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的“互文”
一
1966年，法國著名精神分析學家、文學批評家朱莉婭·克里斯蒂娃在論文《詞語、對話和小說》中，第一次提出了“互文性”的概念。互文性理論以結構主義符號學為基礎，借鑒和吸納了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和“狂歡理論”，強調并突出文本之間的互涉關系和邏輯生成，使文本從自我封閉的狀態轉向開放的意指實踐。“互文性理論的提出使人們重新認識了作品，所有的作品、所有的文本、所有的表意成果其實都是互文性的編織，從而加深了我們對對話主義、對歷史傳承性和文學與社會的橫向關聯性以及人類文明和文化未來前景的認識。”a互文性理論不僅是一種文本理論，一個研究文學作品的視角，還是我們看待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一種精神方式。
在閱讀東西最新的長篇小說《回響》的過程中，我強烈地感受到其小說的“互文性”特征，以及在這一“互文”過程中所折射出的人的心靈與自我、現實的相互交鋒。《回響》講述的是女警察冉咚咚的人生故事。小說從一樁兇殺案寫起，既寫了冉咚咚殫精竭慮的破案過程，又寫了她陷入的婚姻危機。案
件和婚姻，都是謎一樣的存在，讓人身心疲憊。東西將小說置于廣闊的社會生活中，在案情與感情的復雜糾葛中，將人物的命運、性格、身份、心理一一進行了深刻的探尋，直抵心靈的最深處。如果僅僅從小說敘事的角度來看，《回響》已經具有某種“復調”意味。這種復調體現在多個層面，從敘事線索上來說，一個是對案件真相的追問，一個是對婚姻生活的勘探；而在案件的勘探中，也存在著一種復調，一是案件本身的勘探，一是心理世界的勘探。即便是在心理世界的勘探中，也存著對于陌生的自我和熟悉的自我的雙重拷問。可以說，正是在這種復雜性的“復調”構想中，心靈與現實相互回響，自我與世界相互激蕩，愛恨情仇互相呼應，一種無意識的“互文”開始在《回響》這部小說中展現。
與之前的小說不同，《回響》采用了一種近似通俗的寫作方式——推理小說——的模式，這在嚴肅文學的寫作中，有著一定的風險，但東西顯然是做好了應對這一風險的準備，他最后的觸角還是伸向了文學的某種本質——對于人的脆弱、人的痛苦的思考和追問。正如有評論者指出的，“《回響》盡管有著足夠充分的推理小說元素，但卻仍然不能被歸類于推理小說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文本中那些以冉咚咚的情感世界為主要關注對象的偶數章的存在。更進一步說，整部小說藝術成功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包括冉咚咚在內的若干人物形象的心理世界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精神分析”。b因此，與推理小說不同的是，東西其實并不專注于案件，他更關心的是和案件有關的人，包括破案人冉咚咚的精神世界。幾乎無一例外，案件中涉及的每一個人，東西對其都進行了心靈的拷問。生活中的愛欲與哀愁、難題與困境，在冉咚咚對案件的追索過程中，也一一被揭示。
“互文性”構成了《回響》的某種藝術特質。這種互文的表現也是多方面的，文本與文本之間的互文，自我與他者之間的互文，自我與自我之間的互文，等等，東西用一種精神分析的方式，將一個時代的精神狀況進行了一番全景式的掃描和洞察。
心靈的“互文”
——評東西長篇小說《回響》
彭雨晴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馬來西亞華裔的粵語媒介使用與文化認同研究”（項目編號：21CXW030）階段性成果。
首先，是小說結構上的“互文”。《回響》的結構設計十分巧妙，奇數章寫案件，偶數章寫感情，最后一章兩線合并。一條線上情節跌宕起伏，而另一條線上則始終奔涌著一種相對靜止的時間潛流，具有
共通性的是，兩條線上的人物內心都是激越而復雜的，在交相輝映中達成某種情感的“回響”，從而形成某種美感。正如李澤厚指出的，“人們的感情雖然是感性的，個體的，有生物根源和生理基礎的，但其中積淀了理性的東西，有著豐富的社會歷史內容。它雖然仍然是動物性的欲望，但已有理性的滲透，從而具有超生物的性質”。c《回響》的兩條線，就是感性與理性的相互交織，并在這種交織中逐漸達成對自身的某種確認，“美感便是對自己存在和成功活動的確認，成為自我意識的一個方面和一種形態。它是對人類生存所意識到的感性肯定，所以我稱之為‘新感性’”。d《回響》這部小說，一定意義上就體現了這種“新感性”，它以虛構的方式顯示了復雜的社會性與豐富的人性的交融、矛盾和統一。
其次，是一種強大的文本“互文”。在朱莉婭·克里斯蒂娃看來，巴赫金首次為文學理論做出的一個深度闡釋是：“任何文本的建構都是引言的鑲嵌組合；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與轉化。”e也正是從巴赫金的“復調”與“對話”中，她指出了一種具有主體性和精神性向度的“互文性”。“我從巴赫金而來，但我發展出了被結構主義忽略的兩個方向：一是話語主體。一是歷史維度。文本不再局限于自身，它有了其他向度，包括接受等。這第二個方向就是我稱之為‘互文性’的東西，它揭示了某一文本與其前乃至其后文本的對話。”f《回響》中，“互文”幾乎是隨處可見的。從人物的命名來看，冉咚咚的丈夫慕達夫，與中國現代小說家郁達夫之間就有著這種互文的間性。小說中即描述道：“如果非得選一位現代文學家來佩服，那他只選郁達夫，原因是郁達夫身上有一種驚人的坦誠……有人出來指證他佩服郁達夫其實是佩服自己，因為他們同名，潛意識里他恨不得改姓。”g郁達夫，一個特立獨行的、追求個性和
愛情的浪漫抒情者，以其強烈的自敘傳精神，大膽地書寫男女性愛、情愛，那些與自己心靈相排斥的束縛，他都與之決裂，在他的筆下，既表現出反抗的熱情，又流露著感傷的色彩。這一性格特征，在慕達夫的身上，既有反諷，也有映射。一方面，慕達夫有其狂傲的性格，敢于批判和批評，但另一方面，他也有見風使舵的心理，為了贏得冉咚咚的愛慕，竟不惜一切地吹捧她父親的文學創作。正是依托于這種人物之
間的“交互”，慕達夫這個人物才顯得更加多面，這個人物的心靈世界才有了深邃的空間。
而更多的時候，這種互文性體現在文本之間。比如與魯迅小說之間的互文，在寫到慕達夫去見邵天偉時，“有時他兩腿叉開，像魯迅在《故鄉》里形容楊二嫂那樣圓規似的立著，直到把這一步該想的想清楚了才邁下一步”。h在寫到慕達夫為冉咚咚準備出發的行李時，“她拍著那些袋子，說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說就像寫文章，設身處地，把我當成你，就像魯迅寫阿Q的時候把自己當成阿Q，寫祥林嫂的時候把自己當成祥林嫂”。i比如與卡夫卡小說之間的互文，在寫冉咚咚出差后，慕達夫一個人躺在床上，“他想象自己是卡夫卡《變形記》里的那只甲蟲，因翻不過身來而不得不這么躺著”。j比如與托爾斯泰小說之間的互文，當冉咚咚糾結于辦案和離婚的困境時，小說寫道：“當年他讀托爾斯泰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時，對卡列寧故意不跟安娜辦離婚手續耿耿于懷，沒想到現在他也得面臨這一難題。”k 比如與卡波特小說的互文，作為一部具有推理性質的小說，《回響》與《冷血》之間既有著某種互文和對照，也有著東西方小說思想上的碰撞和“回響”。“她在讀杜魯門·卡波特的非虛構小說《冷血》
，這是她第三次閱讀了。第一次閱讀是慕達夫向她推薦的，當時他們剛認識。第二次閱讀是在‘大坑案’發生后一周，她想從書里找找破案的靈感。現在，她坐在遠離城市的鄉村里閱讀，除了對克拉特一家四口遇害依然深表同情之外，還對兇手因四十多美元而大開殺戒產生聯想。”l類似的小說文本之間的互文還有很多，比如與茨威格《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約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條軍規》、司湯達《紅與黑》、馬爾克斯《霍亂時期的愛情》、契訶夫《小公務員之死》以及曹雪芹《紅樓夢》之間的互文等等。可以說，正是這些文本的嵌入，使得《回響》不再是一個單一的、穩定的結構，相反，這些文本就像多種聲音的交響一樣，演繹成一個多聲部的、對話性的復合結構，從而展現出交響樂般的不確定性和多元性。正如有評論者指出的：“像《回響》這樣在人性的平面上表現人性之種種不確定性的小說，我們很少讀到。”m這種文本之間的互文，大大增強了小說文本的內容含量，有著一種精神之間的交互和交鋒，對此，東西也有所呼應，他說，“我一直是弱者心態，猶疑徘徊如影隨形，甚至經常懷疑寫作的意義。為了克服這種心理，我在寫作過程中重讀了四部經典名著，一方面是吸取這些作品的創作經驗，另一方面是通過閱
心靈的“互文”
讀它們樹立信心”。n
這種互文不僅體現在與小說文本之間，還表現在小說與其他文本之間，比如電影。在描述冉咚咚和慕
達夫因為內褲問題而糾結時，作者寫道：“她說慕達夫，你做不了《泰坦尼克號》里的杰克，也做不了《愛》里的喬治，你根本就不愛我。他說那么，你愛我嗎？她突然被問住了，因為她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而他也是第一次問她。”o在寫到冉咚咚和慕達夫吵架之后，冉咚咚回家看到滿目狼藉時，“她忽然想起英格麗·褒曼主演的驚悚電影《煤氣燈下》，男主角怕暴露自己的罪行，設計了一個又一個細節企圖把妻子逼瘋”。p在“大坑案”陷入僵局，沒有任何進展之時，“我能在三分鐘內什么也不想嗎？能不能把腦海弄成一片空白？一張白紙在腦海飄蕩，飄得像電影《阿甘正傳》里那片羽毛”。q在慕達夫回憶自己的青春時光時，“從幼兒園到博士畢業，他的學習過程都是在西江大學校園內完成的。他忽然有了‘楚門意識’，即逃離攝影棚意識”。“慕達夫決定像楚門那樣逃離，但他逃離的不是身體而是精神。他開始留長發，抽煙，喝酒，故意說臟話，偏要找女警察結婚。”r除了電影，還有繪畫，冉咚咚破案過程中，在吳文超辦公室里發現的那張黃秋瑩懷抱吳文超的照片，被視作達·芬奇的《圣母與圣嬰》的投射。可以說，正是依托于這些互文，東西的小說才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思想張力，互文推動著《回響》的敘事、深化著《回響》的精神，東西將文本置于無限的互文網絡中，在文本間的交叉與聯系中發掘這些次文本與次生語言背后隱藏的意義，而這也為小說贏得了更廣闊的闡釋空間。
在后期的互文性理論研究中，克里斯蒂娃受到弗洛伊德和拉康精神分析理論的影響和啟發，將心理學中的非理性成分納入語言學和符號學分析中，從而將結構主義引入人的精神發展史領域。在《回響》中，更深層次的互文，就體現在語言學與心理學之間的互文。《回響》這部小說的核心，是對人的心
靈世界的探尋，這個過程中我們能夠看到現代社會病態的心理鏡像，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現代人精神病學的一個標本。人的脆弱與冷漠、人的漂泊無依和惶恐不安，等等，都預示了人在這個時代精神的岌岌可危。而在具體的寫作中，東西多次征用了西方現代心理學資源：“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沙赫特認為，任何一種情緒的產生都由外部環境刺激。”s“俄羅斯心理學家伊凡·彼德羅維奇·巴甫洛夫認為，暗示是人類最簡單最典型的條件反射……簡而言之，你被洪安格暗示了。”t“海靈格說清白者往往是較危險的人，因為清白者心懷極度憤怒，會在關系中做出嚴重的破壞性行為，而有罪惡感的人通常愿意讓步和補償。”u如此等等，都將小說敘事中對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探尋推到了某種思想的高度。
可以說，在《回響》之中，文本與文本之間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著意義的碰撞和交融，在一個詞語、一個句子、一個段落中，甚至在某一個冥想的瞬間里，文本之間的交叉、重疊，讓小說的敘事具有了多種話語維度，而這也意味著不同的價值和觀念，在相互作用、相互牽制，從而形成了某種思想的張力，以及克里斯蒂娃意義上的人的多聲部。
二
除了文本之間的“互文”，還有情感之間的“互文”。這個意義上的“互文”，近似于一種修辭方法，正所謂“參互成文，合而見義”。作為小說的主人公，冉咚咚在小說中是分裂的、矛盾的，既有一種感性的苦痛和艱辛，也有一種理性的對抗和沖擊。從小說的一開始，冉咚咚其實就陷入感性與理性含混而曖
昧的困境之中。對此，東西有著十分敏銳的體察，尤其是當冉咚咚獨自面對自己的丈夫時，“她進不能進，退不能退，像一只掉進坑里再也爬不出來的小動物，卻每時每刻都在爬”。v那種情感的兩難，如刀鋒般銳利地一閃而過。然而，人終究是矛盾的動物。“案件有了突破，冉咚咚想找人慶祝一下，第一個想到的人竟然是慕達夫。她為此自責，恨自己不爭氣，但又不得不承認她還擺脫不了他們多年來建立的精神依戀。”w然而，這種依戀又是極其脆弱的，像人一樣脆弱。
她把椅子往后拉了拉，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還故意用胯部碰了他一下。如果她只是碰一下，那他消失的興趣不會重啟。但她一碰再碰三碰。意圖再明顯不過了。于是，他站起來把她攬進懷里。她沒想到會有不適感，好像被冒犯了，就像陌生人侵犯了她的圓柱體，身體下意識地想掙脫。她越抗拒他摟得越緊，他摟得越緊她越抗拒，她越抗拒他就越想征服，眼看他的強吻就要成功，忽然她雙手用力一推，說我們離婚吧。他嚇得當即把手松開，就像訂書釘松開稿紙。x
讀《回響》時，我一直試著去理解冉咚咚和慕達夫這對夫妻。這兩個人其實都處在一種巨大的“情境的
壓力”之中，對冉咚咚來說，案件自身也是牢籠，破案的過程就是沖出牢籠的過程，對慕達夫來說，婚姻本身就是圍城，婚姻生活中的風吹草動，其實都指向一個共同的愿望——對于自由的渴望。但無奈的是，這兩種力量交互在一起的，并不是一致性的，相反，他是逆向的，是阻力，是障礙。“‘情境的壓力’一語暗示了這樣的事實：互動過程中的獨特構型可以起到如控制我們行為那樣的作用。我們可能因明確的清規戒律而被迫以給定的方式來活動；但也可能沒有清規戒律，只因情境的壓力而活動。情境并非出自真空，而寧愿說是一系列事件之河中的逆流，也就是受某些社會力量支配的過程中的相反傾向。”y由此，婚姻和愛情的潰敗便到了無可挽回的程度。“雖然他們的腦海都曾閃過十一年前在此領證的甜蜜情景，但很快他們就把回憶強行關閉，盡最大努力讓腦袋保持空白……她知道如果不愛了就別心軟，誰心軟誰受到的傷害就越大，而他也明白越脆弱越需要偽裝。”z
人類精神在某個層次上的紊亂，在某種意義上，其實也是一個社會階段性的無序和瓦解。“冉咚咚和劉青坐著村長的吉普車離開埃里。路上，冉咚咚想劉青的罪感既是卜之蘭逼出來的，也是村民們逼出來的。由于村莊的生活高度透明，每個人的為人都被他人監督和評價，于是傳統倫理才得以保留并執行，就像大自然的自我凈化，埃里村也在凈化這里的每一個人。”@7讀到這段話時，我想起東西獲得魯迅文學獎的中篇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在這部小說中，東西用大量篇幅刻畫了人類的靈敏和遲鈍。嘲弄、挖苦、失望、痛苦，作者似乎在告訴我們沒有人能夠逃離這片痛苦的土地，心靈的凈土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回響》中，作者的思想在某種向度上似乎發生了改變，從冉咚咚的這種真切體
驗出發，東西總結并提出了“疚愛”這樣一個語詞。“她沒想到由內疚產生的‘疚愛’會這么強大，就像吳文超的父母因內疚而想安排他逃跑，卜之蘭因內疚而重新聯系劉青，劉青因內疚而投案自首，易春陽因內疚而想要給夏冰清的父母磕頭。”@8這應該是人的精神無意識處更具深潛意味的“互文”吧。
冉咚咚的“疚愛”也意味著某種情感的“塵埃落定”。從分裂到幻覺再到疚愛，冉咚咚的情感也歷盡艱辛。“迄今為止，人一直是通過不受控制的成長和選擇過程從外
部加以改變的，真正被情境同化和對該情境的內在適應遠遠落在后面。對于人來說，正常的方式始終是首先自我發現一個新的情境，并通過一系列或多或少的無意識行動對此加以適應，然后再造成那些使個人與情境和諧的內在的心理變化。”@9東西并不習慣于對外部事物進行過度的渲染，尤其是對景物的描寫，更是惜墨如金。然而，在《回響》中，有一段描寫，是如此美妙，又如此絢爛。這是冉咚咚在破案途中的一次眼觀：“列車一路向西，行駛在崇山峻嶺之中。冉咚咚望著窗外，她好像一直望著窗外，自從上車后。十二月了，窗外的大地在陽光照射下色彩斑斕。一座座山峰不時閃過，山腳一層淺綠，樹葉依然密實，仿佛不受季節控制。山腰一層金黃，黃得都焦了，焦得沒有一點雜質。山的上部是一層紅，一樹一樹的紅得鮮艷……群山該疏的疏，該密的密，看似隨意安排卻又像精心布局，疏的地方延伸出緩坡，可以看見村莊，密的地方山脈一浪疊著一浪，與藍天白云相互映襯，把整個天空都拉低了。小溪除了透明就是白，白是流動中翻起的浪花，仿佛看見就能聽見他們潺潺的水聲。遇到平靜的河面或者湖面，里面盛滿了顏色，藍天和山坡有多少種顏色水里就有多少種顏色。美，冉咚咚
在心里驚嘆。”#0
似乎是在“美”脫口而出的一刻，冉咚咚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治愈。那個自己身上陌生的自我開始蟬蛻，一個熟悉的自我經由外部風景的體驗開始慢慢蘇醒和復活。東西說：“認識別人也許不那么難，而最難的是認知自己。小說中的人物在認知自己，作者通過寫人物得到自我認知。”#1這個時候，一種喚醒過去的希望就此誕生，那個隱藏在感覺中的熟悉的自我也要回來了，而回響，其實就是我們與它相遇時的寒暄和響動。
如果我們熟悉東西的小說，就可以發現靈魂、性愛、人性、悲憫等等，都是他的小說一直以來關注的焦點。《耳光響亮》寫的是成長故事，但其實在小說中，成長與反成長是相互拆解、互相解構的，社會轉型時期的進步，一定意義上卻倒逼著人的倫理和道德走向潰敗，從而將人性推向一種蕪雜的離散狀態。那些成長中的錯位、歷史中的荒誕、靈魂中的痛苦，都預示著這種成長過程中心靈的迷茫和悖謬。《耳光響亮》在對歷史的回憶中，既大膽揭示了一代人成長過程中具有悲劇意味的人生真相，也深刻洞察了復雜時代人的頹唐的內心世界。“‘耳光響亮’就是一個隱喻，是一個有關靈魂無著的隱喻。”#2《后悔錄》講述的是主人公曾廣賢幾十年的“后
心靈的“互文”
悔”人生。對于曾廣賢來說，后悔成了一個精神的絕對，而“性”則成了一個在時間中忽閃忽滅的變量。
而這個變量又有著巨大的思想容量，它的變化體現出了個人與現實、歷史之間的復雜和曖昧，也體現了在歷史的荒誕之中個體生命的微弱和渺小。《后悔錄》一反中國當代文學中試圖拒絕的生殖書寫，將關注點放到了性的壓抑與罪惡的相互交織之上。這樣一種獨特的寫作路徑，將中國人內在的精神狀態進行了翻轉式的揭示和刻畫，而其對于人性倫理的反思，更深化了對人的生命的悲憫。與《后悔錄》中那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同情與憤怒相比，《篡改的命》更具一種悲劇色彩。《篡改的命》將人性的對峙置于鄉村與城市兩大社會空間的區隔之中，命運和人性、道德和倫理、痛苦和悲心，都以一種絕對的方式被東西納入其審美理想和道德規約之中。這其中，有對歷史的反思、對人性的批判、對心靈的探尋，更有對生命的溫情和悲憫。
可以說，在中國當代文壇，東西是一個另類，和一個獨特的存在。對于人的靈魂，東西不屑于做些修修補補的工作，他就是要撕裂，有一種魯迅式的冰冷和兇狠，但是他在戳透了這些生命的“死魂靈”之后，也試圖還人生一種鮮活而生機的模樣。《回響》與他之前小說相關的寫作理念一以貫之，一定意義上，《回響》是一部關于“成長”的小說，心靈的成長比肉體的成長更加艱難。《回響》也是敢于直面性欲描寫的一部長篇小說，對于人的心靈的探尋，離不開現實欲望，尤其是對于性愛的態度關乎一個人靈魂的尺度和高度。雖然《回響》的大部分敘事都是在城市空間內完成的，但關于鄉村世界的書寫，從來都是潛藏在記憶深處的，城市與鄉村的比照，仍然是《回響》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寫作思路。由此來說，《回響》與東西之前的小說文本，仍然有著一種深層的互文關系。而更具意味的是，互文
性理論不僅僅體現于對傳統文本觀的顛覆，而更多地體現在其社會批判價值。在克里斯蒂娃看來，這一理論還是一種社會變革的工具，通過文本實踐，可以達成某種價值理念的實現。
互文性理論的另一個貢獻是引入了一種非線性的“層化歷史觀”，對傳統的、僵化的線性歷史觀進行了解構。“文本使語言的表面破裂，它是能夠打碎實現歷史線性之機械觀念并閱讀某種層化歷史的‘物體’，這里的層化歷史是指截取一定時間段的、循環的、辯證的歷史，不可濃縮為單一方向，但由表意實踐之類型構成，表意實踐的多重性既無起始亦無終結。”#3這反映在東西的小
說中，是其色彩濃郁的寓言性。東西的小說，不僅僅是面向現實和歷史的，更多地是對于人的心靈世界的探尋。他通過一種符號性的和象征性的小說生成，對中國當代社會的生活、人生，都做了多層面的深刻反省和精神整飭。正是建立在這樣一種精神的譜系之上，東西將其內心的惆悵和傷感、同情和悲憫，化入到他對于現實世界的洞察和想象之中，并以一種少見的激情，進行著小說藝術上的探險和革新。詹明信說過：“重視矛盾并不意味著矛盾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或我們可以畫出一幅矛盾的圖示。強調寓言因而便是強調再現深層現實的艱巨性甚至不可能性。”#4東西小說的起點就是對矛盾的正視，人與現實的矛盾、人與人的矛盾、自我與自我的矛盾、心靈與現實的矛盾，等等，矛盾是如此巨大，巨大到不依賴于“寓言”就無法企及的地步。或許，對于東西來說，除了冒險，你別無選擇。而也是在這樣的創作背景之下，《回響》誕生了，并以一種同樣冒險而富有激情的姿態，走向一種小說藝術的絕對——心靈的“互文”。
【注釋】
a史忠義：《符號學的得與失——從文本理論談起》，《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
b王春林：《罪案推理、精神分析與社會關懷——關于東西長篇小說〈回響〉》，《當代作家評論》2021年第5期。
cd李澤厚：《從美感兩重性到情本體》，山東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87頁、89頁。
ef[法]朱莉婭·克里斯蒂娃：《主體·互文·精神分析》，祝克懿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150頁、192頁。ghijklopqrstuvwxz@7@8#0東西：《回響》，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5頁、191頁、203頁、205頁、293頁、298頁、129頁、275頁、283頁、181頁、155頁、180頁、266頁、73頁、102頁、105-106頁、294頁、312頁、346頁、241-242頁。
m王彬彬：《論東西長篇小說〈回響〉》，《小說評論》2022年第1期。
n#1東西：
《回響·后記》，《回響》，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349頁、348頁。
y@9[德]卡爾·曼海姆：《重建時代的人與社會——現代社會結構研究》，張旅平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43頁、173頁。
#2張學昕：《人性、倫理和記憶的歷史回聲——重讀東西長篇小說〈耳光響亮〉》，《當代文壇》2020年第4期。
#3黃念然：《當代西方文論中的互文性理論》，《外國文學研究》1999年第1期。
#4[美]詹明信：
《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陳清僑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38頁。
作者簡介※?廣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