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沫若的創作道路、藝術風格和特色
:中國現代作家評傳
一、封建主義的叛逆者
郭沫若,原名開貞,號尚武,筆名有易坎人、麥克昂、
鼎堂等。
1892年11月16日誕生于四川省樂山縣沙灣鎮一個地主
兼商人的家庭。
1897年,他入家塾拜沈煥章先生為師開始啟蒙教育。
1905年郭沫若告別了家塾的教育,進入嘉定高等小學堂
讀書。
1907年升入嘉定中學。
1910年春,他插入成都高等學堂分設中學讀書。
1913年,他借報考天津軍醫學校的機會,初出夔門,經
歷了“幻滅的北征”以后,東渡日本,開始了新的生活旅程。
二、為了報國濟民
由于他刻苦學習,意志頑強,竟以半年的準備考取了日
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在那里開始了他“一生中最勤勉的一
段時期。”懷著學點實際本領“報國濟民”的目的,他最初選
擇了醫學作為自己的志愿。可是,由于兩耳重聽,使他不得
不放棄自己的志愿而轉向文學。
1915年秋,郭沫若有東京第一高等學校肄業,被分配到
岡山第六高等學校學習。1918年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學
習。在廣泛
在五四之前,郭沫若基本上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
三、在“狂飆”突進的五四時期
1919年,中國爆發了“五四”愛國反帝運動,揭開了新
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在《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編輯宗
白華的幫助下,他的最早一批詩作問世了,并且,“在一九一
九年的下半年和一九二○年的上半年, 便得到了一個詩的創
作爆發期。”〈見《學生時代》〉許多震撼詩壇、動人心魄的詩
篇,都是在這個時期寫成的。
后來,作者將這些詩作編入他的第一本詩集--《女神》
于1921年8月由上海泰東書局出版。這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
是一件永遠值得紀念的事件。它那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
建主義態度和藝術上大膽創新精神,為新詩創作樹立了不朽
的豐碑!正是《女神》促進了中國新詩從內容到形式的變革,
刺激了新詩 的創作,為中國新詩的發展,真正開辟了新道路。
首先,詩人把斗爭的鋒芒指向了一切黑暗的舊事物,對他們
發出了憤怒的詛咒,同時表現了對光明的新中國的熱烈憧憬。
另一方面,它表現了一種生機勃勃的動的精神。這是一種充
滿生命活力的動的精神,它在我國傳統詩歌中比較少見,然
而卻與五四時期的積極進取精神十分合拍。第三,《女神》的
反帝反封建精神,有一部分是通過詩歌中泛神論和個性主義
表現出來的。“五四”初期,郭沫若在未掌握新的武器之前,
往往通過泛神論與個性主義來表達他的反封建主義思想主
題。《女神》又是郭沫若的美學思想的最早體現。它的基調是
積極浪漫主義,這是詩人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在創作方法上
的體現。它的形式方面也有許多新的創造。總之,《女神》中
的詩作,立意深邃,構思新穎,雄渾奇偉,氣象萬千。它對
中國新詩運動所產生的積極影響,是同時代的詩人所無法與
之相比肩的。
組織的創造社宣告成立。這是五四時期另一個著名的新文學
團體。創造社的第一個文學刊物--《創造季刊》得以問世。
它的基礎,首先是由郭沫若奠定的。
但是,五四時期的郭沫若,還是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和
革命民主主義者。他當時處于由個性主義向集體主義、由革
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途中。他的思想呈現“半覺醒
狀態”,“各種各樣的見解都沾染了一些,但缺乏有機的統一”
〈《文藝論集·前記》〉。與他的政治、哲學觀點相比較,郭沫
若當時的文藝觀、美學觀更呈現著錯綜復雜的情況。從基本
傾向看,唯物主義占據著主導地位,但唯心主義觀點,仍然隱
時現地存在著。
自《女神》以后,郭沫若的文學創作活動日益多樣化,
不僅寫詩,也創作小說和戲劇、散文小品,一面還從事翻譯
介紹,數年之內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郭沫若的第二本詩集《星
空》,出版于1923年。比《星空》稍后發表于《創造周刊》
上的詩作,現實主義的因素十分明顯。從事詩歌創作的同時,
本時期郭沫若還寫作了《卓文君》、《王昭君》兩個歷史劇作。
它們和1925年寫成的《聶婪》,合編為《三個叛逆的女性》
出版。這些劇作與《女神》中的詩劇一樣,表現了強烈的反
封建主義主題和熱烈的愛國主義情緒。所不同之處,早期詩
劇的抒情氛圍似乎更濃,缺乏嚴格的戲劇性,而《三個叛逆
的女性》就其故事的完整性和尖銳的戲劇沖突而言,顯示了
歷史劇創作已有良好的開端。
五、投入實際的革命運動
1924年,在中國革命運動日益高漲的形勢下,郭沫若由
文藝活動轉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翻譯、介紹。同年春夏之
交,他通過翻譯日本河上肇博士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
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啟發,逐步克服存在于他身上的資產階級
唯心主義世界觀、文藝觀,并導致后來參與實際的政治斗爭。
在政治觀、哲學觀發生劇變之后,郭沫若的文藝觀也發
生了質的變化。在摒棄了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文藝
觀、美學觀之后,從實際斗爭出發,他又提出了革命文學的
口號。本時期發表的《革命與文學》、《文藝家的覺悟》兩篇
文章,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理論的前奏。當然,由于對馬克
思主義的理解尚不夠深入,在某些方面也難免有偏頗之處。
但是,他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他在創作上的實踐,
對于當時日益蓬勃興起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無疑也是
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郭沫若本時期創作上成績最顯著的
是小說。
1926年3月,郭沫若經中國共產黨人瞿秋白等的推薦,
赴廣東參加革命活動。實踐了他自己倡導的文藝家必須到工
農革命斗爭的璇渦中去的諾言。到達廣州后,擔任了中山大
學文學院院長職務。經周恩來的推薦,他參加了北伐軍
總政治部工作,由宣傳科長、宣傳處長升任秘書長和總政治
部副主任。“南昌起義”,他不顧個人安危,毅然奔赴南昌,
參加起義壯舉。南下途中,任起義軍總政治部主任。就在這次
南下行軍途中,郭沫若由周恩來、李一氓介紹,光榮地
加入了中國共產。起義失敗后,于1928年2月舉家流亡日本
1928年初,郭沫若在上海臥病期間,草就詩集《恢復》。
這是自《女神》、《前茅》之后他在詩歌創作上的新收獲,也是
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發動后在詩歌創作上的重要收獲。它
在中國革命詩歌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但《恢復》也給郭
沫若的詩作帶來新的問題。詩人減少了空洞的喊叫,相應的
氣魄就不夠宏大,客觀上減少了感傷主義情調,但詩作感情
又趨于冷肅平緩,缺少大波大瀾;以敘述、議論為主的表現
現實生活的手法,使得許多詩作過于平實粘滯,缺少激動人
心的藝術感染力。
他在日本的十年,是戰斗的十年,是在科學文化上有重
要建樹的十年。郭沫若在日本學術研究的主要成就,應推他
對中國古代史、甲骨文、青銅器銘文的研究。他在這方面的
創造性勞動,開拓了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歷史的新道路。
1930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是一部具有較強的
戰斗性的史學論著。
他研究甲骨文、金文的目的仍在于研究歷史。他在日本
期間的甲骨文研究著作有:《甲骨文字研究》、《卡辭通纂》、《殷
契粹編》、《殷契余論》等。而他在這方面的主要貢獻是:對
甲骨文的編纂整理創立了一個科學體系,并且在探求甲骨文
本身的規律上作出了創造性的貢獻。此外,他又開創了以甲
骨文證史、把歷史研究與甲骨文的考釋相結合的新途徑〈參
見黃烈《郭沫若在史學上的貢獻》一文〉。郭沫若是運用馬克
思列寧主義觀點研究中國歷史的首倡者。他的創造性勞動,
獲得了史學界的贊譽。他是中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
古文字學家。1935年出版于上海的歷史小品《豕蹄》是值得
重視的一部作品。
十年內,他的譯著之富,人所難及。他在二十年代譯有
《浮士德》、《少年維特之煩惱》、《魯拜集》等名著,三十年
代又譯有《屠場》、《煤油》、《石炭王》、《華倫斯太》和《戰
爭與和平》等,屬于藝術理論方面還譯有《美術考古學發現
史》、《藝術的真實》等。
七、今日歸來入陣營
1938年,國共兩黨合作,經周恩來推薦,郭沫若任第三
廳廳長,主管宣傳工作。
八、震撼人心的史劇創作
“皖南事變”郭沫若把主要精力轉向歷史劇創作與學術
研究工作。自1941年至1945年,郭沫若連續寫作了《屈原》、
《虎符》、《高漸離》、《孔雀膽》、《南冠草》五個劇作,加上
重新改寫的《棠棣之花》,共六個劇作。這些劇作,雖然描寫
的是歷史事件、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同,主題不同,但有一點
是共同的,這就是它們都屬于悲劇。而在這六個悲劇作品中,
《屈原》是杰出的代表作。郭沫若的悲劇創作一個突出之點,
就是它努力體現歷史真實與時代精神的辯證統一。
郭沫若的悲劇創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具有新的特
色。他的悲劇中的人物,盡管也具有偉大或崇高的正面的素
質,但這些優良特征,并不僅為少數貴族、英雄所具有,而
是包含在一般平民、社會底層人物之中。在社會地位卑下的
普通群眾之中,他們一樣具有偉大或崇高的素質。
在進行史劇創作的同時,郭沫若還積極參與了抗戰文藝
方向的討論并開展了對古代文化遺產的研究。1944年,郭沫
若寫作著名史論《甲申三百年祭》,總結了明末李自成領導的
農民起義的歷史經驗、教訓。該文迅速在延安《解放日報》
轉載,并被列入中共中央整風文件。
建國二十八年中,郭沫若的詩歌創作大約有九百多首,超過
了建國前的詩作近一倍。
除詩歌外,郭沫若還繼續從事歷史劇的創作。1959年和
1960年,郭沫若先后創作了新史劇《蔡文姬》和《武則天》,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對一度被歪曲的歷史人物曹操和
武則天重新作了實事求是的評價。1963年,為紀念民族英雄
鄭成功收復臺灣三百周年,郭老又創作了電影文學劇本《鄭
成功》。對于新中國的歷史劇創作,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建國以后,郭沫若在史學、考古和文學史研究諸方面,
均有新的收獲,史學論著方面有《奴隸制時代》、《文史論集》,
他同時擔任了《中國史稿》和《甲骨文合集》的主編。
1978年6月12日,現代中國杰出的文化巨人--郭沫
若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鄧小平代表黨中央致了悼詞,指
出:“郭沫若不僅是革命的科學家和文學家,而且是革命
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社會活動家。”“他和魯迅一樣,是
我國現代文化史上一位學識淵博、才華卓具的著名學者。他
是繼魯迅之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
我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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