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多源到多元——試論中國現代留日作家群

從多源到多元——試論中國現代留日作家群

沈光明

(長江大學文理學院，湖北荊州434020)

《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5年第1期（總第28卷）

摘 要：留日作家群不僅為中國新文學貢獻了為數眾多又出類拔萃的作家，而且因其所體現出

的團隊意識和鮮明的特點——強烈的社會使命感，深厚的平民意識，建構主流文學的熱情，深

刻地影響了中國新文學的走向，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

關鍵詞：留日作家群；使命感；平民意識；左翼傾向

作者簡介：沈光明(1958-)，男，湖北天門人，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一

郭沫若曾說：“中國文壇大半是日本留學生建筑成的。創(chuàng)造社的主要作家都是日本留學生，

語絲派的也是一樣。此外，有些從歐美回來的彗星和國內奮起的新人，他們的努力和他們的建

樹，總還沒有前兩派的勢力的浩大，而且多是受了前兩派的影響。”這非常客觀準確地揭示了

①

中國新文學史上這一突出的現象。

其實，中國人到日本留學較之留學于歐美要遲緩得多。1896年，清朝駐日公使裕庚招募13

名學生赴日本留學，這才開啟了中國近現代留學日本的先河。而這，已比容閎留美晚了半個世

紀。但留日時間雖晚，可留學的規(guī)模、人數卻后來居上，大大超過同期留學歐美的學生。這是

因為一向以中國為師，并把中國作為文化母國的日本，突然間躋身列強。甲午年間的一場海戰(zhàn)，

使堂堂大清帝國的戰(zhàn)艦折戟沉沙，灰飛煙滅。以前對蕞爾島國不屑一顧的國人，現在卻要刮目

相看，帶著幾分困惑和幾分好奇，外加一點謙虛，便自然要東渡日本留學了。另外，中國與日

本有地緣文化的優(yōu)勢，文化淵源和風習大體相似，空間距離相對較近，這都成為中國人留學日

本的主要原因。當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也是通過向西方學習而富強起來的，因而到日本

留學，既可以零距離考察日本致強的原因，又可以去繁就簡，因為日本已把西方文化東方化了。

所以，張之洞在《勸學篇》中，在分析了留學日本之優(yōu)勢后，特別強調：“西書甚繁，凡西學不

切要者，東人已刪節(jié)而酌改之”；因而他認為：“我取徑于東洋，力省效速。”

于是，留學日本便蔚然成風。據《日本留學中國學生題名錄》統計，留日學生在1898年為

77人， 1899年為143人， 1900年為159人， 1901年為266人， 1902年為727人；而后更

是一路飆升， 1903年為1242人， 1904年為2557人， 1905年則猛增到8000余人。雖然后

②

來留學日本潮漲潮落，但其總數仍然大大超過歐美留學生。

在規(guī)模浩大的留日隊伍中，涌現出了中國近現代許多有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以

及各方面的專家學者，特別是作家群體更是卓厲風華，引領風騷。1934年顧鳳城編撰的《中外

文學家辭典》，收錄現代中國作家217名，其中留學出身者89人，留日39人，留日學生占中國

作家的17%，占整個留學生的43%；小島友于1937年編撰的《現代中國著作家》，錄載作家322

名，其中留學生出身者155人，留日57人，占整個中國作家的17%，占留學生的36%。可見

③

①

②

郭沫若.桌子的跳舞[A].創(chuàng)造月刊(第1卷), 1928(11).

王奇生.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2. P95

③

王奇生.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2. P317

留日作家群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規(guī)模地位；而且，留日作家群薪火相傳，綿延五代，貫穿中

29

國新文學始終：第一代是在戊戌變法后東渡日本開始從事文學活動的，如魯迅、周作人、陳獨

秀等，后來這些人差不多都成了“五四”文學革命的骨干；第二代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去日本留

學的，如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他們回國后推進了新文學運動；第三代是在“五四”運

動后到日本的，如夏衍、穆木天、豐子愷等；第四代是在中國大革命失敗后到日本的，如周揚、

胡風等；第五代是30年代中期到日本的，如杜宣、葉以群等。

①

上述硬梆梆的統計數字和響當當的文壇巨擘足以說明留日作家群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地位

和影響。但留日作家群對中國新文學的貢獻還不僅僅在于出現了為數眾多又出類拔萃的作家，

更在于他們因留學日本的相同經歷所表現出來的團隊意識和鮮明特點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新文學

的走向，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

二

留日作家群主要有下面三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留日作家群大都有一種強烈的社會使命感。如上所述，中國人留學日本是在甲午戰(zhàn)

爭失敗的痛苦中開始的。當中國留學生一踏上日本的國土，日本朝野上下一改甲午戰(zhàn)爭之前對

中國人的恭敬，反而以極其鄙夷的態(tài)度來對待離鄉(xiāng)背井求學于此的中國留學生。這種民族歧視

使中國留學生感受到了極大的侮辱。郁達夫在其自傳體小說《沉淪》里沉痛地寫道：“我何苦要

到日本來，我何苦要求學問。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們日本人輕侮的。中國呀中國!

你怎么不富強起來。我不能再隱忍過去了。”這不是郁達夫個人的感受，而是留日學生所面臨

②

的共同的痛苦。魯迅在《藤野先生》里記載的日本同學歧視性的詰難，郭沫若在《行路難》中

痛苦的申訴，都說明了這一問題的普遍性。

同時，日本帝國主義又虎視眈眈，亡我之心不死，這更進一步激發(fā)起中國留學生的愛國熱

情。魯迅曾有詩道：“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自題小像》)這正是留日學生的共同心聲。然而，當滿懷一腔愛國熱血的青年學成歸國后，

自己日思夜想的祖國卻是滿目瘡痍，腐敗黑暗，于是，他們把這種強烈的愛國熱情立刻轉化成

一種強烈的社會使命感。他們關注社會問題，熱心社會改革，希望祖國富強起來。陳獨秀、李

大釗于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社會革命中最終選擇社會革命，甚至走上實際的革命道路，正是

這種強烈的社會使命感所致；魯迅于“文明批評”之外，又扛起“社會批評”的大旗，把雜文

當成匕首和投槍，甘當革命的馬前卒，也是這種社會使命感使然；郭沫若等創(chuàng)造社成員雖然一

面宣揚藝術無目的，但一面卻又強調文學的社會使命感，所以，“新社會的改造/全賴吾曹”(《女

神·浴海》)才是他們共同的心愿。正因為如此，留日作家群總是把文學作為思想啟蒙和階級斗

爭的工具，力圖喚醒人們的覺醒和反抗。魯迅當年選擇文學作為自己終身的職業(yè)，就在于他認

為文學有思想啟蒙之功能。所以，魯迅曾說：“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

‘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閑書’，而

且將‘為藝術而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閑’的新式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tài)社會的不

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郭沫若在選擇文學做職業(yè)時，也是想

③

①

②

賈植芳.談中國近現代留日學生與中國新文學運動[N].日本，九州華報， 1997(3).

郁達夫.沉淪[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1986. P11

③

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A].魯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P512

提倡文學運動來改造人們的思想。后來，郭沫若、馮乃超、李初梨，甚至包括魯迅等人，在革

命文學興起后，又都把文學當成階級斗爭的工具，以此來參與社會改造。總之，留日作家群都

有一種強烈的社會使命感，這顯然與他們的留日經歷有很大的關系。而留日作家群所表現出來

的這種強烈的社會使命感，又使中國新文學形成了一種直面人生，力濟天下的現實品格。

第二，留日作家群大都具有一種深厚的平民意識。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里提出了著名

的“三大主義”，而“三大主義”之首就是要打倒“貴族文學”，提倡“國民文學”。這里，陳獨

秀把“國民”與“貴族”相對，體現出明顯的平民意識。周作人在“五四”時期，思想深邃，

目光犀利。他在《平民文學》一文里，不僅首倡“平民文學”，而且對“平民文學”又做了非常

深入精密的闡述，使“平民文學”這一口號與“人的文學”一樣，深入人心，影響深遠。到了

新文學的第二個十年，又是從日本留學歸國的馮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鏡我等人，順應歷史，

傳承前輩，大力倡導無產階級文學，使“五四”時期的“平民文學”更加具體，更具有階級性；

也使郭沫若等人提出的革命文學的性質更明確，階級性更強。而到了延安文藝整風運動后，配

合宣傳貫徹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不遺余力地宣揚推動工農兵文藝

的，仍然是具有留日經歷的周揚、艾思奇等人。當然，留日作家群不僅深具平民意識，而且在

創(chuàng)作中更是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下層勞動人民群眾。這種關注，留日作家群所表現出來的，除了

30

直接描寫下層勞動人民群眾的生活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這就是他們很喜歡把知識分子

的“我”和下層勞動人民群眾聯系起來進行描寫，不僅寫出了“我”對他們的同情憐憫，更重

要的是表達了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慨，甚至還在一種對比中歌頌他們品格的高尚。郁

詩特點與成就的。聞一多曾說：“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詩呢，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

與舊詩詞相去最遠，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20世紀底時代精神。”然后，

①

聞一多分別從動的精神、反抗的精神、科學的精神、大同的思想、絕望與消極的情緒等五個方

面對郭沫若詩的時代精神進行了獨到的分析，鞭辟入里，力透紙背。所以，人們評價郭沫若的

詩，一是開一代詩風，一是最能反映時代精神，這不是沒有道理的。但還要指出的是，由魯迅

開創(chuàng)的現實主義文學和以郭沫若為代表的浪漫主義文學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兩大主潮，使中

國新文學得以蓬勃健康地發(fā)展。之后，左翼文藝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顯示了革命的進步的文

學的強大的生命力。而在左翼文藝運動中，起中堅作用的仍然是具有留日經歷的文學家、藝術

家，如魯迅、夏衍、周揚等人。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以及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

表以后，留日作家群大都積極參與了民族解放斗爭，如郭沫若別婦拋雛，海外歸來，投筆請纓，

參加抗戰(zhàn)；郁達夫流亡南洋，隱姓埋名，卻愛國熱情不減，最終犧牲在異國他鄉(xiāng)。

總之，留日作家群以其規(guī)模龐大的隊伍，出類拔萃的人物，特色鮮明的群體，不僅豐富了

中國新文學的內容，使之多姿多彩，而且，還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新文學健康穩(wěn)定的發(fā)展，保證

了中國新文學的現代化方向。

①

創(chuàng)造周報(第4號)， 1923-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