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震驚全國的兩起高官命案揭秘

1990年代震驚全國的兩起高官命案揭秘

作者：暫無

來源：《讀報參考》 2014年第27期

199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沛瑤遇害；1995年，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自殺。兩樁

案件在當時震驚全國。近20年過去，作為專案組成員親歷案件調查的左芷津，在《當法醫遇上

警察——中國第一位博士警察的私人手記》一書中，首度對外解密案件偵破細節。

震驚全國的副委員長遇害案

“副委員長也會被殺？”至今，左芷津仍然記得當時的震驚——1996年2月2日早上剛上

班，他在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命案偵查處聽到值班室傳來消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

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沛瑤在家中被殺，“這么大的官也不安全嗎？太不可思議了。”

片刻，時任命案偵查處副處長的左芷津收到通知，直奔案發現場。

李沛瑤的家是一座獨棟二層樓，草坪環繞，樓門開在東南角，東南方16米是2號武警哨兵

崗亭。

左芷津和同事們滿目大片血跡。樓內門廳東北角地毯已被掀開，露出一口暖氣井，井內有

一具屈曲狀俯身的男性尸體，頭部流出大量血液，上身穿的白襯衫向上卷起露出幾乎整個脊背，

并染有大量血跡；里面穿的白色背心也向上卷起，下身穿藍灰色線褲，內穿粉色秋褲，再里面

是藍短褲，腳上穿著灰色襪子，襪底沾滿血跡和泥土。

這正是李沛瑤的遺體。

“來的領導最多、級別最高的一次現場”

李沛瑤1933年生于香港，是著名愛國將領、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以下簡稱民革）創始

人李濟深的第五個兒子。他畢業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曾長期在南昌飛機制造廠擔任工程師，

1986年加入民革后開始從政，1992年當選為民革中央主席、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這是1949年以來首次有國家領導人遇害，一時十分轟動，引起公眾對北京治安和領導人警

衛工作的擔憂。“由于信息的不公開和情況的不透明，社會上謠言四起。”左芷津在書中回憶，

當時有人散布稱這是政治案件，因為李幾天前剛譴責了李登輝搞“臺獨”，還有人猜測李沛瑤

與陳希同有牽連，甚至有人說這是中國高層政治斗爭的結果。

左芷津和同事們要做的就是查清真相。

那天，左芷津和同事們到現場后，從樓門口到一樓書房、門廳、二樓起居室等地方發現大

量血跡，陽臺地面上有一些血跡和足跡，下方墻壁上有從下向上蹬踏留下的黑色痕跡。

門廳西側有一扇門通往過廳，過廳北側是警衛室，安有警鈴，但并沒有警衛人員值守和居

住。“李沛瑤一個人住。房子有警衛室，也配有一個警衛。（但）他讓警衛人員住在車庫宿舍

多名高層領導陸續到現場看過，聽取匯報，表示對案件的重視。左芷津說：“這是我當法

醫以來出的現場中來的領導最多、級別最高的一次了。中央領導都來了，可見事情重大。”

拍照固定現場后，可以搬運李沛瑤的遺體了。大家一同連抬帶拽把他拉了出來，裝進了一

只普通的尸體袋，拉上拉鎖，放到車上，運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法醫中心。“這樣高級別的國家

領導人，沒有中央的指示，我們是不能做主動手的。”他在書中寫到，當時沒人敢做主解剖檢

驗，不過做外表檢驗是可以的，也是必需的。

“李沛瑤遺體的外表傷痕累累，血肉模糊。面部共有6道砍創，淺的到皮下，深的到骨頭。

額頭上有15條劃傷，枕部有兩道砍創，深度都達到顱骨。頸部的損傷最重，一共有25道砍創。

左側舌骨大角被砍斷，左側頸靜脈被砍斷成了三截。氣管、食道、甲狀腺等臟器多處被砍斷。

胸部、腹部和背部有大面積的皮膚擦劃傷。”他在書中描述，此外兩肩和兩臂、雙手共有24道

砍創，“深度到達肌腱，最重的一刀將左手中指完全砍斷。”

除擦傷外，都是“銳器造成的損傷”，應該是菜刀類砍器形成。從現場提取的菜刀“完全

可以形成”這些創傷。檢驗初步結論是：李是被他人用菜刀砍傷，導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尸表檢驗后，下一步應該是系統解剖檢驗。公安部刑偵局領導讓左芷津拿個意見，而他考

慮到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兩級法醫專家已通過尸表檢驗查明死亡原因和性質，并推斷和認定

了兇器，被害時間也已通過調查得到證實，因此沒必要解剖檢驗。“最終，全國人大常委會和

家屬都同意辦案單位的意見，沒再對遺體進行解剖。”

輕易被捕的兇手

法醫工作的同時，調查也在進行中，比想象的要順利得多。

一位住在李家正南的鄰居和一位住在東北側的保姆證實，凌晨4時50分左右聽到了“救命”

的呼喊聲。兩名當夜值勤的武警戰士反映，6點鐘他們在李沛瑤家樓門外遇見了一位名叫張金

龍的戰士，他低著頭來回轉悠，像是在找東西，他們用手電照了他一下，發現他頭上和大衣上

都有大量血跡。

當天領班的武警班長證實，早上6時30分，他看見張金龍和另一位值勤戰士在一起，張滿

臉是血對他說：“班長，我殺人了，你放我一馬，讓我遠走高飛吧。”隨后，張跑到大院門口

爬上鐵門準備翻過去，被班長和另一位戰士追上硬拉下來，帶到了武警中隊部。

到了中隊部，張金龍跪下來：“指導員、排長，我對不起你們啊！”他還拒絕了去醫院驗

查傷口的建議，只說：“不用了，讓我死吧。”指導員聽到這話感到事關重大，連忙用電話向

上級報告。此時張沖出去試圖再次翻墻逃出，又被追上的兩名武警戰士拉下來帶回。

出生于1977年7月21日的張金龍，原籍黑龍江省蘭西縣，1991年隨父遷至山西省長治市

潞城縣。1994年12月入伍，案發時是武警北京一總隊二支隊一中隊上等兵。1995年3月25日

起，他被派到李沛瑤等領導的住所值勤。

張金龍很快供述了當晚發生的一切：

1996年2月2日早晨4點到6點，他在2號哨值勤。因為“在哨位上呆著沒有意思”，就

來到旁邊李沛瑤家樓下，放下槍，脫下大衣和子彈袋順手放在那里，蹬著陽臺下的窗戶爬上二

層陽臺，脫下棉鞋，穿著襪子打開一扇門進了屋。

他之前這樣進過李家兩次。“站崗時間久了，我發現別的首長出門和回來都是前呼后擁的，

只有李沛瑤時常一個人出出進進，每次回來警衛把他送到家門口就走了，對李沛瑤的事也不怎

么管。”他暗中觀察，發現李一個人住，“家里沒有警衛也沒有保姆，買菜做飯都是自己干，

連垃圾都是他自己出來倒”。

他第一次進李沛瑤家是在1996年元旦過后，那天他也站早上4點到6點的崗，也是因為

“在哨位上站著感到挺沒意思的”。“看見他家的錢就放在明處，忍不住還是偷了。”那天，

張金龍從李家偷了一塊手表、一個打火機、一件上衣、一條褲子、一個BP機、20個膠卷，還

有1950元錢。“事后李沛瑤沒有聲張，也就沒有人知道。”后來他站崗時又爬進去過一次，偷

走了一個索尼牌隨身聽、配套小音箱，還有其他一些小東西。

但2月2日這天凌晨，張金龍再次摸進李家，在客廳寫字臺抽屜翻東西時，李沛瑤“穿著

襯衣、襯褲，趿拉著拖鞋從臥室里踱了出來”。

根據張金龍的供述，李見到他先是一愣，緩緩神后問道：“你怎么進來的，我的門是不是

沒有鎖？”

“我想他一定看出我是來偷東西的，就慌忙說：‘對不起，首長，我是頭一次，下次不敢

了。’”

李沛瑤聽罷坐到沙發上，張金龍跪下求饒。李口氣平緩地問他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多大

了，聽罷回答后說“你19歲就干這事”，揮揮手讓他快走。

張金龍“頓時覺得他十分可恨，心想，我都給他跪下了還不行嗎”。張起身下樓，想著

“他肯定饒不了我，會和我們領導說這事，不如一了百了”。于是到一樓后在廚房拿了一大一

小兩把菜刀塞在褲兜里。

走出廚房門時，他發現李跟了下來，正在下樓，“心里挺害怕，就不想動手了”。

李催促他快走。他走到樓門口時，聽見李大聲說：“你可要知道后果。”

此時已近6點，他穿回大衣，拿上槍和子彈袋，跑到李家陽臺拿棉鞋，結果把子彈袋忘在

了陽臺上。然后他在李家一樓門口穿上棉鞋，到2號哨位交崗。因為裹著大衣，接哨的戰士沒

看見他身上的血。

交崗后他再次進了李沛瑤家，“把棉鞋脫在了窗戶下面，穿著襪子從大門進了樓”。他找

到扭打時被李扯掉的肩章，洗了把臉，在李家臥室里翻出一些衣物、手表、戒指、項鏈、打火

機等物，還有一個裝有數百元錢的黑色折頁式錢包，把這些東西裝進門口放著的兩個空旅行箱。

他一手拎一個箱子下了樓，從里面反鎖了一樓的大門，走進廚房旁的一間屋子，打開窗戶探身

看周圍沒人，就把兩個箱子從窗戶遞出去放到屋外，然后自己跳了出去，穿上棉鞋，拎著箱子

往院墻跑。把一個旅行箱放到墻頭上以后，發現有人來了，就趕緊趴在草地上。來人是剛接哨

的哨兵，對方讓張起來，張央求道“讓我走吧”。哨兵不放，要求張跟自己回隊里。這時又過

來一名哨兵，兩人一起把張帶回隊部。

現場的血跡、指紋、鞋印、只穿襪子的腳印證實了張金龍的供述。公安部分管刑偵的領導

對偵辦過程表示滿意，指示說，要弄清楚張有沒有同伙才能結案。調查人員發現，李沛瑤家的

陽臺很高。在對照了張金龍并不健壯的中等身材后，他們對張金龍是否真的能爬上去有了疑問。

為了辦成鐵案，調查人員決定進行現場試驗。一名和張金龍年齡、身高、體重、發育、入伍時

間和訓練基本相當的武警戰士被叫來，被要求不借助任何攀登工具，從張金龍供述和攀爬痕跡

所示往陽臺上攀爬。試驗證明，這是可以完成的。

“沒有政治目的”

調查結果很快就出來了。

據中央統戰部干部局原副局長胡治安2004年發表在《人民政協報》上的回憶，這起血案發

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96年2月3日上午，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曹志召集了一次會議，中

央辦公廳、中組部、統戰部、公安部、新華社等單位的負責人出席。公安部副部長白景富在會

上介紹了案情經過：值勤武警張金龍潛入李家行竊，將李沛瑤驚醒，遭到嚴厲申斥和教育，隨

后殺害了李。白景富指出：“這是一起沒有政治目的和其他背景的案件，罪犯的作案動機是謀

財害命。”

“不管是現場發現的作案痕跡，還是調查的張金龍的交往關系、家庭和社會關系，其證據

均明確指向張金龍是利用值勤期間，單獨作案。”在公安部就此案呈報給幾位中央領導的報告

中，左芷津寫道。

1996年5月2日，經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一、二審審理終結，

依照《刑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規定》，

張金龍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

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自殺還是他殺？

王寶森仰面朝天、上身卡在兩塊石頭之間，半坐半臥在水溝里。“尸體頭部左側和左耳有

流向腦后枕部的流柱狀血跡，頭部左側地上的枯草和樹葉上有少量流淌和滴落的血跡，左耳上

方和右耳上方各有一孔洞，兩個孔洞呈左側高右側低的走向。”1995年4月6日清晨，左芷津

在崎峰茶山上看到的是這樣的場景。

仔細勘察，可以看到王寶森的尸體衣著完整，沒有撕扯拖拉的破損現象。他右手緊握一把

手槍，食指扣在扳機上，槍口指向左胸。右腿伸直，左腿稍扭曲。

其食指仍扣在扳機上呈尸體痙攣狀態。“這是自己開槍擊中頭部導致瞬間死亡，形成尸僵

的典型姿態，他人加害無法形成這種始終緊握手槍的尸僵。”左芷津推斷。但事關重大，現場

的技術人員都十分謹慎，沒有人說出口。

這天上午，北京市領導來查看了現場。不過來的不是市委書記陳希同，而是市長李其炎。

左芷津記得李當時“濃眉緊鎖”、“黑著臉”，由北京市公安局領導陪同，在技術人員劃定的

現場外轉了一圈，沒說話就走了。

現場被保護起來。左芷津立即趕回公安部匯報，副部長拿出一把禮品槍，要求左芷津模仿

了王寶森尸體的拿槍姿勢和子彈口，并一再強調：此案關鍵在于“自殺還是他殺”，在這個問

題上一定要把證據搞扎實。這位副部長還表示，尸體肯定要解剖，北京市公安局解剖前一定要

請示公安部。

刑偵技術人員將王的雙手用塑料袋包上，再將整個尸體小心地裝進尸體袋，放到了車上，

運到北京市公安局法醫中心。

初步檢驗，王寶森手持的是國產八四式7.62毫米手槍，使用的是六四式7.62毫米子彈，

槍膛內有一發子彈，彈匣內有三發子彈，槍支各部機件完好，擊發正常。

左芷津和同事們在王寶森左肩下方的皮夾克上找到了一枚子彈頭。十幾天后，經過數次拉

網式搜尋，他們用金屬探測器在附近找到了一枚子彈殼。

經痕跡檢驗，這枚子彈頭和子彈殼都是從王手中那把槍中發射出來的。不過，公安部副部

向大家擺了擺右手算是道別，送他的人因此感到很奇怪。隨后，他回到辦公室。過了20分鐘，

又吩咐司機送他去不遠處的市委。王寶森在市委書記陳希同的辦公室呆了45分鐘。6點30分，

兩人邊走邊說一同出來，各自上車奔向不同方向。這次上車后，他用跟平常一樣的口氣對司機

說“去懷柔”。司機一開始以為是去懷柔的市財政局培訓中心。不過，走到懷柔范各莊時，王

寶森讓司機開往崎峰茶村。一路上總是問還有多遠，還把車窗搖下來不斷向外張望。途中，他

兩次下車試圖進入路邊破舊磚房或工棚，因為磚房有鎖、工棚有人而放棄。他對司機說，與兩

個人約了8點10分在崎峰茶山上亭子見面，對方開一輛白色桑塔納，說好誰先到誰就等。8點

鐘到達山下時，司機環顧四周發現沒有亭子，而王寶森表示“就是這個地方”，他還拒絕了司

機的繼續陪同，把司機硬塞回車，并囑咐“不管誰呼你，都別回電話，明早9點在單位等我，

如果有人問我，就說咱們倆沒有在一起，我是坐別的車走的”。司機只得上車起步，那地方路

很窄，只能開車繼續向前走找地方掉頭。車掉頭經過王剛才下車的地方時，司機向外看去，已

不見了王的身影，也沒有見到其他任何人或車。那個晚上，王的秘書不停地傳呼王和司機，都

沒接到電話回復，于是在9點多鐘推掉了等著王的眾多客人，自己也離開了。4月5日早上，

陳希同和王寶森兩人的秘書先后找司機詢問王在哪里，司機按之前王的交代回復了，不過心里

十分不安。等到10點鐘，他向懷柔同鄉、王以前的司機征詢意見，得到的建議是再等等。那位

司機自己開車去了一次懷柔，不過沒有找到王。到了下午5點多，兩人實在怕出事，決定說實

話。市委書記陳希同和市長李其炎聽說后，立即給懷柔縣委打電話詢問，縣委領導說沒看見王

寶森。“此時大家隱約感到王寶森有可能失蹤了。”陳希同立即命令北京市公安局局長、政委

帶隊，帶上警犬和有豐富探案經驗的民警及法醫，立即隨王寶森的司機進山尋找。于是，有了

前文的一幕。

專案組也查出了王寶森那把手槍和子彈的來源。

1994年底，王寶森的秘書以王主管的“經濟工作方面的矛盾比較多”、“當前社會治安又

不好”為由，向北京市公安局警衛處提出過要一支槍，“不要真子彈，只要橡皮子彈就行，用

于自衛”。由于并沒有相關規定，公安局領導十分為難，一拖再拖。1995年2月10日下午，

經正式上報請示后，北京市公安局警衛處將一支八四式手槍、15發橡皮子彈和槍袋送到了王寶

森的辦公室，當面交給了他，還講解了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項。2月13日，王寶森的秘書致電北

京市公安局警衛處，表示王要打靶，請其負責安排，并要求槍種是八四式手槍和八二式沖鋒槍。

警衛處逐級請示后，安排了王在警衛處干部冬訓基地“八一”射擊場的實彈射擊。王寶森打靶

期間有兩名警衛處干部陪同，不過兩人因到靶子前擺放石頭、瓶子等，一度有20分鐘讓王獨自

在靶位里等候。當時子彈都放在靶臺上，隨后兩名干部協助并指導王寶森打光了靶臺上的子彈。

王并未索要子彈。警衛處子彈出入庫記錄顯示，王寶森打靶所用子彈，與死亡現場發現的、其

手槍中所余子彈完全相同。

14位領導和專家簽字的鑒定書

4月26日下午2時，左芷津和同事們站在解剖臺前，臺上是王寶森尸體。由于是重大命案，

最高人民檢察院派了人在一旁監督。

第一步是翻查衣兜，這一步有時能解決很多問題。他查看了皮夾克、西服、褲子的衣兜，

看到幾份文件、記事紙、宣傳單、多張名片，還有一串鑰匙、折疊刀、眼鏡、梳子、三個一次

性打火機、半盒“紅塔山”牌香煙、印有“吉祥如意、長命百歲”的紅布腰帶、治療糖尿病的

藥物，以及—個長方形黑色皮質槍袋，袋內裝有彈匣，匣內裝有5發子彈。衣服檢查并沒什么

收獲，唯一結論是：衣著整齊，不符合他殺特征。

脫去衣服后，可見王的尸體“發育正常，營養良好”，有尸斑和尸僵存在。此外“肚子挺

大，雙下肢特別細，雙腳也很細小，一看就是長期以來坐車多、走路少，靜止多、運動少”。

王寶森的頭顱沒有明顯變形。右側太陽穴處可見一圓形創口，創口邊緣皮膚已被燒焦——

這顯然是子彈射入口，皮膚燒焦狀態一般只有槍口離皮膚15厘米以內才能形成。這個創口周圍

皮膚表面還附有少量黑色物質，這是子彈里火藥燃燒的殘留物，同樣只有在槍口很近的情況下

才能留下。這個創口下方皮膚有一點挫傷，上方沒有，這說明當時槍口朝左上方，下緣緊抵在

皮膚上，“符合右手持槍朝太陽穴射擊的自殺握槍方式”。子彈的射出口在左耳上方，是個條

形的裂隙，可看到沒有人體組織缺損。兩個創口都有血液向腦后枕部流淌的痕跡。此外，尸體

表面沒有其他異常改變。

解剖結果顯示，顱內、眼眶上的顱前窩都有骨折現象，這是子彈穿過或其攜帶動能導致。

由胃壁上幾小片青菜葉，技術人員推斷出其死亡時間應距最后一頓飯4小時以上，考慮到王4

日午飯吃的是一小盤青菜，應該是4日晚間。

在公安部專家指導下，北京市公安局法醫中心毒物化驗室對王的心臟內血液、胃內容物、

部分胃壁組織、肝臟和尿液做了檢驗，沒有發現酒精以及嗎啡、海洛因等毒品，也沒有常見安

眠鎮靜藥物和毒物。

專案組還用樣品臺的雙面膠在王寶森的右手粘取了射擊殘留物，這也正是當初搬運尸體前

先將其雙手用塑料袋包起來的原因——開槍的時候，一部分火藥燃燒不充分，會形成許多微粒

從槍口和槍身縫隙噴出。經過儀器檢測，在王寶森手上發現了殘留火藥微粒，經比對與他手槍

里的子彈火藥是同一種。

法醫鑒定結論是：王寶森是用手槍接觸射擊頭部，造成重度開放性顱腦損傷而死亡，創口

符合自己右手開槍形成。14位領導和專家在鑒定書上簽了字。

最后，左芷津執筆，撰寫了公安部呈報給中央領導的匯報。“我報給我們局長，局長報給

部長，部長一簽就出了部，到國務院了。部長上面就是政法委書記，再往上就直奔中央了，中

央幾大常委都要看的。”左芷津回憶說。

解剖檢驗之后，按照中央要求，王寶森尸體要妥善保管。一般冰箱都放置多具尸體，而北

京市公安局法醫中心買了個單人冰箱專門用于放王的尸體，并貼上了封條。

1995年7月4日，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決定：開除王寶森的黨籍。王寶

森已畏罪自殺，根據法律規定，不再追究其刑事責任。

王為什么自殺，并不在左芷津所在專案組調查范圍內。

到1996年，北京市公安局法醫中心向左芷津請示如何處理王的尸體。經過公安部、最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