展。積極心理學具有科學、積極、行動的3個特征，它通過大量的實證研究，力圖揭示積極的心理機制與生理機制對于個體以及社會的良性健康發展具有極為重大的作用和意義。運用積極心理學緩解負面情緒，就是要運用科學心理原則指導實踐，一個人只有在科學認知的前提下做事，在遇到困難時才不會輕易放棄。同時，及時用積極力量來轉移、替代、升華消極力量，理性地將想法付諸行動，做到知行合一。

中產階層被稱為世界上最焦慮的一群人，他們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精致、工作穩定，物質相對富足，但總感覺遭遇變故時抗風險能力仍然有限，因此精神上充滿不安和無力感。解決這一問題，除了豐富公共產品供給、進一步提高保障水平、增強家庭抗風險能力外，從心理學角度來講，要摒棄精致利己主義的思維，不要心心念念階層躍升還是滑落，而是多一點無我精神、奉獻精神和利他精神，多去做對社會對他人有意義的事，公正無私、扎實肯干、奮發作為，幸福感就會悄然來臨，就會創造屬于我們的幸福時代。如同馬克思曾給出的思考，“風尚純樸、積極進取、官吏和人民公正無私而成為幸福時代”，是“最美好的時代”。

【采訪札記】在有限的生命中做有意義的事

2008年，應清華大學之邀，彭凱平回國參與復建清華大學心理學系，并擔任首任系主任。此前，他已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終身教授，也是這所世界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學的第一位華人心理學教授，并擔任社會及人格心理學專業主任。回國后，他便馬不停蹄地投入到工作中：除了復建學系和教學管理等事務，還積極推進社會心理學精品圖書的編譯與出版、成立中國心理學會積極心理學專業委員會、創辦“孵化幸福”的實驗室、開展“幸福園丁教育”項目……這些都來源于他對積極心理學在中國推廣運用的堅定與執著。

作為一門學科，現代心理學起源于西方，因此世界上主流的心理學研究對象與結論大多指向西方的文化與心理特征。這正是推動彭凱平回國發展并扎根于清華大學的最重要動力。他認為，積極心理學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中國人民的心聲，更是心理學界的責任。一方面，現代飛速發展的中國社會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非常需要心理科學的滋養。因此他不僅潛心學術研究、堅守教育一線，還利用自己出資、朋友捐贈等形式，為各地尤其是邊遠地區的中小學老師和校長提供免費積極心理教育課程，再通過他們將這種教育理念推廣開去。另一方面，他希望通過中國心理學家共同努力，以開放與包容的心態將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及心理學領域擴展到更為多元的全球語境之下，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

“積極心理下的積極生活是一個思考、探索、實踐的過程，也是一個用思想指導行動實現夢想的過程。”彭凱平表示，每個人的內心都在被一種對世界的詮釋、對存在感的渴求和對達成價值實現的期待所推動著，這是人類思考和探索萬物的根源。通過思考和探索，產生對生存安全、生活美好、生命體驗高尚且富有意義的渴望與認知，并用認知指導實踐、用實踐深化認知。也就是說，人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實現價值，才能收獲充盈而幸福的人生。

老一輩清華大學社會學者費孝通、陳達、李景漢等以鴻儒之志與躬行之德，成為彭凱平心中的絢爛之光。他也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彰顯著一名當代學者的責任擔當，體現著一位歸國游子的赤子之心，詮釋著幸福人生的深刻內涵。提到自己的幸福感，他說：“幸福就是在有限的生命中做有意義的事。它來自于使命的感召、責任的動力、承諾的決心，不會因困難而退縮，也不會被欲望所動搖，更不會因誘惑而迷失。這種幸福感是被生命激活的自我超越，推動著我們向前去，這就是我所理解的幸福的真義。”

（本文刊載于《中國紀檢監察》雜志2022年第11期，記者：曹雅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