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法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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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戰守策蘇軾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

此其患不見于今，而將見于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后將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

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

于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于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

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于驚潰。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

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后，甲兵頓弊，而人

民日以安于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

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樂，豢于游戲酒食之間，

其剛心勇氣，銷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

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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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

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沖犯，肌膚之所浸漬，輕

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于重屋之下，

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

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以善養身者，使之

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于寒暑之變；然后可以剛健強力，

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

人孺子，不出于閨門。論戰斗之事，則縮頸而股栗；聞盜賊之名，則

掩耳而不愿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

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

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

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于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于

我，則先于彼；不出于西，則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茍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于安樂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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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

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

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

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于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

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

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

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熟與夫一旦之危

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

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于兵，彼知有所敵，

則固以破其奸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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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注：黑體加粗的小標題為段落的概括，非原文）

現在人民的禍患究竟在哪里呢？在于只知道安樂卻不知道危難，能享受安逸卻不能勞

累吃苦。這種禍患現在看不出來，但是將來會看出的。現在不給它想辦法，那以后就有無法

挽救的危險了。

從前先王知道軍備是不可以放棄的，所以天下雖然太平，（也）不敢忘記戰備。秋冬

農閑的時候，召集人民打獵借此教練武事，教他們學習前進、后退、跪下、起立的方法，使

他們的聽覺和視覺習慣于鐘鼓、旗幟（這些軍隊的號令）之間而不迷亂，使他們的心意適于

攻打殺戮的情形而不致恐懼。因此即使有盜賊的事件發生，而人民也不會驚恐潰亂。

等到后代，采用迂腐的儒生建議，把解除軍備當做君王的英明措施，天下既然安定了，

就把裝備武器收藏起來。幾十年以后，裝備武器都敗壞了，人民一天一天地習慣于安樂生活；

一旦忽然傳來盜賊的警報，就彼此惶恐，傳布謠言，不戰就逃跑了。（唐）開元、天寶年間，

天下難道不是很安定嗎？就是因為那時人民習慣于太平生活的快樂，經常生活在酒食游戲里

面，那堅強的意志和勇氣逐漸減少以至于衰頹，（筋肉）萎縮僵化而振作不起來，因此小小

的安祿山一旦乘機作亂，四方的人民就象鳥獸奔竄一樣，求作囚犯和俘虜還來不及；國家分

裂，而唐王朝當然因此而衰弱了。

我曾試著論述這個問題：天下的形勢譬如人的整個身體。王公貴人用來保養身體的措

施，難道不是很周全嗎？而他們平日常常由于病多而苦惱。至于農夫平民，終年勤勞辛苦卻

未曾生病。這是什么原因呢？天氣和季節的變化，重拾作文 這是產生疾病的原因。農夫平民，夏天最

熱的時候奮力耕作，冬天極冷的時候還在野外勞動，他們的筋骨經常冒著烈日嚴寒，肌膚被

雨雪霜所浸漬，使得他們輕視霜露，不畏風雨，所以寒冬炎暑不能夠給他們造成病害。現在

王公貴人住在高大深邃的房屋里，出門就坐車子，刮風就穿皮衣，下雨就打著傘，凡是用來

預防疾患的工具無不應有盡有；畏懼風雨寒暑有些太嚴重了，保養自己的身體也有些太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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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稍不注意，寒暑就侵入身體了。因此，會保養身體的人，使自己身體能夠安逸又能勞動，

慢步快走活動操作，使自己的四肢習慣于寒冬炎暑的變化；然后可以使身體強健有力，經歷

艱險而不受傷害。人民也是如此。現在太平的時間長了，天下的人驕氣懶惰脆弱，就象婦女

小孩不出內室的門一樣。談論起打仗的事情，就嚇得縮著脖子大腿發抖；聽說盜賊的名字，

就掩住耳朵不愿意聽。而且士大夫也不曾經說起戰爭，認為這是生事干擾人民的生活，露了

苗頭不可以讓它再發展：這不也是畏懼太嚴重而保養得太過分了嗎？

再說天下本來就有意想不到的禍患。愚昧的人看到四面八方太平無事，就認為變故無

從發生，這也是不對的。現在國家用來奉送給西夏、契丹的財物，每年的財物，每年以百萬

來計算。奉送的財物是有限的，而索求財物的人是無滿足的，這種形勢必然導致戰爭。戰爭，

是必然的趨勢，不從我方開始，便從敵方開始，不發生在西方，便發生在北方；所不知道的，

只是戰爭的發生有早有遲有遠有近，總之，戰爭是不可能避免的。國家如果免不了用兵，而

用兵不憑著逐步訓練，卻使人民從安樂太平的環境中，一下子投身軍隊走向生死決斗的戰場，

那他們的禍患必定有不可估計的危險寶馬是德系車嗎 。所以說，天下的人民只知道安樂而不知道危險，能夠

安逸而不能勞累吃苦，這是臣所認為的最大的禍患。臣想使士大夫崇尚軍事的勇敢，講述

演習兵法，對在官府服役的平民，教他們學會列隊布陣的法度，對那些負責緝捕盜賊的差役，

教授給他們撲擊刺殺的方法。每年年底就集合在府城里，象古代考試武藝的辦法，評定勝負，

有賞有罰；等實行的時間長了，就又按照軍法部署辦事。然而議論的人（持不同意見人）一

定認為無故調動人民，又用軍法困擾，那百姓將會不安定；可是臣認為這才是安定人民的好

辦法。國家果真不能去掉戰爭，總有那么一天將驅使沒有受過訓練的百姓去作戰。平時召集

百姓進行訓練，雖然有些小的恐慌，可是跟突然讓那些沒有受過訓練的百姓上戰場的危險相

比，又怎么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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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國家駐扎在地方上的軍隊，驕橫又有怨言，欺壓百姓，向他們的上司邀功，什么

原因呢？這是因為他們認為天下懂得作戰的只有他自己罷了。假如使一般百姓都對軍事熟習，

他們知道還有對手存在，那么一定能夠打破他們的壞主意又壓下他們的驕氣。利和害的界限，

難道不是很明白嗎？

創作背景

編輯

北宋王朝到了仁宗趙禎時期，在承平的帷幕背后，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迅速地深

刻化、尖銳化。內部的農民起義，一年多一年，一伙強一伙；外邊的西北二虜(夏、遼)氣焰

囂張，不時內犯。很顯然，如不改弦易轍，小朝廷很快便要土崩瓦解的。于是，統治階級當

中一些較能正視現實、深謀遠慮的人，便不斷提出革新政治以自救的主張與要求。以范仲淹

為首的“慶歷新政”就是這種趨勢下的產物。年輕的蘇軾，很快地也投身于這個浪潮中了。

仁宗嘉祐六年(1061)，二十五歲的蘇軾應“制科”考試時所作的《進策》二十五篇(包括《策

略》五篇、《策別》十七篇、《策斷》三篇)，就集中地表現了蘇軾的這種政治思想。

《教戰守策》乃《策別》中的一篇，旨在論述他教民于平時練習戰守之事，以防邊患

的意見。

文章首段，單刀直入，提出問題，并指出了它的嚴重性：當今之嚴重危險，在于“知

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亦即不習戰守之事；如果不早為之計，到一發而不可收拾時，

見兔顧犬，就來不及了。

劈頭先逆寫后患，大聲一呼，以悚動視聽，引起人們的注意，下邊再論述申說為什么

“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平時不習戰守之事，其危害竟蘇軾論文，十分重視藝術

上的多樣化與創造性，而反對黃茅白葦，彌望

如一(《答張文潛》)，他的創作也大致實踐了他的這一主張。他不曾從理論上去剖析，

而是援引一些歷史事實來證明。先王歸制，“天下雖平，不敢忘戰”，所以平時常教民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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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于驚潰”。后世則用“迂儒之議”，“天下既定，則卷甲而

藏之”，因而，“卒有盜賊之變，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兩種作法，兩種結局，孰

得孰失，較然可知。下邊再證以唐代的安史之亂：朝廷偃武修文，人們安于太平之樂，故而

安史一舉兵作亂，大家都驚駭恐懼，無所措其手足，李唐帝國也從此一蹶不振了。至此，忘

戰去兵之非是，習戰講武的必要，為事實所證明，無可懷疑了。

事實固然如此，然而其所以然的道理又是什么呢?第三段接著便申論此意。不過，他仍

不是從理論上去推求，而又是以生動、貼切的比喻來闡說的。農夫小民，鍛煉有素，故而“寒

暑不能為之毒”；王公貴人，“養之太過”，反倒“小不如意，則寒暑人之矣”。可知，勤

苦力作才是最好的養生之道。

“夫民亦然”四字，一筆勒回本題。居安念危，處逸能勞，才能御敵衛國，這些意思，

作者雖未再明說，但讀者都可得之于言外。以下，切指時事，應首段起首四句。當今生民，

不習戰守，士大夫又未嘗言兵，“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一遇倉促事變，將何以衛國御敵?

第四段，根據當時民族矛盾的形勢進行分析，指出其勢必至于戰，用兵必不可免。用

兵既不可免，而朝野上下又厭言兵革，不習戰守，“則其為患必有不測”之理，就昭然若揭，

而教民戰守之絕對必要，也就更無可懷疑了。此處又與首段后四句遙相呼應，布局極其精嚴，

脈絡十分清楚。

以下水到渠成，順手扼要地提出了他教民戰守的具體辦法，并趁便駁斥了“議者”“無

敵而動民”，“民將不安”的說法之不達于理，最后又附帶指出：民習于兵，將于折“天下

屯聚之兵”的驕橫之氣，總見教民戰守，利莫大焉。

有此二段，文章亦更覺神完氣足。

就如何把論文寫得更活潑生動些這點而論，只要我們善于咀嚼消化，舉一反三，這篇

文章的技巧無疑是具有借鑒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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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雖平，不敢忘戰”，居安思危，能逸能勞，方可以御不測之患，因而主張平時

教民習戰講兵，這種思想對我們有無啟示、借鑒意義，有無用處呢?

回答應該是肯定的。不過，要經過批判、分析，要“如同我們對于食物一樣，必須經

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

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而不能把作者這一思想原封不動地搬來，否則，囫圇吞棗，生吞

活剝，非徒無益，且將有害。

作者在《策別敘例》中說“臣聞為治者，有先后，有本末。響之所論者，皆當今之所

宜先，而為治之大要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列而言之”。可見，他之所以勞心

苦慮地寫這二十五篇《進策》，原本為趙宋王朝的統治設想、獻策的。這篇《教戰守策》當

然也不例外，文中，作者所憂心焦慮的不測之患，其基礎與核心乃是趙宋政權之能否維持與

鞏固。在統治階級內部，有一部分人是這個階級的思想家，“這是它的積極的、善于概括的

思想代表者，他們把制造這個階級關于自身的幻想作為自己生計的主要來源”(馬克思、恩

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蘇軾正是趙宋王朝統治階級的這種思想代表者。

由于他是統治階級的思想代表者，因而，在他“教戰守”這一思想上就必不可免地要

打上統治階級的烙印。

首先，他說：在太平之世，“人民日以安于快樂”，甚而“豢于游戲、酒食之間”，

因而，“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瘺蹶而不復振”。我們知道，在任何封建時代的所謂太平

盛世里，無論漢代的文、景之治，還是唐朝的貞觀、開元之時，人民的處境，不過是能比較

安穩地做個奴隸而已。安穩固然安穩，但終究不過是個奴隸。“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

冬暴露，其筋骸之所沖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這才

是他們生活面貌比較真實的寫照。因而，其不習兵革、戰守的事是有的，而其所謂“安于佚樂”“豢于游戲、酒食之間”者，自始迄終，就從未有過；所謂“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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痿蹶而不復振”的現象，當然就更無從產生了。這，顯然是對所謂封建盛世里人民的面貌的

歪曲。

他又說：“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閨門。”當時

的情況，又何嘗是這樣的呢?宋王朝開國后，一貫奉行的政策是，對內“恩逮于百官者惟恐

其不足，財配于萬民者不留其有余”(趙翼：《廿二史剳記》卷二五《宋制祿之厚》)；對民

族敵人，則由“奉子如驕子”而“敬之如兄長”，而“事之如君父”(楊有仁編楊慎《太史

升庵全集》卷四八)。因而，“產業家家壞，誅術歲歲新”(李覯《村行》詩)。“春秋生成一

二倍，天下三分二分貧”(張泳《憫農》詁)。致使還在宋太宗時，王小波、李順就喊出“吾

疾貧富不均，今為汝輩均之”的口號，在蜀中起義了(《宋史》卷二七六《樊知古傳》、沈

括：《夢溪筆談學習舞蹈 》卷二五)。從此，農民的革命斗爭就彼伏此起，直未間斷。由此可知，當

時的所謂“治平”，不過是一種畸形的，表面的現象。處在這等統治下的人民，能“驕惰脆

弱”么?又能“不出于閨門”么?顯然也是對當時人民面貌的歪曲。之所以會這樣，無疑是和

作者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與偏見分不開的。實際上，“安于使樂”“豢于游戲、酒食之間…

‘驕惰脆弱”的只是封建統治階級，而人民則向來不但刻苦勤勞，而且具有傳統的革命精神。

其次，正因為作者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上，無法認清，也不愿承認人民偉大的精

神面貌，所以也就不可能充分信任與組織、調動人民的力量。“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

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庶人之在官者”，指被調進官府供役使的勤雜；“役

民之司盜者”，指抽來緝捕盜賊的差役。講了好久教民戰守之重要，但其教授、動員面卻小

得如此可憐，杯水車薪，這又能濟得多少事呢?如果把全體人民調動起來，武裝起來，實行

“全民皆兵”，那必將有效地打擊民族敵人的侵略氣焰，保衛祖國、人民的安全。但同時，

他們也必將有效地打擊階級敵人所強加于他們的專制統治，捍衛自己的利益，這豈不意味著

致封建統治階級于死地嗎?他們怎么能自掘墳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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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上述的前后參差的現象就很容易理解了。“葉公豈是好真龍”!統治階級對人民

的態度，總是這樣矛盾、可笑的。

以上所說的，都是需要我們經過分解予以拋棄的糟粕，排除了這些雜質，才能吸取到

對我們真正有益處、有作用的東西。

作者編輯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北宋眉山人。是著名的文學家，唐宋散

文八大家之一。他學識淵博，多才多藝，在書法、繪畫、詩詞、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詣。

他的書法與蔡襄、黃庭堅、米芾合稱“宋四家”；善畫竹木怪石，其畫論，書論也有卓見。

是北宋繼歐陽修之后的文壇領袖，散文與歐陽修齊名；詩歌與黃庭堅齊名；他的詞氣勢磅礴，

風格豪放，一改詞的婉約，與南宋辛棄疾并稱“蘇辛”，共為豪放派詞人。

嘉祐二年(1057)進士，任福昌縣主簿、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召直史館。

神宗元豐二年(1079)知湖州時，以訕謗系御史臺獄，三年貶黃州團練使，筑室于東坡，自號

東坡居士。后量移諸州。哲宗元祐元年(1086)還朝，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九年，

又被劾奏譏斥先朝，遠貶惠州、儋州，元符三年(1100)，始被召北歸，卒于常州。著有《東

坡全集》一百十五卷，今存。

蘇軾手跡

蘇軾手跡

蘇軾于1036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眉州眉山（今屬四川）。蘇

軾的父親蘇洵，即《三字經》里提到的“二十七，始發憤”的“蘇老泉”。蘇洵發奮雖晚，

但用功甚勤。蘇軾晚年曾回憶幼年隨父讀書的狀況，感覺自己深受其父影響。當然，假若沒

有蘇洵的發奮讀書，也就不可能使蘇軾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學通經史，

屬文日數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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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年（嘉祐元年），虛歲二十一的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翌年，

他參加了禮部的考試，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

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

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憂扶喪歸里。

1069年（熙寧二年）服滿還朝，仍授本職。他入朝為官之時，正是北宋開始出現政治危機

的時候，繁榮的背后隱藏著危機，此時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變法。蘇軾的許多師友，

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因在新法的施行上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

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平和世界”。

蘇軾因在返京的途中見到新法對普通老百姓的損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

參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認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書反對。這樣做的一個結果，便是像他的

那些被迫離京的師友一樣，不容于朝廷。于是蘇軾自求外放，調任杭州通判。從此，蘇軾終

其一生都對王安石等變法派存有某種誤解。

蘇軾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滿后，被調往密州（今山東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

州縣令。政績顯赫，深得民心。

這樣持續了大概十年，蘇軾遇到了生平第一禍事。當時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

詩句扭曲，以諷刺新法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豐二年），蘇軾到任湖州還不到三個月，

就因為作詩諷刺新法，網織“文字毀謗君相”的網羅罪名，被捕入獄，史稱“烏臺詩案”。

蘇軾坐牢103天，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在太祖趙匡胤年間即定下不殺士

大夫的國策，蘇軾才算躲

過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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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獄以后，蘇軾被降職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市）團練副使（相當于現代民間的自衛隊

副隊長）。這個職位相當低微，并無實權，而此時蘇軾經此一役已變得心灰意冷，蘇軾到任

后，心情郁悶，曾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鼻磯游覽，寫下了《赤壁賦》《后赤壁賦》和《念奴

嬌赤壁懷古》等千古名作，以此來寄托他謫居時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帶領家人開墾城東

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他在這時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豐七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于長途跋涉，旅途

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

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準。當他準備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聽政，以王安石為首新黨被打壓，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

蘇軾

。蘇軾復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東蓬萊）。四個月后，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

月，升起居舍人，三個月后，升中書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為皇帝起草詔書的秘

書，三品），知禮部貢舉。

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后，認為其與所謂“王黨”

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

他對舊黨執大專生自我鑒定 政后，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

反對，于是又遭誣告陷害。

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黨，又不能見諒于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他以龍圖閣學

士的身份，再次到闊別了十六年的杭州當太守。蘇軾在杭州修了一項重大的水利建設，疏浚

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邊筑了一道堤壩，也就是著名的“蘇堤”。

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孕婦鼻子出血是什么原因 召回

朝。但不久又因為政見不合，外放潁州。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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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黨再度執政，第二年6月，別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再次被貶至惠陽（今廣東惠州市）。

1097年，蘇軾又被再貶至更遠的儋州（昌化軍，今海南）。據說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

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后徽宗即位，調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

（元符三年）大赦，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于1101年7精油產品 月26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

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屬江蘇）。葬于汝州郟城縣（今河南郟縣），享年六十四歲，御賜謚

號文忠（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