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西寺廟在民國時期的變遷

2023年12月3日發(作者：祝老板生意興隆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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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5月下半月刊（總第139期）歷史京西寺廟在民國時期的變遷胡景雯?喬文潔?孫毓澤?閆?辰?李建新京西寺廟在民國這一風起云涌時代受各類因素影響變遷頗多，或是被毀壞或是“轉型”，或是直接消摘要：失在歷史的長河中。京西寺廟具有深厚的歷史積累，佛教的發展使得該性質的寺廟數量劇增，甚至超過儒教和道教。但到了民國時期，戰爭的大背景和嚴峻的法律法規使京西寺廟遭到嚴重破壞，其種種變遷為當代社會發出警示，全民應樹立正確的歷史遺址和文物保護觀念，將文化價值和政治、經濟等其他方面相結合，多領域共同前進，這樣才能將歷史和文化充分傳承下來。京西寺廟；民國；變遷關鍵詞：Ｂ９　　　　文獻標識碼：Ａ　　　　文章編號：２０９５－６９１６（２０２１）１０－０１４０－０３中圖分類號：京西寺廟的發展歷史演變是京西地區思想教育發展、文化傳承和社會文明積累的直接見證。民國時期作為中國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轉型階段，沖擊宗教寺廟京西寺廟的延續和發展受多方面因素影響，如社會局面的動蕩、商業文化的發展、政府頒布的法律法規、民間宗教信仰趨勢的變化、各界的運動等。京西寺廟在民國時期發生深刻變遷的原因和情況值得深刻反思。一、京西寺廟的基本現狀據民國時期公安部門對于北京寺廟的統計，1928年北京登記了1631個寺廟，并且還有一部分沒有登記在冊。如今北京寺廟的數量已經大幅度縮減，很多經過歲月的洗禮慘遭破壞后重新修建，在國家和文物部門保護之下，北京的寺廟文化很好傳承了下來。其中京西被列為北京市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有：海淀區真覺寺金剛經寶座（五塔寺塔）、覺生寺（大鐘寺）、碧云寺、大慧寺、十方普覺寺、摩訶庵、慈壽寺塔、大覺寺、萬壽寺；房山區云居寺塔及石經、萬佛堂、孔水洞、十字寺遺址、良鄉多寶佛塔；石景山區法海寺、承恩寺；門頭溝區戒臺寺、潭柘寺、靈岳寺；豐臺區鎮崗塔等。被列為北京市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有：海淀區覺生寺（大鐘寺）、大慧寺、十方普覺寺（臥佛寺）、碧云寺、大正覺寺（五塔寺）、慈壽寺塔、大上莊東岳廟；門頭溝區潭柘寺、戒臺寺、靈嚴寺大殿、雙林寺、靈岳寺、白瀑寺；石景山法海寺、西山八大處〔長安寺、靈光寺、三山庵、大悲庵、龍王堂、香界寺、寶珠洞、證果寺〕、承恩寺、慈善寺、顯應寺；房山區應公長老壽塔、周吉祥塔、照塔、玉皇塔、鐵瓦寺、岫云觀；豐臺娘娘廟、藥王廟、福生寺等。其余寺廟也均被列入了區級保護單位，在《海淀區寺廟》一書中記錄了163個寺廟，現在除了被保護的寺有的寺廟上看，京西地區的寺廟主要以海淀的為主，從地理位置上看它更接近于城市的中心，便于宗教信仰的傳播。更遠一些的寺廟依山而建，寺院周圍充滿綠植，環境幽靜，學習佛法經書更加舒適。寺廟的布局以潭柘寺為例。潭柘寺歷經滄桑，至今已有1713年的歷史。它修建于佛教剛傳入北京之時，位于北京市門頭溝區東南部潭柘山麓，坐北朝南，面積2.5公頃，主要建筑可分為中路、東路和西路。中路有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齋堂和毗盧閣。東路有方丈院、延清閣、行宮院、萬壽宮和太后宮等。西路有戒臺和觀音殿等。此外，還有位于山門外山坡上的安樂堂和上、下塔院以及建于后山的少師靜室、歇心亭、龍潭、御碑等。二、京西寺廟的古代發展歷史寺廟是供奉神佛的處所，與宗教密不可分，或可稱之為宗教的某種載體。而宗教則產生于人類社會某一階段的文化現象，這意味著寺廟又與社會文化有著密切聯系。京西寺廟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遷，其中佛寺遺存豐富，包括潭柘寺、戒臺寺、臥佛寺、靈泉禪寺等。而儒教以及道座寺廟，包括佛教、儒教、道教，不同信仰的寺廟于一處共存，實為少見。相傳京西地區著名的潭柘寺與佛教傳入北京有關。它建立于西晉，北京流傳著“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說法：明代孫承澤在《春明夢余錄》中記載道：“晉嘉的發展，在中國傳統宗教文化發展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廟以外很難找到具體的資料說明如今的寺廟數量。從現如位于北京門頭溝的靈水村過去有十七覺寺、萬壽寺、定慧寺、摩訶庵、廣仁宮（西頂）、普照寺、教的寺廟較少，基金項目：本文系2020年北京市級大學生創新訓練項目“京西寺廟在民國時期的變遷”（編號：2XN126指導老師：趙玉琦）階段性成果

140 2021年05月下半月刊（總第139期）歷史民國期間北京市政當局共進行過三次福寺，唐改龍泉寺，即今潭柘寺也。寺兩鴟尾自潭中涌出，備案。一般認為，即1928年開始的公安局登記、1936年奇偉之甚。昔謂有柘千萬章，今亡矣。僧新種者存其名，寺廟調查登記，耳燕諺謂：先有潭柘，后有幽州，此寺之最古者也。”可見大覺寺建立。唐代佛教興盛，如玄奘西行歸來對佛教產生重要影響；武則天與佛教淵源深厚，修建佛寺、數次布施等等，因而佛教在武則天時期可以說達到發展的高峰期。開始的社會局第一次寺廟總登記、1947年開始的民政辛亥革命前后時期發生過兩次大規模“廟產興學”風潮。寺廟的一切財產，均可由政府和各個社會團體、組織、個人等用于興辦學校。而實際上，已不止如此，各方佛教在北京城建立之前便開始落地生根。唐朝時臥佛寺、局第二次寺廟總登記。“外城寺剎的遼金時期，京西的一些寺廟隨著佛教的發展而興起。面都在侵占寺廟財產。就北京寺廟而言，八大處的靈光寺和戒臺寺都始建于遼代，而戒臺寺在中國北方的寺廟中是保留遼代文物最多的寺廟。追溯歷史，遼代皇帝信佛，這是其一。其二，遼代少數民族進入中原，打破了不同民族之間宗教信仰的不同，對佛教的傳播有直接影響。而到了明清時期，算得上是京西寺廟發展的黃金時期。明太祖朱元璋曾經在寺廟做過行童，他在明朝建立政權后對佛教進行整頓，設僧司、僧官；清代大部分繼承了明代的制度。另外，清代皇太極時期便重視西藏局勢，皇太極與達賴維持著友好關系，多次請達賴喇嘛入京。清代信奉佛教的皇帝很多，如順治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臥佛寺在明朝曾經修繕過五次。而到雍正時期的那一次修繕，雍正皇帝親自題碑文，以表紀念。戒臺寺因明憲宗下令直接受到了皇家保護，當時京城的建設和發展需要開采煤礦，導致地基不穩，因此戒臺寺急需維護。康熙皇帝曾經給八大處的大悲寺題匾額并幾次到此處。而八大處的香界寺藏經樓以東曾為乾隆皇帝的避暑行宮，乾隆皇帝曾經多次前往。乾隆皇帝后，嘉慶皇帝、宣統皇帝也曾多次親臨。清朝晚期，國力衰微，在國家興亡之際，有志之士學習西方，開始“西學東漸”。由于西學的傳入，人們對西方知識的吸收加快，使得中國社會的近代化進程亦加快，寺廟以及宗教日漸衰落。例如，北京八大處的靈光寺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被八國聯軍的槍炮所毀。三、民國時期京西寺廟的發展及原因（一）民國時期京西寺廟的發展1912年民國成立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中華民國憲法》 明確規定了“宗教自由”“人民平等”等內容。但是法律的作用在軍閥混戰和民族危機的情況下顯得蒼白無力，如延慶縣的元代藏傳佛教石佛寺在民國時期因戰事被毀。民國的北京寺廟由傳統向現代轉型，是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地方政府先后頒布了許多寺廟登記、監督等條例，用于強化寺廟管理。登記備案是管理廟宇的主要形式之一。廟宇的各類日常變動，如更換住持或管理人、不動產或法物增益或減損、廟房添蓋修補等，都需到主管機關隨時請求審核批準荒廢程度比內城更為嚴重，有的寺剎已作為學堂，有的已充當兵舍，有的改作工廠，有的甚至充當倉庫。”[1]為保護廟產，京西的許多寺廟主動興辦學校、參加慈善事業，如地處西直門外的覺生寺、地處西郊的慈惠寺、地處廣安門外菜戶營的興隆寺、地處地安門外的嘉興寺、地處宣外的法源寺、地處青龍橋的圓通庵。民國時期，社會各界都在探索一條教育救國的道路。佛教界作為一支社會力量出現其中，順應時代，值得肯定[2]。民國時期，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相繼頒布了加強寺廟管理的相關法規條例，要求寺廟辦理公益慈善事業。這促使北京城內眾多許多寺廟改建成學校或讓出一部分廟產土地用于社會公益[3]。1915年，袁世凱發布新的《管理寺廟條例》，分為總則、寺廟財產、寺廟僧道、寺廟注冊、懲罰等５章，共31條，加強了北洋政府對寺廟和宗教組織的控制。該條例遭到界內人士強烈反對和抗議，直到1921年，經程德全游說大總統徐世昌，北洋政府才對該條例進行了修訂，頒布了《修正管理寺廟條例》。修訂后，刪除了政府對寺廟日常活動的申報審核、提撥寺廟財產用于公益事業等規定；對于無主寺廟，也要求（各地）政府另擇僧人主持而不是直接沒收。因此，新條例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對寺廟的控制。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太虛法師呼吁政府整頓宗教，認為宗教應適應時代思潮和國民生活，才能興利除弊，請求“廢除袁政府時之寺廟管理條例，以示宗教平等”。1929年1月，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的《寺廟管理條例》遠比《修正管理寺廟條例》嚴苛，令宗教人士大失所望。寺廟財產“必至巧奪罄盡而后止，政府雖有保護之文，興于虛設。”“名曰所有權屬于僧人，而實則已加剝奪。”經過半年據理力爭，1929年12月7日，南京國民政府廢除原《管理條例》并頌布《寺廟監督條例》。該條例只有13條，刪除了直接威脅廟產的不利條款，側重于對寺廟的監督而非直接控制，明確寺廟財產及法物為寺廟所有，由住持負責管理，大大減輕了對寺廟的壓迫。民國初年，宗教失去了清代國家政權的支持，受到民國新政權的抵制，迫于形勢壓力，許多京西寺廟被用于興辦學校。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京西寺廟興辦公益慈善事

141 2021年05月下半月刊（總第139期）業，這種公益事業使得宗教深入民心，一些衰敗殘破的寺廟被重新修建。隨后政府頒布了抑制宗教的政策，企圖廢除一些寺廟，雖因為統治權威有限并未落實執行，但打擊了宗教在民間的社會地位，此間廟會絕跡。“七七事變”后，社會秩序失去常態，寺廟也不例外，如地處西郊的妙云寺被占用改為協合醫院，地處豐臺的關帝廟變成軍隊駐地。抗日戰爭時期，位于城區的京西寺廟免于炮火劫毀，得以香火延續；位于西郊的寺廟則在頻繁的戰火中損失慘重——廟宇遭焚，佛像被劫……民國末期，政局動蕩，民生凋敝，只有少數著名寺剎得以香火延續，大部分寺廟成為斷壁殘垣，荊棘叢生。（二）民國時期京西寺廟的發展原因首先，商業影響了清朝寺廟的發展。在清朝閉關鎖國一口通商對商業的打壓環境下，寺廟成為商業薈萃的場所。根據歷史資料所展現的清朝寺廟的租賃情況來看，例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禮部有奏提及京城各個寺廟由官方管理，除群房圍房這類未供佛處可以向外出租收取一定的利息以補貼寺廟的日常費用外，不能擅自將供佛正殿、配廡出租，違反者將治罪。嘉慶六年（1801年）也有官方旨意表明：京城的官方廟宇按照條例不允許對外招租，所有的私廟房間準許出租。而對于租住在寺廟中的人，官方表示必須要查明清楚其來歷之后才可以容許其入住。商業帶來的經濟效益一定程度上為寺廟的修繕管理作出貢獻，同時商業文化也在潛移默化的融入到寺廟文化之中。其次，民國時期的京西寺廟受到政府宗教管理政策的制約。民國前后加強了對宗教的政策法規的管理。中華民國時期政府制定了20多部對佛教和道教不利的法規及政策，經過宗教界的激烈抗爭，最終多部宗教政策法規被刪除或修改。京西寺廟的個體力量小而分散，一般難以生存。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大力推動破除迷信，加強“廟產興學”運動，導致寺廟被毀、經書被焚。宗教界對此深感危機，組織成立了多個規章制度完善的團體機構，同時加大了公益慈善方面的力度。國民政府1928年統一全國后制定寺廟治理制度，體現了政府對寺廟這一基層社會單位的直接控制強化，治理的行政化、制度化程度增強，反映了國家對基層社會的管理控制強化。民國時期，社會各界都在不斷探索一條教育救國之路。作為一種社會力量，宗教界在反對民國宗教政策法規的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對中國宗教立法史產生了巨大影響。同時，民國時期的京西寺廟還是戰爭的一道防線。抗日戰爭爆發后，抗日游擊隊曾在妙峰山一帶活躍，秀峰寺和鷲峰地震臺變成了抗日游擊隊指揮部。1944年，秀峰寺曾被用作平西情報站，聶榮臻稱贊該站是“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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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十萬雄兵”。在戰爭期間，因為當時這一帶經常有日偽軍在活動，為了掩護平西情報站和抗日游擊隊的指揮部便在秀峰寺的古樹上懸掛著一面法國國旗，直到情報站和抗日游擊隊指揮部的工作結束才摘下。民國時期這一特殊的時代環境造就了京西寺廟的一系列變遷。經濟、政治、法律、戰爭等諸多原因推動京西寺廟多元文化的發展。民國時期京西寺廟的發展受到約束和抵制，而當代京西寺廟的文化價值得到發現和重視。雖然寺廟的數目有所縮減，很多寺廟因為種種原因慘遭破壞甚至毀滅，現在大多已經重新修建并列入不同等級的保護單位。根據文獻材料的收集和實地考察推測，目前京西的寺廟發展兩級化嚴重，許多歷史遺跡豐富的寺廟現已“名存實亡”，因為地理位置處在北京較為偏遠的地方，周圍沒有其他具有吸引力的景點可供參觀，除當地村民有時前去外幾乎無人涉及。而像潭柘寺、臥佛寺等幾個寺廟已成為著名景點，平日會有不少游客前往，節假日更是人流量達到一定高峰，這些寺廟的文化內涵減弱，可對于當地的經濟價值增加。由此可見，全民樹立正確的歷史遺址和文物保護觀念的重要性。國家應當維持現在發展充分的京西寺廟現狀，同時也要注重偏遠寺廟的保護，將文化價值和政治、經濟等其他方面相結合，多領域共同前進，這樣才能將歷史和文化充分傳承下來。參考文獻：[1]北京市檔案館.北京寺廟歷史資料[M].北京:北京檔案出版社,1997.[2]任超.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民國北京佛教界慈善教育初探[J].史志學刊,2017(2).[3]任超.廟產興學與近代北京慈善教育事業[J].北京史學,2019(2).作者簡介：胡景雯（2000—），女，漢族，北京人，單位為北方工業大學文法學院，研究方向為漢語言文學。喬文潔（2000—），女，漢族，北京人，單位為北方工業大學文法學院，研究方向為漢語言文學。孫毓澤（2000—），女，漢族，北京人，單位為北方工業大學文法學院，研究方向為漢語言文學。閆辰（2000—），男，滿族，北京市人，單位為北方工業大學文法學院，研究方向為漢語言文學。李建新（2000—），女，漢族，北京人，單位為北方工業大學文法學院，研究方向為漢語言文學。（責任編輯：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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