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變遷理論

從制度異化到制度替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制度變遷

沿著制度需求、制度異化和制度替代這樣一條主線，深入分析了中國改革開

放取得成功的原因。認為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不是對立的，是存在相容的，是一

種對立統一的共存。允許和承認這種共存，是中國改革取得成功的關鍵。中國改

革開放取得勝利的最大優勢是漸進性，允許對現有制度有新的需求并允許其異

化，甚至政府有意地對其創新和改造，充分尊重民眾意愿。

關鍵詞：制度異化制度需求制度替代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與可持續發展的成就令世界矚目，尤其

是經濟能夠持續30年以平均9％以上的較快的速度遞增。即使在金融危機的今

天，全世界仍然看好中國，認為中國將依舊保持高速增長勢頭。于是，人們不禁

要問，中國的社會經濟體制改革成功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中國是否已經找到了

一條社會經濟發展的新規律呢？

這種差距有必要從更深層次的社會經濟體制來分析。改革開放前（從建國到

1979年），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在經濟部門占90%以上，除公私合營企業的

資本家拿定息、居民儲蓄存款有很少利息外，工礦企業一律按八級工資制拿工資，

農村則根據出工情況拿工分，收入差距不大，“鐵飯碗”、“大鍋飯”現象普遍存在。

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作用范圍受到嚴重的約束，生產資料不是商品，連農民在

集市交換的菜籽都可能被沒收，生活資料的商品范圍甚至比蘇聯還要少。“文化

大革命”中，毛澤東更提出商品生產、貨幣交換都必須放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

限制（胡培兆，2007）。

改革開放后，打破了公有制和按勞分配一統天下的局面，實行公有制為主體，

個體、私營、中外合資、國外獨資等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各種所有制平等競爭，

并把公司制、股份制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形式；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資本、

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大小參與分配的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允許和

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改革開放后，先實行了一段計劃經濟與市

場調節相結合的體制，從黨的十四大起，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朱佳木，

2008）。這種漸進性改革，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世界矚目，國家財富積累迅速，

生產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為什么同是社會主義體制，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改革開放為分水嶺的

中國社會經濟會出現這樣大的差距呢？30多年改革的巨大成功是否證明中國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有制加市場經濟）模式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私有制加市

場經濟）一樣具有規律性？本文從這個問題出發，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

所以取得成功的科學性、合理性和規律性。本文借鑒西方經濟學近年來在制度、

變遷理論和國家理論等領域的理論來分析這種規律性，探索改革開放30年來由

制度異化到制度替代是否是中國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制度需求

從建國到1976年，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是城鄉

分割，工農剪刀差以及追求絕對公平的分配制度壓抑了生產力的進步，經歷了文

革的10年的動蕩，中國經濟一度瀕臨崩潰。文革后，無論中央還是基層，都面

臨著如何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如何提高生產效率，改善人民生活的問題。更深層

次的問題涉及到如何創造性的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為了更好的解釋改革成功下的這種制度性需求，本文提出了兩個需求假設并

對其驗證。

來自基層的制度需求，尤其是收入分配的變革下的自主權是中國改革取得巨

大成功的經驗之一。安徽小崗村在土地制度上的大膽試驗是來自基層甚至民間的

一種自發行為，是農民為改善自己生活水平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制度需求。這

種需求雖然在伊始表現出和主流制度的相悖性，但隨后其巨大的成功使其獲得關

注，隨后民間、基層、地方和中央的四位一體的一致性制度需求導致十一屆三中

全會正式確立了農村土地的家庭經營體制。群眾實踐顯示了新的產權形式可增加

凈收益的潛力，正是這種潛力促使地方一級政權對變更產權制度達成共識，促進

了對其合法化的承認和保護。

可以說，以小崗村為代表的基層改革實踐說明了基層制度需求的滿足是改革

取得巨大成功的條件之一。這次改革具有明顯的誘致性制度變遷特征，其實質是

改革農民、土地、生產隊三者間的關系。在巨大變革收益的激勵下，新農村經濟

體制得以迅速推開，中國快速地在80年代的前5年間完成了第一次市場化的制

度變革。

因此，基層甚至民間的制度需求一旦獲得社會的認可，將會對制度產生激勵

性誘致，使制度發生異化，為制度變革奠定基礎。基層甚至民間的制度需求將是

誘發制度變異的重要條件。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變遷，當一種制度（如

人民公社）的制度費用過大無法滿足社會成員的需求的時候，社會階層之間、社

會成員之間會逐漸衍生出新的利益關系與社會關系，這種新的利益關系一旦萌

芽、生長就會形成潛在新秩序。我國的農村社會經濟體制改革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最為詳細描述這一過程的是杜潤生老先生的《中國農村制度變遷》一書。當這種

新秩序的需求得到更高一級政權的關注時，便有了國家法加以確認的需求，新的

制度就產生了。“只要現狀的基礎即作為現狀的基礎的關系的不斷再生產，隨著

時間的推移,取得了有規則的和有秩序的形式，這種情況就會發生”（汪波，2006）。

收入分配變革要求在所有制的破局的成功使得改革具有持續性，這是改革成

功的經驗之二。如果說基層甚至民間的制度需求將是誘發制度變異的重要條件，

那么僅僅依賴基層或民間的制度需求卻不足以促使改革成功。要想使改革成功，

必須要有持續性，形成對民眾、地方政府、中央以及各利益集團的可持續性激勵。

這樣才會使得改革具有持續性，而非曇花一現，從而取得巨大成功。這種可持續

性激勵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踐中具體表現為收入分配的持續變革。從上世紀70

年代末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到80年代中期的城市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無不浸

透著收入分配變革影子。中國的收入分配改革始于農村，集中在城市，焦點于

國有企業。從農村到城市，從土地使用權到要素使用權，從對勞動價值的重新認

識到對個人財產保護的入憲，從國有企業的股權改造到民營企業的國民待遇的認

可，無不說明了收入分配變革的持續性。正是這種持續性，才帶來了所有制破局

的成功，使改革的成功具有持續性。

制度異化

制度異化是指當制度需求得不到滿足，制度費用較大時，制度系統內部就會

發生變異。這種變異就是制度異化，一個最有力的例證就是早在1957年農村集

體生產滿足不了農民需要時，云、貴地區的農民就自發退社、小范圍的包產到戶

或擴大自留地面積。制度異化的動因來自誘致性變遷，它是制度需求的必然結果。

制度異化是對制度內生的最好證明。制度內生理論認為制度是在系統內部內

生的，即最優制度內生決定于一個國家“經濟當中的很多因素”，是具有明顯的進

化演進特征的。而在這場演化中最明顯的將是制度發生變異，即制度異化。因為

當制度的需求一旦強烈，就意味著現有制度的制度費用過大而不適應當前的發

展，即使它暫時還未被替代。在新舊制度交替的過程中，必然發生制度變異，新

舊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

制度需求導致制度異化，如果說制度異化是制度變革的一個重要階段，那么

制度變革的最終目的則是要實現制度重構，完成制度替代。

從制度異化到制度重構：制度替代

（一）制度替代的經濟學思考

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絕對公平分配到按勞分配為

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說明了兩種所有制結構，兩種分配制度之間本身是可以

替代的。本文將在經濟學角度對此做出解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計

劃經濟兩種制度的替代過程中，顯然一個社會公有制越占主導，勢必會擠占私有

制的生存空間；反之也是一樣的。同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也是這

個道理。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替代并不是完全替代，而是一種相對的，因為在

一個社會中甚至都存在這兩個經濟形式的影子，有著互補的一面。

需要說明的是，制度費用不變的假設在現實中是合理的。從一種制度到另一

種制度，新制度建立的費用，舊制度消滅的破壞以及新制度產生的效益，總制度

費用甚至會上升，即使它一段時期后再回落，因為制度破壞帶來的無序是巨大的。

中國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官倒”和“腐敗”就是較好的例證，當然歷屆政府對此也是

深惡痛絕。

可以看出，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勝利的最大優勢是漸進性，允許對現有制度有

新的需求并允許其異化，甚至政府有意的對其創新和改造，充分尊重民眾意愿。

這是最大的民主，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和政府都沒有在完全和平的條件下實現這

樣的轉型，即使英國、法國、美國也沒有。這不僅體現了一個政府的胸襟，也體

現了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大黨的胸襟，證明了中共的執政能力是史無前例的。

（二）制度替代對中國改革成功地解釋

中國改革取得巨大成功，最大的原因是成功地完成了制度替代。這種制度替

代是區別于俄羅斯的“休克療法”，而是一種漸進性的，民主的，尊重人民意愿的

替代。中國的改革源于農村土地改革，當人民有了對土地經營權和自主權的制度

要求并自發試驗時，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并默許，地方與中央的博弈與妥協，之

后最終確立了家庭承包制度。

中國的經濟改革雖然最終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改革之初就

明確了市場經濟制度并不一定是以私有產權制度為基礎的；其次是市場經濟和計

劃經濟不是對立的，是相容的，是一種對立統一的共存，允許和承認這種共存，

是中國改革取得成功的關鍵。制度出現新的需求，在系統內部發生異化，政權不

是對其壓制，而是分析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如果有，保護它和培育它，這就是中

國改革取得成功的經驗。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獨有的政治智慧，特別尊重民眾的意

愿。

市場經濟制度通常會帶來產權的多元化，至少是國有產權與私有產權并存。

實際上,我國是從分配制度著手進行變革的,在計劃經濟制度下，不僅不同主體

的收入分配是由政府統一進行，而且各個企業所使用的要素也是由政府統一進行

分配。向市場經濟制度轉變必須實現生產要素的分配由市場機制來完成，收入分

配必須由各利益相關者相互討價還價的機制來實現，這才是兩種經濟制度變革的

核心（謝志華，2007）。只有核心發生異化，才會最大可能的發生制度重構。在

下一步經濟改革中，要善于抓住變革的核心。只有這樣，才會減輕變革的壓力，

維護國家的穩定。

結論

從制度異化到制度實現替代，說明制度是內生性的，衡量制度效率的標準應

是制度的內生適應性。創新的制度只有適應我國既定的歷史、技術、社會和經濟

的制度環境及其變化，并帶來社會福利的改進,才能成為有效率的制度。我國的

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經基本構建了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

應的制度結構，說明是成功的（王玉霞，2006）。

在下一步的改革中，如何在勞動力就業制度、教育制度、土地征用制度和社

會保障制度等改革上,從根本上突破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有效保護作為弱勢

群體的農民的利益；如何在全球化競爭中保障國家利益和安全；如何保障經濟的

可持續性發展將會是改革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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