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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評袁文才的功過是非

原是綠林頭領，在共產的感召下，毅然投身革命。在秋收起義遭到失利的危急關頭，他深明大義，洞開

山門，迎接及其上山，為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立下了不可低估的、別人無可取代的功勛，本人成為湘贛邊界、

政、之一。其后，由于內外的諸多復雜因素，袁文才成為內最早（1930年2月）被錯殺的人物。對于他的評

說，不盡一致，褒貶各有。而縱觀其一生，究竟功有多大？錯在何處？

袁文才早年讀過中學，不堪忍受官府豪紳的欺凌，被迫上山投靠綠林"馬刀隊"。由于他胸富韜略，頗曉

世故，很快在"馬刀隊"嶄露頭角，成為首領之一。1926年夏，共產人龍超清、劉輝霄等受組織派遣，回到寧

岡領導群眾斗爭，以響應北伐革命。這些員們于實際斗爭中意識到：要推翻代表北洋閥利益的縣公署，沒有

掌握一定的武力是不行的。他們幾經計議，鼓動北洋縣長對"馬刀隊"實行招安，然后利用劉輝霄、劉克猶等

與袁文才的同學關系，多次進行勸說，曉以利害，終于使他率部下山，編為保衛團。不久，北伐由湘入贛，

猛攻南昌，北洋贛西駐抽調參戰。支部趁此機會，動員袁文才率部起義，消滅了反動地主武裝清鄉局，推翻

了北洋縣政府。從此寧岡的革命斗爭局面大開，興起了轟轟烈烈的工農運動，袁文才的隊伍改編為寧岡縣農

民自衛，袁參加了中國共產。

1927年繼"四·一二"及"馬日事變"后，白色籠罩湘贛邊界，袁文才率部退守茅坪，抵御住了國民和豪紳

武裝的進犯，保存了80多支槍。寧岡的組織也得助于袁部未受到損失，不少員以茅坪為藏匿地堅持斗爭。是

年的7月，永新的右派力量收買土匪武裝襲奪縣城，將縣委、縣農協的80多名員抓起來投入監獄。袁文才接

到這些員從獄中傳出的求救信，連夜聯絡好友王佐，一同率部奮力攻陷永新縣城，救出了這些。隨后，

永新縣委帶領百余人隨袁文才來到茅坪暫避一時。

如果說，爭取袁文才帶領綠林隊伍投在革命一邊，為湘贛邊界的工農運動奠定了堅實基礎的話，那么，

在秋收暴動遭到失利的緊急關頭，袁文才毅然打開山門迎接毛部上山，從而開創了我第一個農村根據地，其

功勛更是不可低估。

是在秋收起義連連受挫，力由起義時的6000余人銳減為1500人的嚴峻情勢下，決定放棄原定的計劃，

按照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汪澤楷的指示而轉兵井岡山的。他耐心地說服了師長余灑度、團長蘇先俊等人，率領

從蓮花縣城向永新進發。至三灣，讓停駐下來，一方面寫了信派人送往寧岡茅坪，另一方面下大力氣，確立

了"支部建在連上"和士兵會建在連上的原則。

當時的工農革命只有一千余人，且"困難甚多，光是傷病兵方面，正弄得'救死扶傷不暇'"，深知在沒有

取得袁文才的同意之前，是不能貿然進駐井岡山的。袁文才如果是一個心胸狹隘、毫無卓見的草莽英雄，一

口將毛部拒于山外，工農革命也是無法可施的。倘若井岡山不可立足，一定轉往他地，這樣，也就沒有其后

的羅霄山脈中段紅色政權了。

袁文才深明大義，聽說的，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率部而來，思想上大為興奮，表示支持在井岡山實

行武裝割據，并通過派去接頭的代表陳慕平表達了這一立場。見半個月來為之擔憂、為之殫精竭慮的落腳點

問題有了著落，心頭如釋重負，第二天就率部開到寧岡的古城。在古城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上，確定了"不去

湘南，割據井岡"的方略，把個人的意愿變為的決議。會議結束的翌日，來到大倉村，與袁文才見面晤談，落

實了安家茅坪的事宜。袁文才答應包攬毛部的糧餉供應，幫助設立后方醫院和留守處，當場贈以銀洋1000

元。

工農革命在茅坪安下家來，袁文才予以了最大程度的幫助。首先是保證糧及其他生活物資的供給，將寧

岡全縣的公產、神產、族產的租谷集中到茅坪，每天十幾個農民為之礱谷篩米。接著，派人協助工農革命建

起了醫院、留守處、修械所、被服廠等后方機關，使之有了一個簡單而又不可缺少的家。袁文才毫不猶疑的

大度之舉，無疑對爭取王佐隊伍創造了有利條件。向來對袁言聽計從的王佐，原先那種固有的戒備心理迅速

消除，轉為誠懇地接受共產、紅的領導。

在事上，袁文才及其為打破敵人的頻繁進剿，鞏固紅色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袁文才率領的已成朱毛紅

主力之一的三十二團，官兵們都是本地人，諳熟地形民情，慣于爬山，槍法準確，常常在戰斗中獨擋一面，

甚至出奇制勝。以1928年6月23日的關系到根據地存亡的七溪嶺戰斗為例。戰前，袁文才率領所部潛伏于

敵前沿指揮部白口村的后山，待戰斗最為激烈時，突然從山上殺下，搗毀了敵指揮部，又趕到老七溪嶺，在

敵背后發起襲擊。敵頓失指揮，又腹背受擊，在二十八團的反擊下敗退下去。接著，袁部與二十八團又增援

新七溪嶺，配合二十九團打垮敵人。此次戰斗的戰局異常危急，幾次將為敵所敗。戰后，敵師長楊如軒說："

匪勢將潰退，忽有匪一股繞襲我后方，致使后方突被沖破，而行退卻；前線旋受牽動，卒歸敗退。"由此可見，

袁文才率部襲奪白口，的確在關鍵時刻扭轉了戰局。

湘贛邊界武裝割據的洗禮，使得袁文才政治上更趨成熟。他服從前委、特委的領導，為紅色政權的鞏固

和發展竭盡忠智，貢獻卓著。基于這一點，袁文才受到了器重和信賴，歷任前委、特委、紅四三十二團團長、

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主席、紅四參謀長的職務。在給的信中，將他家列為"我們的永久通訊處"。

、朱德諸人在井岡山營建了中國革命的第一個農村根據地，從理論和實踐上為革命辟建了一條正確的新

路。而袁文才在當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是不可否認和不可低估的。誠如一些老所言："三灣改編后的工

農革命只有兩營多人，沒有袁文才答應在茅坪安置傷病員，沒有袁文才聯合王佐支持我們，我們是不容易進

去的，就是進去了也難站住腳。"（熊壽祺1963年語）陳伯鈞也于1960年談到："那時是革命低潮時期，不

靠袁文才、王佐，我們就沒有辦法支持武裝斗爭，沒有井岡山就無法生存。在井岡山一年多渡過了革命的難

關。"同樣地，國民反動派和湘贛邊界的豪紳階級，對袁文才是恨之入骨的。他們在給江西省政府要求進剿的

報告中寫到："湘贛不靖也，推原始無袁文才不能勾引，無焉能結合朱德？"38名土豪的聯名信中寫道："朱

毛所以在地邑數年，以寧岡為策源地，欲發展其共產政策，以有袁文才、龍超清諸匪為主導也。"1929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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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湘贛兩省第三次"會剿"井岡山，在城鄉四處張貼的"共渠魁懸賞令"當中，袁文才的名字與、朱德、彭德懷槍、造子彈，到時候視其表現再決定是殺還是放。這時候，袁文才與邊界特委的負責人龍超清、謝希安等人

平列在一起，其"花紅"是同樣的"三千銀洋"。 業已交惡，關系變壞，便沒有將自己的打算向特委報告，更不用說取得批準，就擅自行動，將羅克韶抓來后

袁文才有無過失？當然有之。而過去留下來的一些歷史材料，過分地夸大或無中生有地制造了他的錯誤、在新城為其置酒壓驚，予以優待。這一做法引起了特委的懷疑，使得豪紳階級乘時造謠，說袁文才勾結羅克

缺陷，一定程度地影響了后人對他的看法。以幾則材料為例。紅刊物《紅旗》1930年5月刊文："該二匪（指韶反水。正是對這一問題處置不當，成了袁文才被殺的導火線。因為特委認為不誅除袁王，就要被"反水"的

袁文才、王佐，筆者）對于建立蘇維埃政府和赤衛隊，實行土地革命，反對盲動主義等，一概反對。在外仍袁王所消滅，只有以事陰謀搶先下手。

然恣意大燒、大殺、大搶。"紅五在1930年3月的一份給的報告中，則這樣寫到："袁王公然離間紅與工農的 末后一點是袁文才遺有一些綠林習氣。這不僅表現在生活上的散漫，更主要的是指個人的意氣方面，包

感情，派其羽來紅拖槍投誠……任意屠殺工農分子或，公然在湘贛邊界五次大會上，手持卜子槍叫等。括那種天下老子第一的脾性，對不順心的人不加團結，直露一種即使錯了也寧愿錯到底的蠻性。這些對于搞

事后并發現勾結茶陵等縣的土豪劣紳，想另找出路。仇視外地赤衛隊的兵士，自過起花天酒地的山大王生活，好內團結妨礙甚大。

不但三妻六妾，可以說井岡山上的美色女子，沒有一個不受其奸淫，其罪惡實不可勝數。" 由于年代和環境不同，袁文才與許多的歷史人物一樣，不可避免地有這樣、那樣的錯誤、過失。對于這

以上所述，實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味道。殊不知，對袁王曾作出充分肯定："他們雖然過去當過土樣一個從綠林頭領成長為紅將領的人，后人既不可苛求于他，也不能為之偏袒，應做實事求是的分析。總的

匪，可是率領隊伍投身于國民革命以來，現在愿意向反動派作戰。我在井岡山時期，他們是忠實的共產人，來說，袁文才的一生，革命功績遠遠大于過失。

是執行的命令的。"即使與紅四主力離開井岡山后，袁王仍然同以前一樣，是忠心于革命的。問題在于當時湘

贛邊界特委的，不但不能像、朱德那樣正確對待他們，反而把他們當成敵人。鄧乾元在《湘贛邊界工作報告》

中寫道："足以危害邊界政權的第一個勢力就是土匪。本來邊界的政權并不是真正的共產領導的政權，而是與

土匪合作的政權。"

袁文才的錯誤、過失體現在哪些方面？依據現有的史料，能作以下幾點判斷。

首先是從贛南私下逃跑回家，即開小差。1929年1月中旬，調任紅四參謀長的袁文才，隨四主力出發贛

南，行至廣昌縣的苦竹坪，他不向等人打招呼，只把一張條子放于部桌上，便帶著心腹謝樓標、劉天林等6

人離開營地逃跑。此舉無疑屬于臨陣脫逃，是極大的錯誤。產生這一錯誤的原因，除了袁文才對于革命的長

期性、艱巨性認識不足，最主要的是在前委秘書劉輝霄處看到"六大"通過的《蘇維埃政府組織問題決議案》，

心中震駭不已。因為決議案講到：對于土匪的關系，他們的首領應當作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

如此。袁文才在思想上激烈斗爭了幾天后，那種害怕共產政策變化的心理占了上風，于是私下逃回井岡山。

不能正確對待土客籍爭端，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亦為袁文才一生中的失誤之一。邊界各縣歷來分為土

客兩籍，歷史上的怨仇甚深，互相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界限。就是在的時期，也形成過"土籍的，客籍的槍"這

種界限分明、爭權奪利的情狀。作為客籍民眾領袖的袁文才（也包括土籍的領袖人物龍超清、王懷、朱亦岳

等人），不能正確地對待問題，時常自覺或不自覺地為著維護本籍的利益，卷入在內、民眾之間的爭斗中，為

一些事情傷和氣、傷感情，嚴重影響到雙方的團結。這樣的例子很多，如在分配土地、確定打土豪對象、進

行政策決定、政職務任命等等，袁文才均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還有一個處理羅克韶事件欠妥的問題。羅是湘贛邊界三縣的反動民團頭領，擁有數百支槍，并有一個小

型的兵工廠。袁文才早就有這樣的打算，即把羅克韶抓到手，先以禮待之，把羅的兵工廠掌握過來，為紅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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