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國2020年回歸中國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宏嘉】

近日，一則有關蒙古國將從2025年起全面恢復使用回鶻式蒙古文的新聞頗受關注，據新華社3月18日報道，蒙古國政府18日正式通過《蒙古文字國家大綱》，決定從2025年起全面恢復使用回鶻式蒙古文，即俗稱的傳統蒙古文或老蒙文。

由傳統回鶻式蒙古文（左）、西里爾蒙古文（右上）以及拉丁式蒙古文（右下）書寫的“蒙古”

其實這并非是蒙古國近年來首次在變革語言文字上的行動，早在1990年，蒙古民主改革后的首任總統奧其爾巴特，在其上任后曾發布第一號總統令，就是計劃在1994年放棄西里爾文字，全民改用傳統蒙文；2003年，蒙古政府又出臺《拉丁字母國家計劃》草案，再次表明決心廢棄已經使用半個多世紀之久的西里爾蒙古文，但轉而采用的卻是拉丁化的蒙古文；2008年，蒙古國政府頒布了“2008~2015年蒙古文字國家計劃Ⅱ”，則要求科教文藝界擴大傳統蒙古文的使用；2010年，蒙古前總統查希亞·額勒貝格道爾吉也下達了關于恢復擴大使用傳統蒙古文的命令，要求政府高層的公文和信函必須使用傳統蒙古文，蒙古公民的各類證件也必須在使用西里爾蒙古文的同時注明傳統蒙古文；2014年，蒙古議會更是下令至2020年正式廢止西里爾蒙古文等等。

蒙古國在廢除西里爾蒙古文上可謂立場堅定，決心十足，不過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在改換語言的進程中，傳統蒙古文也存在著強力的競爭對手——拉丁蒙古文。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左右蒙古國的立場？而其近代以來一波三折的文字改換歷程，又能在背后反映出哪些深層次的潛流呢？這就要從蒙古國采用現行文字的歷史源流說起。

蒙古國的官方文字曾經歷了一個較為復雜的變化過程，傳統的回鶻式蒙古文（后文均以老蒙文代稱）據傳為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前后最初創立。元明易代后，蒙古高原的蒙古族群分裂為瓦剌、韃靼以及兀良哈三部。1578年，三部中最強大的韃靼部首領俺答汗為了樹立在蒙古世界的權威，著手重建蒙藏之間的政治和宗教關系，此后藏文開始對蒙古文產生影響，逐漸形成了今日老蒙古文的雛形。

此后無論是長城沿線的漠南蒙古（大致在今內蒙古活動），還是繼續占據蒙古高原的漠北蒙古（大致在今蒙古國活動），都使用老蒙文進行書寫。

在這里我們必須說明，內外蒙古之間的差異并非完全由近代以來的政治因素決定，而是一個較為長久的歷史問題。1635年，后金汗皇太極西征打敗漠南科爾沁部的林丹汗，此后漠南便臣服后金，直接成為其版圖的一部分；1691年，清康熙帝利用調解漠北喀爾喀蒙古內部糾紛的契機，在多倫主持會盟并借此成為蒙古諸部的共主大汗，漠北蒙古從此“內屬”清朝。因此二者在地位上有所區別，內蒙六盟由清政府直接管理，相當于清王朝的一個行省，而外蒙各部則由相當于“外交部”的理藩院和當地的世襲札薩克管理，比前者更具獨立性，內外蒙古之間的割裂也由此逐漸產生。

16世紀下半葉以后，沙皇俄國勢力進入西伯利亞，開始與蒙古產生接觸。19世紀后期，伴隨著清王朝的衰落和俄國新建成的西伯利亞鐵路，沙俄開始向清王朝要求外蒙的“特殊權益”。此時的外蒙王公們也希望能夠借助沙俄吸收先進的西方文明，擺脫落后的經濟社會狀況。由此，俄國極力推進和蒙古各部的交流，并受到了各部統治者的歡迎。面對這樣的局勢，清政府雖然推行了一系列增強外蒙與中央聯系的措施，但由于罔顧蒙漢差異而收效甚微，甚至適得其反。

二戰后蒙古國中的軍事學院里面的崗哨，右邊是斯大林，左邊是喬巴山

清朝覆滅后，隨著作為“共主”的清朝皇帝不復存在，外蒙王公開始醞釀獨立。1911年末，外蒙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在沙俄的支持下，宣布外蒙古獨立，僭稱“大蒙古國皇帝”，取年號“共戴”。隨后聯合俄軍驅逐清朝駐軍及行政人員。次年，沙俄與日本簽訂了第三次《日俄密約》，雙方劃分了各自在滿蒙的勢力范圍，俄國勢力徹底取得了外蒙的主導權。

不過，這一時期的沙俄只醉心于在蒙古掠奪金錢和資源，對在語言文化上同化蒙古毫無興趣。同時，由于民國政府依然在積極籌劃“收回外蒙”。沙俄自然也不會擔心外蒙的王公貴族們離心離德。

然而，“十月革命”的爆發卻吹響了蒙古文字改革的前奏曲，紅軍在俄國的勝利改變了外蒙的原有政治格局。1921年，蒙古人民黨成立，并在蘇聯紅軍的幫助下奪取了政權，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完成了所謂的“蒙古人民革命”。1924年活佛去世，蒙古人民黨中央通過決議廢除君主立憲制，實行共和政體，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并開始按照列寧主義的原則建設國家。

“十月革命”后，列寧本人曾在蘇聯主導了被他稱為“東方偉大的革命”的文字拉丁化運動，力圖對其境內的各民族進行文字拉丁化改革。從20世紀20年代起，蘇聯開始逐步制定少數民族新文字體系的工作，為那些沒有文字的或雖有文字但其文字是建立在阿拉伯字母基礎上的民族創制新的文字體系。例如阿塞拜疆和中亞地區的加盟共和國都在此期間接受了文字改革，其中對蒙古最具有借鑒意義的便是對蘇聯境內布里亞特蒙古人進行的文字改革運動，蘇聯也自然希望能夠將其推行至蒙古國。

另外，這一時期不僅僅是蘇聯，全世界各個國家也都或主動或被動地展開了文字拉丁化的運動，例如我國新文化運動中，胡適、魯迅和劉半農都先后倡導過漢字的拉丁化改造；中南半島諸國也在法國殖民者的主導下廢除漢字和喃字，改用拉丁字母等等。當然，傳統的蒙文也固然具有一定的缺陷性，在表音上難以同俄語或其它西方語言轉換，也是蒙古領導人決定改革文字的一個因素。總而言之，1931年，蒙古成立了蒙古文拉丁化改革委員會，并在同年做出了“關于使用拉丁文字書寫公文”的決定，宣布廢除傳統蒙古文字，改用拉丁字母書寫蒙古語。

不過拉丁化的進程并不順利，列寧死后，與其風格迥異的斯大林成為了蘇聯領導人，就對待“革命伙伴國家”的態度來說，相較于“社會主義”，斯大林本人顯然更傾向于“斯拉夫主義”，用所謂的“共同革命理想“來控制人心，顯然不如用“共同的文化”來的有效。1935年，蘇聯掀起了 “泛斯拉夫化運動”，蒙古則首當其沖，淪為蘇聯的試驗場。

政治上，蘇聯人以“肅反”為由，大肆屠殺反蘇的蒙古高層領導、蒙古王公和黃教喇嘛，余下者或被迫還俗，或被迫同俄羅斯族人“和親”；經濟上，蘇聯人完全控制了蒙古的經濟，并將其納入蘇聯的國家計劃中，阻止蒙古的工業化進程；文化上，蘇聯人在取締宗教的基礎上，還進一步禁止了長久存在的成吉思汗崇拜。傳統蒙文也被改為以俄語西里爾字母拼寫的新蒙文，1941年，蒙古人民黨和蒙古政府通過“關于確定蒙古新文字”的決議，正式廢除了拉丁化蒙古文，并宣布國家很快將過渡到使用西里爾字母的新文字。

蒙古人民共和國第二任主席、第九位總理根登

位于烏蘭巴托的蒙古“政治迫害犧牲者紀念館”。其原址為蒙古人民共和國第二任主席、第九位總理根登的舊宅，1993年被改造成紀念館。根登本人曾強烈反對蘇聯在蒙古境內的“肅反”運動，據說他曾在蒙古駐蘇大使館的招待會上痛罵斯大林“你這個血腥的格魯吉亞人，你實際上已經成為了紅色沙皇！”，并奪過斯大林的標志性煙斗摔碎在地。1937年，根登被遣送至蘇聯，以“日本間諜”的名義槍決。

如果說蒙古國對于其文字拉丁化的嘗試，仍舊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本國的自主性的伸張以及同國際接軌的愿望的話，那么其將文字改為西里爾字母的行動，便可以說是完全迫于蘇聯壓力的被動行為。這種文字改革并非基于蒙古人民的普遍意志，昭然若揭地反映出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文化霸權。

當然，面對蘇聯的全方位控制，蒙古國人民是沒有選擇權的，而理論上作為人民意志代言人的蒙古國高層們，則早已完全淪為蘇聯人的統治工具和發言人，自然唯莫斯科馬首是瞻。這一時刻的蒙古人民或許意識到，在徹底消除了來自南方強鄰的威脅后，這個來自北方的老大哥，已經成為了這個國家新的桎梏。1946年，蒙古國開始全面使用這種字母，直至今日。

轉機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隨著蘇聯崩潰解體，停滯的時間再次開始轉動，俄羅斯國力一落千丈，再也沒有國家能夠像蘇聯一樣重新控制蒙古。1990年，蒙古人民革命黨通過新黨章，將指導思想由馬克思列寧主義逐漸轉為社會民主主義，允許多黨制；1992年初，蒙古通過新《憲法》，規定改國名為“蒙古國”，實行議會制、禁止外國駐軍和通行權、承認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一切形式、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奉行和平外交政策。至此，蒙古拉開了“去蘇聯化”的大幕。

在民族主義浪潮和西方自由思想的聯合沖擊下，獲得新生的蒙古國“去蘇聯化”運動主要在政治和文化兩條軌道上并駕齊驅，而兩種不同的渠道也恰恰引出了蒙古文字改革的兩條道路。

所謂政治層面的運動，主要體現在蒙古國外交政策的轉變上。冷戰時期，蒙古作為蘇聯的“屬國”，在外交上奉行的是極端的一邊倒政策，尤其是在中蘇交惡后，蒙古也同中國斷絕大多數往來，充當蘇聯對華軍事威懾的橋頭堡和義務兵。不過在蘇聯解體后，在社會主義銅墻鐵壁包圍中的蒙古終于得以呼吸到新世界的空氣，以自己的意志同他國建立外交關系，加之俄羅斯的大幅衰落，重新衡量兩個鄰國的外交地位成為其迫在眉睫的工作。

蒙古國家大呼拉爾在1994年通過了名為《蒙古國對外政策構想》的決議，宣布蒙古奉行“開放、不結盟的外交政策”，強調其在中俄兩國之間的平衡。2011年，蒙古國又通過了新的《對外政策構想》，宣布其奉行“愛好和平、開放、獨立、多支點的外交政策”，同時，還明確其對外政策首要任務是發展同中俄兩大鄰國友好關系的同時，還引入了全新的概念——“第三鄰國政策”。

何謂“第三鄰國政策”，眾所周知，蒙古的鄰國只有中俄兩國，而中俄兩國在蒙古的近代歷史中則分別扮演者征服者和統治者角色，因此即便蒙古宣誓永久中立，也免不了兩位強鄰的窺伺和覬覦。因此，在外部世界尋找其它大國或國際組織作為“第三鄰國”， 以戰略動態的平衡來鉗制中俄，從而維系蒙古國的國家安全與民族獨立。可想而知，在蒙古計劃的“第三鄰國”中，美國、歐盟以及北約便是其最主要的外交對象。當然，對于西方世界而言，蒙古的召喚也絕非無關痛癢，任何人都知道，這片荒無人煙的不毛之地下埋藏著的，卻是貨真價值、足以令任何國家垂涎的礦藏和油氣。

蒙古民主改革后便積極向美國遞出橄欖枝，1996年，雙方便簽訂了《蒙美軍事領域交流與互訪協定》和《蒙美安全保障合作協定》，互相賦予對方軍事通行權。雙方最高領導人也在2004-2005年實現了互訪。2011年，蒙古國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訪美時刻意強調“將美國視作是我們（蒙古）首選的‘第三鄰國’”。面對蒙古的投懷，美國領導人也投桃報李，多次對外宣稱蒙古為“亞洲各國實行民主的楷模”或“亞洲最西化的國家”。

2009年6月18日，蒙古國當選總統查希亞·額勒貝格道爾吉（中）在首都烏蘭巴托國家宮宣誓就職。（圖片來源：新華/路透）

除了美國以外，歐洲也是蒙古國開展外交的主戰場。1989年，蒙古便與歐盟的前身歐共體建立外交關系；2003年以來，蒙古先后派遣1300名士兵參加北約領導的國際安全援助部隊；2010年，蒙古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首次參加北約峰會；2012年，蒙古國正式與北約簽署合作伙伴協議作，同年，蒙古還正式加入歐安組織，成為該組織第57個成員國。

出兵伊拉克的蒙古軍隊，在旭烈兀告別美索不達米亞八百年以后，蒙古人再次回到了這里。

可見，如果誰說蒙古國堅定奉行“永久中立”的原則，恐怕自己都無法說服自己。蒙古自顏色革命以來，其外交基本盤就是在中俄兩國間一碗水端平的前提下，竭盡全力迎合西方世界和西方價值觀，而蒙古文字的拉丁化改革，也正是基于這個大背景之下的。就如蒙古著名作家圖德布，曾經在《蒙古—拉丁·拉丁—蒙古簡明字典》的序言中寫道：“拉丁語是歐洲文明之父，掌握了拉丁字母，就等于打開了與世界溝通的大門。”

說完了政治層面的“去蘇聯化”運動，我們再來談談文化層面上的改革。蘇聯“統治”蒙古時期，為了牢牢控制人心，為日后可能的兼并做準備，對蒙古的本土民族文化進行了徹底的顛覆，完全按照斯拉夫式的生活方式改造蒙古社會。蒙古人吃的是西餐，穿的是西服，說的是“俄語”，過的是西方的節日，而傳統的宗教、節日、習俗和偶像崇拜，當然還有傳統老蒙文，統統成為禁忌。

蘇聯解體后，政治上的獨立伴隨著思想的覺醒，民族主義浪潮席卷蒙古，被扼殺了60余年的傳統文化開始逐漸被重新搬到了臺前。最重要的是蒙古傳統歷法新年——白月節，在70年后得以重新進入蒙古人民的生活中。蒙古長久以來的佛教信仰也回歸人們的內心世界中，1990年5月，蒙古信徒聯合會成立，這是宗教組織在蒙古恢復活動的標志事件。

曾有一項有趣的統計顯示，20世紀70-80年代，蒙古曾進行了全國第一次國民信仰狀況普查，結果顯示80%-85%的受訪者無宗教信仰；不過就在1994年進行的全國第二次國民信仰狀況普查中，宣稱有宗教信仰者竟一躍達到了73%，足以見其宗教復興程度之大。還有就是政府批準開始修復蒙古國境內唯一的世界文化遺產額爾德尼召，額爾德尼召坐落于舊蒙古帝國的中心哈拉和林，是少數未被蘇聯和極左勢力徹底破壞的寺廟之一（原因大概是保留以供蘇聯學者進行歷史研究），在蒙古乃至整個藏傳佛教世界中占有著極高的地位。

另外一項重要的工作便是恢復過去被蘇聯禁止的成吉思汗崇拜。隨著境內的列寧和斯大林的雕像被紛紛拆除，一尊尊成吉思汗的雕像在全國范圍內廣泛樹立。以成吉思汗來命名的地址也紛紛涌現。例如蒙古首都烏蘭巴托的中心，“蘇赫巴托爾廣場”在2013年被改名為“成吉思汗廣場”， 國家宮（大呼拉爾所在地）前的蘇赫巴托爾墓和喬巴山墓也均被拆除，替代者則是重新豎起的成吉思汗雕像雕像上的文字均為老蒙文。

位于烏蘭巴托市郊巨大的成吉思汗騎馬雕像也于2008年建成，至今仍舊是世界上最高的成吉思汗騎馬像，也是赴蒙古旅行者的標志性目的地。

成吉思汗騎馬像，充當雕像基座的則是一個小型展覽館，其建筑由36跟圓柱支撐著，寓意蒙古36個部落汗王。成吉思汗雕像則由250噸鋼鐵鑄成，游客在參觀展覽館的同時還可以進入雕像內部，登上馬頭頂上的觀光平臺，放眼一望無際的草原。

在擺脫奴役，追求民族解放的過程中，恢復傳統文化是蒙古國近30年不懈努力的目標，而語言文字作為承載文化的載體，勢必成為整個民族主義改革浪潮中的重中之重。老蒙文作為蒙古民族的歷史創造，不僅在保留傳承蒙古民族文化上有著現實作用，在重塑發揚蒙古的草原民族精神上也占有著特殊的地位。

綜上可見，蒙古自近代百余年以來，其官方書寫文字經歷了從老蒙文-拉丁式蒙文-西里爾蒙文的嬗變，而在蘇聯解體后，多次宣布摒棄西里爾蒙文的同時，在新文字的采選上，也經歷且正在經歷著拉丁式蒙文和老蒙文的反復拉鋸，其背后所反映出的，不僅僅是歷史因素的操縱和影響，同時也是當下蒙古國的國家戰略抉擇和大國和超級大國之間的相互角力。

2019年9月3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訪問蒙古國。身著傳統服飾的儀仗隊，和人民蒙古時期的蘇式軍裝有較大差別（新華社）

正如本文開篇列舉的今年一些列新聞來看，在老蒙文回歸之路上，仍然盤踞著兩只攔路虎，其一就是代表著“向往西方之心”的拉丁式蒙文，另一個當然就是語言的慣性，傳承幾代人的西里爾蒙文注定難以在短時間內消失殆盡，至于剛剛出臺的政策能否保持一個長久的時效性，或許我們還要持一個保守的觀望態度。不過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隨著蘇聯-俄國勢力在蒙古的徹底失勢后，在政治和文化雙重“去蘇聯化”浪潮中，最終廢除官方使用了近70年的俄式西里爾蒙文注定勢在必行，在可見的未來，西里爾蒙文退出歷史的舞臺也是蓋棺定論之事。

如果說拉丁式蒙文代表著蒙古希望擺脫地緣政治的束縛，融入西方世界的心態，那么老蒙文則代表著蒙古希望回歸民族，回歸傳統，同歷史“和解”的心態，兩種心態的相互激蕩也側面反映著蒙古在國際局勢現狀中的希冀和妥協。誠然，蒙古今年以來的外交活動帶有明顯親西方特性，但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大國，究竟能否真正做到“第三鄰國”，還有待觀察。存在于中俄夾縫中的蒙古，有這么一句諺語，大意是“中俄兩個鄰居是老天給的，想搬也搬不走”，也體現了蒙古人對于中俄的態度。

蒙古的大宗商品想要運送出國，都必須途徑中俄兩國的港口城市，而中國也早已接棒俄羅斯，連續多年成為蒙古最大的貿易伙伴國家；而大陸彼端和大洋彼岸的西方國家，面對中俄兩國的軍事實力，想隨心所欲地展開越頂外交也并非易事，和蒙古互送秋波多年的美國，也僅在去年才將蒙古升格為其戰略伙伴關系。在這種情勢下，暫時放棄“自由主義”，轉向“民族主義”，或許也是一條不錯的前路。

可以看出，90年代以來的蒙古面臨著恢復傳統和與西方接軌的雙重“任務”，這兩個任務看似矛盾，卻都服務于“告別過去，面向未來”的最高目的。而與之伴隨的蒙古文傳統化還是拉丁化的爭論，則反映出了文字在兩個任務之間的搖擺。這不僅是民族主義在蒙古進一步復興的表現，也能夠看出蒙古在經歷過90年代的快速西化，領略過21世紀以來國際力量的此消彼長之后對于自身前途與未來的新一輪思考。而老蒙文和拉丁式蒙文，以及其背后囊括的民族情感、國家戰略和國際大勢，究竟哪一方能夠贏得這場漫長的文字競賽，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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