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宋太祖趙匡胤死因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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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首氣勢恢宏、膾炙人口的不朽名篇《沁園春·雪》中，毛澤東這樣寫道：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像，欲與天公試比高。須睛日，看紅妝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在這位蓋世偉人的眼里，那許許多多的封建帝王，不過是“糞土”一抔，何足道哉！唯有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可聊稱風流，值得一提。而宋太祖趙匡胤也有幸名列其中。

那么，趙匡胤到底做出了什么驚人業績，能贏得如此稱許?

概括說來，趙匡胤一生的主要成就和貢獻就是恢復了中國主要地區的統一，并為維護和鞏固統一嘔心瀝血，奮斗一生。

公元10世紀初，伴隨著大唐帝國的土崩瓦解，中國陷入了又一個長期軍閥割據、群雄混戰的歷史時期。在這一艱難的時世里，趙匡胤胸懷大志，不甘沉淪，砥礪奮發，以一介武夫，逐步掌握兵權，并最終位登九五，躍居帝王之尊，建立了趙宋王朝。

趙匡胤登基以后，面對“臥榻之側，皆他人家”的嚴峻局面，食不甘味，夜不成眠，彈心竭力，焦思苦慮，尋求結束混戰，統一天下的良方妙計，最終確立了先南后北統一全國的戰略方針。在這一方針指導下，他審時度勢，料敵如神，指揮有方，躍馬揚鞭，東撫西討，南征北伐，消滅了一個又一個割據政權，使分裂的中國重新走向統一。

統一的實現，結束了唐安史之亂以來200年長期諸侯割據、軍閥混戰的局面，使飽受戰難的廣大民眾終于有了一個較為和平安寧的生產和生活環境，為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不容否認，統一的初步完成，是時代潮流的客觀要求，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但趙匡胤本人也功不可沒。他在統一戰爭中所表現出的雄才大略，是統一得以實現的一個重要因素。

創業難，守成更難。奪取政權，實現統一只是趙匡胤萬里征程的第一步，實現趙宋王朝的長治久安，維護和鞏固來之不易的統一局面，是趙匡胤面臨的更為重大而嚴峻的課題。趙匡胤為此而付出了艱苦的努力。

趙匡胤深刻體會到，唐末以來兵連禍結，王朝更迭頻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方鎮太重，君弱臣強”，如不對此進行改革，那么趙宋王朝斷無長治久安之理。于是，趙匡胤在軍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將地方藩鎮掌握的政權、財權、兵權收歸中央，鏟除“帥強則叛上”的土壤。

在中央，則通過“杯酒釋兵權”，解除宿衛勛臣統領禁兵的權力，然后，設立樞密院——三衙統兵體制，巧妙地將兵權一分為二，“兵符出于樞密院，而不得統其眾；兵眾隸于三衙，而不得專其制”，從而解除了將帥動輒犯上作亂的威脅。如此同時，大力整頓軍隊，裁汰老弱，加強中央禁軍，注意訓練，嚴明軍紀，消除了“兵強則逐帥”的惡習。

在進行軍事改革的同時，趙匡胤對中央和地方官僚體制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在中央，削弱和分散相權，以解除相權過大對皇權構成的威脅。特設“參知政事”作為宰相的副手，并將兵權分離出來，由樞密院執掌。同時，提高臺諫官的地位，使他們隨時可以彈劾宰執、官僚，起到督察政府官員的作用。

對官員的任用，實行了官職名稱與實際職務相脫離的政策。所有官職，除特殊情況外，都不擔任與官職名稱相符的職務，官名只用來表示官位和俸祿的高低，職只是作為官員的榮譽銜，官員擔任的實際職務，稱為差遣。“別為差遣，以治內外之事”。用官職分離、名實不一的手段，來達到集權中央的目的。

和加強集權同時進行的，是改革弊政，整頓吏治，減輕刑罰，選用人才，以求達到天下大治。

五代時期，各割據政權各自為政，法令頻苛且不統一，所謂“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劃一法令，不僅是結束混亂局面、安定社會秩序的需要，也是維持趙宋王朝長治久安的需要。趙匡胤反對法令過于嚴苛，他說：“堯舜懲罰四兇，也不過罪止投竄，為什么近代法網這般嚴酷?”因此，即位之后，即下令修訂法令，并頒行全國。新刑統的特點是“參酌輕重，時稱詳允”。

趙匡胤此舉常常使封建史學津津樂道他的“寬仁多恕”：

“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腰，歲時躬自折獄慮囚，務底明慎，而以忠厚為本。海內悉平，文教浸盛，士初試官，皆習律令，其君一以寬仁為治，故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獄有小疑，復奏輒得減有。”

剔除其中阿諛的成分，我們不能否認這樣一個事實：較之五代繁苛的法令，宋法令確實比過去減輕和進步了許多。這對于減輕民眾痛苦，緩和社會矛盾，穩定社會秩序，鞏固新生政權，起了積極作用。

吏治的好壞，直接關系到趙宋政權的穩定。趙匡胤對于澄清吏治，下了很大的力氣。趙匡胤認為：“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因此，精簡官員，提高俸祿。另一方面，對于貪官污吏，嚴懲不貸。

五代時期，官場腐敗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自梁唐已來，藩侯郡牧，多以勛授，不明治道，例為左右群少惑亂，賣官鬻獄，割剝蒸民，率有貪狠之名，其實賄賂半歸于下”。趙匡胤本人對此有痛切的體會，因此對于貪官污吏“斷不容之”，一經發現，嚴懲不貸。在他統治的十幾年間，對懲治貪污一直是常抓不懈。即使是大赦之時，貪官污吏也不在赦免之列。

為了防止官員貪污受賄，特地制定了舉告辦法：“諸行賄獲薦者許告訐，奴婢鄰親能告者賞。”經過嚴厲制裁，雖沒有杜絕貪污，但卻使五代時期的貪污政治大為改觀，貪污案件大為減少，吏治大為清明。對于官員的考核，趙匡胤也傾注了大量心血，實行循名責實的政策。從前文武官員，不同工作實績，一到任滿期限，照例得到升遷。

這種考課制度的推行，自然不能適應革新政治的要求。因此廢除“歲月敘遷”的辦法，官員在任期間，如果沒有顯著勞績，不順便予以升任。為了防止“銓衡止憑資歷，英俟或沉于下僚”，規定：“吏部南曹，自今常調赴集選人，取歷任多課績而無闕失，其人材可副升擢者，具名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當與量材甄獎。”而對于那些不稱職的官員，則不惜予以罷免：“州縣官有昏耄篤疾，不任從政者，令判官錄事糾舉，與長吏同署列狀以聞。”這些措施的實行，對于提高工作效率，產生了良好的影響。所謂“惟政能可旌者，播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績效”。

在經濟上，為了恢復和發展生產，趙匡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唐末五代不斷地混戰，使得“天下黎民，莫非疲弊；天下州縣，靡不凋殘”，造成了田園荒蕪，流離載道，丁口銳減，滿目瘡痍。趙匡胤認識到，“為國家長久之計”，必須改變這種狀況。為此，他整頓稅制，革除苛征暴斂，減輕賦稅和得役負擔，與民休息，招集流民歸業，勸課農桑，獎勵墾荒，興修水利，重視發展工商業。這些措施的推行，使農業生產迅速恢復，手工業和商業迅速發展。為宋代社會經濟繁榮奠定了基礎。

趙匡胤的文化政策尤其值得大書特書。五代時期，興亡以兵。與此相應的是武夫擅國專權，胡作非為。這些人由于自身經歷、器識以及時代的限制，不可能認識到知識分子對鞏固統治的重要性。因而一旦登居高位，便得意忘形，驕橫跋扈，不同程度上存在著輕視知識、歧視和排斥文人的現象。以為“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筆），焉足用哉！”

這種觀點，代表了當時武夫們對士大夫的普遍態度。生活在這種重武輕文的時代里，且本人又是一介武夫的趙匡胤，卻表現出了卓而不群的超人見識。

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地位的提高，趙匡胤逐漸體會到自己知識的不足。因此嗜好讀書，即使是在行軍作戰間隙，也要抓緊時間，手不釋卷。一旦聽到哪兒有奇書，不惜用重金求購。跟隨周世宗征伐南唐時，有人在周世宗面前誣告他在克壽州之后搶掠了好幾車財寶，周世宗當即派人前去搜查，但翻箱倒柜，除了數千卷圖書外，別無他物。周世宗對此大感迷惑不解，勸說他：“卿方為朕作將帥，辟封疆，當務堅甲利兵，何用書為?”趙匡胤回答：“臣無奇謀上贊圣德，濫庸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書，欲廣見聞，增智慮也。”

文治國，武安邦。如果說趙國胤在即位前喜歡讀書是為了增加自己一人的見聞，擴充知識，增長才干外，那么在他當上皇帝后，如何對待知識、對待知識分子，就成了一個關系趙宋王朝長治久安的重大問題。

趙匡胤面對的形勢不容樂觀。五代重武輕文的結果，導致學校不興，文教日衰，官吏昏暴，朝政紊亂。由于“藩鎮皆武夫，侍權任氣，又往往凌蔑文人，或至非理戕害”，使士大夫們產生了一種“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智不如愚，仕不如閑”的逆反心理。所謂“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學者凋喪，而仕者益寡。雖有良才美士，猶溺于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聞而效力于官事”。改變這種士人不愿出仕的變態心理，已成為維護和鞏固趙宋王朝迫在眉睫的重大課題。

為此，趙匡胤采取了不少重大舉措。其一是勸導在任文武官員讀書：“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為治之道。”一方面籍此改變他們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偏見，同時也借此提高他們的素質。

其二是實行保護知識分子政策，規定不得殺害士大夫，并作為家法傳之后世。趙匡胤為此特地刻了一塊誓碑，新天子即位，禮啟默誦，遵照執行，其內容之一就是不殺士大夫。

其三是重用知識分子，提高文臣的地位，他不止一次說過：“宰相必須是讀書人”，不僅在中央的許多重要職位由文人擔任，在地方亦然。他曾說：“五代藩鎮殘暴肆虐，老百姓深受其害。朕今用儒臣辦事者百余人，分治大州大縣，即使這些人都貪污昏腐，造成的損害也不及武臣的十分之一。”

其四是興學崇儒。針對五代學校不興、文教日衰的狀況，在即位之初，開辟儒館，延用儒士，以培養人材，勸勵教化。撥款增修國子監學舍，派官員管理，招選生徒講學，并經常前往國子監巡視。

其五是改革科舉制度，選拔人才。他對過去科舉被世家大族所把持的狀況極為不滿：“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無謂也。”又說：“貴家子弟，惟知飲酒彈琵琶而已，安知民間疾苦？”因此，擴大科舉范圍，打破門第出身和家庭貧富的限制，只要具有一定文化的人，都可以應試，以使有才學的人才不至埋沒。同時，確立復試、殿試制度，以杜絕勢家權貴私人請托的僥幸之門。他認為“以前登科及第，多為官僚勢家所占，使得出身孤寒的讀書人不易獲得做官的機會。如今，朕親自臨試，以是否符合標準定取舍。”

此后，殿試即成為定制。經過這番改革，宋代科舉，從此不重出身門第而重學識。大批有才能的讀書人，進入政府機關。上述措施的實行，又為士人開拓了入仕和發揮才智的道路，因此，他們再也不甘心默默無聞，老死牖下，紛紛參加科舉考試，以求金榜題名，“不忍自棄于盜賊奸究”。

當時人們把中狀元的士人，看作比收復疆土凱旋而歸的將帥還榮光。“狀元登第，雖統兵數十萬，恢復幽薊，凱歌而還，獻捷太廟，還不及中狀元那樣光榮！”“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首宋代兒童奉為金科玉律的《神童詩》，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的歷史情況。

趙匡胤實行的這種重文政策，被后繼者所遵承，從而推動了宋代文化、科技、教育的迅速發展，使宋代的文化科技事業達到了我國封建社會的頂峰。

綜上所述，趙匡胤作為宋代的開國皇帝，無論是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還是在文化上，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宋建國之初，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宋政權同其他割據政權以及同遼王朝之間，宋中央與地方藩鎮以及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錯綜復雜。

這些相互交織而又不斷消長的矛盾，要求趙匡胤審時度勢，權衡利弊，在千頭萬緒中找出關鍵所在，及時作出有效可行的決策。

面對重大問題，趙匡胤依賴于群體的智慧，讓文武臣僚各抒己見，出謀劃策，通過相互討論，提供可供選擇的方案。而對于簡單和緊急情況下出現的問題，又偏重于個人決策。群體和個人決策各有利弊，趙匡胤把二者較好地結合在一起，揚長避短，最后確定大政方針：對內整頓吏治，提高文臣地位，改變武將專權的局面；對外則先南后北，根據實際形勢逐步消滅其他割據政權；對北邊的強敵遼采取積極防御。這樣，就減少了失誤，使決策能夠切實有效地貫徹執行。

決策作出之后，需要付諸行動予以實現。這就要求發動成員，組織行動，并把成員的活動協調一致，對準目標，完成任務。趙匡胤具備出色的指揮和組織才能，有知人之明，能根據各成員的特點，合理安排他們的工作。

趙匡胤的組織工作有兩大突出特色。一是久任責成，保持領導集團的相對穩定性和施政方針的持續性。“國初之不輕用人如此，蓋其始也擇之精，其終也任之久。擇之精則山人不得濫其選，任之久則君子舉得以盡其職”。二是保持領導集團的異質性。領導成員人格各不相同，在知識結構和性格特征以及才能器識上各異，從而提供了更多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意見。

因此，在趙匡胤統治期間，遠見卓識者有之，足智多謀者有之，善于管理、勇于決斷者有之。不同特質和能力的人結合成了一個領導集團，這種優化組合迸發出巨大的能量，使人盡其才，人盡其用，取長補短，協調一致，表現出了一種蓬勃向上、積極進取，富有活力的態勢。

領導者執行領導行為需要采取一定的方式。趙匡胤的性格、器識和經驗等決定了他采取的是分配型和鼓勵型相結合的領導方式。注意培養群體的積極進取精神，自己僅決定大政方針，重大決策通過群體討論來決定，具體問題則放手讓臣僚自覺自主地解決，使他們積極主動地發揮聰明才智。同時，關心和尊重臣僚，從而使統治集團成員之間關系較為密切，為共同目標相互協作，產生了較高的工作效率，使各項目標能夠順利完成。

溝通行為是領導好群體的關鍵因素之一。

通過上下級、各部門之間的交流，使指令得到傳達貫徹，領導者也借此了解成員的思想狀況和工作動態，以便隨時調整成員的活動。為了溝通的順利進行，趙匡胤虛懷納諫，采取措施保證暢通言路，排除溝通障礙，保護和鼓勵臣僚上書言事。在位期間，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擇善而從，從諫如流。

不僅如此，還采取措施強化各部門之間的溝通與協作。如規定三司除各理本事外，遇改移制置、支撥折科、增減條流、轉輸供億等重大問題，并須商量。若事未諳詳，諜問別司，別司當盡理回報。對避事循默不言和推諉拖延者，嚴加懲處。頻繁的溝通，使下情上達，領導意圖也得以貫徹執行。

作為最高統治者，需要不斷提高臣僚的思想境界，教育他們理解決策意圖并很好地進行工作。趙匡胤本人能勤于政事，不沉湎酒色聲樂。在以身作則的基礎上，他要求百司官員各司所職，勤于廉政。對于老弱昏聵、貪濁畏儒以及職務曠廢者，輕則撤換，重則處治。由于趙匡胤本人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受到人們的注意，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和感染力。

趙匡胤還提倡節儉，反對奢侈。他認識到：“茍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趙匡胤生活簡樸，崇尚節儉，對于改變五代時期奢靡習氣，形成宋初節儉風尚，起了典范作用。

趙匡胤施政的最大特色，就是漸損漸除，從容利導，講求實效，不圖虛名。

其所作所為，“一鑒于夷狄盜賊毒民侮士之習行，其心之所不安，漸損漸除而蘇其喘息。抑未嘗汲汲然求利以興，求病以去，貿愚氓之愉快于一朝，以不恤其久遠。無機也，無襲也，視力之可行者從容利導，而不尸自堯自舜之名，以矜其點而刻苛于人”。

趙匡胤處心積慮，憑借權威的力量，制度和法令的約束，道德、風尚和輿論的影響，使宋初社會較之五代時期發生了明顯而重大的變化。到其統治晚期，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思想文化上乃至生活方式上都出現了除舊布新的嶄新局面。

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五代積習已久，暮氣太深，除舊布新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之間可以一蹴而就的。“斯皆亂世之習，有不能盡去之者。”另一方面，趙匡胤首創的各種制度，原是長期割據混戰、政權還未穩固時期的產物，完成是針對宋初的具體情況而進行的。

在進行一系列改革的過程中，自然也難免會矯枉過正，產生若干消極的因素。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發展，自然需要對趙匡胤所實行的一些政策進行適度的修訂、調整、補充和完善。

正如真宗時的大臣王禹偁所言：“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偽觀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

趙匡胤正當盛年而逝，他所開創的未竟事業，歷史地落到了其后繼者的肩上。十分遺憾的是，繼趙匡胤而起的宋太宗，就才能、器識和秉性而言，同其兄長相去甚遠，未能擔負起歷史賦予的重任，把趙匡胤開創的業績進一步發揮光大。

他在即位之始，就把施政方針的基點建立在“保”和“守”上：“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逾越”。這種施政方針自然難以適應新的形勢，解決新形勢下的新課題。“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重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茍且，頹墮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

他們沒有領會趙匡胤立法的原意，一味蹈故習常，墨守成規，甚至把趙匡胤針對五代的一些改革措施，變本加厲地向前發展，使原未顯露的一些消極因素日益突出。如南宋陳亮所言：

“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于下，藝祖皇帝（指趙匡胤）束之于上，以定禍亂。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

終使趙宋王朝百病纏身，積貧積弱，內外交困，江河日下，一蹶不振，積重難返。究其根由，這種局面的形成雖同趙匡胤不無關系，但如果把這筆帳完全記在趙匡胤頭上，那又有失公允，不是持中之論了。

王夫之在評價趙匡胤時這樣寫道：

“太祖之得天下雖幸也，而平西蜀，定兩粵，下江南，拒北狄，偃戈息民，布寬政，興文治，以垂統于后，固將夷漢唐而上之。”

縱觀趙匡胤波瀾壯闊、多姿多彩的一生，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趙匡胤作為一代開國君主，無愧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完全有資格同歷史上任何著名的封建帝王相提并論而毫不遜色。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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