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號房在哪里看

◎趙晨

2022年Netflix聚焦韓國“N號房”事件推出紀錄片《網絡煉獄：揭發N號房》，如名所示，紀錄片黑暗壓抑，部分重現了數碼性暴力對韓國未成年少女的傾軋與傷害。

紀錄片開頭模擬了“N號房”慘案。首先“GodGod”通過信息入侵你的日常生活，并以非法手段獲取私人照片和真實身份信息，隨后對你進行威脅，再將你拖入Telegram背后的深淵。你的進入會受到“GodGod”式“歡迎”，他會在房間內為你打出“有新來的奴隸，敬請期待”這樣的話語，隨之而來的是房間內用戶的歡呼雀躍，因為“奴隸秀開始了”。于是你將在威脅下開始拍攝暴露照片與視頻，并在規定時間內上傳，否則此前的私人照片就會被散播。

如果這就是你的生活呢？在震驚、憤怒、恐懼之余，觀眾還可以抱有一絲慶幸：這不是我的生活。可這就是“N號房”內受害者的真實遭遇，最小的剛滿11歲。

紀錄片通過這樣的開頭將觀眾情緒調動起來，之后便展開了“N號房”罪惡的敘述解密，通過金記者與火花調查團的雙重線索復現這一過程，展現出此事件造成的重大社會影響。平心而論，這并不是一部優秀的紀錄片，敘事混亂，平鋪直敘的素材堆積如流水線，對受害者的遭遇稍顯冷漠，但是因事件自身的殘酷和嚴肅性，這依然具有社會意義和討論價值。

調查者

收到檢舉信息的金浣記者第一反應是：這樣的事情已經很多了，難道還具備報道價值嗎？隨后在詳細的檢舉資料中，記者發現散播視頻者“GodGod”是品學兼優并就讀于仁川某外語高中的學生，于是發出了獨家新聞《青少年在Telegram秘密群組 瘋傳違法性剝削視頻》。不難發現，女性的悲慘遭遇并不是重點。發布之后，金記者被人肉搜索。原來該平臺內發起了尋找金記者信息的有獎活動，獎品則是“N號房”的“福利”。

幸好《韓民族日報》并未放棄，加派了人手與金記者組成項目組，展開進一步調查。作為頭條新聞被報道之后，“N號房”事件仍沒有得到重視，甚至有民眾表示不解，這樣的新聞怎么會成為頭條？另一位主犯“博士”也繼續興風作浪，將群名稱更換為“媒體唯一關注的聊天群組‘博士房’”，這不僅是對報道記者的挑釁，也是對受害者的又一重打擊。

記者們產生了自己在和幻影對抗的錯覺，他們所對抗的不是某個具體的個體，而是“博士”活躍的那個虛幻空間。或者說，他們是在和整個社會對抗，與賽博空間中的施害者、圍觀者對抗，與不關注受害女性悲慘境遇的主流媒體、民眾對抗。關乎性的暴力，從來都是由整個社會一起完成的，這是臺灣作家林奕含用生命教會我們的。

不過關注此事的并非只有金記者及其團隊，一個名為“追蹤團火花”的團隊早已開始了潛伏、曝光的工作，她們是兩名夢想成為記者的女大學生——火與丹。

雖然在紀錄片中火花的部分并不是主導，但在此有必要為這兩位勇敢且有新聞理想的女性正名，如果沒有火與丹，“N號房”中的傷害與折磨勢必會更久。以個體之力對抗社會偏見與幻影般的電子犯罪群體，這無疑需要承受巨大的壓力與危險，但是她們憑借勇氣、同理心和專業素養擊碎了煉獄的外殼，是她們為女性受害者的黑暗生活帶來了第一束被解救的微光。

受害者

“受害者們經歷的痛苦，僅用‘性剝削’一詞是無法概括的。”火花如此寫道。

紀錄片的敘事中穿插了動畫版女性溺水的畫面，這是對“N號房”事件最生動直接的隱喻。當受害人溺水掙扎時，“GodGod”等人從水底拽住了她的腳，而社會普遍的漠視則伸出一只看不見的手從水面往下按住受害者。上下合力，女性溺斃在充溢著凌辱的黑暗境地中。

為什么受害者遭遇了這樣的凌辱卻不敢報警，而是選擇繼續承受？紀錄片尾聲是一種回應：“因為她們十分清楚地知道那些視頻外流之后，她們會遭受多么嚴苛的責難，那樣的恐懼讓她們只能屈服于威脅，因此人們看待受害人的眼光，也是構成暴力的要素之一。”如果拒絕觀看購買，就不會有人拍攝散播視頻；如果沒人拍攝散播視頻，就不會有人觀看購買。這些行為環環相扣，無前因便無后果，因此這場數碼犯罪是集體威脅形態下的一種犯罪。

何謂集體威脅？美國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于1963年提出污名（Stigma）理論，認為個體或群體具有某種社會不期望或不名譽的特征，從而導致社會對這樣的個/群體進行貶低、侮辱。他將污名視為社會歧視的起點，因為在社會生活中，污名有時也等同于缺陷或弱點。

在“N號房”事件中，受害女性所違反的社會期望叫做：貞潔。即使是被迫、即使被威脅恐嚇、即使遭受了肉體與精神上的巨創，她們仍不敢在社會普遍缺乏理解的情況下發聲，一旦發聲就必須背負“蕩婦羞辱”，這是受害女性不得已的沉默。日本也曾于2004年確立《犯罪被害人等基本法》，其中寫道：“許多被害人至今不僅權利未獲尊重，亦未獲得充分的援助，被迫孤立于社會之外。不僅在案件中受到了直接傷害，案發后受到二次傷害的人亦不在少數。”

但是，“N號房”始作俑者的落網卻離不開受害女性們的發聲。是什么樣的勇氣和契機讓她們不再沉默？是女性敢于面對二次傷害與輿論壓力的勇氣，是“希望不要再出現和我們一樣的人”的善良，是“因為我經歷過這種事，這也有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那就讓我們一起解決問題吧”的同理心。她們的檢舉發聲相當于親手摳下身上負載的恥辱鱗片，以極大的勇氣與毅力將這些血淚交織的證據呈現在警方面前，即使自己遍體鱗傷，仍然希望惡人被逮捕。這是被數碼煉獄貶為“奴隸”的她們找回自己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犯罪者

“N號房”事件的幕后真兇“博士”趙周彬被捕時，正在父親的陪伴下學習騎自行車。被捕后，記者提問：“有什么話想要對受害人說嗎？” 他回答：“非常感謝各位，為我結束這不能自拔的惡魔人生。”此后的問題便一概拒絕回答。實際上受害者從始至終都未聽到趙周彬的道歉與懺悔。他為自己冠以“惡魔”之名，其中不乏吹噓、矯飾、美化的成分。

使其“不能自拔”的究竟是什么？一方面，兩位主犯年齡不大，都是20歲出頭，正處于走向成熟的過渡期，價值觀、人生觀尚不穩定，心理、生理上都存在落差，通過對未成年女性實施暴力可以獲得掌控感和滿足感，以此回應現實生活的失意。另一方面，紀錄片揭示了“N號房”形成的產業鏈，幕后操縱者可以從中獲益，財產犯罪恰是最原始的犯罪形態。此外，網絡世界的隱蔽性為這場犯罪帶來刺激也形成庇護，最初案件調查難以推進的原因之一就是Telegram平臺的信息冗雜，電子犯罪不同于現實犯罪那般直觀，過量電子信息纏繞其中形成迷障，網絡傳播自身具有的匿名性、傳播速度快、存儲空間大等特質，成為培育這場性暴力的溫床。

但是犯罪者并非只有趙周彬和文亨旭，這場精心籌謀的卑劣犯罪形成如此大的規模，其真正原因是“N號房”中成千上萬的觀看者，即加害人。“我只是在網上聊天”“我只是看了那些視頻”，這樣的辯解暴露的正是數碼煉獄形成的基石。接連不斷的性犯罪暴力就是在這些“微不足道”的行為堆積中產生的。

2021年10月， “博士”趙周彬被判服刑42年，同年11月“GodGod”文亨旭被判服刑34年。整起“N號房”犯罪事件共計拘提調查3757人，其中245人被收押。但是關于性暴力與性剝削的事件并未就此停滯，模仿“N號房”的犯罪行為仍在全世界發生。

美國印第安文學領物路易斯·厄德里克的小說《圓屋》，也關乎性暴力與遭受暴力之后的女性生存處境。庫茨是保留地法官，為當地人伸張正義，妻子杰拉爾丁負責族人身份的鑒定。家庭的和美被一樁強奸案打破，杰拉爾丁被強暴，強暴者還在她周身澆了汽油企圖殺害。作者在小說后記中特意強調故事發源自保留地發生的眾多強奸案，小說借助宗教與族裔背景完成了詩性正義，制裁了強奸犯，那么現實呢？

《中國婦女報》曾于2020年刊登專訪羅翔的文章，標題為《罪與罰：中國法律如何處置類似“N號房”事件》，其中給我們的一條重要參考是：“一個尊重別人的人就不會把他人作為玩物，一個尊重人性的人同樣也能夠尊重自己，而不會沉溺于這些敗壞低級的趣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