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自我

摘要

巴金，一個不朽的人物，他曾經說過，《隨想錄》是他本人的“文革博物館”。這

里陳列著他本人和全家人在那個“有中國特色的黑暗時代……用中國人民的血淚

繪成的無比殘酷的地獄”里的慘痛的遭遇，也是“用真話建立起來的揭露?文革?的

?博物館?”。作為一名具有藝術良知和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講真話”已經成為

巴金特有的生命存在方式。這既與他對于美好理想和完美人格的追求有關，也與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社會政治環境的變化息息相關。思想解放和

民主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是巴金創作《隨想錄》不可缺少的條件。

巴金創作《隨想錄》，其目的是通過對自己靈魂遭扭曲、心靈受踐踏過程的沉痛

反思，展示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主線，也期望通過這種對自我靈魂最深處

反省，重塑自己進入歷史進程的文化形象。

1巴金：歷史的記錄者

巴金的《隨想錄》動筆于1978年8月，至1986年9月擱筆，用時八年，撰寫散

文150篇，四十七萬字，共五卷，依次為《隨想錄》（1970年）、《探索集》

（1980年）、《真話集》（1981年）、《病中集》（1984年）、《無題集》

（1986年）。這部散文巨著是世紀老人巴金對自己一生經歷,尤其是對文革特殊

經歷的回顧、反思、隨感、議論。正如巴金在后來《隨想錄》合訂本新記中所說：

“拿起筆來，盡管我接觸各種題目，議論各樣事情，我的思想卻始終在一個圈子

里打轉，那就是所謂十年浩劫的?文革?。……住了十載?牛棚?，我就有責任揭穿

那一場驚心動魄的大騙局，不讓子孫后代再遭災受難。”《隨想錄》中真實地記

錄了“文革”給他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帶來的摧殘，對“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深刻的個

人反省。他反復呼吁“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來為世人留下這一民族災難的見

證。這部作品全面展現了20世紀中國一段荒誕、嚴峻而悲壯的曲折歷史和知識

分子的辛酸歷程，巴金的《隨想錄》是一部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具有重大歷史文

化價值的文學巨著，蘊涵著崇高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也是那不堪回首的歲月

的真實見證。

講真話：巴金，生命存在的方式

《隨想錄》是巴金畢生心血，他把那個時期整合并分析，力圖在對自我進行深刻

反省和懺悔，同時也對民族歷史和命運進行反思的過程體與主體相融，關注自身、

關注人類命運。從這個角度而言，《隨想錄》體現了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展

示了獨立自主、講真話的動人風采和鮮明的人文精神。

“我寫文章如同在生活。”本著講真話的宗旨,巴金的《隨想錄》從第一篇《談望

鄉》到最后一篇《懷念胡風》,一直遵從著他人生的座右銘:盡可能多說真話,盡可

能少作違心的事。始終敞開心扉,把心交給讀者,講自己心里的話,講自己相信的話,

講自己思考過的話。無論是懷人、記事、抒情、議論,他都是在說真話、訴真情。

“講真話”，已經成為巴金獨特的生命存在方式。正因此，巴金能勇敢地直視自己

曾經的所作所為：在那樣的日子里我早已把真話丟到腦后，我想的只是自己要活

下去，更要讓家里的人活下去，于是下了決心，厚起臉皮大講假話。有時我狠狠

地在心里說：你們吞下去吧，你們要多少假話我就給你們多少。有時我受到了良

心的責備，為自己的言行感到羞恥。有時我又因為避免了家破人亡的慘劇而原諒

自己。結果蕭珊還是受盡迫害忍辱死去。想委曲求全的人不會得到什么報酬，自

己種的苦果只好留給自己吃。我不能欺騙我的下一代。

作為最后一個離世的“五四”一代人，巴金留給中國社會的不僅是他的作品，更有

值得這個民族記取的教訓，以及“說真話”的決心和行動，巴金的《隨想錄》用倡

導“講真話”的方式,真正體現了自覺的人的意識,是“五四”散文個性精神的回歸，

可視為代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由“放逐”到“回歸”的心路歷程。

巴金《隨想錄》創作的社會政治環境

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源于社會生活，巴金的《隨想錄》作也脫離不了特定的社會環

境。這里所要介紹的社會政治環境，在時間上主要是指從1978年12月到1986

年8月他寫作《隨想錄》的八年。這八年間，中國社會翻天覆地，思想解放和民

主深化，對我國新時期的文學創作產生了巨大影響。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

會的召開和改革開放的春風，解放了人的思想，這時間段誕生了大量具有新鮮色

彩的文學名著。

（1）題材形式的多元化。既有控訴極“左”路線罪行的《天安門詩抄》，也有閑

適恬淡的隨筆小品；既有上半世紀名家名著的結集再版，如《朱自清作品集》、

《冰心選集》、《徐志摩作品》、《嚴復集》等，也有反映當代名人的報告文學、

回憶錄，如《我的父親鄧小平》、《哥德巴赫猜想》；既有反映當代軍旅生活的

《高山下的花環》，又有歷史小說《雍正皇帝》，還有風靡全球華人圈的金庸武

俠小說。

（2）現代意識強化。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的名著，尤其文學作品類，大多

以舊中國為時代背景，戰爭與農村革命為其主題，但這一時期則不同，《高山下

的花環》、《第二次握手》、《哥德巴赫猜想》、《平凡的世界》、《我的父親

鄧小平》都反映的是當代人和現實生活。《高山下的花環》、《平凡的世界》、

《第二次握手》等還或多或少透露出了作為生命和生活主體的“人”的意志。也正

是從這一時期開始，中國文學和文化進入了新的轉型期。推動這次中國文學新轉

型的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這次運動以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否定“文革”和極左思潮，以及從“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

中心”為標志，動搖了統治中國幾十年并被實踐證明是有害的所謂“極左路線”的

地位。在這種社會政治背景下，巴金先生作為知識分子的代表，責無旁貸地擔負

起了重任。他在1982年5月6日寫的《思路》里勇敢地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發

生的責任者。在這篇文章里,巴金首先表示《隨想錄》是按照自己的思路才創作

出來的,同時暗示這結論也是以同樣的方式得到的：“……然而我偏偏不死,思想離

開了風車,又走上了自己的軌道,又順著思路走去,于是產生了這幾年中發表的各

種文章,引起了各樣的議論。”

然后,他從一個外賓提出的“為什么?四個人?會有那樣大的?能量?”的話開始說出

自己的答案。對于這敏感的問題,巴金仍然保持非常小心的態度,他沒有直接講出

心中的結果,而以一個歷史事件和自己曾祖的文章來暗示“文化大革命”發生的責

任應該歸于誰：“我這次在杭州看到介紹西湖風景的電視片,解說人介紹岳廟提到

風波獄的罪人時,在秦檜的前面加了宋高宗的名字,這就是正確的回答。”雖然巴

金并沒有提到具體的名字,但是由“宋高宗”的名字,誰都會聯想到誰的責任。在《探

索集》和《真話集》里所表現出的“自我解剖”和對“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的思

考，已經達到了《隨想錄》的一個目的:對“文化大革命”的反省。

在《無題集》里,巴金下了很大的工夫來整理自己的一生,指出社會問題。可以說,

《無題集》是《隨想錄》的一個整理縮小本。與吞吞吐吐、有點猶豫的《隨想錄》

第一集比較,它是既尖銳又完整的一本。在《無題集》里,巴金不但對“文化大革命”、

過去的文學道路和朋友繼續進行懺悔,而且對“清污”問題、官僚腐敗等的現實問

題進行了批判。這樣,《無題集》就慢慢達到在整個《隨想錄》中思想最尖銳、

思考范圍最廣的水平。《隨想錄》的出現，客觀上給當時的文學界起了一個推進

的作用，巴金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人文價值的實現方式指出明路。

巴金《隨想錄》范式的文化意義

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對楊朔散文的重新評價和巴金《隨想錄》的出版,

可謂是當代散文發展中兩個非常重要的事件，尤其是《隨想錄》創造了一種新的

散文“范式”。

對于《隨想錄》，巴金自謙為“五本小書”。這五本書，乍一看，似乎都是普通的

題目，偶然想到的雜感，在篇幅上，文字短小，大部分只有一兩千或兩三千字；

在題材上，可謂是信手拈來，包含廣泛，有文學評論的，有懷念友人的，也有針

砭時弊、謳歌美好的；在立意上，沒有著意去提煉一個主題，表明一種觀點，給

人一種漫不經心的感覺；在結構上，更看不到中國傳統散文的起承轉合、為文貴

曲、卒章見志等，也很難找著與現當代其他散文家慣用的一些結構方式。但實際

上，它們不僅“體現了真、情、美的審美特征”，還是“一部大書，一部蘸著心頭

流出的鮮血寫成的大書，一部站在歷史高度光照時代的大書。”

《隨想錄》的文化主旨，正如巴金反復強調的，乃是講真話。“小說家的首要任

務，是在陳述愿望方面：要說真話。”只有講真話才能“顯示真理，揭露邪惡，打

擊黑暗勢力，團結正義的力量”。

《隨想錄》揭去了講假話的人們的面紗，剖析了他們的靈魂，透視了產生大小騙

子的社會弊根。這就是名和利、封建特權，假話寄生于特權之中。巴金在《隨想

錄》中痛心疾首地寫道：假話講得越假固然可以步步高升，但也使我們“付出了

很高的代價”。“好些年來我……從人們的嘴里，從電臺的播音，從報刊的報道，

從到處的廣告，……我一直在懷疑究竟有多少真話！”《隨想錄》里，處處燃燒

著批判的光芒，批判的矛頭指向極“左”思潮的禁錮，指向“四人幫”的文化專制主

義、法西斯主義，更指向中國幾千年封建制度給我們民族帶來的種種災難以及至

今仍然時時縈繞著人們的封建主義幽靈。在中國，講真話歷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傳統文化留給我們“心不服口服”的遺產。明明遭了冤枉，挨了打，怒火中燒，還

要叩頭謝恩。歷史發展到現代，到了“文革”，“說謊的藝術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

地步，謊言變成了真理，說真話倒犯了大罪。”但“人不能靠說大話、說空話、說

假話、說套話過一輩子。”所以，在明知“說真話，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

今天這也還是一條荊棘叢生的羊腸小道”的情況下，巴金敢以一個人民作家的責

任感和勇氣宣稱：“我講不了真話，就不如索性閉口!”，“講真話并不容易”，“但

路總是人走出來的。有人走了，就有了路。”在《隨想錄》里，巴金先生開始努

力沖破傳統文化觀念的遮蔽，開始打破“沉默”而傳達知識分子覺醒的聲音，開始

探詢知識分子解脫文化困境的路徑，并鄭重地提到了文化良知、道德理想、人格

操守等,一時成為文學界乃至整個文化界的“關鍵詞”。于是，追求知識分子存在

的價值，喚醒知識分子的主體精神，講真話、抒真情，對“極左”與“虛假”文學的

反駁成為巴金先生創作《隨想錄》的主要文化“回歸”所在。從這個角度而言，巴

金的《隨想錄》作為當代散文的一個重要環節,顯然已具有“史”的意義。

2重塑自我的歷史形象：巴金有意識的建構

“伴隨一個作家的去世，對他歷史地位的論定才真正開始”，巴金在《隨想錄》

里也曾說道：“工作了幾十年，在閉上眼睛之前，我念念不忘的是這樣一件事：

讀者、后代，幾十年、幾百年后的年輕人將怎樣論斷我呢？”可見巴金是一位有

歷史責任感的人，也體現了巴金對自己作品歷史定位的重視。由此可見，巴金具

有鮮明的主體意識，他主動地選擇了自己進入歷史的方式，那就是通過《隨想錄》

重塑自己進入歷史進程的文化形象。由此，筆者認為，從巴金主體意識出發，來

整體梳理《隨想錄》中的自我歷史形象類型非常重要。而從巴金自我歷史形象的

主體意識出發，來透視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生存的文化存在狀態，探詢巴金自主人

格的建構路徑，更能揭示《隨想錄》創作的文化意義。從新中國成立到1966年的

17年間,巴金曾經寫出了近80萬字的短篇小說和散文。但得到的評價卻是“多而空

洞”。巴金自己也總結說:“我在十七年中,沒有寫出一篇使自己滿意的作品。”這一

切直到《隨想錄》問世才得以改變。從巴金藉《隨想錄》塑造自我歷史形象主體

意識的文化特征出發，我們大致可以將《隨想錄》中的人物形象分成三種類型:真

誠的懺悔者形象、堅定的批判者形象和完善的獨立者形象。所謂懺悔者的形象，

指巴金對自我生命歷程的反思，也體現了一個老人直率的性格。所謂批判者形象，

是指當巴金敢于深挖個人與國家在危難之中隱藏的深層內容時，他其實也完成了

對所有背叛“五四”精神的人的批判。所謂獨立者形象，則是巴金對于中國現代歷

史的反思的結果，也是他對于未來中國的堅定期望的結果。

真誠的懺悔者形象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沒有懺悔意識的，所有的只是內省機制。中國現代作家中

的懺悔意識的出現，是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結果。魯迅是“五四“運動以來最具有批

判意識的代表人，他的《狂人日記》中的“我”罪孽深重,因為無意中吃了妹子的

幾片肉,從而也加入進從古至今的吃人隊伍,并為此痛苦不已；在《三葉集?郭沫若

致宗白華》中郭沫若宣稱“我不是個?人?，我是壞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佩?的人,

我現在很想如同鳳凰一般,采集些香木來,把我現在的形骸燒毀了去”。在這里，兩

位大師的動機顯然不是象盧梭在《懺悔錄》中所說的那樣“要把一個人的真實面

目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而是在隱喻的層面上展開對傳統文化即中國人的

“原罪”的批判。巴金的懺悔意識先后受到盧梭、俄國民粹派及托爾斯泰的影響，

并貫穿在他整個創作過程中。縱觀巴金一生懺悔意識的流變，可以分為如下三個

層面：1949年以前，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如《滅亡》中的李冷兄妹、《家》中的

覺新、覺慧，為第一層面，是懺悔的人的懺悔；1949至1977年，由于主體意識

和個性尊嚴淪喪，懺悔意識與懺悔主體分離；為第二層面，是從懺悔的人到懺悔

的奴隸；1978年至今,《隨想錄》是主體意識、個性尊嚴、獨立思考精神的回歸，

為第三層面，恢復到人的懺悔。《隨想錄》這一文本在某種程度上具有著殘忍的

真實性。正如巴金在《隨想錄》中所寫：“本來想減輕痛苦,以為解剖自己是輕而

易舉的事,可是把筆當作手術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卻顯得十分笨拙。我下

不了手,因為我感到劇痛。從文本解讀的角度來看，巴金寫作《隨想錄》“從無標

題到有標題，從無計劃到有計劃，從夢初醒到清醒，從隨想到探索，腦子不再聽

別人指揮，獨立思考在發揮作用。拿起筆來，盡管我接觸各種題目，議論各種事

情，我的思想卻始終在一個圈子里打轉，那就是所謂十年浩劫的文革。……后來

我逐漸明白，住了十載?牛棚?，我就有責任揭穿那一場驚心動魄的騙局,不讓子孫

后代再遭災受難”。這一番話表明，以《隨想錄》為標志，巴金開始了對文革的

反思，并逐步加大了反思懺悔的力度，勾勒出作者懺悔反思的思想歷程，描繪出

從“懺悔的奴隸”還原到“懺悔的人”再到“人的懺悔”的軌跡。，巴金在《隨想錄》

中塑造的真誠的懺悔者形象不再只是一己的懺悔，具有了更廣泛而深刻的社會意

義。它是從一個具體的人身上總結一代人中的大多數人因為獨立思考和個性尊嚴

的迷失而帶來的深刻的歷史教訓，從而也就具有了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意義，雖

然還沒有達到人的懺悔的高度，但畢竟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懺悔的人，是從懺悔

的人向人的懺悔的重要過渡，其思想上的啟蒙意義是不可磨滅的。

堅定的批判者形象

巴金曾寫過這樣一段話：“自從我執筆以來我就沒有停止過對敵人的攻擊。我的

敵人是什么，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礙社會進化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制度，

一切摧殘愛的努力，它們都是我的最大的敵人，我始終守著我的營壘，并沒有作

過妥協”。他與封建專制主義奮戰一生，也是巴金一生的創作追求。在解讀《隨

想錄》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巴金在真誠反省與懺悔的同時，高舉“五四”

精神的大旗，在對“文革”歷史進行深刻反思的基礎上，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傳統，

爭取民主自由，樹立了一個新時期的堅定的“批判者”形象。前期巴金主要通過其

革命三部曲、愛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來表現其社會思想的。]從1978年12月

開始，巴金寫了一篇又一篇散文、隨筆，結集為《隨想錄》、《探索集》等，當

巴金以割裂傷口的勇氣揭示出這一切深層內容時，他其實也完成了對自己和對整

個知識分子群體背叛“五四”精神的批判。因此，他才大聲疾呼：“今天還應當大

反封建，今天還應當高舉社會主義民主和科學的大旗前進。”巴金在《隨想錄》

中對有關文學創作的問題發表了許多真知灼見，表現出一個人民作家的勇氣和責

任心。他一再向作家們呼吁勇敢的突破自我束縛，主張獨立思考，勇于創新。“作

家要重新獲得自由思考的權力，知識分子的價值僅僅在于追求宇宙間的真理，文

學不應是委身于政治的?奴婢?。”這對于飽受黑暗折磨的他來說，無疑是勇敢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巴金的《隨想錄》不僅僅是在結束一個迷亂的時代，而同時是

在給后人開啟一個尋找與叩問的時代，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并充滿著積極的探索精

神。作家吳泰昌說：“巴金一生對真理的追求從未中斷過。他以嚴肅的歷史責任

感和頑強的毅力寫成，代表了同時期最高成就的散文佳作，它的影響和價值，已

遠遠超出了作品本身和文學范疇。”

完善的獨立者形象

巴金一直崇尚人格的高尚，巴金先生人格的塑造，真可謂飽經風霜，歷經磨難。

他在創作《隨想錄》時大力提倡“獨立思考”，塑造了一個令人景仰的完善的“獨

立者”形象，給人們留下許許多多深刻的啟示。

經受過歷史的沉浮,經歷了那場史無前例的“文革”煉獄,巴金獲得了對歷史的“反

思”。他說:“五十年代我不會寫《隨想錄》,六十年代我寫不出它們,只有經歷了接

連不斷的大大小小政治運動之后,只有在被剝奪了人權,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

我才想起自己是一個?人?,我才明白我也應當像人一樣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劫后

余生的巴金，飽含著血淚，扭住“文革”話題不放，他要為歷史和后人建起一座“文

革”博物館，表現了一位中國知識分子的真誠和良知。1978年底到1986年夏，

巴金先生用將近八年的時間，寫完五集一百五十六篇《隨想錄》，在自己七十年

文學道路的終點上畫上了一個厚重的嘆號。隨著《隨想錄》的寫作，他不斷重新

整理自己的一生，深層的解剖歷史以警戒后人。獨立思考，這是巴金寫《隨想錄》

的最深感受，也是《隨想錄》的思想不斷得以升華的原因。

不僅如此，巴金先生還以魯迅、托爾斯泰等世界文豪為榜樣，要求作家必須在作

品中表現藝術的良心。他仍然以《隨想錄》為例說：“對一個作家來說，更重要

的是藝術的良心。《隨想錄》便可以給我的話作證。”他在《(巴金全集>第十八

卷代跋)中又指出：“作品本身也有生命，它也在成長，也在發展。我們在作品中

看到藝術家的良心。倘使沒有這種良心，作品就會枯死。”在《致青年作家》一

文中，巴金先生更是直接將“不要人云亦云”，不說假話空話與藝術良心聯系在一

起，語重心長地寄語青年作家：“要用自己的腦子指揮拿筆的手，說自己想說的

話，寫自己真實的感受。不要人云亦云，違背自己的良心，說自己不愿意

說的假話。”總之，在巴金看來，“作家不是一種資格，不是一種地位”，“作家是

戰士，是教員”，“和任何普通人一樣，都要首先做好一個人。”要做一個好作家，

首先要做一個真誠的人。文品和人品是分不開的。

巴金先生是幸運的。他希望通過《隨想錄》的創作完成自身歷史文化形象塑造的

意圖得到了完美實現。盡管在此之前，他也曾迷失、痛苦、彷徨，但經過血與火

的考驗，最終鳳凰涅磐，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找到了新的自我，尋找到了屬于自

己的表現對象——二十世紀一代知識分子的性格與命運，完成了歷史賦予的責無

旁貸的神圣使命。

3《隨想錄》文化歷史價值

批判傳統文化的負面因素，重塑民族性格

巴金《隨想錄》思想邏輯結構有一大特點：“破壞”和“建設”的辯證統一、“解構”

和“建構”的辯證統一。全面徹底否定十年浩劫和極左思潮及其封建主義和法西斯

主義思想根源，對傳統文化負面進行深入批判，這是《隨想錄》的“破壞”和“解

構”的一面；呼喚恢復和發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人文精神，重塑國民獨立性格，

這是巴金《隨想錄》的“建設”和“建構”的又一方面。

對于傳統文化負面的批判和民族性格的塑造，是巴金《隨想錄》這種矛盾對立而

又辯證統一的思想邏輯結構的印證。。巴金常說自己是“五四”的產兒，從五四

開始，維持了兩千多年，以儒學為中心的封建主義文化遭到現代文化思潮的全面

包圍和攻擊．他在晚年則突破這種制約，通過批判傳統文化的負面，塑造了“獨

立思考”的民族性格。

《隨想錄》的不少篇章批評建國后至“文革”前的極左思潮，以及在極左思潮統治

下人們不幸遭遇。《懷念從文》和《關于麗尼》說的是建國初的情況。建

國前沈從文同左翼作家文見解不同，建國后被迫離開大學和文學創作，改行從事

服裝史的研究，使這位杰出的小說家的文學創作才華被長期埋沒。優秀散文家麗

尼抗戰以后為了養家糊口，不得不在國民黨政府機關供職，建國后背著歷史包袱

改行搞翻譯，人們再也讀不到他那清麗熱情的散文了，巴金在《再說知識分子》

里深深感慨：“把那么一大段時間花費在戴帽、摘帽上面，實在是很可悲的事情”。

巴金在《懷念非英兄》中指出極左思潮從建國后至十年“文革”有著愈演愈烈的趨

勢，特別是1962年以后，“大抓階級斗爭，大樹個人迷信，終于在我們國家開始

了有中國特色的黑暗時代，我看見了用中國人民的鮮血繪成的無比殘酷的地獄”。

[2]P625巴金在《隨想錄》中多次指出極左思潮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某些當權者對“知

識”和“科學”的蔑視，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他們給知識分子“戴上了?金箍兒?”，

對他們“念起緊箍咒”，使他們產生了“戰戰兢兢地過著日子”的恐懼心理和個人迷

信與個人崇拜的“奴化”性格。巴金在《隨想錄》里深挖了在十年浩劫的極左思潮

的根源，是披上“左”的華麗“革命”外衣的封建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巴金指出封建

主義垃圾并沒有隨著“四人幫”的垮臺而成為歷史，它仍存在于我們社會的許多角

落，它成為現代化建設的阻力，也是“文革”歷史悲劇重演的土壤。因此，在批判

封建專制主義，特別是“國民奴性”的同時，巴金先生在文本中充分肯定了中華優

秀的“民族精神”，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民族性格的重塑。“真正值得我們重視的

是在《隨想錄》里反映出來的思想。這一時期出現在巴金筆底下的民族傳統文化,

已經遠遠超出了個人審美趣味上的意義了,他尋求的“民族精神”已經同他的政治

標準與人生態度緊密地結合為一體,它不再需要借助于外在形式,只是從老作家的

心底里迸發出來。

這種所要重塑的民族性格的意義就在于“所以批判與否定,似乎成了五四運動對

傳統文化的總態度與總傾向。

塑造當代知識分子形象和標桿

《隨想錄》為何稱之為經典？它一方面正如在第一節所分析的，試圖批判傳統文

化負面——“國民奴性”和重塑民族性格——“講真話”和“獨立思考”；另一方面，

更為重要的是，巴金先生藉《隨想錄》塑造了當代知識分子的形象和標桿——“精

神界之戰士”。

“精神界之戰士”是魯迅在1908年寫的《摩羅詩力說》里提出來的，主要是指以

拜倫為首的“摩羅宗”積極浪漫主義詩人。他們是英國的拜倫和雪萊，俄國的普希

金和萊蒙托夫，波蘭的密茨凱維奇和斯洛伐茨基，匈牙利的裴多菲，魯迅指出：

“上述諸人，其為品性言行思惟，雖以種族有殊，外緣多別，因現種種狀，而實

統于一宗：無不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隨順舊俗；發為雄聲，以

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于天下。”到后來，“精神界戰士”在魯迅筆下演變成

了“知識分子”。無論是“精神界戰士”還是“知識分子”，其所指者乃是同一的：都

是要求文化人既具有內在的信念與操守，又要擔當起相應的社會責任。

巴金在《作家》中有過這樣的自述：“作家是戰士，……也是探路的人”。在《探

索集附錄?我和文學》中又說：“我寫作是為著同敵人戰斗。……我的敵人是什么

呢?我說過：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止社會進步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社會

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努力，它們都是我最大的敵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寫來控訴、

揭露、攻擊這些敵人的”。作為我國世紀之交的“精神界之戰士”巴金，其晚年的

以雜文為主的散文創作的“言說”，在思想和藝術上具體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1）“剛健不撓”，沖破重重壓力、克服種種困難，果斷否定“文革”和極左

思潮，徹底揭露十年“文革”和極左思潮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歷史和思想根源，高揚

“五四”人文精神；

（2）“抱誠守真”，徹底否定封建主義和拜金主義，在解剖社會種種積弊同時，

無情解剖自我的靈魂，宣揚為祖國和人民奉獻一切的道德理想，立志追求道德的

自我完善；

（3）在散文創作藝術上，師承魯迅的“為了真理，敢愛、敢恨、敢說、敢做、敢

追求”風度和發揚大膽真誠簡潔犀利深雋的“春秋筆法”。

在世紀之交的中國作家中，可以說沒有一個人像巴金那樣克服種種阻力、沖破種

種困難、死死咬住十年浩劫和極左思潮不放而大做文章的。每一個經歷了“文革”

那個時代的人都有不一樣的想法與思考，他們對社會歷史的發展都有自己的理

解，但不再愿意把心里話公布于眾，生命與時代相脫離了。

但巴金不同。在《寫真話》里他說：“十年浩劫絕不是黃粱一夢。這個大災難同

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關系，我們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個能說服人的總結，

如何向別國人交代!可惜我們沒有但丁，但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新的《神曲》。

所以我常常鼓勵朋友：?應該寫!應該多寫!?”顯然，在巴金看來，暴露、控訴和否

定十年“文革”及其極左思潮，無論對中國、對世界都有深刻的現實和歷史意義。

因而巴金立志要給十年“文革”“做總結”，不僅僅是為自己而總結，而是為歷史總

結，為后人警示，這也是他為當代知識分子塑造的新形象和標桿。

傳揚人文精神

巴金主張人文精神，將人的價值升為最高價值，提倡學會尊重人，愛護人，

18世紀初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和“天賦人權”的思想，成為人文主

義的集中表現。古往今來，人文精神作為一種理想和批判武器，成為了作家、思

想家堅持的一面旗幟。在《隨想錄》中重新提出了人的尊嚴和人的價值問題，為

了拯救自己瘡痍滿目的靈魂，也為了“普度眾生”，他無情無私地解剖、拷問著靈

魂最深處，透示了他作為知識分子應有的良知和素質，熔鑄著強烈的人文主義精

神。這種人文主義精神離不開五四運動的熏陶與啟蒙。從歷史上看，中國是在五

四運動初期才形成一股肯定人的價值的思想潮流，不少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尤為

關注人的命運和個性解放，為“人的發現”作出了積極的努力，使人文精神成為中

國文化最可貴的價值之一。晚年在《隨想錄》中重新提出人的尊嚴、人格獨立的

問題，自覺進行懺悔、反省，也喚起群體關注他們自身人格的萎縮，對奴性意識、

反人性的惡行，都作了無情的批判和否定。隨想錄》繼承和傳揚了“五四”以來人

文精神傳統，較之巴金以前的作品更沉痛也更深刻，《隨想錄》告訴我們，通過

反思“文革”呼喊人的尊嚴與權利，通過自審自剖宣示“獨立思考”、“敢講真話”，

對于避免“文革”重演，堂堂正正“做人”具有現實意義，更讓我們意識到，人的現

代化將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最重要也最艱難的過程，這一由“五四”所開啟的過程

將是艱難而漫長的。

結語

巴金晚年創作的《隨想錄》，風靡海內外，影響甚為深遠。這部著作，是一個時

代的標志，一種思想的高峰，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指南，也是那個時期志士仁人

的智慧結晶。《隨想錄》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上有著獨特而重大的意義，它的豐富

內涵和寫作藝術，整整影響了一代人，并且將長久地影響下去。這是文學界和中

外讀者所公認的。但對于這部作品的認識不能僅僅局限于此，在新的時期，要給

《隨想錄》以準確的定位，就應該從歷史文化的深層次角度來審視這部作品，找

尋其不可磨滅的歷史價值和文化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