績溪·文化名城名人故里徽菜之鄉
自然環境在村落的選址、成形和功能完善的整個過程中具有相當的作用，或有利的，或不利的，這是人們無法回避的客觀存在，因為任何村落都不可能離開自然環境而獨立存在。自然風貌直接影響著村落的自然形態。績溪古村落的點狀、帶狀、塊狀等自然形態無不是自然環境作用下的產物。
第一節 隨形就勢的自然選擇
星羅棋布于績溪版圖上的一座座古村落，與自然環境融為一體，與山水親切交織，展示出人的聚落環境與自然的和諧。這是績溪人尊重自然而又努力使自然與人的文化和心里需求相協調的結果。高山深壑，川谷崎嶇，這對村落選址而言具有相當的牽制力，它迫使績溪人“遇山川平衍處，人民即聚族居之”，(《徽商便覽·緣起》)對居住環境的選擇余地遠不及平原地區靈活廣大。也正因如此，才造就了績溪的古村落豐富的自然形態，顯現出獨有的魅力。
績溪位于皖南山區，雄居古徽州的北大門，素有“宣歙之脊”之稱，是黃山與天目山的接合帶，長江與錢塘江的分水嶺。徽州府知事成履恒在給嘉慶《績溪縣志》的《序》中說：績溪，
“度其地勢，廣輪百里，非若雄州劇邑為大都會。然勢居宣歙之脊，為入徽之沖。”武陵人蔣信說：績溪“大山長谷薄霄漢、蟠百里，環抱襟帶乎外，而風氣之蓄乎中者，有博大悠遠之勢。”巴郡人劉彭年也說：“彼績溪者，山川之秀，市里之弘，又何以異于天下之山川市里也哉。”(《遵義胡氏宗譜》卷13《文藝二》)剔除褒美之詞意不論，上述史料有一點是相同的，即績溪多山。是的，績溪“開門見山”。境內海拔超過1000米的山峰就有28座之多，其中清涼峰海拔1787米，在華東僅次于黃山的天都峰，為第二高峰。績溪的中、低山面積多達908平方公里，占全縣總面積的81%。績溪的地形落差很大，最高點與最低點相差1662米之巨(以海拔計)。其地形總的看來是東、西兩向高，南、北兩向低。千米以上的山峰也主要分布在東部大鄣山山脈，西部大會山山脈和中部的徽山山脈。績溪水資源豐富，境內大小河流共有136條，總長831公里，其中主要河流有3條，即揚之水、登源河和大源河。由于地勢較高，所以境內所有河流均發源于本土而流向境外。績溪分兩大水系：叢山關以北及鎮頭以北的大小河流均屬長江水系，其中發源于徽山北麓的徽水流經旌德、涇縣匯于青弋江而后注入長江；徽山以南的徽溪、揚之水、登源河以及發源于黃山支脈黃柏凹的大源河及其它支流，均流經練江匯入新安江而后注入錢塘江。這條水系對于績溪人來說，比起長江水系更具有實際意義，它是過去績溪人走出家門，勾通外埠的創業之路。
績溪史稱“彈丸之邑”。“其地東西一百二十里,南北五十五里。”清代嘉慶年間主持編修《績溪縣志》的清愷說：“績溪環境皆山，有大會諸峰為之屏鎮，揚之水諸川以分其脈絡。近而坊市有經，遠而都鄙有象，境內之象瞭然矣。”績溪的地貌特征可以概括為：“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與莊園。”境內盆地僅有80多平方公里，績溪人只能與山與水結緣。面對這樣的自然環境，績溪人不是消極抗爭，而是在尊重自然法則的前提下，以積極的態度，充分相信人對自然的能動作用，努力探尋創造著既符合自然發展規律，又能滿足居住需求的空間環境，力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績溪人知道，居住環境的好壞，對人的身心健康、生活資料的獲取以及智力開發諸多方面均有重大影響。一個好的居住環境，不僅可以豐衣足食、人丁興旺，而且還可以人才輩出。人的居住環境只能去適應自然，在此基礎上，再以人的智慧和力量揚長避短，對自然加以恰當的改造，從而達到居住環境的人格化和理想化。績溪古村落的自然形態具有明顯的受制于自然環境的特征。
與古徽州他邑村落一樣，績溪的古村落，一方面從自然形態上充分尊重自然、服從自然；另一方面又將人的文化觀念、宗族觀念融入自然形態中，以人的精神力量去作用于古村落，使其能夠滿足于人的文化心里需求。這就使得古村落不僅僅只是自然形態的外在表象，而且賦予了文化與精神的某些特征，是人的觀念形態的物化展示，這一點比起古村落
的自然形態更具文化意義。
第二節 風水理念的人性追求
與人與自然的關系一樣，村落與自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人不能離開自然而生存，村落不能離開人而存在，這就形成了以人為主體的雙向關系，即自然<==>人<==>村落，人始終是自然環境、村落環境的主體，掌控著兩者之間的關系，并且在不斷的實踐過程中日臻完善，使之和諧。上個世紀，美國提出了所謂“風景建筑學理論”，其主旨強調的是“人尊重自然并努力與之和諧”，說是“風景建筑學勾通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實際上，中國古代先民們早就注意到了“人不能離開自然”這一法則，在《詩經·大雅》中就有關于選擇聚居環境的記載。隨著實踐的加深和時間的推移，中國古代先民以其特有的邏輯思維方式，將人介乎自然之間的活動——尤其是建筑環境的選擇稱之為“風水術”。風水術的出現說明中國古代先民對自然的認識在原始渾濁的基礎上產生了質的變化，是我國先民對自然法則及規律上的偉大發現。程建軍在其《風水與建筑》一書中說：“‘風水’，主要是指古代人們選擇建筑地點時，對氣候、地質、地貌、生態、景觀等各建筑環境因素的綜合評判，以及建筑營造中的某些技術和種種禁忌的總概括。它起源于人類早期的擇地定居，形成于漢晉之際，
成熟于唐宋元，明清時日臻完善。”剔除“風水”中迷信、附會部分，風水理論是對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總結，對人類社會的和諧發展起過重要的指引作用。
包括績溪在內的古徽州，向來以“程朱闕里”、“彬彬乎禮儀之邦”著稱于世。“我新安為朱子桑梓之邦，則宜讀朱子之書，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禮，以鄒魯之風自侍，而以鄒魯之風傳之子若孫也。”(雍正茗州《吳氏家典·序》)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績溪人自然會對生活環境給予足夠的重視，對生活環境尤其是村落環境以某種文化觀念和精神需求去加以選擇創造，營建活動也就成為了一種追求。當這種追求得以滿足時，這個村落環境才算是理想化了的物化形態，才算是“有意味的形式。”那么，實現這種理想化的、“有意味的形式”的具體手段是什么呢？是“風水”。在績溪人看來，村落環境的本質意義不在于單純的空間概念，或方或圓，或點或面，或直或曲；而在于村落內在的文化涵義，換句話說，也就是要有村落文化內涵的物象展示，看得見甚至摸得著。
“風水之說，徽人尤重之”，(《寄園寄所寄》卷11引《稗史》)績溪并非例外。可以說，績溪每一座古村落，幾乎都與風水理念相關聯；幾乎都是在風水理念的作用下形成與完善的。縣城華陽鎮的魚形說、龍川村的船形說、滸里村的荷葉形說、尚田的梅花形等等，實際上
這都只是一種精神與理念的形象化模式。在這里，風水所要追求的不在于村落外在形象如何逼真，而在于通過對物象的內在本質捕捉與意會以求得村落環境的安全感和親切感。滸里村背山面水，其地形略呈橢圓狀，村人由此而視村莊為一荷葉，希求族人以荷花自律，和睦鄉鄰，和睦相處，其情操是何等的高尚。為了完善村落的荷葉形狀，滸里人在村中開挖一條由東向西的水圳以作荷莖，又在村中央掘出一口“三眼井”以為蓮蓬，使村落環境的實用功能與觀念形態相協調，強化了族人對居住環境的親切感。
當自然賦予村落環境的要素不能滿足主觀需求時，“風水”就會出來“說話”。宅坦村地處蘆昆常盆地，居上莊與旺川兩村之間，地勢相對較高。村莊背靠竹竿尖，東西兩向有土坵環護，但其南向則空曠趨下，沒有屏障，這樣就很難滿足宅坦人的安全感。按照風水理論，宅坦村應在“水口”處設置一道人造屏障，同時還要筑起水口中不能或缺的“獅山”和“象山”，只有這樣，宅坦村才能“聚氣藏風”，才能“族旺丁盛”。在風水理念的指導下，宅坦人在村之南向低洼處筑起一道長達600米的土石壩，并栽植多種名貴樹種；又在土石壩的兩端模擬“獅、象”培植樹林，形成既有“獅象捍門”，又有綠屏保障的風水格局。
由此可見，績溪古村落從選址到形成的整個過程中，都與風水觀念有著不可分的內在關系。
績溪長安鎮的馮村，它肇始于唐代咸通六年(865)，居住的是馮氏家族。該村的自然環境是：入村處，有兩峰對峙，左峰名曰“獅子峰”；右峰名曰“象麓山”，形成一個“袋狀”環抱，稱其為“獅象把門”。村莊的后端，又有兩峰相對，居南者為“龜墩”；居北者為“蛇形”，形成“龜蛇二將”格局，與武漢大橋兩端的龜山和蛇山的“龜蛇鎖大江”格局一脈相承。在遵從自然法則的同時，馮村人還以特有的文化觀念對自然形態加以改造。如在村口獅子峰麓建造祠堂，并在祠前的槐溪壩上廣植樹木，形成綠色屏障；與此同時，還在祠堂的東向挖掘七口水塘，謂之“七星”，又在祠堂之北云莊書院的大門懸掛一盞“天燈”冠以“月”名，組成一幅“七星趕月”的吉祥畫面，確實是良苦用心。馮村人對“水口”的這一番經營，提升了居住環境的文化含量，使得馮氏族人對自己的居住環境產生了深厚的親切感，因而自覺呵護村落環境成為每一位馮村人及其子孫的行為準則。
為了讓族人對自己的居住環境具有一致的認同感，使得族人能夠一代接一代地自覺維護村落環境，先民們在選擇村落環境時，總會按照風水理論的要求，對所選的村落環境作一番既神秘又不無蠱惑性的形象描述。湖村，四面環山，石門河的一支由北向南繞村南而過。這樣的地形地貌，在績溪并不少見。但是，它在“術業堪輿”的湖村始遷祖胡萬通的眼里，卻是“別有一壺洞天”。
山川秀麗，水口回環；獅象捍門，龜蛇攔水。北列銀屏之峻，南排珥筆之奇；堂開曠大，水出之玄，且來龍祖山高聳尊巖，像若真武臨座。蓋山亦與水而俱秀，人必與地而俱靈。(《龍川胡氏宗譜》卷之首《序·龍川胡氏支派譜序》)
在胡萬通看來，湖村的地勢基本具備了“風水寶地”的組成要素，即枕山環水，左右圍護，來龍高山群峰連綿，村前又有朝山如案；水口二山緊鎖，藏風聚氣，是居住環境的理想選擇。胡萬通挈子從龍川上村遷居湖村繁衍生息，世代相守，精心維護。湖村的山山水水承載著湖村人的生活寄托，激勵著子孫奮發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