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對垃圾焚燒爐安全距離的質疑

2024年2月8日發(作者：端午節的日期)

2008年9月4日國家環境保護部環發〔2008〕82號文件（頒布之日起執行）附件中的“生物質發電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文件審查的技術要點6的部分內容引起了專家的質疑：“根據正常工況下產生惡臭污染物（氨、硫化氫、甲硫醇、臭氣等）無組織排放源強計算的結果并適當考慮環境風險評價結論，提出合理的環境防護距離，作為項目與周圍居民區以及學校、醫院等公共設施的控制間距，作為規劃控制的依據。新改擴建項目環境防護距離不得小于300米。”

在得知標準已經出臺后，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趙章元心急如焚，連夜趕寫了一份建議書遞交給國家環保部污染控制司、科技標準司，建議書認為我國建設垃圾焚燒爐應當十分謹慎，它對附近（數百米內）居住的民眾，存在較大的風險性，尤其在我國當前十分嚴峻的環境形勢下，在許多垃圾填埋場附近出現了高發病區，300米的環境防護距離缺乏充分論證，是國內外從未見過的，風險太大。

在建議書中，趙章元還列舉了三點自己擔憂的理由：

1．生活垃圾焚燒排放的二噁英，不能只按照一般常規污染物排放源強計算方法計算和考慮環境防護距離。

2．國內外參考性的經驗和教訓。

3．推導出300米的環境安全距離數據缺乏代表性。

趙章元簡介：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地球物理學會理事、國家環境保護部環境工程評估中心專家組成員

【訪談正文】

全球性的垃圾危機 垃圾填埋和焚燒存在弊端

馮永鋒：我這幾年一直在關注垃圾問題，但關注得一直很膚淺。有兩大問題我

比較困惑，一是垃圾分類為什么難以推進，二是焚燒方案為何如此受追捧。

當前驅動焚燒有許多原因，我覺得有三個原因，一是很多城市覺得焚燒可以減少廢物量，讓它消亡了，就很簡單。二是有很多焚燒爐的生產廠商，包括國內和國際的大廠商在推銷他們的產品。第三，由于這兩年所謂節能減排，減少碳排放的概念，給焚燒爐提供了很好的托辭。

我們今天想就重點就垃圾焚燒在中國的現狀問題，來進行探討。根據您的觀察，現在國內開始建或者準備建焚燒爐的城市目前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況？

趙章元：現在是處于全球性的垃圾危機之中，整個地球被垃圾覆蓋了一層，每個國家都幾十年了，我們國家是建國幾十年，都填埋在一起，所以越積越厚。全球最大的垃圾場是從美國加州起、經夏威夷到日本，整個北太平洋，形成一座大垃圾山，有人說是“第七大洲”，面積超過歐洲的三分之一，厚度30米，全是垃圾組成的，整個太平洋那半拉都被污染了。你想它在鹽水下常年浸泡，可想而知了。幾乎所有大中城市均處在垃圾包圍之中。典型的就是紐約那個大垃圾山， 505英尺高，比自由女神像高過半頭。當地每年有幾百萬加侖的污水往外放，受害的還是附近的老百姓。再就是意大利的納普勒斯，他那個垃圾堆，由于當地的老百姓忍無可忍，結果把25萬多噸垃圾就扔在公共交通大馬路主干道上，市民游行一周，交通堵塞，小孩兒停課，最后出動交通警察掃垃圾，造成了社會很大的不安寧。

中國現在也一樣，重慶南岸區長生鎮垃圾場2004年民眾13次攔截垃圾車，不讓走，說我們忍受不了臭味了，造成4000噸垃圾就堵在路上了，當地警察、公安出面，交通堵塞，造成了社會不安寧。像我們北京有沒有呢？最近大家都知道，北京三個最大的垃圾填埋場阿蘇衛、六里屯、高安屯當地居民先后多次出來攔截垃圾車，少則數百人，多則兩千余人，有的是公開上街爭論，有的是到國家環保總局門口圍攏起來，高安屯是上街游行，道路上不讓通行。垃圾問題已經引起了全球的社會不安寧，之所以說是垃圾危機，確實是沒辦法，現行政府管理是有點兒不太適應，沒有跟上這個腳步，到底垃圾問題怎么發展，采取哪些措施？有點兒滯后了，所以民眾來推動政府解決這個問題。

在這種形勢下，我們討論垃圾焚燒問題，我覺得政府搞垃圾焚燒是出自于好意，想要解決垃圾填埋的污染問題，但是它有兩大弊病，第一，成本太昂貴，動不動就是多少億。第二個大弊病就是它的污染問題，一直是一個懸案。我們開始是懷疑，能不能解決它的“二噁英”污染，一些項目承辦單位多次表態說沒問題，沒有任何污染，我們一些政府官員也說沒有任何污染，讓大家放心，但是實際怎么樣呢？大家并不放心，因為他有事實在后邊擺著呢。

日本是世界上垃圾焚燒曾一度視為占上風的國家。據一些權威機構分析，日本土樣和人血液中二惡英的濃度偏高。日本人血液中二惡英的濃度與垃圾焚燒廠的距離成正比，這與該國對二惡英處置不力有關。日本西部大阪灣周圍地區和瀨戶內海遭受到高濃度溴化二惡英的污染。研究人員通過對岡山縣的一個港口附近的海底取土樣進行分析，

發現土樣中溴化二惡英的濃度比此前環境省在日本全國普查的溴化二惡英濃度最大值還要高出10余倍。日本茨城縣野友先生10年調查統計結果發現，在離垃圾焚燒場約1.2公里以內由癌癥致死的比例高達42．1％，而1.2公里以外地區為20.4％，相差一倍多。由于盲目上馬造成嚴重污染，溴化二惡英污染正在日益成為日本人感到頭疼的污染問題，現已停用70%多。

同樣，美國也有近半數垃圾焚燒爐計劃被停止。德國也已對垃圾焚燒場的“二次污染”引起警覺，一部分城市已不得不將其關閉。我們既不能盲目照搬某些發達國家的爭議數據，更不能重走某些發達國家的彎路。

這些事實告訴大家，我們還是要慎重一下，理論上的一些數據要經過我們較長時間實際驗證檢驗一下。

垃圾焚燒爐的安全距離確定一定要謹慎

馮永鋒：現在有一些城市的管理者認為他們引進了日本的技術、德國的技術，非常好，投資也很昂貴，能夠解決很多問題。即使這個技術真的有那么好，我們中國的管理能力好象也沒法讓它實現？

趙章元：從垃圾焚燒的技術上，我們不否認很多學者在研究，也改進了好多地方。爐子做的越來越嚴密，往外冒的氣兒越來越少，自動化控制，但是最終技術再高也就是達到歐盟標準，能保證他的歐盟標準的技術就是最棒的，達到歐盟標準是0.1納克/立方米，這個量是很小的，可以說按正常情況下對人的身體影響不大。但是二噁英有一個問題就在于這不是普通的、一般的可降解污染物，如果是可降解污染物，問題不大。而這種污染物是一級致癌物，是難降解的，它的半衰期是14年到273年，如果等它降解完了得五百多年，不管你是達到歐盟標準了還是沒達到，就算你達到0.1納克，也得吸進去一點點，它攢著呢，在體內積蓄著，幾十年對人的生命也差不多了，所以我們也不能認為達到這個標準就可以了，要特殊處理。至于幾百米的范圍合適？這個有待于我們充分論證，應有公眾參與，不能按照正常算出來的濃度數來簡單處理。

馮永鋒：按照學者們的理想的標準，中國的城區確實很難找到沒有人的地方，可行的辦法，在什么樣的位置比較好一點？比如像北京、上海這樣的超大型城市，也不可能運到幾百公里之外去，更不能老拋到大海去，只能在城市內部或者附近處理，合理的辦法是什么樣的？

趙章元：對，總要想辦法，作為科研人員也是要負責任的態度，但是現在在目前，我們沒有充分把握的條件下，無論如何要把這個距離先控制好。我們從現在掌握的國內外研究結果來看，也就是參考文獻報道，影響最大的是在清華那個學術討論會的文獻是0-500米是濃度最大的，1.5公里以外影響就很小。但是無論如何，三百米到五百米之內無論如何不能建這個，原來的七百米也太少，我們得控制這個數。

馮永鋒：環保部如果真的頒發了允許建立在300米之外的新標準？這個決定有什么樣的問題？

趙章元：是很危險的，不管頒布了也好，沒頒布也好，事實就是這樣，我們廣大民眾還是要實事求是，把這個問題找到最佳狀態，這個要算出來。但是我認為在目前這個形勢下，500米、800米，可能都是要慎重的。因為它的濃度不是說突然一下就沒了，他是逐漸過渡的。我們的學者算了1.5公里以外影響很少了，但是1.5公里以內他沒有說就沒有什么影響，肯定是隨著距離的變化是越來越少，日本人檢測的也是，他身體的二噁英含量是和距離焚燒爐的距離成正比，距離越大濃度就越小，影響也就越小。

如果按300米實施，據悉，為了緩解垃圾填埋污染的壓力，北京市計劃在十一五期間擬建20座垃圾焚燒場，它將擺布在首都京城的東西南北，當然也包括首都的上風上水地帶。如果真能實施，我國有可能會在一些大城市的帶動下，許多城市都將準備建設垃圾焚燒場。到那時，相信我國的焚燒爐會象雨后春筍一樣出現，一哄而起，很快就會遠遠超過日本的焚燒爐數量的最高峰（六千多座）。其后果不堪設想！即在當今全球性的垃圾危機到來之際，在嚴峻的垃圾填埋污染惡臭大背景上，在蓋上一層巨毒物，我國的高癌村就將會加速普及到全國各個城鎮，民眾的發病率還會翻上幾翻。

馮永鋒：跟煙囪的高度，或者叫它的爐子容量成正比嗎？

趙章元：煙囪高只是往遠處擴散，他越高飄的越遠，才能降落，它會擴大降落的半徑。

馮永鋒：現在根據您了解的國際上的垃圾焚燒爐生產商在國外有很多辦事處嗎？

趙章元：在國外垃圾焚燒爐的生產商，沒有發現他們的代銷店，他都是經過我們的項目經營人聯系，去買他們的，買完了可能有一點利益關系。

馮永鋒：我們中國許多本土的垃圾處理廠商，買的都是外國的技術，配套的是外國的東西？

趙章元：對，所以在這一階段我們特別要慎重，防止出現盲目的購買人家的東西，因為現在國外正處在禁燒和減緩、萎縮這個階段，大量的都在往外推銷，發達國家經常干這種事情，把那些電子垃圾什么的都弄到中國來了，我們不能吃這種虧。

馮永鋒：國內也有一些生產小型爐子的廠商，也在吹噓自己的技術很好，很適合中小城市的垃圾日產量，這是不是也是很值得關注的現象？

趙章元：當然我們發展自己的產品應該支持，但是要實事求是，確實你水平到了，那也未嘗不可，可以用。但是要注意有幾個條件，保持一定的距離，另外他的燃燒值、溫度都要控制好，自動程度到底如何，這都需要認真把好關的。

馮永鋒：我在一些地方看過幾個投入使用的爐子，確實比較粗陋。

趙章元：目前國內生產的畢竟有不少差距，垃圾焚燒環境評估項目，我參加過不少，也發現我們國內產的垃圾焚燒爐，包括清華大學產的垃圾焚燒爐，在各地的使用情況，基本上都發生了不少問題，都出現了不少問題，而且都是致命性的問題，所以我們要慎重，我們支持國產企業是應該的，但是我還是要實事求是的。

馮永鋒：接下來我們還是討論標準吧，您了解300米這個標準是怎么產生的嗎？是誰做的研究嗎？

趙章元：垃圾焚燒爐距離居民點到底多遠，這個問題爭論已久，我們國家遲遲定不下來，原來最初我們定的是1000米，因為我以前參加評審的時候，就按照環保局一個技術原則，是一千米，一千米以內不許有住戶，我們就按照這個標準來評估的。后來我們有些地方上管理部門提意見，說這樣就不好建了，能不能縮小點兒，在這種情況下，

又找了一些單位，有目的的修改了標準，第一次修改到800米，減少了200米，后來說還不行，又找了一家，又縮到700米，最終，最小的數據也就是700米，不敢再減了，為什么呢？因為700米以內誰都沒有把握，現在我們之所以說300米也好，有的算的才100多米，是用物理模型算出我的焚燒爐有多少排放量，有多大的空間，按照這個模式一算，算的再精確也沒多少，可能也就一二百米，現在我們有不少文獻報道這種計算有誤，說二噁英產生的影響、破壞程度比我們計算的數值要大的多，這是有文獻報道的，我沒做過試驗。這是一個方面。另外一個方面，最讓人難辦的是二噁英這個污染物毒性太大，它是一級致癌物，最討厭的就是它難降解，它的半衰期是14年到273年。如果到了人體以內就積累，它很容易進入脂肪，你的標準再低，它最后還是致癌的。所以我們要慎重就在于此。這個300米，我認為是太冒險，500、600米也是很冒險的，因為現在我們看到的事實是，日本1.2公里以內的癌癥相當于外邊的兩倍，這也是值得參考的，即使我爐子改進了，你不是1.2公里，你再縮也縮不到300米。

我的基本觀點是，科研成果要和實踐緊密結合起來。物理模型計算，我不懷疑你算的對，但是你要拿到實踐中檢驗一段時間以后，才能使用，我們原來搞純理論的人往往忽略了這一點，模型結果如果不和實踐反復的對照，沒用。包括我們垃圾焚燒問題，并沒有經過幾年的實踐去檢驗它。如上次環保部組織專家討論地下水污染問題，我們有位教授就提出垃圾填埋場模擬結果對地下水沒有什么污染和影響，管理部門很重視這個意見。而恰恰就在這個時候，北京市環保局報告說某垃圾填埋場建場之前地下水是優質飲用水，建場之后沒幾年在12平方公里范圍內地下水已經不能飲用了，事實勝于雄辯。這個模型一定要經過實踐的反復驗證，才可用。

馮永鋒：這個利益方是誰？是各地政府嗎。就是說把這個1000米壓縮到300米的動力來自于哪里？

趙章元：這個可以理解，管理部門要求距離越小越好選址，因為各地環保部門上下級經常提的意見就是我們選不到合適的地方，特別是大中城市，是不好選，現在就是在這種形勢下，我們是不是就沒有一個把關的，就到三百米？再不好選，我們應在別的問題上下工夫，在垃圾的其他的處理辦法上下工夫，不一定非得一棵樹上吊死人。

馮永鋒：包括焚燒也有人建議說不要做大中型的焚燒，做小型焚燒，比如在大興那邊有的搞了小型的焚燒爐，可不可以在小區里搞一些小型的焚燒爐？

趙章元：焚燒爐不能這樣做，是焚燒爐都要冒出一些毒氣，因為它在空氣中傳播很快，數量多就不行了。至于垃圾分檢，有一些企業他是搞小型的，把塑料分出來，消減率在一半左右，這是可以提倡的，但是最終還有一半還得去填埋。

馮永鋒：關于300米的問題，為什么這么順利的就通過了，難道國內沒有其他專家提出他們的質疑和反對嗎？怎么這么容易就被環保部通過了呢？

趙章元：這個我不清楚是怎么通過的，對于三百米的問題，北京市政府今年上

半年曾召開過一次國內知名專家垃圾焚燒學術研討會，會議上并沒有通過。當時在場的專家面已經相當寬了？既然通過了，我的態度是國家通過的東西就得執行，先執行，有不同意見可以去反映，我寫了一封信給我們環保部污控司和科技標準司，我的態度是要積極反映，把問題反映出來之后想辦法解決。公眾也應參與，環保部很重視公眾參與，如果大家認為這個不合理，我相信環保部還是會考慮調整修改的。

馮永鋒：除了您之外，目前為止，您了解到的在國內還有其他專家提出一些商榷的建議嗎？

趙章元：我還沒來得及跟大家進行討論，因為我也剛剛知道，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同小可，關系到我們整個全國馬上要開始的大規模的焚燒爐的建設。北京市這20臺要鋪開，北京城的東南西北都會有的。

到那時我們北京城的垃圾焚燒就熱鬧起來了，二噁英再達到標準，恐怕在北京上空分布的也基本均勻了，包括我們的上風上水，這個一搞起來以后我感到很可怕，風險太大，如果北京市20臺搞起來，政府一支持，300米可以，那我們全國大中城市就會一呼百應，我們歷來工作就是這么快的。所以我倒認為，上策還是集中力量，集中優勢，集中財力去攻破垃圾資源化，無非里邊有一些環節還不夠成熟，我們把力量花在這個上頭要比研究垃圾焚燒強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