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的性生活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泉】

11月14日，中美兩國最高領導人在巴厘島會晤。中美關系在經歷了由于佩洛西訪臺而造成的嚴峻局面之后，開始出現一些企穩的積極信號。

這次會晤的時間點發生在中國勝利召開二十大、美國也基本結束中期選舉之后，基于目前中美兩國的發展規劃和態勢，可以想見這次會晤的歷史意義將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逐漸顯現。而中美兩國在互動中逐漸摸索出的更具操作性的原則、程序和機制將深刻影響未來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走向。

中美戰略互動

拋開特朗普時期美國的對外戰略不談，就以拜登上任以后的對華政策演變來看，中美直接對抗的風險一度升高。從2021年3月3日白宮發布《過渡時期國家安全戰略指南》，到2022年10月12日發布完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美兩國的國際政治學者都有疑慮，擔憂中美是否會步入新冷戰。

另外，和以前舊版本的安全戰略報告不同，美國這次刻意突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向外界解讀安全戰略報告時，強調美國會將競爭的關注點放在中國政府的政策和戰略上，而不是要造成中美兩國民眾之間的對立。[1]這也難免不讓人懷疑美國是否在為制造“一中一臺”做鋪墊，并且要繼承前國務卿蓬佩奧的公開對抗立場。

而在美國最新版的安全戰略報告發布后一個月，兩國最高領導人就進行了面對面的長時間交談。美方提出“五不四無意”，中方表示“從來不尋求改變現有國際秩序，不干涉美國內政，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這對降低雙方對彼此的戰略猜疑無疑具有很高的正面意義。

當地時間11月14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晤。新華社記者 燕雁 攝

更為重要的是，從會談后公布的新聞通告來看，習主席將美方安全戰略報告的兩個立論基本前提都給頂了回去。[2]其一是不同于美方最近幾年一直強調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中方再次強調的是“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其二是指出“自由、民主、人權是人類的共同追求……所謂‘民主對抗威權’不是當今世界的特點，更不符合時代發展的潮流。”

習主席2015年在聯合國大會講話中就提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相關論述，在巴厘島會晤中也沒有回避中美兩國在歷史文化、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上的差異，并指出“中美關系不應該是你輸我贏、你興我衰的零和博弈，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對彼此是機遇而非挑戰……競爭應該是相互借鑒、你追我趕，共同進步，而不是你輸我贏、你死我活。”

從國與國之間戰略溝通，釋放戰略信號的角度來理解，這已經是在求取最大公約數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希望做到求同存異。

美方公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在巴厘島會晤中的表態，也可以理解為在盡量清晰地釋放戰略信號。不過考慮到自從2018年“貿易戰”以來基本都是美方先手改變現狀，美國在主動出擊中所遵循的思維模式，可能只會適得其反。

美國的“偏執風格”

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來理解美國的戰略思維，美國著名學者霍夫施塔特1964年的一篇經典文章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介入的視角。

在《美國政治中的偏執風格》中，霍夫施塔特重點梳理了在美國社會中存在的一種特定思維方式以及在這種方式影響下反復出現的種種狂熱、猜疑、幻想末日對決的社會思潮和運動：大到反對槍支管制，小到反對在飲用水中添加氟化物，以及美國歷史上的反共濟會運動，反天主教運動等等。

這種被霍夫施塔特稱之為“偏執風格”的思維方式，總是傾向于相信一個巨大的外部威脅正在對全體美國人的生活方式造成沖擊，如果不采取措施果斷應對，美國人的世界就會徹底崩塌。如果說臨床精神分析中的偏執癥患者只是臆想一個在個體層面與自己為敵的外部世界，政治中的偏執思維則會堅持認為這種外部威脅具有整體性和終結性，因此在行動上也傾向于采取更加激烈的對抗手段。

美國經濟學家、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接受采訪時表示，美國“摧毀中國”的想法是很危險的。

當然，霍夫施塔特也指出這種偏執風格并非美國獨有。他當年在演講中區分了美國、德國、蘇聯的不同，并認為在美國歷史上受這種偏執風格影響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尤其是自詡為保守派的群體，但其政治代表往往成不了大氣候。

可是在60年后的今天，如果說美國政治有什么根本性變化的話，那就是在特朗普當選以及仍然非常活躍的當下，美國主流媒體都一度開始討論這種“偏執風格”是否會席卷整個社會。[3]

霍夫施塔特這篇文章發表之后，“偏執風格”這個概念一般被更多地用于理解美國國內政治，很少被用于對外政策決策分析。只是在討論諸如歷史上的“麥卡錫主義”等問題時，論者會稍微涉及到國際關系層面。所以，探討這種“偏執風格”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響美國具體的對外戰略實施還有很大的空間。

國家安全戰略涉及對國家核心利益的界定，對外部威脅性質、范圍和程度的判斷，以及對維護自身安全的手段的選擇。

美國在二戰結束之后針對如何處理對蘇關系曾經爆發過激烈的爭論。一般認為以喬治·凱南和保羅·尼采為代表大致形成了鴿派和鷹派兩種路線。前者偏重于政治遏制，后者偏重于軍事遏制。凱南和尼采二人都是推崇嚴密理性思考之人，和偏執非理性表面上沒有任何聯系，但是從二人對美國冷戰政策的影響以及美國冷戰實踐的過程來看，如果把“偏執風格”理解為對外部威脅的錯誤定性和目標與手段的錯配，那么在這個意義上，毋寧說凱南和尼采兩人合力之下，在各自影響力的范圍之內，推動了冷戰的形成。

立足今天回望凱南和尼采的觀點、立場，前者從對手國家歷史、心理習慣和意識形態立場得出了所謂本質主義認識和“遏制”觀點，后者從現實博弈角度出發得出了各種軍備競賽建議，在定義美蘇關系本質的源頭和互動模式的過程這兩方面，通過兩者的相互強化而最終形成了后來我們所看到的幾乎將全人類拖入核大戰的冷戰過程。

蘇聯當然也有自己的種種問題，但美國作為一直占據優勢的一方，需要思考如何避免自己政治文化中的“偏執風格”影響安全戰略。在美國社會層面“偏執風格”愈發廣泛，“偏執型”政客的影響愈發增強的當下，這就有很強的現實意義。這背后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偏執風格”的主導下，會使得對外戰略決策忽視關鍵因素進而導致政策盲點。

“偏執風格”帶來的對外政策盲點

首先的一個例子就是自前國務卿蓬佩奧開始，美國現在總有一種一廂情愿的看法，認為美方的各種博弈措施只是針對中國政府，而不是針對中國民眾。

但是通過抓捕孟晚舟來打壓華為的做法，實際上就是在與全體中國人的福祉作對。用超出正常商業競爭的手段在全球封殺中國高科技公司發展的手法，也是在和全體中國人的福祉作對。

這背后的道理很簡單，普通中國民眾都希望從國家產業升級中獲得實實在在的好處，而中國的各種龍頭企業，特別是高科技企業，都是產業升級換代的帶動力量，打壓這些頭部企業就等同于壓縮所有中國人的發展空間。

雖然從國與國之間競爭的角度來理解，對技術轉移施加一定程度的限制在現有民族國家體系之中無可厚非，但其中的關鍵在于如何把握火候。現在美國因為國內政治氣候的原因，在極端政客的推動下，存在進一步將中美之間正常的經貿、科技、人文交流泛政治化的傾向。這除了把自己搞成“驚弓之鳥”，進一步損害美國的公信力和全球政治穩定之外，沒有任何好處。

其次，在美國幾乎所有安全戰略報告中，都會反復提到美國是一個全球大國，擁有全球利益。最新版的安全戰略報告基本可以被歸納為一點，兩線，四面。焦點是和中國的競爭，兩線是美歐、美俄關系，四面是美國在新技術，網絡空間，全球貿易，以及全球海域、空域和外太空的規則制定權。

縱觀美國自二戰以后的對外政策最高目標，核心一點在于在廣袤的歐亞大陸上防止任何可以挑戰美國的國家出現，無論這個國家具備何種意識形態色彩。

基于對中國發展趨勢的預判，美國在奧巴馬任內就打出了一系列組合拳。首先是奧巴馬2009年在日本宣布美國將會參與“跨太平洋伙伴關系”談判。然后在2011年底，幾乎同時啟動了“轉向亞洲”和“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兩項政策。[4]如果這些舉措都順利執行到位，那就不僅可以加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威懾，還可以將太平洋和大西洋兩個方向上的經濟圈更一步拉向美國而不是中國。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東京峰會現場

但是特朗普上臺之后，美國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叫停了“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不僅和中國打起了貿易戰，還挑起了和歐洲的貿易爭端，最后歐盟在2019年4月15日選擇終止“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談判，反而在2020年12月30日美國國內選戰正酣的時點，選擇和中國草簽了“中歐投資協定”。而且在同一時段內，俄羅斯通往歐洲的“北溪二號”開始填充天然氣，一旦獲得運營許可，即可開始供氣。

中、俄、歐三方在歐亞大陸上建立起更緊密的經濟關系這一前景，從美國傳統的對外關系原則來看，堪稱地緣政治噩夢。拜登就任之后，這一局面開始扭轉。2021年5月歐洲議會凍結了“中歐投資協定”，9月“澳英美”三邊安保聯盟成立，今年2月發布了“印太戰略”。隨著俄烏沖突爆發，歐洲和俄羅斯的能源合作至少是大打折扣了。這樣在軍事和能源上，歐洲只能更加倚重美國的支持；一旦和中國拉開經濟距離，歐洲也只能選擇和美國形成更緊密的經濟一體化。

新版安全戰略基本上全盤繼承了美國二戰之后的傳統戰略實施路徑，如果美國可以重新綁定歐洲，大幅削弱俄羅斯，并壓制中國的上升空間，那就基本算是實現了報告中的主要目標，就可以繼續按照自己的意愿來重塑國際制度。但這中間繞不過去的一個政策盲點在于美國的戰略規劃中似乎總是把資本利益和國家利益混為一談。

馬克思關于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本質上是管理資產階級共同事物的委員會的經典論斷，在今天分析資本與國家關系的時候需要做更細致的區分。從協調不同資本集團的關系以及協調資本和社會關系的視角出發，美國政府本身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否則就不會出現艾森豪威爾提醒警惕軍工復合體的情況，卡特也不會嘗試拒絕建造更多戰略核潛艇的建議。

美國資本從牟利的角度可以講全球利益，但美國國家在多大程度上從生存和安全的角度出發需要一個全球利益，以及由美國國內哪一部分群體來承擔獲得這個全球利益的成本，都是一個很難界定和平衡的問題。和其他大國相比，美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實際上是最好的， 生存和安全壓力相對而言都是最小的。這種情況下，跟隨資本去追求全球利益是否是一個合理的選擇就是一個在源頭上需要厘清的問題。

另外就對外政策實踐而言，以自己的利益為指歸，糾集仆從國來爭霸的思路，歷史上并不鮮見，結局也并不美好。美國的戰略規劃習慣于考慮未來十年、二十年的趨勢，也經常就什么是美國的核心利益，什么是實現這些利益的手段展開爭論，但這些爭論并不總能觸及問題的本質。

今年是尼克松訪華50周年，也許美國又需要展開一些哲學思考才能重新找到和中國的相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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