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童司馬光
幼兒園跟小學的時候,最常聽到也最熟悉的故事大概就是司馬光砸缸的英雄事跡了。那個時候的司馬光成為了萬千孩童心目中的榜樣。在我們的心目當中,司馬光是帶有從聰明、勇敢、應變能力強、沉著冷靜等光環的。那個時候,我們總覺得這個小小少年像是天才般的存在,殊不知,司馬光從小就是個喜歡學習的孩子,而且學習既認真又刻苦。他并非像《傷仲永》之中的仲永那樣,有天賦就不在學習反而泯為眾人,而是將自己的天賦與努力相結合,創造出屬于自己的光輝之路。
小時那個在關鍵時刻,能夠冷靜應對,砸缸救人的司馬光,并不僅僅于此。他還是北宋著名的史學家和文學家。要說到他的成就,也是可以與他小時候的砸缸故事一樣廣為人知的,就是他負責編撰的我國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他的這部巨作,不僅影響了當時的人們,還對現在的我們依舊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這本書在問世之后,成為了眾多帝王將相的教科書一般的存在,與司馬遷的《史記》并稱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
司馬光之所以有上面這么大的成就,必然離不開自己前期的學習和積累。幸運的是,司馬光從小便生長在一個有著良好學習氛圍的家庭環境之中。由于爺爺是進士,爸爸又是縣令,司馬光從小就接受著貧苦孩子難以接受的教育熏陶。在這種影響之下,司馬光再加上自己的聰穎和努力,以及砸缸救人的光榮事跡,被當地人都稱呼為"神童"。
那個時候的司馬光不僅沒有飄忽所以,反而靜下心來鉆研歷史,并愛上了史學。這就為他日后能夠編撰出《資治通鑒》埋下了伏筆,也算是他成功背后的最大原因。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他在僅僅二十歲的時候便出人頭地,當上了奉禮郎。步入官場的司馬光更是憑借自己的直言不諱和大膽諫言而成為一代名臣,可以說是對朝廷盡心盡力。 后來,司馬光與一代名相"王安石",處于同一個時代同一個朝堂之上。誰也想不這兩位名人在當時可是水火不相容的組合,一個革新派,一個守舊派。因堅決反對王安石的變法革新,與王安石產生矛盾,但不得不說兩個人都有自己合理的想法和見解,但無奈王安石當時的想法太過超前,執行起來難度太大,司馬光一派獲得勝利。
《資治通鑒》手稿(局部),國家圖書館藏
北宋司馬光(1019—1086)《資治通鑒》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是“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清代學者王鳴盛語),與紀傳體通史《史記》并稱“史學雙璧”。
《資治通鑒》是編年體史書中的佼佼者,并使編年體多了一個別名——通鑒體。編年體是中國傳統史書體裁中歷史最悠久的一種,特點是以時間為中心,按年、月、日順序記事,現存最早的編年體史書,是五經之一——傳說中孔子編訂過的《春秋》。早期編年體史書,記一朝一代史事,司馬光則第一次把戰國以來直到北宋以前的歷史貫通在一起。
司馬光與助手劉攽、劉恕、范祖禹等人一起,耗費十九年時間完成了這部294卷皇皇巨著。《資治通鑒》涵蓋歷史時段廣:從三家分晉(前403)起,直到宋代開國之前一年(959),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歷史;征引史料極為豐富:除歷代紀傳體正史外,所引雜史諸書達數百種;治史態度十分嚴謹,敘述一事往往用數種材料寫成,遇到記載差異,詳加考訂,注明取舍原因;重在資治:以"臣光曰"的形式納入前人的和自撰的史論二百多篇,在敘述史事中貫穿明確的道德、政治觀念,供皇帝借鑒。
司馬光像
《資治通鑒》很早就得到當時人的關注,剛開始設書局修史的第二年,宋神宗認為此書“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賜名《資治通鑒》并親自撰寫序言。士大夫們也紛紛捧場,但又不太讀得下去,司馬光私下吐槽:自從我寫《資治通鑒》,很多人求著看,但一篇沒看完就打哈欠了。(自吾為《資治通鑒》,人多欲求觀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
《資治通鑒》撰成后,成為兩宋皇帝日常學習的教科書,在民間也倍受推重,不斷被刊印。宋朝人認為《資治通鑒》實在太重要,而且詳細記載了中國政治、軍事史,屬于國家機密,嚴禁賣到外國去。但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走私,至少在兩宋之交《資治通鑒》就已經東傳至日本及朝鮮半島。
到了元代,《資治通鑒》地位更高,胡三省把司馬光這部書說成了做人的必修課,揚言如果不讀此書,做皇帝就不懂得致治防亂,做大臣則無法事君治民,做兒子都要辱沒先人。于是,后代所有不想當昏君的皇帝都必須研讀《資治通鑒》,例如明代張居正為萬歷皇帝講《資治通鑒》,康熙皇帝更是通讀《資治通鑒》并留下大量批注。
《資治通鑒》也獲得毛澤東的青睞,據他本人自稱一生曾讀十七遍。在毛澤東的親自指示下,當時史學界最強陣容——顧頡剛等十二位學者組成標點《資治通鑒》委員會,于是第一部現代標點本《資治通鑒》在1956年誕生,此后六十多年風行海內外,成為中華書局百年歷史中最具口碑的標志性出版物之一。
標點本《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中華國學文庫)
作為史學界超級IP,《資治通鑒》“粉絲”眾多,后世史家紛紛創作衍生作品,如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畢沅《續資治通鑒》等等,使“通鑒體”流行起來。
模仿、續寫《資治通鑒》的史書中,最著名的是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鑒長編》。李燾是南宋高宗紹興八年(1138)進士,曾任同修國史,他仰慕司馬光之書,決意撰寫一部《續資治通鑒》,從北宋建隆元年(960)宋太祖建國開始,續寫至宋欽宗靖康元年(1126),涵蓋北宋九朝168年史事。李燾取材廣泛,除宋代的實錄、國史外,還大量采用文集、筆記、家乘志狀等,其書史料特別豐富。李燾書成之前,將部分章節進呈皇帝,覺得自己寫得太過繁瑣,達不到《資治通鑒》廣博周全而又簡潔明晰的水平,不配稱“續資治通鑒”,想起司馬光說過,寫編年史之前的資料排比工作也就是“長編”,是寧愿過繁也不可太略的,于是為自己的書定名《續資治通鑒長編》。
《續資治通鑒長編》成書時有980卷,卷帙太龐大,抄寫刊刻都不容易,自元以后就很少見,現在通行的版本是清人編《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520卷本。中華書局的點校本《續資治通鑒長編》是點校本二十四史中《宋史》團隊完成的,是宋史研究者必讀的版本。
點校本《續資治通鑒長編》
李燾原想寫一部“續資治通鑒”,但又自謙只寫成了草稿,姑且叫《續資治通鑒長編》,到了清代乾隆時期,一部《續資治通鑒》終于誕生。
《續資治通鑒》掛名作者畢沅(1730—1797),是乾隆二十五年狀元,官至湖廣總督,據說學問很好,經史小學金石地理之學無所不通,《續資治通鑒》是他組織錢大昕、邵晉涵、章學誠、洪亮吉、黃仲則等著名學者在前人基礎上編成,歷二十余年,共220卷。
畢沅《續資治通鑒》從《資治通鑒》結束之處開始續寫,直到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共記兩宋和元朝共四百多年史事。《續資治通鑒》參考了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兩宋重要史籍及各家說部、文集約百數十種,記述詳明而簡要,考證嚴謹,編排合理,相對完備。近代思想家梁啟超認為有了畢沅的《續資治通鑒》,其他各家續《資治通鑒》的書都可以廢掉了。
畢沅生前開始刊刻《續資治通鑒》,只完成一半就去世了,兩年后畢家因案件牽連被抄家,書稿散佚,后來由他人買得全稿補刻成全書。1956年標點本《資治通鑒》出版后,原標點團隊中的學者繼續組成“標點《續資治通鑒》委員會”,1957年在中華書局出版標點本《續資治通鑒》,亦已通行六十多年。
標點本《續資治通鑒》
司馬光《資治通鑒》、畢沅《續資治通鑒》已經覆蓋了戰國到元末的歷史,而清末夏燮又寫了一部《明通鑒》,從元末寫到了清初,三部書基本上覆蓋了中國古代史的絕大部分內容。
夏燮(1800—1875)是道光年間舉人,曾做過曾國藩、沈葆楨的幕僚,歷二十多年撰成《明通鑒》100卷。《明通鑒》分為《明前紀》《明紀》和《附編》三個部分,分別用元、明、清年號,把元末朱元璋起義、明朝一代歷史與清初南明史囊括在內。清朝官修《明史》不載清人入關后南明政權的歷史,而夏燮將崇禎十七年五月明福王在南京稱帝,直到清兵攻下臺灣為止的史事作為《附編》收入《明通鑒》,保存了大量南明史料。
夏燮不像司馬光和畢沅位高權重且有眾多學者相助,只靠個人力量編寫《明通鑒》,史料方面不能十分完備,但也參考了《明實錄》《清實錄》《明史》以及各種野史、說部和各家文集,仿照司馬光《通鑒考異》撰成考異,并依胡三省注《通鑒》例分注正文之下,體例還是比較完善的。中華書局1959年出版的標點本《明通鑒》,完全依照《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標點規范。
《明通鑒》
司馬光《資治通鑒》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編年體通史,引領了“通鑒體”史書的潮流,它與《續資治通鑒長編》《續資治通鑒》《明通鑒》等書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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