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漕船考——精選推薦

2024年2月18日發(作者：粵語歌曲排行榜)

明代漕船考

封越健

漕運制度是明代的一項重要財政制度，由水路轉運南方糧賦供應京師百官俸祿、軍飽和宮廷消費。舟船是它的基本條件之一。運送漕糧的舟船，明代史籍中稱為漕船、糧船或運船，也有與民船相對而稱為軍船，又把運糧北上的稱為重船，歸返的稱為回空船只，或簡稱回空；或因其船式稱為淺船、遮洋船。漕船由漕運衙門統一管理，有一些專門規章制度。本文僅就有關問題作一些考證。

一、漕船的種類和式樣

明初曾從太倉海道運糧至遼東、天津，永樂十三年（1415）停止海運，實行河運，但還保留了由海道運糧到薊州等倉。隆慶、萬歷之際又短暫地實行過淮安到天津的海運。因此，明代的漕船有海船和河船兩種。

1.洪武、永樂時期的海運船

洪永時期的海運船有一千料海船和四百料鉛風海船兩種（料為船只載重單位、若干料船即為載重若干石），除明初《諸司職掌》記載了修造這兩種船所需物料外，其它史籍中對它缺少記載，大約不久就失傳了。萬歷《明會典》卷二○○“船只”中既不把它歸入海運船，也不歸入糧船，而且無以名之，只將它別為一項，列于各種船只之首。但它又說：“永樂初，漕江南粟，一由海道至直古［沽］口，入白河，抵通州，??海運用遮洋船。”《天工開物》卷九則記載：“凡海舟，元朝與國初運米者曰遮洋淺船，次者曰鉆風船（即海鰍）。”這兩種說法略有不同，但都說洪永時期的海運是用遮洋船。而實際上永樂十八年（1420）遮洋船才開始專用于薊州海運①，并非洪水時期漕運江南糧食的海船。

明前期登州曾專設海船運送布花、鈔錠至遼東賞軍。登州衛原設海船一百只，因罷海運，至（正統）十三年（1448）減八十二只，止存一十八只，歲撥五只裝運遼東賞軍花布、鈔錠。②這里所說“罷海運”，即是永樂十三年停止洪武以來漕運江南糧食的海運。因此登州衛的海船即是洪永時期海運所用的海船。嘉靖中龍江提舉司主事李昭祥撰《龍江船廠志》卷二載：“按海船者，即元之運船也。元都燕，挽東南之粟由海道入直沽。國初因之，永樂十二年會通河成而海運罷，然猶用之以輸遼東之花布，以備倭夷之侵擾”，也說明“輸遼東之花布”的海船即是“挽東南之粟”的海船。《名山藏》卷五○亦說：“海運罷，其海船以運布花于遼，及改為遮洋船通薊（州）、永（平）運”。可見，運布花于遼東的海船就是原來漕運東南粟的海船，而遮洋船是經過改造的另一種海船。這樣，我們大

致可以推定，洪武到永樂十三年運送江南糧食到遼東、天津的海運船，即是后來登州衛輸送遼東布花鈔錠之海船。這種海船正德四年（1509）一度以布花折價陸運停罷，五年復造，嘉靖三年（1524）奏罷，到李昭祥時（嘉靖三十年任龍江主事）已經“尺度無考”，李昭祥以“海船之不可廢，??因訪其遺制，圖以俟考焉”，為我們留下了這種海船的圖樣（見《龍江船廠志》卷二）。

關于明初海船，另一可知的情況是永樂時工部尚書宋禮提到過一千料海船需用100人駕駛②，其它情況便一無可知了。

2.隆慶、萬歷之際的海運船（附兩頭船）

隆慶五年（1571）因徐、邳一帶黃河淤阻，運河不通，海運之議紛起。山東巡撫梁夢龍在淮安買米2000石，雇淮安海雕船五只，每只裝米400石，用12人撐駕③，又在膠州買小麥二批各600石，分別雇靈山島船三只、四只裝載④，從海道運往天津。次年正式奏準實行海運，因海船未及打造，在淮安雇船300只，運漕米12萬石，以平定寧靜安全為號分為六小總，每號運正糧2萬石，每船400石，運至天津⑤。這次所雇淮船，應也是海雕船，屬于沙船類型，其船形，據當時直隸巡按李栻說：“今歲海運皆雇募濱海地方捕魚船及沙船，其制尖首闊腹，深艙高舷，上無棚樓，平安鎮板，與南方河船大略相似。惟其尖首闊腹而上無棚樓，可以破浪而不鼓風，惟其高舷深艙而平安鎮板，可以重載而不近水，且掌駕無有隔礙而帆檣便于轉旋，河海俱為便利。”⑥

隆慶六年（1572）經漕運總督王宗沐奏準，從次年起每年海運淮、揚二府漕糧20萬石，造船436只（內有把總座船10只），每只載糧600石，并裝水、什物等約200石，最大裝載量估計可至1000石，每船用12人，分別于湖廣、儀真打造，15年改造一次⑦。萬歷元年（1573）這種海船初次海運，漂沒6只，海運隨即停止。經王宗沐奏準，這種海船改用于河運⑧。但因“海船重而淺船輕，彼此并壅”，不便航行，萬歷二年直隸巡按蕭泮建議將它改作戰船或變賣，但未獲批準⑨，次年經戶部題準，“改海船以疏河道”⑩，這種海船才退出了河運。

弘治時大學士丘濬提到過一種用于海運的兩頭船，他說：“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制海舟者必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為難，亟以尾為首，縱其所如”，又“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11）。這種兩頭船“未之前聞也，其說始見于丘文莊公”（12），但丘璿提出后，許多書都提到這種兩頭船，并都畫出了圖樣，如《籌海圖編》、《武備志》、《三才圖會》、《龍江船廠志》等。這種兩頭船未見實際使用，只有嘉靖時一度議行海運，協助籌備海運的崔旦提出要用兩頭船（13），但那次海運最終未實行，這種兩頭船也始終未成為實物。

3.遮洋船

遮洋船用于從天津到薊州的海運。現將萬歷《明會典》卷二○○所列遮洋船和淺船的式樣列為下表，以便比較。

續表

從上表可知，遮洋船長（頭、底、梢長之和）共8丈2尺，闊（使風梁闊）

1丈5尺，較淺船長 1丈 1尺，闊 1尺，各部分都較淺船為大，其船式介于洪永時期的大海船和淺船之間。

早期的遮洋船“南京并直隸各衛歲運薊州等倉糧三十萬石，駕船三百五十只，用旗軍六千三百人”（14），每船載重量在800石以上，需用18人，有較多的海船特征，“舊設遮洋船以從海運，船大人眾，載米亦多”（15），而且“梁闊底深，閘河水淺難行”（16），不適于內河航行，因而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月奏準：“悉改為潛船而均派其人米之數”（17）。這里所謂漕船，即是淺船，嘉靖時漕運總督俞諫說：遮洋船“成化間又因海道不便，始自小直沽開通新河一道。

當將遮洋海船每二只該旗軍三十六名，改造五百二十五只，旗軍六千三百名。時船只、運道雖改，衛所官軍俱仍舊役”（18），《通漕類編》卷二亦載：遮洋船“原系火船三百五十只，后改作中樣淺船五百二十五只”。經過改造，巨船載

重五百余石，用十二人，后來稱為五百料遮洋船（19）。《明會典》所載遮洋船式樣，即是經過改造后的式樣，它仍較內河淺船為大。《明會典》卷二七又載：“（成化）二十三年，令改造遮洋運船為淺船，從新河趲運，其運糧并人夫，亦照淺船例均派，每船旗軍十名”，“該造遮洋運船，照依淺船里河木料一例打造”，把經過改造的遮洋船當作與淺船一樣了。但實際并非如此。《明會典》同卷即載嘉靖時“遮洋一總，每船額設旗軍一十二名”，它的造價、木料也與淺船不同。遮洋船完全改為內河淺船是在萬歷二十三年（1595），這年題準：“遮洋海船照依山東總下淺船規式改造，每船減去運軍三［二？］名，止用見軍十名領總。”（20）

4.淺船

明代漕運主要實行河運，用于河運的是一種四百料淺船，它的式樣已見前表。這種淺船“闊欲承載之多，淺欲盤剝之易。原定漕式，過越洪閘，涉歷江河，最為輕便”（21），其船式適應運河水淺的情況，萬歷初河道總督萬恭說：“祖宗時造淺船近萬，非不知滿載省舟之便，以閘河流淺，故不敢過四百石也。其制底平倉淺，底平則入水不深，倉淺則負載不滿，又限淺船用水不得過六拿，伸大指與食指相距為一拿，六拿不過三尺許，明受水淺也。”（22）《天工開物》卷九載有這種淺船的圖樣，并說它可載米2000石，按它的大小，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23）但這種四百料淺船最大裝載量遠超過400石，實際運輸中，正額漕糧加上各種附載，可超過七八百石，它的最大裝載量很可能達1000石，天啟時工部尚書王佐曾說：“漕規每船正糧不過五六百石”，而“裝載私貨不啻數倍”，要“今后造船定以千石為限”（24），可以作為一個證據。

雖然四百料淺船有規定的式樣大小，但各地淺船仍有大小之別。湖廣、江西的淺船因為要涉歷長江，比別處為大。萬歷元年（1573）督漕參政潘允端曾以湖廣、江西漕船“深大堅固，二船可抵三船”，建議以此改造別省漕船，可以節省造船經費（25）。萬歷后期虎賁右衛淺船曾“奉例改造大船由長江徑抵江西水次領兌”（26）。萬歷中遮洋船改為淺船還特地指明要照山東淺船式樣，可見山東淺船與別地也是不一樣的。

四百料淺船每船用軍十名，但浙江都司運船“每船或軍十名，或十一名，或十二名”（27），內選一名“身家有力者”為旗軍，又“推一老成者綱領之，謂之綱司；次綱司者又有攔頭、扶柁二人，相協持之；旗甲則管領之。凡出納必周，悉于綱司籍記之，余則共利，少則共償，其贏縮利害亦同也”（28）。這種分工也存在于遮洋船。

早期河船并未統一為四百料淺船。永樂無年（1403）河運北京的船有三種：“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29），這次河運所用系是民船，尚非官府統一打造。永樂十年（1412）工部尚書宋禮打造淺船500只系二百料船，每船用20人（30）。《通漕類編》卷二載：“永樂至景泰，船料大小無定，其數比今多三之二。天順以后始定船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五艘。”船式大小

何時規定史無明載。正統、景泰時船數達二萬余只（詳后），遠多于天順額數，因運糧總數大致固定，天順前船式必定較小。天順五年（1461）漕運總兵徐恭要求改建運河諸閘，因為“近造糧舟高大，閘殆不能容”（31），可見天順時船式已較以前為大。天順時大量減少船數，并加以額定，一定規定了一種較大的船式。因此，四百料淺船式應該是天順時確立的。

這種四百料淺船船式后來遭到運軍破壞。《天工開物》卷九載：“后運軍造者，私增身長二丈，首尾闊二尺余”。《漕船志》卷三指出：“近來各船身長■闊，多添梁頭，運軍利于私載，運官敢于公占”，運軍加大船式只是為了增加私貨帶運。萬歷四十七年（1619）直隸巡按毛一鷺說：每船所載漕米加以允許附帶的土宜最多不過五六百石，“乃今各總船無不可容千石者”，而其中“江、廣糧船體式愈大，令人駭目”，原因“皆由旗軍幫造，每船變產揭債，有貼至數金者，有貼至百余金者，遂放樣長大，恣所欲為”，以多裝私貨，沿途販賣，謀取厚利，“蓋彼捐本既重，價利必奢”（32）。江西、湖廣船式的破壞較之他省更甚。天啟六年（1626）戶部尚書郭允厚亦說：“浙、直、江、廣船之廣狹同而載米之多寡異，此皆為私貨地也”，要將江、廣船“比照浙、直規式改造”（33）。這是因為各地船只都是統一成造，而江西、湖廣漕船是由旗軍自行設廠成造。運軍私增船式，加重了“攬載之弊”、“膠滯之虞”，（34）運軍“每于兌糧完后即滿載私貨以行，船重如山，勢不得不灘淺起剝；移船如移山，勢不得不前脫后壅”（35），嚴重影響了漕運。明政府多次下令如式打造，但令行不止，反有愈演愈烈之勢。

一些史籍中說永樂時工部尚書宋禮最早使用淺船，但正如日本學者藪內清所說：“現在，內河航行的民船，大多數是平底的船，恐怕是自古以來就曾使用的。因此，在陳某（漕運總兵陳瑄——引者）以前，宋禮就使用了平底船，決不能說這就是宋禮發明的。”（36）即使在明代，洪武年間也已經由官府打造這種淺船用于河流，“太祖既得燕都，專設大河等衛打造二百料匾淺船，每一船載米二百石，經由黃河入濟寧閘河，至臨清下衛河以達北京”（37）。

這種四百料淺船的來歷，明代人又通常有這樣的說法：“永樂中改海運，遂改四百料（海船）為淺船，淺船因海船得名”（38）。這種說法僅出于載重相同的推測，從上文可見，顯然是錯誤的。淺船之名乃是因其船式而來。

5.其他用于運糧的船只

在通州、河西務鈔關等處還設有剝船以備剝淺搬運，通州石壩設180只，土壩90只，“自二壩至張家灣為外河，每糧船起剝，接至里二泗以便淺船抵壩”（39），通州慶豐等五閘設300只（后增至330只），屬通糧廳；河西務、楊村等處設600只（后增至800只），屬河西務鈔關。通州剝船長六丈，闊一丈二尺，河西務剝船長五丈，闊八尺五寸（40），通州剝船“每船船頭一名、撐夫四名”（41）。剝船由官府出銀在清江提舉司打造，發經紀或船戶領用，船價逐年從腳價內扣除（42），萬歷七年（1574）規定：“剝船十年一造”（43）。剝船為官

造民用，與其他漕船官造官用不同。但當官船不敷使用時，“每至雇覓民船”（44），河西務未設剝船時也“俱雇民船起剝”（45）。

屬于剝船性質的還有昌平鎮和密云鎮的泓船，昌平設384只，密云設400只（船數偶有增減）（46），糧船到通州后再由泓船將其中的邊糧運至昌平、密云。泓船在通州草廠打造，也由經紀領用，船價六年內在腳價中扣還。

萬歷二年（1574）直隸巡按蕭泮題準：“置腳船以備不測”，他說：“江南巨艦各有小艇隨之，號曰腳船，以備緩急”，要動支糧價余銀打造，每淺船20只備腳船1只，每只用軍4名（47）。這種船的具體情況不得而知，此外也未見其它記載。

明初用于運糧的還有三板劃船。永樂二年（1404）“今海運糧到直沽，用三板劃船裝運至通州等處交卸”（48），也屬于剝船。《龍江船廠志》卷二載有三板船和劃船的尺寸和圖樣，并說“二船名異而制同”，是一種“極小而最捷”的戰船。

二、漕船的數額

1.漕船的數額

明代漕船的總數，據《漕船志》卷三載：明初“當時船數、船式未經定議，每年會議糧運合用船只，臨時派造，以為增減”，天順以后定為11775只。《明史》卷七九載為11770，蓋舉其整數。

天順以前的船數多少不一，也無明確記載。我們只能大體推測，洪武時的海運船數，《明史》卷八六載：“江、浙邊海衛軍大舟百余艘，運糧數十萬”，這個記載似乎偏低。洪武十三年（1380）一次就“造船一百六十六艘以備海運”（49）。洪武時海運遼東糧初每年60萬石，后因海船增加，增至70萬石，如以一千料海船運，需船700只；如用四百料船，需1750只。洪武時的海運船數應在兩者之中，不應僅有百余艘。永樂時海運船數比洪武時有所增加，從永樂元年到十三年，《明太宗實錄》中每年都有一、二次打造海運船的記載，永樂元年（1403）就二次造海運船388艘（50），五年曾一次將海運船249艘改為出使的洋船（51）。永樂時海運最高曾達100萬名，一千料船需1000只，四百料船需2500只。永樂十三年（1415）戶部曾說：“每歲海運船約有一千一百余只，運糧八十余萬石到于北京”（52），而永樂四年（1406）浙江觀海衛百戶楊茂說當年“隨總兵官平江伯率領糧船一千三百只，欲往北京交卸”（53）。

永樂十三年（1415）初行河運時的里河淺船數額，“以淺河船三千只支淮安糧運至濟寧，二千只支濟寧糧運赴通州倉，??其天津并通州等衛官軍于通州接運至北京”（54），當時京通間河道狹隘，通州至京可能是陸運，因此當時運船

共5000只。宣德四年（1429）從各地抽調民船，八年又增造3000只，那時總數已達萬余艘。右副總兵吳亮曾“督糧船萬余艘”（55），正統時超過二萬只（56），景泰時“其數比今（萬歷時）多三之二”（57），也有二萬只以上。

天順額定船數后仍有變化。成化時為12114只，正德時為12000余只，嘉靖初為12140只，后一度降為12104只（58），嘉靖時又額定為12143只，這個數額一直保持到崇禎時期（59）。但實際船數以后有所減少。嘉靖二十九年（1550）以“遮洋船多造無用，宜額定二百八十艘，余悉停造”（60）。后來每有漕糧永折，漕船也就減造。萬歷五年（1581）山東、河南漕糧定額折色14萬石，山東總因此每年減造32只；湖廣每年折色37000石，也如例減造；二十三年（1595）江北永折43000余石，將原派中都、淮大二總各衛每年額造運船13只4分俱免打造，并“以后如有永折悉照今例一體減造”（61）。

2.漕船的減存與短缺

漕船并非全部在運，常有一部分處于停運狀態，這種空余糧船稱為減存運船。減存運船按例“每十船減留一只”，另外“因浚河放回”也屬減存（62）。造成減存的原因還有：

（1）漕糧改折。如弘治七年（1494）河南巡撫徐恪議準漕糧改折四分之一，可省漕船2700余只進行修理（63）；嘉靖二年（1523）折江南等處漕糧90萬名，“所余漕船聽令修艌”（64）；萬歷四年（1576）張居正奏準折漕三分之一共114萬石有奇，省船3755只（65）。（2）漕船凍阻在北，不能南返領運次年漕糧。如嘉靖十八年（1539）凍阻運船2900余只，免予下次裝運，該運糧96萬余石以災傷地方漕糧折銀上納（66）。（3）運軍停運。如正統十四年（1449）以江西、浙江運糧官軍勤勞已甚，下令次年漕糧由糧長及大戶代運（67）。土木之變后相當一部分運軍留在北京操守，漕糧由民自運，漕船因而停運。但這種情況較少見。減存運船運軍須出辦造船料銀，“先年議準，凡遇災免之年，糧改折色，各衛所運船空閑者令歇役，運軍每名辦減免料銀二兩四錢”（68）。減存運船必須妥善保管，由各總掌印官、委官督軍看守，彼此取結，“如有損失，委官缺十只者照例降一級，掌印官缺至十只以上者問罪降一次，每十只加一等，降至三級而止，船軍照例問罪追賠”（69）。但減存運船有時也被派運其它衛所漕糧。如正德二年（1507）湖廣、江西、浙江等處因衛所缺軍疲弊改折漕糧14萬石，減運空船改運遮洋總缺船漕米（70），嘉靖十五年（1536）將“江北、中都三總兌運山東糧內每年量撥五、六萬石派與遮洋總下德州、天津等衛空開［閑？］軍船運赴京、通二倉上納”（71）。

與漕船空置相反，更多的是漕船短缺。所謂“缺糧百無一二，缺船則十處而九矣”（72），如正德八年（1513）缺3200只，十六年（1521）缺2044只，嘉靖二年（1523）缺2109只，三年（1524）缺2266只，天啟時“無衛不缺，無幫不少”（73），崇禎時“運船多缺，運事大壞，持籌者蒿目焦思，無能為計”（74）。漕船短缺的原因為：“運船有被流賊燒毀者，有被河水暴漲漂流者，有在江湖沉溺者，又有經過洪閘磕損拆卸無存者，加之官軍虧損正糧因而盜賣以致運糧缺船

（75），另外補造不及時也加重了漕船短缺，僅萬歷四十年（1612）清江造船廠歷年積缺未造就達2016只（76），萬歷四十七年（1619）直隸巡按毛一鷺也說：漕船“任其廢缺不行查造”（77）。

漕船短缺有時會造成漕糧改折。如正德八年（1513）缺3200只，漕運總督張縉建議改折96萬石，戶部議準改折60萬石（78）；萬歷十三年（1585）因浙江漕船料價不敷不及成造，而改折杭州府新城、于潛、易化三縣漕糧（79）。

漕船短缺的漕糧更多是“非雇覓民船入運，則灑派軍船加帶”（80）。雇募民船腳價隆慶時“每船費水腳銀七八十兩，少亦不下四五十兩”（81），崇禎時“每只費價大者伍陸拾金，小者參肆拾金”（82）。這筆費用無一定來源，先時從原備盤剝的輕赍銀內動支，“倘有不敷，借倩累軍”（83），一度以所缺運船上的運軍行、月糧支給，后來則由地方有司支給，如萬歷三十九年（1611）雇民船二千有奇，“腳價盡屬有司設處”（84）。船戶應得腳價常被剋扣，“民弱軍強，文馴武悍，有司、糧長每為運糧官旗所迫脅而雇募浸失其初意，于是有軍民平出其值者；有軍認三、四，民認六、七者；甚至有獨出于民者”，不僅如此，“漕船過關猶或免稅，至應募民舡則無一獲免者，鎖吊拷勒，數且倍之”（85），受雇運糧對民船實是一場災難，每遇雇募，“船戶有揚帆走者，有棄船者，有沈河者”（86），避之惟恐不及。

缺船漕米也常由其他運船附載，每船所帶數量不等，此即所謂灑派搭運。

雇募民船、灑派搭運給漕運帶來了嚴重的危害。萬歷元年（1573）總理河道萬恭曾指出：“雇船有三害：民船底尖，入水深而易膠，牽挽不前，一害；運官勒掯水腳，攜妻子泣告者踵踵矣，累及民船，二害；一民船膠則千淺船皆阻閘，漕不能速進，三害。此雇船之病河道也。搭運有五害：今年全運四百萬石，江南糧多船少則搭三十石、五十石甚至一百石，彼倉淺者水甚近，江河巨流壓之即沉，往往見告矣，一害；以十卒而挽四百石猶懼不勝，今挽五百石，其艱苦若之何，二害；搭運重則淺船入水有八拿以上者，臣熟察之，亡有舊制矣，是困河道也，三害；搭運多，即幸不膠，抵灣必遲，安能早運，四害；抵灣遲必回空遲，直守凍耳，胡以待新運，五害。此搭運之病河道也。”因此他呼吁將“雇船、搭運坐困之弊一切痛革”（87），但因為明中期以后始終存在大批缺船，也就不可能消除雇船、搭運的現象。

三、漕船的運載

漕船專載漕糧，明政府嚴禁其它衙門調用，宣德二年（1427）因“近年工部及諸衙門輒均載諸物運赴南京，致軍士疲勞，道途淹延月日，餽運不足，??遂下令嚴禁，違者治罪”（88）。此后因公挪借漕船的情況很少見，僅在戰時偶一為之。萬歷二十年（1592）因防倭曾“議留運船以充戰船”，結果將遮洋船400余只留用（89），二十六年（1598）因支援朝鮮撥漕米十萬，“或加修清江見船

或改造限滿洋船”發往義州交卸（90）。因私挪用漕船也不多見。成化二十二年（1486）刑部右侍郎侶鍾供漕船運母柩，為漕運總兵王信劾奏下獄，結果降二級調為云南曲靖知府（91），弘治時有“高通政者與戚里有連，貸運舟以規厚利，其豪奴怙勢”，為漕運總督張敷華“廉得之，痛加捶撻不可容”（92）。明代這一規定執行得較為嚴格，無論公私挪借漕船的情況都比較少見。

每只漕船額定運載正耗潛糧472石，此外還有一些別的公私物的附載。

1.漕糧之外明政府的附載物品

（1）蘆席板木：系備各倉鋪墊之用。蘆席“山東等總應納斜席，浙江等總應納方席，俱照題準式樣”，斜席長6尺4寸，闊3尺6寸，方席長闊俱4尺8寸；松板每片長6尺5分，闊 1尺3寸5分，厚5寸5分，楞木每根長1丈4尺9寸，圍2尺5分，不如式者不得上納（93）。正統十三年（1448）“令各處兌運民糧每二石與新蘆席一領，其淮安等處倉支運者每二石領墊倉舊席一領，至京、通二倉每百領除損壞止納七十領”（94），共運200萬領。嘉靖八年（1529）議準：“兌軍民糧交納蘆席以三分為率，二分納本色，一分折銀”（95），十二年（1533）又題準：“改兌米二石該席一領，本色五分隨糧進倉交納，折色五分交納太倉銀席”（96），共有127.5萬領，為數相當可觀。蘆席隨糧交納，板木則由有司出價，運官自買上納。每兌運米2000石納楞木 1根，松板9片，“亦以三分為率，二分納本色，一分納銀”（97），共木1110根，板9700片，為數亦不少。

（2）城磚：明朝在儀真、臨清設有磚廠，由軍民船只帶運。漕船帶磚始于天順時，初每只帶磚40塊。嘉靖十四年（1535）曾達192塊，隆慶二年（1568）起每船帶臨清磚48塊（98）。此外弘治十八年（1505）還曾帶張家灣諸廠磚隨糧轉運，以鋪京、通各倉曬米場。

（3）酒瓶：原南京光祿寺每年運送細酒10萬瓶，嘉靖七年（1528）起解儀真由漕船及官員船只順帶，各省糧船由儀真閘者每只帶30瓶。（100）

（4）布花：由遮洋船每年帶運德州常盈庫布10萬匹、綿花3萬斤至薊州給軍。

（5）修河材料：由有關官員隨時題請帶運。如永樂時漕運總兵陳瑄于淮安西湖中筑堤十余里為挽舟路，“令漕卒順載小木暨上，積之堤上，遇堤壞即修”，正統時續修，所需雜木由邳州等州縣采集，“候漕舟還，令載以往；若土則令漕舟及商舟皆載以輸”（101）。萬歷五年（1573）河道總理萬恭修高郵、寶應湖諸閘采石于徐州，“而今回空糧船順載之”（102）。天啟七年（1627）修筑駱馬湖堤岸，因駱馬湖沙土難筑，而“邳土堅凝”，也令回空糧船帶取（103）。

（6）每船額定漕糧外的糧米：前期主要是帶運上年寄囤在沿途的漕糧，如景泰四年（1453）沙灣河決，漕運不通，湖廣都司所運漕糧36萬余石寄放天津，

除陸續順帶支放外，82000石在六年由運船帶至通州（104）。弘治七年（1494）河決張秋，將“運船勢不能至者姑以次收受地水次倉，以俟明年分船帶運”（105）。另外前期曾令運糧官軍犯罪者于淮安常盈等倉支米，另行雇船運至京倉，后“支米者并載于原運糧船”，天順七年（1463）改為納米贖罪，運船不再附載（106）。至天啟元年（1621）起在遼餉內扣一部分買米30萬石，責成浙江、直隸、江西、湖廣每運漕糧10石，帶買1石（107），通于頭幫或尾幫漕船內在天津截留。天啟五年（1625）又準納級納監可以輸米，令“凡有漕運省直產米處所”，“隨時定值，悉照銀數輸納本色于臨近水次倉口收貯，各以漕船帶解”（108）。

除上述物品外，偶爾還有其他物品附載，如正統四年（1439）將南京寶船廠木材及油麻等物料“令軍船順帶赴臨清、淮安二提舉司交收”，修造漕船（109），萬歷元年（1573）要給各倉置斛，由“漕運衙門查將造解木料分給各幫頭船順赍送東官廳”（110）。這種附載在洪、永海運時就有了，洪武七年（1374）太祖“令太倉海運船附載戰襖及褲各二萬五千副賜遼東軍士”（111）。

這些附載給漕運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第一，增加漕船載重，使漕船阻滯難行。隆慶時漕運總督張翰就因帶磚增多，指出：“馴至載重難行，頻年又因河流變遷，水道淺深不一，船重則轉動不快，趨避既難；水淺則阻閣多慮，干系尤大。察彼疲軍之力，委有所不堪矣”（112）。第二，增加漕運官軍負擔。崇禎時陜西道御史謝三賓說：運年諸費繁多，“以至領磚交磚，領瓶交瓶之贅役莫不有費”，使運軍負擔過重。盜賣漕糧勢所必至（113）。又如遮洋船帶布花，“初欲便民今實累軍”，成化二十三年（1487）令每布一匹、綿花二斤給腳價一文（114），但“監收者往往以不如式責令陪償，為累特甚”。嘉靖十八年（1539）改令有司隨船自解，如不如式與運軍無關（115），不數年仍以“該倉驗收勒軍陪補，情殊不堪”，再次下令“本總出船裝帶，不領腳錢，仍責有司經收人員自管交納”（116）。所帶板木雖是有司出價，運官買納，但價銀一律，而板木各地貴賤不一，運官仍不免賠補。第三，明末帶運遼糧給漕運帶來了極大混亂。遼糧30萬石，后來毛文龍又截留漕糧10萬石，都在天津交卸，海運至遼東等地，使得“近年有等奸弁利天津近便，故意包攬客商，延捱過洪過閘，每周截津，爭與殿后，雖前途竭力至津，亦伏蛙步不前”（117），以致“應截者在津，不應截者亦在津，致歲暮守凍，太倉所入大虧舊額”（118）。不僅如此，漕糧必須曬揚干潔，而遼糧不須曬揚，“官旗遂盜賣插和”，漕糧與遼糧相混后，“未幾糠變為塵灰，潮潤竟成腐朽”（119），使漕額虧損，又因不堪食用，導致軍士不滿。

2.土宜和違禁私貨

明朝還允許運軍附帶一定數量的自用什物或土產，稱為土宜。這種附載始于洪武時期，仁宗曾下敕：“洪武中有令許運糧官船內附載己物以資私用，今后準此，令官府無得阻當［擋]。”（120）土宜限額，成化十年（1474）定為每船10石（121），大約在正德時增為20石，嘉靖元年（1522）戶部已稱舊例每糧船一只許帶土宜20石（122），嘉靖時為40石（123），萬歷七年（1579）定為

60石（124）。土宜在各關免予抽稅。但明前期官吏常借盤驗為名掠奪運軍土宜，正德時漕運總督臧鳳說：“近年所司罔肯體恤，運船但帶柴菜竹木等物經過瓜、儀抵京，大小官司俱要攔阻搜盤，求索虐苦，雖流涕哀氣，終不憫惻。至于空船回還，又假以盤鹽為由，每處拘留三五日或十數日，勒取執結，不容放行，雖咸菜魚腥之物亦皆搜去，甚至有將官軍行李衣鞋公然挾制盜取，不敢言喘。如斯之害，已非一日。”（125）明后期因運軍日益驕橫不羈，已無這種情況，只是偶爾有“榷關者不諳故典，勒其納科，以致運艘稽遲”，引起“軍旗喧哄”（126）。

明朝規定：“凡漕運船只除運軍自帶土宜貨物外，若附帶客商、勢要人等，酒、面、糯米、花草、竹木、板片、器皿貨物者，將本船運軍并附載人員參問發落，貨物入官，其把總等官有犯降一級，回衛帶俸差操”。萬歷十八年（1590）總理河道潘季馴題準，運軍土宜中禁載“竹木沉重等物”（128）。這些物品以及超過限額的土宜，均屬違禁私貨，對此明政府歷來嚴加盤查。萬歷十二年（1584）規定：“運軍土宜，監兌、糧儲等官水次先行搜檢，督押司道及府佐官員沿途稽查，經過儀真聽趲運御史盤詰，淮安、天津聽理刑主事、兵備道盤詰，六十石之外俱行入官，前途經盤官員徇情賣法，一并參治。”（129）檢查不可謂不嚴密，但禁而不止，私貨帶運日甚一日。萬歷十八年在濟寧查獲南昌衛、饒州所漕船帶竹木達136.5萬余斤，所帶木筏擠塞河道，除折合每船可帶60石外，超載28.5萬余斤，而“未盤之先，沿途開廠發賣已多，該道所報僅及其半，船內磁、鐵等器又不知其幾何矣”（130），回空漕船也常有“有等奸旗于卸糧之后延挨攬載以致舟重凝滯”。（131）違禁私貨除運軍借以補充生計外，多系運官所為，潘季馴指出：“究其來由，運軍一貧如洗，烏得有此巨貨？盡系運官通目把總販賣營利，勢壓旗軍，分派裝載”（132），把總往往“沿途派搭私貨，責令各船包認發賣，名曰貨錢”（133）。弘治時總督糧儲戶部尚書王繼也提出：“江南、北運船各把總不恤軍士，往往為勢家附私貨，盤灘剝淺，所費不資”（134），這又加重了運軍的負擔。運官附載私貨造成很壞影響，“把總運官亦或因公濟私，帶貨覓利，總分于衛，衛分于所，所又分帶于旗軍，遂致旗軍乘機夾帶”（135），使私載更為嚴重。

另外需要一提的是漕船帶鹽的問題。唐宋時都允許漕船帶一定數量的鹽，但明朝雖有多人題請，只在很短的時間內允許帶鹽。弘治十三年（1500）曾奏準：“德州至揚州關隘勿諸回船軍帶鹽五十斤以下者”（136），十六年即以帶鹽“遂致私販公行，鹽法阻壞”，而‘罷前例，運軍食鹽止許旋買旋用”（137）。漕船夾帶私鹽也是禁而不止。成化時“回還船只廣載私鹽，阻壞鹽法”（138）。明末“北來各船動多夾帶私鹽，而回空糧船為甚，船艫百千，揚帆沖關，倘搜緝消息，持挺放火，群擁拒捕，莫可呵阻”（139）。在查鹽上各處鹽政官與漕運官常發生矛盾，鹽政官總要嚴查私鹽維護鹽課，漕運官又擔心查鹽會阻滯漕運。萬歷時巡倉御史趙文炳申飭漕政九事之一要“禁搜鹽以安回軍”，竟得報可（140），崇禎時直隸巡按何可及亦說：“津關借搜鹽以留難誠宜禁止”（141）。鹽課是明政府重要財政來源，對運船帶鹽仍是一貫嚴格檢查禁止的。

漕船附帶土宜及違禁私貨促進了南北物資交流、商品流通，明朝的稅收因而減少。但明朝的漕運受到的沖擊更為嚴重。運船所帶私貨載重難行，又沿途發賣，致使航行緩慢違限，運官附載還使運軍更為困弊；為了帶運私貨，謀取厚利，甚

至“今多以原總耗米盡賣輕赍，置買私貨于沿途發賣，以致稽遲，及至來京反買倉米補納，多不足數”（142），漕糧也遭到損失。

注 釋

①星斌夫：《■■■■遮洋漕運的起源》，載（日）《史學研究》卷53，第8期，頁38，1942年。

②⑤（16）（48）（54）（121）（127）（129）萬歷《明會典》卷200、卷27。

③④⑥梁夢龍：《海運新考》卷上、卷上、卷下。

⑦王宗沐：《乞廣餉道以備不虞疏》，《明經世文編》卷343。

⑧王宗沐：《海運疏》，《明經世文編》卷344。

⑨⑩（25）（47）（65）（76）（84）（89）（90）（110）（124）（140）《明神宗實錄》卷33、41、15、33、52、493、493、249、323、9、91、291。

（11）丘濬：《漕運之宜》，《明經世文編》卷71。

（12） 李昭祥：《龍江船廠志》卷2，《舟楫志》。

（13）崔旦：《海運考》卷上，《船舶考》。

（14）（31）（56）（67）（101）（104）（106）（109）《明英宗實錄》卷298、325、50、176、64、63、358、59。

（15）（17）（105）（114）（134）（136）（137）《明孝宗宗實錄》卷5、5、84、92、5、143、167、203。

（18）俞諫：《漕例疏》，《皇明疏鈔》卷42。

（19）（21）（52）（68）（75）（80）（83）（122）席書、朱家相：《漕船志》卷4、3、6、4、6、6、6、6。

（20）（38）（43）（44）（57）（61）（69）（93）（96）王在晉：《通漕類編》卷3、2、3、3、2、3、3、3、3。

（22）《明史》卷85，《河渠》三，《運河》。

（23）據計算，淺船排水量不可能達到100噸，因此載米不可能達2000石之多。見鐘廣言《天工開物》注釋本，頁237注③。

（24）（33）（34）（103）（108）（119）（131）（139）《明熹宗實錄》卷20、78、78、87、55、81、63、41。

（26）（40）周一龍：《漕河一瞥》卷2、3。

（27）陸容：《菽園雜記》卷2，頁150。

（28）孫承澤：《天府廣記》卷14，頁173。

（29）（50）（51）《明太宗實錄》卷21、22、24、71。

（30）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46。

（32）（35）（72）（77）毛一鷺：《題為轉餉竣事敬佐末議等事疏》，《神廟留中奏疏匯要》戶部卷4。

（36）藪內清：《關于糧船》，載《天工開物研究論文集》頁192，商務印書館1959年。

（37）劉辰：《國初事跡》，頁22下，《金聲玉振集》本。

（39）（41）（46）（98）（100）周之翰：《通糧廳志》卷8、12。

（42）吳仲：《通惠河志》卷下，《明世宗實錄》卷89。

（45）馬卿：《趲運糧儲疏》，《明經世文編》卷170。

（49）（111）《明太祖實錄》卷129、87。

（53）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3，太宗六年七月己酉，第1冊，頁220。

（55）（88）《明宣宗實錄》卷111、130。

（58）以上數字分見：《漕船志》卷4、《明武宗實錄》卷85，《國朝典匯》卷6。

（59）鄭曉：《今言》卷3；談遷：《棗林雜俎》卷上。

（60）（64）（66）（71）（115）（116）《明世宗實錄》卷366、31、231、191、232、329、236。

（62）（91）（142）《明憲宗實錄》卷268、285、84。

（70）王瓊：《漕例疏》，《皇明疏鈔》卷43。

（73）天啟六年十二月初六日漕運總督蘇茂相《疏為再陳漕撫事宜》，李長春纂：《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頁746上。

（74）（85）（113）（118）（141）《崇禎長編》卷32、32、58、3、5。

（78）（92）（99）《明武宗實錄》卷106、39、8。

（79）溫純：《懇乞天恩俯賜議處漕糧以蘇運務以拯民困疏》，《溫恭毅集》卷3。

（81）王宗沐：《條為議單款目永為遵守疏》。《明經世文編》卷344。據《明神宗實錄》卷2，此疏上于隆慶六年六月辛末。

（82）張彝憲：《嚴剔漕弊等事》，《崇禎存實疏鈔》卷4。

（86）鄭三謨：《厘漕弊裕關課疏》，《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卷180。

（87）章潢：《圖書編》卷53；《明史》卷85。

（94）（95）（97）王圻：《續文獻通考》卷37。

（126）《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卷182。

（102）萬恭：《治水筌蹄》卷下。

（107）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21，《江南》九《松江府志》、《田賦》一。

（112）張翰：《暫免帶磚以恤運軍疏》，《明經世文編》卷300。

（117）天啟六年三月十四日河南道御史王業浩《疏陳切要以飭漕規》，李長春《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頁665下。

（120）《明仁宗實錄》卷6下。

（125）張萱：《西園聞見錄》卷37。

（128）（130）（132）（135）潘季馴：《官旗挾帶私貨疏》，《河防一覽》卷12。

（133）鄭欽：《條陳六事疏》，《伯仲臺諫疏草》卷上。

（138）謝肇淛：《北河記》卷6。

封越健，男，1965年4月生于浙江紹興。1982年9月入杭州大學歷史系學習，1986年7月畢業。同年9月考入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師從鄭克晟教授學習明史。主攻明代中期政治史及明代財政史。1989年6月畢業，獲歷史學碩士學位，同時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從事清代經濟史研究。現為該所助理研究員。主要論文有：《明代名將譚綸的抗倭功績》（《明清史論文集》（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明代京杭運河的工程管理》（《中國史研究》1991年1期）、《論明代京杭運河的管理體制》（《明史研究》第五輯）、《論清代商人資本的來源》（《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