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悲劇人生觀
何仁富
尼采在本體論上將世界規定為強力意志的永恒輪回，由于強力意志的永恒輪回本身就內在地包含著人生痛苦的永恒性，因此，如何面對人生的悲劇性現實，就成為人生觀的極其重要的問題。
尼采認為，虛無主義者并不是不知道人生的痛苦和悲劇，只不過它以幻覺的方式麻醉了個體生命對痛苦和悲劇的體驗，并且以許諾“天堂”的方式讓人忍受現實人生的苦難。悲觀主義者是看透了人生痛苦的，認為痛苦和悲劇具有生命的本原性，是生存意志自身的必然產物。但是悲觀主義者卻沒有直面人生痛苦的勇氣和力量，他想使人通過禁止生命之欲，即斷絕痛苦之源的方式來克服人生的痛苦。虛無主義和悲觀主義都是以否定生命的方式來對待人生的悲劇和痛苦的，這是生命力乏弱和衰退的結果。
尼采主張一種悲劇人生觀。這種人生觀以肯定生命連同其悲劇和痛苦為前提，并且強調以生命的強力本身來接受生命的悲劇性，以酒神精神的亢奮和審美的眼光來看待生命的悲劇，在生命悲劇的演唱中感受美的壯觀和人生的升華。
一、對人生悲劇性的體驗
尼采有一幅病弱的身體卻有一顆敏感的心，有著悲劇的童年生活卻有一顆聰明的頭顱，這就注定了他比一般的人對人生的悲劇性更加敏感，比一般的人對人生的悲劇性具有更大的挑戰性。
在尼采四歲時，他的父親從自己家門的石階頂上摔下來，頭部猛烈地撞在石階邊上，在一年的心理失常和體力消耗之后去世了。在這段悲劇性的日子里發生的各種事變：深夜報警、家里的哭泣聲、密室的恐怖、死一般的寂靜、悲哀的盡情發泄、喪鐘聲、贊美詩、喪禮時的布道、深埋在教堂石板底下的靈柩，都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對這些事知道得太早了。因而完全被震懾了。尼采十四歲時感嘆到：“當一個人掠去一棵樹的花冠時，整棵樹都枯萎了，鳥兒也不再棲息于枝頭。我們家的花冠已經被奪走了，歡樂離開了我們的心房，深深的悲哀卻成了我們的所有物?！?/span>[1]父親的死一直成為尼采心靈上抹不去的陰影，
直到他寫作《瞧！ 這個人》時，仍對此記憶猶新，并將自己的生命與父親的生命相提并論。他寫道：“我父親36歲就死了：他文弱可親而多病，就象一個注定短命的人──與其說他是生命本身，倒不如說是對生命的親切回憶。在我父親生命衰老之年，我的生命也開始衰老了。在36歲那一年，我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點──我仍然活著，但看不清三步以外的東西?！?/span>[2]
幼年喪父的經歷使尼采對人生的悲劇有了過早的體驗，而伴隨尼采終生的病痛和他羸弱的體質則使他飽嘗了人生的痛苦。尼采從小體質羸弱，而隨著年齡的增大和思想創作日豐，劇烈的頭痛、胃病、眼疾又經常侵襲著他。在他給朋友和親人的信中，我們經?？煽吹剿麑ψ约荷眢w狀況的抱怨。在《瞧！這個人》中，尼采對自己的身體狀況作了哲學化的說明：“我的血液流動緩慢。誰也沒有在我身上找出發燒跡象的本事。有位醫生把我當神經病治療過很長的時間，他最后說：‘不！你的神經沒有問題，倒是我本人神經質?！撤N局部的蛻變當然無法指證；盡管重度的消化系統衰弱引起了全面的衰竭，可是查不出胃的器質性病變。我的眼疾也是如此，雖然幾乎隨時都有失明的危險，這也僅僅是后果，而非原因。以致那怕生命力有稍許的增長，也會重新導致視力的增進。──漫長的歲月在我身上的消逝就意味著康復──很遺憾，它同時也意味著舊病復發、惡化，一種頹廢的周期?！?/span>[3]在這各
種疾病的困擾下，尼采對健康有著一種本能的執著追求。他在給他的朋友歐文·羅德的一封信中寫道：“我時常受著一種沉重而抑郁的心情的折磨?！?，我多么渴望健康啊！一個人只要想到某些東西必然會比自身更長久地存在下去──他會怎樣地感謝每一個美好的夜晚，每一絲溫柔的陽光，甚至每一次正常消化的良機呵！”[4]
尼采自己具有一種不時超越自身悲哀或歡樂的本領。他知道怎樣去享受自身危機所展示的奇觀，仿佛它們本身就是一支和諧交融的交響樂。對于肉體的疾病，他總是在同自然肉體的適當妥協中享受著生命的歡悅。在尼采看來，肉體的痛苦固然給人帶來生活的不寧和對生命的擔擾，但是，“在某種情況下，肉體上的痛苦幾乎是一件可慶幸的事，因為它們能使一個人忘掉在別處所受的痛苦。更確切地說，一個人告訴自己，對靈魂也有對身體一樣的療藥。那是我對疾病所抱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給靈魂以希望。依然懷抱希望，難道這不是一件藝術性的作品嗎？”[5]
正是這種幼年對人生悲劇的深刻體驗和對疾病的“藝術性”態度，使尼采對人生痛苦和人生悲劇一直懷有一種敬畏和欣賞。正是這種對人生悲劇性的敏感，使他在讀到叔本華的著作時，頓有相知恨晚的感覺。1865年10月，21歲的尼采在一家舊書店買到叔本華的《作為意
志和表象的世界》，立即被這位已逝六年的憂郁智者迷住了。他回到家后便開始全身心地投入閱讀，整整兩個星期，他一直深陷于叔本華哲學的思考而不準自己每天睡眠超過四小時。而對叔本華的哲學，尼采驚呼：“我發現了一面鏡子，在這里面，我看到世界、人生和自己的個性被描述得驚人的宏壯”?！皶锏拿恳恍卸及l出了超脫、否定與超然的呼聲?！?/span>[6]
叔本華哲學給予尼采心靈振撼的，正是叔本華對人生痛苦和人生悲劇性的深刻揭示。叔本華一反柏拉圖主義的形而上學傳統，把對人生問題的討論作為哲學研究的核心內容，并且將人的本質規定為求生存的意志。由于意志總是試圖以滿足自身欲望為目的，而現實世界又不可能讓欲望充分實現，因
此，生命本質上是痛苦的，人生就是在痛苦和無聊之間搖動的鐘擺。
在相當意義上，尼采承認叔本華對人生悲劇命運的診斷。但尼采是絕不滿意叔本華開出的藥方的。叔本華認為意志是痛苦之根源，要消滅痛苦就必須消滅意志本身，由此他讓人禁欲、自殺，從而走向悲觀主義。尼采對人生悲劇的思考在這里碰壁了。他不相信人無法超越人生的悲劇狀況，根本的是人們對人生悲劇本身的認識有誤。正是基于此，尼采轉向了希臘悲劇的研究，而且將叔本華作為“教育家”而提出的消極的生存意志改造成為積極的
強力意志，將消極虛無主義改造成為積極虛無主義，將沒落悲觀主義改造成為強力悲觀主義。
二、對人生悲劇性的超越
尼采之所以要探討希臘悲劇的誕生，根本的是要為戰勝人生痛苦和人生悲劇找到一條出路。尼采自己對此有非常清楚的說明。尼采有兩次談到他寫作《悲劇的誕生》的緣由。在《自我批判的嘗試》中，尼采寫道：“這本成問題的書（指《悲劇的誕生》──引者）究竟緣何而寫：這無疑是一個頭等的、饒有趣味的問題，并且還是一個深刻的個人問題。”“根本問題是希臘人對待痛苦的態度，他們的敏感程度，──這種態度是一成不變的，還是有所變化的？──是這個問題：他們愈來愈強烈的對于美的渴求，對于節慶、快樂、新的崇拜的渴求，實際上是否生自欠缺、匱乏、憂郁、痛苦？假如這是事實……那么，早些時候顯示出來的相反渴求，對于丑的渴求，更早的希臘人求悲觀主義的意志，求悲劇神話的意志，求生存基礎之上一切可怕、邪惡、謎樣、破壞、不祥事物的觀念的意志，又從何而來呢？悲劇又從何而來呢？也許生自快樂、生自力量、生自滿溢的健康，生自過渡的充實？”[7]在《瞧！這個人》中，尼采談到《悲劇的誕生》時說，“‘希臘精神和悲觀主義’，這倒是個更
明確的稱謂。第一要義，即希臘人是怎樣處理悲觀主義的──他們用什么手段克服了悲觀主義……悲劇正好證明，希臘人不是悲觀主義者。”[8]很顯然，尼采之研究希臘悲劇，根本的是出于對希臘人戰勝人生悲劇性的興趣，是為了找一副克服悲觀主義的藥劑。
那么，人生的悲劇性究竟意指什么呢？尼采雖然沒有對此進行過明確的界定，但透過他的各種說法，我們還是可以體悟到，對于尼采來說，人生的悲劇性主要體現在：生命的易逝與人之不朽渴望的矛盾。世界和生命的生成流變，這是我們看到的最基本現實。每一件事都誕生又死亡了，每一個個體生命也在誕生和死亡，世界在流變中，無物可以永存。既然如此，那么人活著究竟還有什么意義和目的呢？人的一切目的和偉業都將流逝，人還為什么要活著呢？很顯然，人是不太情愿地被流逝著的世界帶向流逝的。為了克服和戰勝這種流逝所帶來的生命的無意義感，西方人從他們的文明誕生那天起就進行著不懈的努力，這種努力表現在把生成著的世界存在化，將流逝的世界凝固化。希臘哲學家對世界本原的追問就是這種努力的一種體現。及至巴門尼德、柏拉圖，更在生成流變的世界“背后”設定了一個“存在”的“真實的世界”，由此，人可以在那里求得一種生命的歸屬。基督教將這種“存在化”的努力推向極端、推向彼岸，通過靈魂不朽和上帝之國的許諾來克服生成和流逝帶給人生命的威協。但是，尼采認為，所有這些“理性”的努力都只不過是用一種虛無的
東西來取代現實的生成流變，實質上既沒有克服生成所帶來的人生的無意義感，又在根本上否定了現實世界和人的生命本身。人的苦難依舊，而且還增加了生命力量衰退所導致的苦難。
生成流變是真實的現實，人要克服生成獲得生存的意義也是真實的道理。這兩者之間的對立和矛盾就是人生悲劇性之根本所在。
尼采正是帶著人生悲劇性如何被超越和克服這一根本的人生問題去研究希臘悲劇的。換言之，尼采對人生悲劇性的探討就是從研究悲劇本身開始的，他要通過分析悲劇所給予人的“形而上的慰藉”來肯定人生，來解決人生的悲劇性同“樂觀”的人生態度不相調和的問題。
在尼采看來，古希臘人樂觀向上的人生態度，并不是因為希臘人是人類的童年，經歷的人生痛苦與恐懼尚太少，不足以感受到人生的悲劇性，也不是因為希臘人太幼稚，不像成熟的人類那樣對人生的悲劇性有敏銳的感受性。希臘人之所以有樂觀向上的人生態度，是因為他們從人生的悲劇性中得到了一種“形而上的慰藉”，這種“形而上的慰藉”最終在悲劇中得到完善的體現。悲劇的誕生標志著希臘人人生態度的成熟，希臘文化和希臘精神的一切可貴之處都在悲劇中體現出來。
尼采認為，悲劇誕生在希臘，這是必然的。希臘人是一個敏感的民族，對痛苦有最細膩、最深刻的感受。希臘人這種敏感性，通過西勒諾斯的神話深刻地反映出來，希勒諾斯對彌達斯國王所說的關于最好不要降生的那段話，表明希臘人在根本上看透了人生的悲劇性。人最好不要降生，對于已經降生的人來說，這最好的東西是得不到的，但是還有次好的東西，這就是立刻就死。但是，給尼采以深刻啟示的在于，希臘人并沒有象佛教徒那樣，在看透了人生的悲劇性后，便以犧牲肉體為代價來求得精神的寧靜而逃避人生的悲劇性。恰恰相反，希臘人沒有逃避人生的悲劇性，他們兼顧了人的肉體性與精神性兩個方面，他們創造了一個藝術世界，用這個中間世界對人生悲劇性給人造成的巨大壓力形成一個緩沖，同時又給人提供了經歷痛苦、戰勝痛苦的可能性?！跋ＥD人知道并且感覺到生存的恐怖和可怕，為了能夠活下去，他們必須在它前面安排奧林匹斯眾神的光輝夢境之誕生。對于泰坦諸神自然暴力的極大疑懼，冷酷凌駕于一切知識的命數，折磨著人類偉大朋友普羅米修斯的兀鷹，智慧的俄狄浦斯的可怕命運，驅使俄瑞斯忒斯弒母的阿特柔斯家族的歷史災難……”[9]這些神話中的巨大痛苦和災難對于現實中的希臘人的意義在于：人生的痛苦與災難因為在神身上顯示而變得神圣化了。由此，希臘人對于人生的悲劇性，就不僅“用奧林匹斯藝術中間世界不斷地重新加以克服，至少加以掩蓋，從眼前移開了”[10]，而且他們
還通過讓神來過人的生活而為人的生活辯護，痛苦的人生從此在神的靈光照耀下使人感到人生雖然痛苦，卻是值得努力追求的。
希臘人的這種通過悲劇來升華和超越人生悲劇性的生存方式，在尼采看來，是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結合的產物。“在希臘人身上，‘意志’要通過創造力和藝術世界的神化作用直觀自身。它的造物為了頌揚自己，就必須首先覺得自己配受頌揚。所以，他們要在一個更高境界中再度觀照自己，這個完美的靜觀世界不是作為命令或責備發生作用。這就是美的境界，他們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鏡中的映象──奧林匹斯眾神。希臘人的‘意志’用這種美的映照來對抗那種與痛苦和痛苦的智慧相關的藝術才能，而作為它獲勝的紀念碑，我們面前巍然矗立著樸素藝術家荷馬?！?/span>[11]尼采把這位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