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8日發(作者:國際視野)

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方法
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方法
內容提要 本文首次將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方法歸納為五種,即系地法、現地研究法、空間分析法、區域分異法和區域比較法。系地法,就是考證文學事象發生的地點,然后按照形式文學區或功能文學區進行排列;現地研究法,就是把文獻研究法和田野調查法這兩種方法結合起來;空間分析法,就是對文學作品的地理空間(包括各種空間元素及其結構與功能)進行分析和解讀;區域分異法,就是按照文學的區域特征及其差異,把它們分為不同的地理板塊;區域比較法,就是把兩個以上的不同區域的文學事象進行共時比較或平行研究。
關鍵詞 文學地理學 系地法 現地研究法 空間分析法 區域分異法 區域比較法
〔中圖分類號〕I209;K90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XX)05-0060-06
多年來,許多人都提到文學地理學的方法,但文學地理學的方法究竟如何操作,迄今無人歸納總結。本文根據筆者個人的研究經驗,同時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將其歸納為五種。未盡未當之處,敬請方家補正。
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包括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所謂一般方法,是指地理學研究的一般方法與文學研究的一般方法;所謂特殊方法,是指文學地理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所使用的特殊方法。
文學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地理學研究的一般方法,乃是文學研究者和地理學研究者所熟知的方法,沒必要重復。本文的重點,是介紹文學地理學研究的特殊方法。
一、系地法
“系地法”是與文學史研究的“系年法”相對而言的。文學史研究為了把一個時段或一個時代的文學發展軌跡、一個或一群作家的創作歷程梳理清楚,進而揭示文學與時代的關系,總結文學的縱向發展規律,往往要使用系年的方法。所謂系年,就是考證文學事象發生的年代,然后將其按照時間順序進行排列,例如陸侃如著《中古文學系年》、夏承燾著《唐宋詞人年譜》、傅璇琮主編《唐五代文1
學編年史》等,就是用的這種方法。文學地理學研究不一樣,它所使用的是系地的方法。所謂系地,就是考證文學事象發生的地點,然后按照形式文學區或功能文學區進行排列。例如某個作家是在哪里出生、成長的?某個作品是在哪里產生的?某個作家一生到過哪些地方?某種文體的起源地在哪里?之后又傳播到了哪些地方?某個文學流派的發源地在哪里?之后又擴散到了哪些地方?某個文學景觀的地理位置在哪里?某個文學區的中心地哪里?等等,都要考證清楚,然后制成相關的表格或地圖。筆者早年所著《中國歷代文學家之地理分布》一書,就譚正璧《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所收錄的周秦至清代的6781位文學家的出生地逐一進行甄別與考證,然后就其中的6388位有籍貫可考者分家族、分縣、分州(府、郡)、分省(直轄市、自治區)、分形式文化區、分朝代、分歷史時段進行統計和列表,即屬于這種性質,目的在于通過文學家出生地的分布,考察文學家所接受的地理環境方面的影響。曾大興:《中國歷代文學家之地理分布》,商務印書館,20XX年修訂版。筆者前些年撰寫《詞學的星空——20世紀詞學名家傳》一書,把20世紀詞學史上最為知名的22位詞學家的每一部詞學論著的定稿地點加以考證,然后予以統計和列表,也屬于這種性質,目的在于通過詞學著作定稿地點的分布,考察詞學家的詞學思想、詞學活動與當地人文環境的關系。曾大興:《詞學的星空——20世紀詞學名家傳》,河北人民出版社,20XX年。
需要說明的是,“系地法”是文學地理學研究的一個最基本的方法,它的難點不在列表或繪圖,而在這之前的個案考證。要把文學事象發生的地點考證清楚,除了文、史、地方面的功底,還需要使用“現地研究法”。
二、現地研究法
無論是文學史研究還是文學地理學研究,都需要考察作家作品產生的背景,所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是考察具體的時代背景,后者主要是考察具體的地理環境;前者主要使用“文獻研究法”,后者除了使用“文獻研究法”,還要使用“田野調查法”,也就是說,要把這兩種方法結合起來。臺灣學者簡錦松教授的“現地研究法”就屬于這種性質。簡氏在《唐詩現地研究·自序》中說:
“現地研究”的方法學,是指“回到作品產生的現地,以科學方法驗證相關的古代文獻,提供貼近研究詩人作品及生活的新資訊”的研究方法。所謂“現地”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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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真實的山川大地。
二、是曾經親歷其地者所記錄的世界。
三、是古人生活的客觀條件。④簡錦松:《唐詩現地研究》,臺灣中山大學出版社,20XX年,第1、5,6頁。
簡氏總結說:“現地研究,并不只是歷史地理的探討,它是立足在文學研究上,盡一切可能向原作者時代收集物證,并以嚴謹的論證過程和現代儀器程式進行檢驗的鑒識科學。”④可見簡氏“現地研究法”的內涵比單純的“文獻研究法”或“田野調查法”都要豐富,它實際上是“文獻解讀與現地測量”相結合,并且吸收了地理學研究的一般方法的某些元素。
需要指出的是,“現地研究法”只能用來考察“作品產生的現地”,或“古人寫作的現地”,以及相關的地點或地景,不能用來詮釋文學作品的地理空間。因為這種方法乃是一種“鑒識科學”,它的要旨在“徵實”,而文學作品的地理空間則是真實與虛構、客觀與主觀交互作用的結果。
文學作品的地理空間有三個意義層面:一是作為原型的客觀存在的自然或人文地理空間,可以稱為“第一空間”;二是文學家通過自己的地理感知和地理想象在文學作品中所建構的審美空間,這個空間以第一空間為依據,但是包含了作家的想象、聯想和虛構,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產物,可以稱為“第二空間”;三是文學讀者在閱讀文學作品時,結合自己的地理感知和地理想象所再創造的聯想空間,這個空間不是第二空間的簡單映像,而是第一空間、第二空間與讀者自己的想象、聯想相結合的產物,可以稱為“第三空間”。我們分析文學作品的地理空間,必須用地理與文學相結合的方法完整地把握這三個意義層面,單純用“現地研究法”來詮釋文學作品的地理空間,顯然是不能奏效的。我們只要看看簡氏是如何用這種方法來詮釋唐代詩人王之渙的《登鸛雀樓》這首詩的,就可以發現這種方法的長處和短板。
關于王之渙這首詩所寫的鸛雀樓的遺址,學術界曾經有過多種說法。有的認為“在今山西省永濟縣城上”,有的認為“在城西河洲渚上”,有的認為“在今山西省永濟縣黃河中高阜處”,還有的認為“在今山西省永濟縣西南城上”。簡氏認為,這些說法“均不周延或不正確”。他通過“現地研究法”,證實“正確的地點,雖然仍屬今山西省永濟縣,但不在新的永濟縣城,而在永濟縣蒲州鎮蒲3
州老城的東關城。”簡錦松:《王之渙〈登鸛雀樓〉詩現地研究》,《唐詩現地研究》,臺灣中山大學出版社,20XX年,第219頁。應該說,這個結論是經得起推敲的。但是,簡氏用“現地研究法”只能“實地重現”鸛雀樓的準確位置,解釋不了“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這兩句詩所創造的文學地理空間。根據簡氏現地研究之結果,“山”和“海”這兩個地景,站在鸛雀樓上是根本看不到的。“句中之山,并不是具體實存、目力可及的山脈”,“黃河入海”亦“為理中所必有而目中所未見”。②簡錦松:《王之渙〈登鸛雀樓〉詩現地研究》,《唐詩現地研究》,臺灣中山大學出版社,20XX年,第220、221頁。可見這兩句詩所創造的文學地理空間有想象和虛構的成分。由于解釋不了詩人所創造的“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這個文學地理空間,因此就更加難以解釋讀者根據這兩句詩所再創造的文學地理空間。簡氏說:“‘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二句,現代的詮釋都以鼓勵人努力追求更上一層的成就為言,但如果我們查知這座樓的特性,了解詩人登樓的條件,就知道那種說法極不正確。……樓之本身,不同于黃鶴樓之類商業酒樓可以隨興而登、呼朋而飲,必須由軍政長官率同登樓。由于這些條件,使得唐代詩人凡能預登此樓者,無不目送千里,寄慨邈然,不獨王之渙而已。……所以,吾人解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二句,應從作者登樓的快樂與自負,來欣賞它千里不盡的雄大氣概,才符合詩人本旨和此樓之特質。”②在簡氏看來,“詩人本旨”必須符合“此樓之特質”,而讀者之感知又必須符合“詩人本旨”,也就是說,“第二空間”必須完全與“第一空間”重合,“第三空間”又必須完全與“第二空間”重合。他這種解讀,既不認同詩人在建構文學地理空間時的想象、聯想和虛構,也不認同讀者結合自己的地理感知和審美理想對詩人所建構的文學地理空間進行再創造,可以說是既忽視了詩人創作的主觀能動性,也忽視了讀者欣賞和接受的主觀能動性。這種解讀無疑是有些迂腐的,因此在臺灣學界,即有多人提出質疑。由此可見,簡氏的“現地研究法”只能解讀文學的“第一空間”,難以解讀“第二空間”,更解讀不了“第三空間”。也就是說,“現地研究法”的適用范圍是有限的。
三、空間分析法
無論是文學史研究還是文學地理學研究,都必須把文本分析作為重點。但是二者的方法不一樣。例如文學史研究在分析文學作品的人物形象時,習慣于按照4
時間線索去追尋人物的情感歷程、性格走向和命運軌跡,這就是“時間分析法”。文學地理學研究不一樣,雖然它也重視人物的情感歷程、性格走向和命運軌跡,但是它更關注人物活動的地理空間,關注人物在不同的地理空間的位置、權利、言行、性格和命運,這就是“空間分析法”。
“空間分析法”主要用于對文學作品的地理空間的分析和解讀,包括各種空間元素及其結構(組合)與功能。文學作品的地理空間是指存在于文本中的以地理物象、地理意象、地理景觀(地景)為基礎的空間形態,如山地空間、平原空間、海洋空間、草原空間、鄉村空間、都市空間等等,這種空間從本質上講乃是一種藝術空間,是作家藝術創造的產物,但也不是憑空虛構,而是與客觀存在的自然或人文地理空間有重要的關系。在文學作品里,特別是在小說、戲劇等敘事性的長篇作品里,特有的地理空間建構對文學作品主題的表達、人物的塑造等,往往發揮著基礎性的作用。在詩、詞等抒情性的短篇作品里,也有或隱或顯的地理空間,它們對文學作品的情感表達、意境建構等,也有著一定的價值和意義。分析文學作品的地理空間,包括各種空間元素及其結構(組合)與功能,是解讀作品的主題、思想、情感、人物和藝術表現方式的重要手段。
“空間分析法”在中國傳統文論中由來已久。清代學者劉熙載所著《藝概·賦概》云:“賦兼敘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橫義也;敘者,一先一后,豎義也。”劉熙載:《藝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98頁。20世紀80年代中期,筆者寫作《柳永和他的詞》這本書中的《柳永以賦為詞論》這一章時,曾參考劉熙載的這幾句話,把柳詞的鋪敘手法概括為“橫向鋪敘”“縱向鋪敘”“逆向鋪敘”和“交叉鋪敘”四種。在介紹“橫向鋪敘”時,筆者指出:
橫向鋪敘,即劉熙載所謂“一左一右”的橫列之法。這種方法通過空間位置的轉換和組織,對外觀圖像和抒情主人公的內觀心靈作橫向的展示與披露。這種方法講究空間定向,作品的圖景和意象總是按照一定的邏輯線索和視聽者的欣賞習慣作順序的轉換和移動,由遠至近或由近及遠,由視而聽或由聽而視,層層推衍,環環緊扣,抒情主人公的心理活動軌跡清晰可辨。曾大興:《柳永以賦為詞論》,《柳永和他的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11~112頁。
劉熙載能夠發現和歸納賦體文學的“一左一右”的橫列之法,他所使用的方法實際上就是“空間分析法”。筆者本人對柳永的《望海潮》等作品所作的解讀,5
也是使用的“空間分析法”。現在有人認為,中國學者運用“空間分析法”分析文本,是受了西方的空間批評的影響。這個說法不太符合事實。“空間分析法”在中國早已有之,只是以往沒有“空間分析”這個概念而已。據筆者所知,西方的空間批評傳到中國,最早是在美國學者約瑟夫·弗蘭克主編的《現代小說中的空間形式》一書傳到中國之后。這本書于1945年在美國出版,1991年才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中譯本(秦林芳編譯),而拙著《柳永和他的詞》初版于1990年,其中《柳永以賦為詞論》一章則寫于1986年。那時候,筆者并不知道西方的空間批評。筆者寫作這一章,實際上是受了劉熙載的某些啟發。當然,自從約瑟夫·弗蘭克的《現代小說中的空間形式》一書傳到中國之后,西方其他學者關于空間批評的著作也陸陸續續地傳到中國,這些著作對中國年輕一代學者的影響是存在的。但是就中國早期(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從事文學地理學研究的學者來講,其所作的文本空間分析,實際上是受了中國傳統學術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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