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華文明起源及其早期發展的基本特點(一)

論中華文明起源及其早期發展的基本特點(一)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又因其文明自起源發展至今，傳統從未被割斷而備受世人推

崇與關注。關于中華文明的起源，歷來有種種猜想與說法。最近幾十年，其中尤其是最近

30余年，中國古人類學和中國舊、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發現與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為中華

文明和中華民族起源的研究提供了科學依據，因而關于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起源的研究，可

謂近20年中國人文科學獨領風騷的一個領域。

在師輩啟迪和社會需要推動下，我自20世紀80年代初，從東北史地之學和中國民族關系史

研究過渡到對中華民族進行整體研究，關于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起源，成為我用力較多的一

個方面。1984年，陰法魯教授約我為其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化史》撰寫第一章：《中華文化

起源和中華民族形成》。1987年我開始就《中華民族的含義與中華民族起源初探》和《中華

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區域性發展及其匯聚與輻射》發表文章。這些文章是受蘇秉琦教授關于中

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啟發，用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方法對中國舊、新石器時代文

化進行梳理的初步成果，對中華民族的結構也提出了“多元集合體”的觀點。不久，費孝通教

授召我，說已讀過我關于中華民族含義及中華民族起源的文章，指出“中華民族是多元集合

體”的提法有些模糊，應是“多元一體”。1989年費老發表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這

一著名論文。自此，我便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為核心理論，先后協助費老出版了《中

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及其修訂本、《中華民族研究新探索》，并出版了個人專集《中華民族

研究初探》。在我關于中華民族研究一系列論文陸續發表以來，學術界師友給了我多方面支

持，尤其是費老、蘇老，都是我在大學時期的老師，他們一再勉勵我堅持研究，并指出綜合

歷史學、民族學、考古學和古人類學等多學科的材料與研究成果一爐共冶，從而得出自己的

體會，這種研究方法也很對頭。這些支持和勉勵，使我在自己學業根底不深且研究條件有種

種缺陷的情況下，堅持了20年，取得了一些成果，并以中華民族形成史為專業方向招收博

士研究生。同學們希望我逐步將自己的研究歸納一下，那我就先從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

的基本特點說起吧。

總括20年來，關于中華文明以及其早期發展已發了一系列文章，其要點包括：

一、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起源，具有鮮明的本土特點。

二、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起源，具有鮮明的多元起源、多區域不平衡發展的特點。

三、中國的農業從起源時期起南北不同，最近10余年的考古發現證明南北農業起源均可追

溯至距今萬年左右，與世界農業起源最早的各地區大體同步。

四、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萌芽，可追溯至距今5000余年以前，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這

一個千年紀，考古學界稱為“古文化古國”，我稱之為“王朝前古國”。這個歷史時期，在考古

學上大體相當龍山文化期向青銅器時代過渡；在社會發展方面，是從無階級社會向有階級社

會過渡；在文化發展方面，是從無文字向有文字文明過渡；在國家和民族發展方面，是從部

落聯盟向國家和民族形成過渡；在中國文獻記載方面，是從黃帝至堯舜的五帝向夏商周過渡。

因而，我所說的“王朝前古國”時期，是王朝前夜、文明初曙、國家雛型從萌芽至發展的漫長

過程，也可以說是一個歷史時代。

五、中華文化的發展在不同區域是不平衡的，這種不平衡性導致了不同區域間的互補關系，

是中華文化產生匯聚和向一體發展的動力因素。

六、中華文化的發展延綿不絕，連續而未有中斷，與其他任何古老的文明相比都是不同的。

但，中華文化又是兼容并蓄的，是一種“和合”的文化，故其“內聚”和“外兼”是對立統一體。

正因為中華文化的這些特性造就中華文化的豐富與長久生命力，也是中華民族結構形成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原因。

應該說，這些關于中華民族起源和早期發展特點的認識，不僅僅是我個人的成就，它凝聚了

多個學科數輩學者的共同心血。除了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外，還有歷史學和民族學的成就。大

致說來，對我影響較大的前輩學者除上面已提的老師，還有顧頡剛、傅斯年、蒙文通和徐旭

生等先生。若說我自己還有些成績的話，可以歸結為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時代在進步，而我

們站在前輩學者的肩上，故比前輩看得稍微遠一些；二是新中國的考古學成就可以說是突飛

猛進，日新月異，我們有幸看到這么豐富的地下資料，眼界和認識自然會提高一些。

另外，多年來，曾從事歷史地理和民族史研究的經歷對我的幫助也甚大。歷史地理的背景，

使我在歷史的研究中時刻關注與空間的關系，考慮空間問題時又會照顧到歷史的時序；而民

族史的背景，使我更關注“縱橫時空網絡”中族群關系的變化，由歷史事件真實性的探求深入

到探討“中國性”(Chine-ness)諸問題。

我始終相信，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后人必定要超過前人，所以我的這些認識也會隨時代的

更替而被不斷補充和發展，我自己也隨時準備更新認識，向更高的目標前進。

一關于中國人及其文化的來源，長期存在外來說和本土說、一元論與多元論的爭辯〈1〉。以

往由于受到當時政治背景和流行學說的局限，科學發現也不充分，因而很難得有說服力的認

識。如關于中華文明的種種西方起源說，就帶有明顯的虛構、編撰和假想成分。而且，從

18世紀法國人約瑟夫．德．古尼(甚至更早的17世紀)開始，止于20世紀初葉的安特生之前，

所有西來說的立論都是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論的立場之上(包括古埃及文明中心說和西亞古文

明中心說等)〈2〉。考古學發展起來以后，有的研究也不免有種種偏見和淺見。

當前，中國境內古人類學的材料已相當豐富和系統，舊、新石器時代(特別是萬年以來)的考

古發現在中華大地上已是“遍地開花”。這些系統而又豐富的發現，文化性質明確，內涵清楚，

相互關系也易于得到證明，用來與中國文獻記述的遠古神話傳說互相印證，已經充分證明了

中華文明起源具有鮮明的本土特點和多元特點，以及新石器時代以來由多元向一體發展的特

點。

人類起源于何方？是一個中心還是多個中心？古人類學界尚在不斷探討之中。中國古人類學

研究有近80年的歷史，在近半個世紀的風雨坎坷中取得了喜人的進展；人類起源各階段的

人骨遺骸化石材料，在中華大地上均有所發現，且分布廣泛；人類起源序列各主要環節，在

中國古人類學的發現中沒有缺環。從體質特征方面觀察，早期智人階段已經出現了向蒙古人

種(黃種人)方向演化的萌芽；到晚期智人階段，以柳江人(廣西柳江市發現)和山頂洞人(北京

周口店山頂洞發現)為代表，蒙古人種已出現南北異型的分化現象。

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早期遺存有不同于他處的特點，北京人遺址文化堆積之厚、內涵之豐富

早已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和矚目。可以說，世界上普遍承認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存在，得益

于北京人遺址的豐富文化內涵和鮮明特點。河北省陽原縣泥河灣盆地小長梁遺址的遺存，其

特點也是非常突出的，主要表現在石器的制作和加工上，大型球狀石核以外，其它石器普遍

較小，一般重約5─10克，最小僅有1克左右，但數量眾多，已發現有2000多件！據其形

制可分為尖狀器、刮削器、雕刻器、錐型器等，反映了當時人們過著狩獵的生活。從這些舊

石器的精細程度推測，在此以前其文化當有漫長的發展過程，人們必然具有足以保證技術傳

授、模仿、改進和繼承的語言交流。長江流域也發現了一系列臘馬古猿材料。將這些材料綜

合起來考慮，有理由推斷：人類起源當在四五百萬年以前，中國處于人類起源地區的范圍之

內〈3〉。

早期智人及與之相應的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分布范圍已明顯擴大，尤其以黃河中游及其支

流渭河、汾水流域，所發現的地點為多。晚期智人已幾乎遍及整個中華大地，其相對應的舊

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和地點在現今行政區劃的各省均有分布，仍以黃土高原較為密集。

從考古學文化的特征分析，中國南北的舊石器時代文化既具有不同的風格和傳統，又具有共

同的特點。至遲到舊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北部出現了不同區域類型的發展傾向。

綜上所述，人類起源的問題還會進一步爭論下去，但人類起源僅非洲一個中心之說，過去就

已受到一系列新發現的質疑；最近在中國山西曲垣發現的世紀曙猿化石，則已將“人類起源

于非洲”的論斷推翻，“夏娃理論”不能成立。因資料的限制，“基因證據”的研究也遠未解決

人類起源是一個中心還是多中心的問題。當然，討論人類的起源不能局限一國或一個地區的

狹小范圍之內，應該站在全球和全人類的視角來討論和分析問題，實際上，中國人的起源問

題正是人類起源問題的一部分。另外，假若“人種”的劃分是可行的，中國人的起源問題還涉

及到蒙古人種的起源問題。雖然，目前尚難確斷中國是否是人類起源的中心地區，但已知的

材料已經證明中國是蒙古人種的故鄉。誰也無法否認，中華大地上的這些人類化石，從直立

人一直到現代人，其體質形態的進化表現有明確的連續性。

將化石材料與現代中國人體質形態的基本特點相比較，也能發現中華民族的歷史連續性。正

如吳汝康教授所總結的那樣，中國人具有四大突出特征：(1)鏟形門齒，中國人為98%，白

色和黑色人種相加也僅為5%；(2)印加骨，出現的比率也相當高；(3)面部扁平；(4)下凳圓枕

〈4〉。因此，中華民族，包括其主體──華夏/漢民族，從總體上來說，其遠古祖先應來自那

些起源于中華大地，并留居于本土繼續創造歷史的人們。

因此，中華文明的起源具有鮮明的本土特點〈5〉。二對中華大地上萬年以來的考古文化，許

多學者都有極其精彩的歸納和總結〈6〉。從這些歸納和總結中，可明顯看出中華文明起源與

發展的第二個特點，即由多元起源而向一體匯聚的特點。

傳統史觀認為，中華民族是從黃河中下游最先發端，而后擴散到邊疆各地，于是有了邊裔民

族。司馬遷綜合春秋、戰國諸說，在《史記．五帝本紀》中這樣表述：由于共工、歡兜、三

苗、鯀有罪，“于是舜歸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歡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

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這種史觀影響甚大，直至近現代也還有

一些學者相信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起源于黃河中下游。過去史家總是用“禮失求諸野”的觀點

來推測區域間文化發展變化的關系，把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當作中華文明起源的中心。這

就是本土起源說中的一元說。

一元說的論點已被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考古發現所推倒，中華文明不是從黃河中下游單源擴散

至四方，而是呈現多元區域性不平衡發展，又互相滲透，反覆匯聚與輻射，最終形成為中華

文明。我在許多場合都講到過這樣的認識。在《中華民族起源說的由來與發展》一文中，曾

對此加以總結，提到中華文明起源研究與近代以來史觀變化之間的密切關系〈7〉。當然，多

區域不平衡發展的觀點并非我的發明。1927年，蒙文通先生首先將古代民族分為江漢、河

洛和海岱三大系統，其部落、姓氏、地域各不一樣，其經濟文化也各具特征〈8〉。傅斯年繼

之于1930年和1934年提出“夷夏東西”說，認定中華文明來源的兩大系統〈9〉。1941年，

徐旭生先生將中國古代民族概括為華夏集團、東夷集團和苗蠻集團三大“古代部族集團”〈10〉。

徐說晚出，最詳。

上述諸說，對考古研究的促進是非常明顯的。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創辦人，中國學

者進行的最早的考古發掘就是由他支持下開展的。他關于“新史學”的主張對古史研究有相當

的推動〈11〉。徐旭生先生參加過1927年的西北考察，1959年又開創了“夏墟”調查和“夏文

化”研究。后來，考古學界開創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研究的蘇秉琦教授就是他的學生，追溯

起來，受他的影響最大。

眾多的考古發現，以及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的研究成果已經昭示：中華文明起源有多個中心，

長江、黃河都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對于中華文明的多元性特征，我曾做過如下概括：“中

華大地上的遠古居民，分散活動于四面八方，適應各區域不同的自然環境，創造著歷史與文

化。舊石器時代已顯出來的區域特點的萌芽，到新石器時代更發展為不同的區系，各區系中

又有不同類型與發展中心。而神話傳說中，遠古各部落所奉祀的天帝與祖神及崇拜的圖騰也

有明顯的區域特點。考古文化與神話傳說相互印證，揭示了遠古各部落集團的存在，從而成

為認識中華民族起源多源特點的科學基礎。”〈12〉

我所以強調考古與神話傳說的“相互印證”，就是為了改變“考古自考古，神話自神話”的兩分

局面。中國沒有發達的神話，或者說，中國的神話體系與西方是不同的，它是古史的傳說，

即古史的一部分。誠如徐旭生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摻雜神話的傳說(legend)與純粹神話(myth)

是不一樣的，中國的古史傳說并不是純粹的神話〈13〉。但中國的古史傳說至遲到戰國時期

就有了總結和歸納，表明不同來源和世系的各區域文明漸漸向一體發展。

下面就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區系劃分，其與遠古部落集團的對應文化，及各區系間文化的內

外互動、融匯等內容，詳為敘說。這是綜合我以往發表的多篇論文而成的，同時針對考古研

究的新認識(如碳14重新測年數據)，結合最近的考古發現作了相應的補充和修訂。需要說

明的是，隨著新發現的考古學文化密集分布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圖之上，我關于中華民族

起源及其發展結構的總體認識也因之日趨精確和完善，這些不斷豐富的新知更細致描繪了中

華文明起源的本土特點、多元特點以及由多元向一體匯聚的特點。

三

由地質學的研究，我們知道公元前一萬年左右進入冰后期，開始了全新世，人類的歷史也由

此進入新的紀元。

1987年8月，考古學家在河北徐水南莊頭發現一處距今約10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早期

遺址，出土了一批陶器、石磨盤、石磨棒等，還發現了一些植物種子，說明農業已經萌芽〈14〉。

此外，江西的仙人洞下層和廣東的玲瓏巖和西樵山等地也都發現了萬年左右的文化遺存。雖

然我們關于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約公元前6500年之前)只有上述零星的發現，但已足以

說明中華文明所具有的多元起源特點。就舊石器時代文化的面貌和我國比較優越的地理自然

環境等條件來推測，我相信未來定會有更多的發現，只是時間的早晚問題。我國也是探尋農

業起源的最佳地區之一。

迄今為止，我國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址有7000余處。7000年前的考古學文化幾乎已是

遍布全國各地，如遼河流域的查海文化、興隆洼文化，山東泰沂地區的后李文化，關中地區

的大地灣和老官臺文化，中原地區的裴里崗和磁山文化，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長江中游

的彭頭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和石皂文化，等等。這些新的發現不僅突破了“黃河一元中心論”

的傳統認識，更豐富了“滿天星斗說”的內涵。蘇秉琦先生將這些成果歸結為“區系類型理論

研究”的必然：“用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學說對中國古文化進行重新認識，大大開闊了考古學

家觀察古代各族人民在中華遼闊國土上創造歷史的視野，開始了從文化淵源、特征、發展道

路的異同等方面進行考古學區系類型的深入探索，過去那種過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貶低周邊

古文化的偏差開始得到糾正，這就為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的突破，開拓了新的思路。”〈15〉

這與我多年前從中華文明的起源和中華民族的形成的角度對考古發現的歸納基本一致〈16〉。

我在許多場合又進一步強調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主張中華民族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其

族體結構與文化發展是以“多元起源，多區域不平衡發展，反覆匯聚與輻射”的方式作“多元”

與“一體”辯證運動的〈17〉。這是我試圖結合區系類型劃分問題，進而對文化發展變化進程

的分析和歸納。這個過程是相當復雜的，在具體的細節還會有不斷的反覆，但總的進程應是

如上所概括的那樣。

所以，我堅持認為有兩點貫穿了中華文化發展的全過程：一是中華文化的多元區域性不平衡

發展，各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各有淵源，又自成系統，分布區域和范圍明確，文化內涵和

面貌也無法相互重合，可以明顯地劃分為幾個獨立的文化區系。二是區域性文化呈現向中原

匯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輻射的雙向運動。

上述認識不僅來源于對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區系劃分，更來自對其相互關系的分析，故不妨將

具體的劃分結果及其認識作下列復述〈18〉，并依照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對以往的敘述

稍作修改〈19〉：

1.黃河中下游東西相對的兩個文化區

黃河中游區，以渭、汾、洛諸黃河支流匯集的中原為中心，北達河套及長城沿線，南接鄂西

北，東至豫東，西抵黃河上游甘青接壤地帶。南頭莊文化以下，有磁山(公元前6100─6100

年)──裴李崗文化(前6200─前5500年)、大地灣(下層)文化(前5900─5300年)，仰韶文化(半坡

類型和廟底溝類型，前5000─前3000年)〈20〉，中原諸龍山文化(前2900─前2000年)繼之。

與這一區域相對應的為炎帝和黃帝兩大部落集團，從中可以追溯氐羌與華夏起源，并且大致

可以肯定繼中原龍山文化發展的是夏文化(晉南、豫西、豫中)、先商文化(豫北、冀南)和先

周文化(關中)。炎黃集團起源之地比較接近，無論從文化還是從地理的因素分析，這兩大集

團都是有共同起源和共同文化特點的親緣集團。炎、黃同出少典──有嶠氏部落，后世成為異

姓的相互通婚的不同氏族與部落。我認為黃帝起源于隴山西側，天水地區為近是。在黃帝集

團的發展中，陜北是極為重要的地區。相傳，黃帝死后葬于橋山。黃帝并非具體歷史人物的

私名，其陵園所在就表明了陜北在黃帝集團發展中的重要性。黃帝集團另一個最重要的活動

地區是燕山地區。該集團從陜北向燕山地區遷徙的證據已得到了考古學的印證。以仰韶文化

為代表的中原文化自渭水下游越過黃河后，沿汾河和桑干河北上，與燕山以北紅山文化在桑

干河及汾河發源的河北張家口地區交匯在一起。兩種文化的碰撞與交流，促進了文明曙光的

出現〈21〉。

《國語．晉語》說，黃帝有25子，因母不同而別為12姓(實則是11姓)。這11姓顯然不一

定出于同一來源，而是不斷融合的結果。故傳說中的黃帝譜系有不同的稱號，如“軒轅氏”、

“有熊氏”等，說明這些后加入的群體還有自己的圖騰，但均奉黃帝為共同祖神和天神。“黃

帝”既是該集團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該集團大酋長所共享的名號。

炎帝又稱赤帝，是炎帝部落集團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該集團大酋長襲用的稱號。相傳，前

后承襲炎帝名號者凡8氏，共530年，最后一位為榆罔氏〈22〉。炎帝集團起源之區當為陜

西境內渭水上游和秦嶺以南漢水上源一帶。其后不斷遷移。炎帝的后裔有姜姓諸夏及姜姓之

戎，還包括氐羌。后發展為共工、四岳和氐羌三大支系。共工一分為二，即共工和鯀(緩讀)，

說明炎帝集團又有進一步的分化。共工發展于今豫東及冀南地區，徐旭生具體指出其為輝縣

境內，范圍顯然過于偏小。鯀興于崇山(今嵩山)，發達于豫晉接壤地區。故此，鯀被認為是

黃帝集團的一支系。四岳，或寫作西岳，又作太岳。其后裔有申、呂、齊、許等國。申在今

河南南陽；呂原在陜西，后遷南陽；齊在山東；許即今河南許昌；炎帝都陳(今河南淮陽)。

大約四岳一支是炎帝的主流。氐羌則比較復雜，一直處于西北農牧交錯地帶。傳說中，共工

與鯀治水失敗后，被天帝殛死，鯀化為黃熊或黃龍；共工化為赤熊〈23〉。這與黃帝集團以

猛獸為圖騰有相通之處。可見，炎黃兩大集團分布的地區內，不僅新石器時代文化系列相同，

文化特點亦有相當的相似處，差別只是地方類型和文化中心的差異。神話傳說上的共同性更

加說明兩大部落集團的文化淵源相通。

今黃河下游，以泰山為中心，南至淮，東至海，北至無棣，實際是先秦時期濟水及海岱地區。

其文化淵源和承襲關系比較清楚，發展序列完整。后李文化(前6300─前5600年)〈24〉，青

蓮崗．北辛文化(前5600─前4300年)〈25〉，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年)，龍山文化(前

2500─前2000年)和岳石文化(前1900─前1500年)，諸文化前后互繼。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時

代文化與神話傳說的太昊、少昊部落集團相對應，其中一部分與炎黃集團融合，成為夏人、

商人的來源之一，大部分則為夏商周時期的東夷先民。整體上，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

應是三代時的東夷文化。

太昊，分布偏北，時代稍早于少昊，它是東方的帝，又是風姓的祖神。少昊分布與太昊交錯

重合而稍偏南，以鳥為圖騰，《左傳》昭公十五年列舉有15個以鳥為氏的部落或氏族。傳說

中，少昊的后裔有后益、陶、蚩尤和羿等，今莒縣是其核心區。

2.長江中下游東西相對的兩個文化區

隨著長江中下游考古發現的增多，我們對于這一地區的考古文化面貌和結構關系有了更清楚

的認識。

長江中游，以江漢平原為中心，南包括洞庭湖，西盡三峽、川東(今渝東)，北達豫南與黃河

中游的考古學文化相同分布，是一個自成體系的考古學文化區。關于長江流域(特別是長江

中上游地區)新石器時代以來的考古學文化譜系關系，由于兩湖和四川、重慶等考古工作者

的工作，也由于三峽庫區1995年以來的搶救性發掘，有了更新的認識〈26〉。如青年學者孟

華平寫的《長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結構》一書，對中游地區的考古學文化作了很好的歸納，也

落實了我原來的一些設想：時代越晚，考古學文化的分布范圍越廣，其文化內涵的包容性也

因之越豐富。他說：“長江中游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主要表現為以二元為主體的譜系結

構……，即以兩湖平原西南側為中心的南方系統和以漢水東側為中心的北方系統的譜系結構。

南方系統分為南北兩支，南支由彭頭文化、皂市下層文化和湯家崗文化構成，北支由城背溪

文化和大溪文化構成，他們的絕對年代約在距今8500─5100年之間。北方系統的考古學文

化由邊畈文化、油子嶺文化、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構成，他們的絕對年代約在距今

6900─4200年之間。在發展的構成中，南北兩系統的考古學文化有著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響。

約在距今5100年前后，這種以二元為主體的譜系結構被打破，即北方系統的油子嶺文化逐

步向西南擴展，到屈家嶺文化時期基本取代了南方系統，實現了空前的統一和繁榮。盡管如

此，南方系統的文化出土仍有部分保留，成為北方系統的不同地方類型。石家河文化之后，

來自中原的考古學文化逐漸向長江中游地區滲透，形成了后石家河文化，從根本上改變了長

江中游地區的傳統文化譜系結構，向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進程邁出了重要的一步。”〈27〉

傳說中，這個區域有三苗集團。按照《國語．楚語》下及高誘注，三苗是九黎的后裔。九黎

的分布，文獻記載不明。三苗則戰國初吳起指出其地望：“昔者三苗所居，左有彭蠡之波，

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戰國策．魏策》)。《史記．五帝本紀》載：“三

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徐旭生和錢穆均作過考證，所說即鄱陽湖、洞庭湖一帶。俞偉超

首先從考古學的角度把三苗與長江中游的史前文化聯系起來，認為長江中游“以屈家嶺文化

為中心的原始文化”屬于三苗文化遺存。屈家嶺文化最盛時“向北影響丹江和漢水中游，直抵

伏牛山麓，使得那里的原始文化從以原始因素為主，轉化為以屈家嶺因素為主。在洞庭、鄱

陽兩湖間江西修水一帶的南部類型，因自身序列不清，不知始于何時，但至遲到屈家嶺階段，

長江中游的原始文化因素已達到那里，并同嶺南的石峽文化結合在一起。在前3000紀中葉

以后，這個文化系統發達到新階段，文化面貌發生急速變化，可能進入銅石并用時期，并同

黃河中下游龍山文化階段諸文化發生更多的接觸。”〈28〉考古學文化的這種發展與三苗集

團的范圍與勢力消長大致吻合。從長江中游史前文化的譜系分析來看，屈家嶺文化、石家河

文化有明確的北方因素，故有學者把它們當作“北方系統的考古學文化”〈29〉。越來越多的

證據說明它們的起源與面向海洋的“鼎文化”傳統有內在的聯系。如，石家河文化中的陶規受

泰沂地區的文化傳統的影響。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也有明顯的大汶口──龍山文化風格(如玉鳳

等)〈30〉。

綜上，長江中游地區，屈家嶺文化時期大致出現了“一統”的局面，相對穩定一段時間后進入

石家河文化時期，此時整個長江中游的文化面貌有較大的變化。“后石家河文化”與石家河文

化之間已經發生文化的斷裂現象，似乎說明了堯舜禹時期中原對“三苗”的征伐。

另外，有學者指出，黃帝集團在較早的時期有一支發展到長江中游的宜昌地區，與西陵峽一

帶的土著通婚，衍生出“昌意族”，并從考古學上予以證明，即“仰韶文化南下對大溪文化中

心區的影響，也許就有著黃帝與嫘祖傳說的歷史背景”〈31〉。長江以北地區，無論大溪文化，

還是油子嶺文化都明顯可見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廟底溝文化)的影響因素，而且呈由北向南

逐漸減弱之勢，至江南則基本不見其蹤跡了〈32〉。

長江下游，以太湖平原為中心，南到杭州灣地區，北以寧鎮地區為中心(包括蘇皖接壤地區)，

是自有淵源、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完整的文化區系。自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3400

年)──馬家文化(前5000─前4000年)以下，有松澤文化(前4000─前3200年)、良渚文化(前3200─

前2200年)〈33〉。

這個地區分為三個明顯的中心，即杭州灣寧紹地區，太湖周圍和蘇杭地區，以及以南京為中

心的蘇皖接壤地區。其文化面貌有自己特點，如稻作農業、干闌式建筑等。特別是，良渚文

化出現的成套的禮玉、高壇建筑土筑(“金字塔”)和規劃嚴整的聚落等等，成為中華文明的重

要內容，說明其開始進入等級禮制社會。令人驚訝的是，良渚文化的發展突然中斷。其新石

器時代的文化與后來的青銅文化看不出直接的聯系。我曾將其原因推測為自然災害方面的后

果，近來從地理、地質研究的結構基本支持了這個推測：距今4000年前，在長江下游一帶

發生了大規模的洪澇災害〈34〉。

良渚文化明顯地影響到南北各地。魯南──蘇北一帶的大汶口──龍山文化就包含有頗多的良渚

文化因素，反過來，良渚文化也受到了大汶口──龍山文化的影響，兩種文化的陶器和石器常

有互借現象。近年來，關于良渚玉器符號和大汶口文化符號的探討，已表明了兩種文化區系

間的密切往來〈35〉。發掘不久的江蘇新沂花廳遺址，就是兩大集團文化相碰撞的最好證明。

在這處屬于大汶口文化的遺址中，所出土的玉器基本是良渚文化的風格〈36〉。嚴文明認為

這是兩種文化“沖擊”與“碰撞”的結果〈37〉。

良渚文化的重要性，考古學和歷史學家都已作了充分的估計，或稱其達到“酋幫制”階段，或

認為處于“軍事民主制古國”時期。我以為應列作“前王朝古國”時期，至于這一歷史時期的性

質與文化內涵，已在引言中闡述，于此不贅。我們清楚地知道，良渚文化的諸多因素為夏商

周所吸納，如禮玉制度，鼎的使用，甚至商周時期的“饕餮紋”也是直接來自良渚玉器上的紋

飾〈38〉。但是，整個三代，長江下游的文化和文明發展都表現出中斷和回歸的特點，直到

春秋中晚葉才重新起步，興起了吳越文明。也許，正因此之故，在先秦文獻及漢晉以來流傳

的神話傳說中，不見遠古時期客觀存在于這一帶的部落與部落集團。相當時期內，對其認識

一直是一片空白。如，前舉蒙文通的“三系說”和徐旭生的“三集團說”都將長江下游視作洪荒

無人的空白之區。

我們的意見是，伏羲、女媧神話起源于長江下游。由于已在〈中國遠古的各部落集團〉一文

做了考證，此不重復〈39〉。

3.燕遼文化區及黃河上游文化區

燕遼文化區，相當于蘇秉琦所說“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文化區。包括遼東、

遼西和燕山南北地帶的新石器文化。遼西，進入1980年代以來有一系列的重大考古發現，

凸顯了遼西作為文明起源中心的地位。特別是圍繞“壇──廟──冢”及“古文化──古城──古國”的

討論，將牛河梁、紅山咀等的重要發現提高到文明起源的認識水平，進而中華文明的北方源

頭已見端倪。不久，又發現更早的查海文化和興隆洼文化。查海遺址位于遼寧阜新，興隆洼

遺址位于內蒙古敖漢旗。兩種文化的最早年代均超過前6000年〈40〉。查海出土十數件真玉

制品，包括工具和裝飾品，還發現了最早的龍紋圖像，被譽為“中華第一村”。興隆洼遺址是

目前中國北方已知年代最早的環壕聚落遺址，已發掘的房屋有120多座，排列有序，居于中

心的房子面積達140平方米，可知當時的社會結構組織已相當系統和發達。興隆洼文化的發

現，揭開了北方新石器考古研究的新篇章。查海文化和興隆洼文化的玉器是已知最早的中國

玉器作品。屬于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還有趙家溝文化(距今7200─6800年)〈41〉。繼之為

紅山文化(距今6000─5500年)和富河文化(距今約5200年)。前述之牛河梁和紅山咀均為紅山

文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遼東及旅大地區，為新樂文化(距今7300─6800年)和小珠山(下層)文化(距今6500─4500年)。

小珠山為代表的遼東半島的新石器文化，明顯受到了大汶口──龍山文化的影響。山東長島大

汶口文化遺址的系統發掘，從一個側面證實了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之間文化聯系的密切性。

新樂文化基本是一支獨立的文化系統，與紅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有一定的關系，如彩陶和

“之”字紋的普遍使用等。在內蒙古的中南部已進入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分布范圍，此不

贅。

由上可知，該區的考古學文化系統比較完整，且自成體系。文化面貌也有自己的特點，如常

見細石器，石砌建筑和陶塑像發達，玉器自成系統，等等。這些內涵，都昭示了這是一個獨

立的古文化區。多年前，我寫〈商先起源于幽燕說〉(與干志耿、李殿福合作)及〈商先起源

于幽燕說再考察〉，論證商起源于幽燕地區，至上甲微以后，南下發展于河濟泰山之間〈42〉。

黃河上游，指隴山以西的甘青地區，分布著馬家文化(距今5200─4000年)和齊家文化(距今約

4000年)。這已進入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大體與中原的龍山文化相當，即所謂的“龍山時代”

時期。新石器時代中期，一般認為這里是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圍。再向上因材料有限，則無法

追溯。

黃河上游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是一種旱地農業文化，直至青銅時代早期。但狩獵和畜牧業則

一直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其繼承發展的是游牧文化。人們通常不把甘青區劃為一個獨立的區

系，除了囿于材料外，主要沒有同時考慮生計類型的文化要素。這一帶昆侖神話一直占有重

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