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時健

2023年12月18日發(作者：愛國詩)

褚時健

褚時健（1928年——）男，中國最具有爭議性的財經人物之一，曾經是中國有名的“中國煙草大王”。1979年10月，褚時健出任玉溪卷煙廠廠長。此后的18年的時間里，褚時健帶領團隊將這個陷入虧損的小煙廠打造成亞洲最大的煙廠，為國家創造利稅991億元。退休前，由于“經濟問題”褚時健被判無期徒刑，幾年后因為罹患糖尿病，于2002年得以保外就醫，從此在哀牢山中種橙至今。

人物簡介

褚時健，紅塔集團原董事長，曾經是中國有名的“中國煙草大王”。一手將紅塔集團建成大型企業，后因貪污被捕，是中國最具有爭議性的財經人物之一。

2

個人履歷

1928年，褚時健出生于一個農民家庭。

1955年，27歲時擔任玉溪地區行署人事科長。

1979年10月，任玉溪卷煙廠廠長。

1995年2月，一封匿名檢舉信指控玉溪卷煙廠廠長褚時健貪污受賄。

1997年，褚時健帶著把破落的地方小廠打造成創造利稅近千億元的亞洲第一煙草企業的榮耀，和被判無期徒刑的身份，黯然離開執掌18年的紅塔。

1999年1月9日，褚時健被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褚時健被判后減刑為有期徒刑17年。

2002年春節，辦理保外就醫。

3

獲得榮譽

1990年，褚時健被授予全國優秀企業家終身榮譽獎“金球獎”。

1994年，褚時健被評為全國“十大改革風云人物”，走到了他人生的巔峰。褚時健使紅塔山成為中國名牌，他領導的企業累計為國家上繳利稅數以千億計，他以戰略性的眼光，強化資源優勢，抓住煙草行業發展的機遇，使玉溪卷煙廠脫穎而出，成為中國煙草大王，地方財政支柱。但是企業家激勵機制與監督體制的不健全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職業生命。

4

重大事件

4.1

紅塔集團前掌門人

他曾經是位英雄，他擔任一家小廠的廠長后，臥薪嘗膽，披荊斬棘，以非凡的膽識和能力，用18年光陰的拼搏，使這家小廠成長為每年利稅數百億元的大型集團。在那個普遍工資只有幾百元的年代，他們廠一個普通職工的工資至少有四五千元。1994年，他當選為“全國十大改革風云人物”。然而，由于體制原因，他對企業的巨大貢獻并沒有在個人所得上得到體現，18年來他的總收入不過百萬，個人收入的巨大落差使他心理嚴重不平衡，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他輝煌的人生之路偏離了航向，因為貪污174萬美元，1999年，他被判無期徒刑，此時，他已經是71歲的老人了。

4.2

保外就醫

他的女兒在獄中自殺身亡，自己又身陷囹圄，這對于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來說，不可謂不是他這一生中摔得最痛跌得最慘的一跤。許多人既為他惋惜，也認為他這輩子完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這位老人并沒有垮掉，他先是獲得減刑，改為有期徒刑17年，在監獄里待一年，勞改兩年后，2002年他因為嚴重的糖尿病獲批保外就醫，回到家中居住養病，并且活動限制在老家一帶。按照我們的設想，他在老家能頤養天年，這就是他最好的結局了。

4.3

2000畝荒山種果樹

然而他并沒有選擇這樣走下去，而是承包了2000畝的荒山，開種果園。這時，他已經有75歲了，身體不好，他所要承包的荒山又剛經歷過泥石流的洗禮，一片狼藉，當地的村都說那是個“鳥不拉屎”的地方。諸多困難并沒有阻他的“瘋狂”行為，他帶著妻子進駐荒山，脫下西裝，穿上農民勞作時的衣服，昔日的企業家完完全全成為一個地道的農民。他用努力和汗水把荒山變成了綠油油的果園，奇怪的是，在昆明，街上

的橙子10塊錢4公斤，而他種的冰糖臍橙1公斤8塊錢你都買不到，而且產品一出來就發往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在云南根本見不到蹤影。

他的果園效益好得驚人。這一年，愛好爬山的王石來到了云南，特意抽時間專程去看望他，他沒有看到一個曾經叱咤風云的企業家，而是看到了一個面色黝黑但健康開朗的農民。他們倆在一起交談沒有一句言及企業管理，他向王石介紹的都是果園，氣候，果苗的長勢。言談之間，他自然談到了一個核心問題：兩千畝的荒山如何管理？

雙贏

他使用了以前的辦法。以前他在管理煙廠的時候，采用了和煙農互利的辦法。為了讓煙農種出優質煙葉，他采用由煙廠投資，直接到煙田去建立優質煙葉基地的辦法，并且把進口優質肥料以很低的價格賣給煙農。當時煙農有好多都富了，與煙農“雙贏”的是煙廠，原料一天比一天好，競爭力一天比一天強，廠子最后變成了“印鈔工廠”。而在果園，有一百多農戶300多人忙碌，他給每棵樹都定了標準，產量上他定個數，說收多少果子就收多少，因為太多會影響果子質量，所以，多出的果子他不要。這樣一來，果農一見到差點的果子就主動摘掉，從來不以次充好。

他還制定了激勵機制，一個果農只要承擔的任務完成，就能領到4000元工資，質量達標，再領4000元，年終獎金兩千多元，一個農民一年能領到一萬多元，比到外面打工掙錢還多。

以前，褚時健管理煙廠的時候，想到煙廠上班的人擠破頭；現在他管理果園，想在果園干活的人也擠破頭。這個已過80歲的老人，面對人生的滄桑，懊惱過痛苦過，但流過淚后，擦干淚水，又一次點燃希望之火，用心過日子，將日子過得紅火，讓周圍的人幸福、快樂。

王石感慨地說：“我非常受啟發。褚時健居然承包了2000多畝地種橙子。橙子掛果要6年，他那時已經75歲了。你想象一下，一個75歲的老人，戴一個大墨鏡，穿著破圓領衫，興致勃勃的跟我談論橙子掛果是什么情景。 2000畝橙園和當地的村寨結合起來，帶有扶貧的性質，而且是環保生態。雖然他境況不佳，但他作為企業家的胸懷呼之欲出。我當時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樣的挫折、到了他那個年紀，我會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會像他那樣勇敢。 ”

如今，85歲的褚時健從“煙王”變身“橙王”。他的果園年產橙子8000噸，利潤超過3000萬元，固定資產8000萬元，跟他種橙的110戶農民，每年可以掙3萬到8萬元。

4.4

堅守中國企業家精神

國內一家很有實力的投資公司托人問褚時健對上市有無興趣，這家公司看好“褚橙”的口碑和潛力，有意運作“褚橙”上市。

他聽了連連擺手。“沒這個心情跟他們玩。再說，投資公司都要在上市后拿走股民一筆錢。我85歲了，管不了幾年，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錢，但虧了股民，怕別人背后指指戳戳。”

胡海卿對此并不意外。他的印象里，褚時健是個很實在的人，“就想做點實實在在的事情。”褚時健言談間，流露出對上市的反感。

胡海卿推測，褚時健習慣了種好橙子，帶領老百姓致富的路徑，“他認為錢搞錢不是一個很正的道兒，不想弄個褚橙的概念，然后去圈錢。”

“畢竟到了他這個年齡，錢對他已經沒什么概念。”中國企業聯合會研究部馮立果博士長期關注企業界動向。他注意到，與褚時健同時代的，或緊隨其后的企業家，正在走著相反的道路，他們要么過早隕落，要么逐漸放棄實業，轉型投身房地產、金融業，追求高利潤，掙快錢。

馮立果參與撰寫的《2012中國500強企業報告》揭示了這一趨勢。入圍中國企業500強的170多家民企中，已有40多家進入金融領域。

以服裝起家的雅戈爾，如今已是實業企業進軍金融投資領域的佼佼者。2009年，雅戈爾的品牌服裝業務實現凈利潤7.05億元，而公司的金融投資業務凈利潤已達到12.45億元。

馮立果悅，從經濟規律講，產融結合沒有錯，但它會消融企業家的實業精神。這種擔憂，在他去溫州調研后加劇。

一個當地企業家跟馮立果講起自己的故事，他和夫人分別拿1000萬元投資，企業家辛辛苦苦做企業，一年養活幾百工人，年底盤點利潤只有幾十萬，而他的夫人出去炒樓、做風投，到年底收入翻倍。這位企業家非常感慨：“這種大反差，怎么能實心實意做企業。”

在馮立果看來，干實業的一個必需要求就是要實心實意打造一個品牌需要很長時間，產品開發也要好多年，“不能今天想干這個、明天想干那個，不能看什么賺錢就干什么”。

這位經濟學博士調查發現，溫州很多企業家干脆放棄實業，轉向炒房產、炒農產品、做PE。很多溫州的富二代怕吃苦，有的去搞字畫、古董這類投資，有的還去考公務員。

“中國經濟正處于激烈變化前夜，拜金主義盛行，很多經營者不擇手段拼命賺錢，認為人格理念修煉不著邊際，但事實絕非如此。”與松下幸之助齊名的日本經營管理大師稻盛和夫這樣警示他的中國同行。

近幾年，稻盛和夫在中國非常流行，他經常被請來中國演講，許多網友甚至企業家都為他建立了微博群，多個地方政府甚至邀請他擔任經濟發展顧問。

“2008年金融危機后，日本是率先起來反思的國家。”日本產業經濟研究專家白益民悅，稻盛和夫等日本企業家在中國宣講的東西，一點都不神秘，大部分都是中國傳統文化里的內容，他們的經營成功，恰恰悅明，過去多年，“中國企業丟了自己的經營之根”，必須重新找回來，這比請幾個日本企業家幫助拓展日本市場更有價值。

地基如果扎扎實實，一百年房子仍然會是好的

這個“經營之根”，在馮立果看來，就是踏踏實實做實業的精神。

“做實業是掙慢錢，但卻是企業家精神的完整體現；炒樓、炒股是掙快錢，屬于短期投機行為，無關企業家精神。”馮立果悅，在這點上，褚時健能夠花10年去做“褚橙”這個牌子，正是體現了如今這個浮躁的社會稀缺的“掙慢錢”的精神。“他們那一輩的老企業家不怕吃苦，是實實在在做企業。”

讓人擔憂的是，目前流行于中國的金融、風投等“時尚行業”，只是少數人從事并且獲利的行業。而實業領域不僅是國家力量強大之本，更是龐大的人口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事實證明，即便把資本運作玩到極致的美國，最終，也面臨“99%反對1%”的民意洶涌。在參加“占領華爾街”運動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就直斥華爾街的金融大鱷，“這是一個扭曲的經濟。”[1]

5

貪污分析

對褚時健貪污問題的分析：

盡管褚時健帶領紅塔集團走過一路輝煌，但褚時健的腐敗問題在紅塔集團的史冊上留下了難以抹去的記憶，也為褚時健自己帶來了永遠的傷痛。今天我們不得不思考，為什么一個優秀的企業家會變成階下囚？又為什么有人為其喊冤而有人叫好？我們不妨探討一下：

5.1

價值觀的轉變

在計劃經濟年代，人們都是企業的主人，特別是國有企業，各種福利待遇都在統一的模式下運行，人們過著按部就班的生活，工作是為國家、為人民而工作，企業生產的目標是滿足國家和人民的物質需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企業和政府脫離，企業開始走向市場自負盈虧，企業的經營目

標也從計劃經濟時期按計劃生產轉向了以盈利為目的，按市場需求而生產。同時國家對民營經濟也從限制轉為鼓勵，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民營企業，越來越多的人加入民營資本市場，公民的個人財富都飛速增長。在這個轉型時期，人們的思想意識、價值觀、人生觀和對社會的責任感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傳統的“為人民服務”思想被“向錢看”的思想所取代，物質的誘惑，私欲的膨脹使人們更加現實、更加追求個人財富和物質享受，有人鉆法律漏洞獲取不義之財，而一些有權勢的人就心理不平衡，開始濫用人民給予的權力為自己牟取私利，出現了大量的腐敗案，這一切歸根結底都是人們意識形態的轉變，人生觀和價值觀轉變的結果。

5.2

監督不力

5.3

分配制度的影響

計劃經濟時期，分配的制度看似公平合理的，然而卻嚴重制約了經濟的發展，降低了人們的工作效率，阻礙了社會的進步。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的改革，允許農民對土地承包經營，農民種田有了積極性，產量大幅提升，使我國大部分農民解決了溫飽問題，有些地區還實現了小康生活；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理論使私營經濟得到飛速發展，大量的民營資本投入到商業和制造業中，民營資本為社會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民營業主也從中獲得豐厚的利潤，實現了資本積累，出現了大批民間富豪；作為主導經濟的國有企業改革卻是舉步維艱，在摸索中前進，效果卻并未象預想的有效，國企改革也成了個沉重的話題，先是政企分離，讓企業自主經營，接著是破產重組，到后來的股份制改造，國企改革的步伐差別很大，不同企業里職工的待遇也參差不齊，作為企業的領導層收入更是有很大差別，一些上市公司（比如科龍）的老總在企業嚴重虧損的情況下年薪可拿到幾百萬，TCL老總李東升資產則高達12億人民幣，相反象紅塔集團年上交利稅百億元的企業老總褚時建18年收入不足百萬，而類似規模的國外企業年薪則也遠遠高于這個水平，1996年，美國可口可樂公司總裁的收入為885萬美元，外加2500萬美元購股權；迪斯尼公司總裁年收入是850萬美元，外加1.96億美元的購股權。如果按照這樣的比例，紅塔集團的銷售總額距離世界500強并不遙遠，作為紅塔集團的最高管理者，褚時健所應得到的報酬要遠遠超過170萬美元。個人收入的巨大差異使他心理嚴重不平衡，認為作出的貢獻沒有得到回報。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褚時建這一步偏離了跑道，滑出的太遠，付出了自己一生的代價。

5.4

社會評價不一

紅塔集團的很多人認為，褚時健是在不該拿錢的時候，拿了他應該拿的錢。經濟學家晏智杰說：“我們為失去這樣一位優秀的經營管理者而惋惜。”懷有這種心情的人絕不在少數。香港中文大學郎咸平教授則認為，是國家給了褚時建一個成功的平臺，國家也給了他應有的報酬和榮譽，他只是為國家打工的一個職業經理人，而他自己則把自己當主人，自己沒有把位子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