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與個體痛楚_評_中國制造_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_

2024年2月19日發(作者：你愛著誰)

社會轉型與個體痛楚———評《中國制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鄭廣懷(MadeinChina:　　潘毅博士的《中國制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WomenFactoryWorkersinaGlobalWorkplace)一書通過對深圳經濟特區一家電子廠年輕女工生活的民族志考察,深入探討了全球化對于中國農民工日常生活的意義。作者全面分析了農民工外出打工的動因、在工廠和城市遭遇的歧視、對剝削的有限的公開抵制和女工的身體痛楚(pain);深入考察了打工妹的身份認同(identity)在現行體制、全球資本主義和父權制三重壓迫下的形成過程和打工妹的身體呈現。鑒于該書對底層(subaltern)勞工研究具有的開創性意義,我將從底層研究的角度來進行回顧和評論,討論其理論定位和不足。一、三重壓迫下打工妹主體的形成　　作者將工廠視為一個針對打工妹的社會暴力(socialviolence)的場所。在這個場所中,打工妹受到三重壓迫,首先是全球資本主義,其次是現行體制,最后是家庭的父權制。作為一項力圖在理論上有所建樹的研究,作者將她的討論置于一個非常寬廣的理論體系中。作者采用馬克思和福柯的理論考察了現行體制和工廠對勞工的控制及其剝削手段;采用福柯和克萊曼的理論以及德勒茲和瓜塔里關于“抗爭的次文(minorliteratureofresistance)的思想,分析了打工妹可能的抗爭方學”(minorgenreofresistance)。式,并將它概念化為“抗爭的次文體”在導論中,作者首先講述了曉明(Xiaoming)的故事。1993年11月19日,深圳市葵涌鎮致麗玩具廠發生了一場大火。在這場大火中有87211

社會學研究　2007.2①人死亡(其中女工85人),另外20人重傷,25人輕傷。曉明就是在這場大火中經歷了與所有同鄉姐妹們的生離死別而幸存下來的打工妹。相關的調查數據表明,在珠江三角洲地區,農民工的基本勞動權益經常②受到肆意侵犯,工傷事故的發生更是司空見慣。根據我的調查經驗,這些從農村外出打工的女工是知曉這種工傷風險的,很多人在工作過程中通過頭痛、背痛和眼睛疲勞等身體痛楚的方式真切體會到了勞動環境的惡劣和工傷風險的存在;她們也對在城市中可能遭遇到對其農村出身的歧視有所認識。但問題在于,如此的高風險和可能遭遇的歧視并不能阻擋外出打工的夢想和渴望,正如作者所說,曉明所經歷的這場大火能使廠房崩塌卻無法將年輕打工妹們的夢想燃成灰燼。這是為什么呢?作者在第二章分析了外出打工的動因。作者指出,從農村地區涌向城市的“民工潮”遠遠不是將其歸因于貧困或者農村剩余勞動力過多等觀點所能解釋的。貧困作為具體的社會欠缺形態,是由國家權力與資本權力共同創造和組織出來的。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巨大反差,是戶籍制度持續實施的結果,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既有的城鄉差距被國家和市場共同建構出一種消費性話語,從而不斷激起一種力圖消除這種差異的社會性欲望。換言之,農村的貧困和巨大的城鄉差異,不僅僅是一種社會存在,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建構(socialconstruction)。對像曉明一樣的打工妹來說,她們并不幼稚或是被騙進工廠工作,也不是被家庭強迫外出打工的。打工妹們在知道工廠生活的現狀以及可能遭遇剝削、歧視和危險的同時,仍然選擇進入工廠工作,其原因在于她們具有擺脫貧困落后的農村進入現代化的城市從而成為現代人的強烈欲望,她們在成為工業生產者的同時,也成為了現代商品的消費者。此外,外出也意味著擺脫家庭的掌控,過上一種“自己掙錢自己花”的自主生活。簡言之,外出打工既是一個進入現代化的過程,也是一個獲得個人自主的過程。①這場大火產生了巨大的國際和國內影響,人們開始意識到,農民工確實為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當時《工人日報》,《、光明日報》都對此進行了報道和提出抗議。許多從事中國勞工問題研究的學者也對此進行了詳盡的分析(佟新,2003)。②根據深圳市勞動局1996年進行的《深圳市勞務工思想道德狀況調查》,55%的外來工在上一年度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勞動問題(Thireau&Hua,2003:84)。時隔7年之后,根據本人2002年12月在珠江三角洲進行的“外來工需求調查”,外來工發生工傷(不含職業病)的比例超過四分之一(譚深、鄭廣懷,2003)。212

書評社會轉型與個體痛楚盡管作者強調外出打工是一種自由選擇,但該書的主要旨趣在于分析打工妹遭遇的剝削和她們可能的抗爭方式。在第一章中,作者著重探討了權力如何與資本結合從而阻止勞工的抗爭。一方面,國家放松了對戶籍制度的限制,使得資本可以獲得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另一方面,戶籍制度仍然禁止農民工在城市永久居住,他們無法成為城市常住人口,無法擁有城市人應有的公民權利。農民工的暫住人口特征決定了他們的高流動性,因此很難組織成有效的集體抗爭。這樣資本就獲得了馴服的、臨時性的勞工。簡言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需要農村剩余勞動力,但同時現行的制度安排限制了工人階級化過程的出現,導致他們無法在城市中扎根并形成工人階級的生活小區,從而共享工人階級的經驗(任焰、潘毅,2006:31)。現行體制對農民工抗爭的限制不但體現在制度層面,同時也體現(discursivedyslexia在意識形態層面。作者進一步分析“階級的失語癥”ofclass)。盡管中國工人階級的權益狀況十分惡劣,但與此同時“,階級”這個詞匯卻已經被掏空得只剩下一個軀殼。　　階級的話語不僅被國家現代性的霸權話語所取代,同時也遭到了普通民眾,有時(甚至)是工人階級自身的普遍憎惡。(Pun,2005:24)作者指出,由于國家致力于成為全球經濟鏈條中主要的商品供應者,它不僅對建立工人階級意識失去了興趣,而且采取了刻意回避的政治策略。去除階級分析,是為了回避階級差異和社會特權而采取的一種政治策略,從而給強調個人主義、專業分工、機會均等和開放市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鋪平道路。總之,現有的制度安排和霸權性意識形態的存在使農民工無法組織起公開的、集體的抗爭行動,也無力承擔由此帶來的政治風險和生活風險。作者表明,伴隨著國家與全球資本主義的結合,誕生了一種特定類型的工人———打工妹。打工妹可以分成“打工”和“妹”兩個部分進行解讀。改革開放之前使用的“工人”一詞與現在使用的“打工”一詞存在著明顯區別。在計劃經濟時代“工人”,在社會中享有農民階級望塵莫及的高度特權地位,國家宣稱他們是國家的主人。作為“社會主義老板”,國家向工人提供工資和各種社會福利待遇。在當代中國“打工”,意味213

社會學研究　2007.2著勞動者不再受到國家的全面庇護,意味著臨時性的勞動,會被任意解雇的勞動,并且是隨時可能被更低價格的勞動所替代的勞動。換言之,“打工”一詞意味著社會主義勞動關系向資本主義勞動關系的轉變(潘毅,2005:103)。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地方政府往往對工廠存在的超時加班、拖欠工資、工傷頻發等現象視而不見。同樣,改革開放之前,在“男女平等”的口號下,中國是忽視或否認性別差異的,比如所有人都可以互稱“”和“工人”。改革開放以后,市場力量的興起開始強調性別差異,例如將打工者區別為“打工仔”和“打工妹”。“妹”被用來指涉未婚的、年輕的和地位較低的女性。在第五章中,作者指出,工廠對打工妹的偏好是因為它需要馴服的、忍耐的、被認為更加適應于工廠機器的女性身體作為勞工。作者認為,工人的女性化(femaleness)是改革開放以后國家的嶄新創造,是精心設計的國家內部的勞動性別分工。工廠管理者往往具有男性特征,而車間女工如果不表現出女性特征就會受到懲罰。男性特征更多與文雅、教養和權力相關。因此,勞動的性別分化在男權社會中不斷被重新合法化(re2legitimized)和自然化(naturalized)。作者指出,打工妹作為一種社會類別(socialcategory),首先是通過他者化的話語(discourofothering),其次是通過規訓技術(techniquesofdiscipline)建立的。對打工妹的社會建構和身份貶低部分源于差異的區分。作為打工妹,她們不同于年輕男性;作為打工者,她們是勞工,而非“工人”這一類別的成員。作為農村出來的流動人口,她們被視為落后的、貧困的和非現代的。不僅僅是城市人這么看待她們,她們自己也貶低其農村出身。到此為止,作者詳細地展現了一個多重的剝削和控制體系:致力于吸引外資卻忽視勞工權益的政府;限制農民工組織起來進行抗爭的戶籍系統;鼓勵女性表現出馴服特征的意識形態;導致農民工遭遇不公正待遇的對其農村出身的歧視。在這種情況下,打工妹幾乎喪失了所有可能的抗爭資源,我們如何來看待她們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可能采取的抗爭方式呢?作者指出,打工妹遠非一件簡單的文化產物,更不是國家權力和意識形態控制的結果,也不是一種性別構造。打工妹的自身主體化過程與社會對主體進行塑造的力量處在不斷的斗爭之中。她們不僅僅是馴服的身體,同時,她們也是“機靈而反叛的身體”,她們懂得應該如何在權力和紀律體系的縫隙之中進行抗爭,這種抗爭甚至可214

書評社會轉型與個體痛楚以成功地將規訓權力顛覆或瓦解。在本書最為精彩也是最具爭議的第六章中,作者將打工妹的故事與體驗、疼痛與煎熬、尖叫與夢魘交織在一起,描繪了一幅“反叛的政治學與詩學”的生動畫卷。我將在下文對此進行深入分析和討論。二、個人困擾和公共議題:阿英的尖叫、夢魘和抗爭　　在第六章中,作者以富于社會學想象力的筆觸,從一個工廠女工的尖叫和夢魘入手,深入分析了作為主體的打工妹在中國進入全球經濟體系的情況下,如何被資本主義、現行體制以及男性文化的勢力撕裂;底層女性如何面對強大的社會,以及身體痛楚如何在工廠中產生,如何對工廠體制進行抗爭。為了透視這一細致和復雜的抗爭過程,作者在抗爭的次文學(minorliterature)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了抗爭的次文體(minorgenre)的概念,同時借用了多元文學(heterologicalliterature)的概念,為了便于比較,我根據作者的相關討論總結成表1。作者指出,看似個體化的工廠女工的尖叫和夢魘是每個女工都不得不面對的悲慘處境的反映,同時也是對她們痛苦遭遇的一種譴責和抗爭。在階級“失語”、性別論述等話語體系的作用之下,雖然女工喪失了抗爭的符號資源(抗爭的語言),但她們的尖叫作為對符號世界的抗爭,表明了其主體性的存在。作者采取一種由近及遠、由小見大的分析思路,首先分析了阿英(Yan)尖叫和夢魘的工廠生活起源,然后將其擴展到整個社會轉型過程中。作者指出,加班工作所引起的身體痛楚首先在意識領域表現出來(搬進新宿舍時的尖叫),然后進入無意識的夢境,最后的尖叫則發生在意識與無意識之間(在醒來的一刻尖叫)(參見圖1)。作者認為,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阿英的尖叫在若干程度上類似于弗洛伊德(Freud)描述的創傷性神經官能癥(traumaticneurosis),但是,除了異常和尋常的身體痛楚外,在她的生命中并沒有如精神分析所認為的可以當作個人創傷的意外或突發事件。因此,作者斷定,阿英的夢魘和尖叫存在于她的社會生活經驗中,她的創傷是心理的,也是社會的。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阿英夢魘和尖叫的社會及文化起源。215

社會學研究表1　　比較內容與主導語言的關系個體與集體的關系與社會環境的關系與他者的關系　2007.2抗爭次文學與抗爭次文體的概念比較抗爭次文學(德勒茲和瓜塔里)抗爭次文體(潘毅)少數社群在主導語言里創造出來邊緣的、底層的,不僅與主導語言相對的,與主導語言相對立。立,而且更完全與語言本身相對抗。只著眼于個人的經歷,不將個體敘述一切都具有集體價值,沒有個體化一般化為集體宣言,個人故事并非歷的主體,只有群眾合奏的聲音。史敘述和分析。社會環境不只作為背景而存在,每個個別情節直接關系到它所形成的政治和社會。多元文學(heterologicalliterature):次文學并不明了自身,除非它明了他者,找出他者究竟是什么,否則它沒有自己的身份。　　資料來源:根據作者在本書第六章及結論部分相關討論整理而成。圖1　阿英的尖叫和夢魘資料來源:根據作者在本書第六章相關討論整理而成為了簡化討論,我根據本書作者的相關討論,將阿英外出打工的經歷與社會轉型過程并置在一起(參見圖2)。在阿英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發現社會與個體之間一種更為動態的關系,她的個人經歷深深打上了社會轉型的烙印,雖然她所走的每一步都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和渴望,獲得自主性,但在強大的社會和文化面前卻無可奈何、進退維谷。她受到全球資本主義、現行體制和男性文化及父權制的三重擠壓:追求職業生活卻換來一副殘損的身體;性欲和道德壓力的矛盾使她精神緊張;婚嫁的文化要求和國家對流動性的限制則把她困在中間。因此,社216

書評社會轉型與個體痛楚會可能是“外在”的,但無時無刻不在對自我實行壓力。急劇的社會變化不是阿英所能控制的,在阿英認識和拒絕它的時刻,破壞了她的自我感覺(noflf)。所以,這里不存在個體與社會之間的二元對立,個體永遠在不同程度上處在認識社會的過程之中。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明白“人不可能是個體化的”這一說法的含義,更重要的在于去解(impersonlization)的過程。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將個析這個“非個人化”人困擾(privatetroubles)和公共議題(publicissue)緊密結合起來,從阿英的尖叫和夢魘來透視整個社會轉型過程,超越了個體和社會的二元對立視角,將個體的生命歷程與重大社會變遷勾連起來,完成了一項充滿社會學想象力的研究。圖2　阿英外出打工的經歷與社會轉型過程資料來源:根據本書作者的相關討論簡化而成阿英的故事揭示了社會和文化施加于個體的強大壓力,那么,個體在壓力和現實之下如何反應、自處,并作出抗爭呢?作者指出,夢魘和創傷經驗的重復,可以解讀為堅持斗爭以及對斗爭自由的不懈追求。217

社會學研究　2007.2阿英對未來充滿了憧憬,她在夢中遇到了障礙,她并不放棄,發出了處于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尖叫,顯示了她斗爭的存在。“阿英在人類自由(Pun,2005:188)。和實踐的漫長旅行中,開創了一種抗爭的次文體”盡管阿英的尖叫、夢魘和抗爭是她在遭遇過度加班工作所帶來的疲憊及社會和文化的強大壓力后所引起的一種身體痛楚和個體化的反應,但同時也具有群體的意義和累積的效應。因為,以過度加班為標志的勞動權益損害和社會及文化壓力是每個工廠女工都無法逃避的現實。作者指出,一個女工的痛楚經驗很容易就能夠影響到其他工人,特別是同一個車間或工作室的工人。雖然女工把痛楚當成是個人問題,但這些問題一旦被提出來,幾乎所有工人都能講出自己的故事,從而分享她們的痛楚經驗。瑞德對1867年至1914年間法國Aubin煤田礦工的研究也指出,勞動場所經驗的分享和故事的流傳對工人群體意識的構建是十分重要的。礦難的接連發生迫使礦工在采礦中更多依賴于同伴的技術和判斷,從而增強了礦工的群體意識,而礦難事故的流傳也增加了工人團結(Reid,1981)。因此,女工所遭遇的痛楚雖然是個體化的,它可能表現為頭痛、喉痛、感冒、咳嗽、胃病、背痛、惡心、眼痛、眩暈、虛弱以及痛經等各種形式,但同時也是可以被群體分享的共同經驗,從而成為構建群體意識的基礎。被分享的身體痛楚表明了一種群體性的身體時間的存在(bodilyschedules),它與工廠時間(factorytime)是相沖突的。身體痛楚不但會拖慢工作節奏,有時甚至會直接中斷或癱瘓整個生產過程,降低操作機器的準確度和效率,提高工廠運作的成本。因此,痛楚的身體并不是失敗的身體,反而是抵抗微觀權力的一面盾牌,它的群體累積效應可能使工(WeaponsoftheWeak)一書的廠時間失效。正如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前言中所指出的,如同成百上千萬的珊瑚蟲形成的珊瑚礁一樣,大量的農民日常抗爭行動與不合作造就了他們特有的政治和經濟的暗礁。當國家的航船擱淺于這些暗礁時,人們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沒有看到正是這些微不足道的行動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為可能。因此,理解這些無聲的匿名的農民行動的顛覆性十分重要(Scott,1985)。在這里,我們可以發現女工的身體痛楚與農民的日常抗爭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它們同樣源于個體化的反應,同樣對掌權者提出了挑戰。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才將作者闡述的身體痛楚視為一種底層的日常抗爭的方式,從而將作者的討論置于底層研究的討論之中。218

書評社會轉型與個體痛楚三、研究底層的四種視角　　在當代中國,身體在微觀層次上受制于外在力量的約束是一個明顯可見的趨勢,這在底層群體身上體現得尤其明顯。本書深刻地揭示了作為底層群體成員的打工妹的身體被支配的過程及其抗爭的可能性,但遺憾的是未就有關底層抗爭理論展開討論,例如身體抗爭與公開抗爭、日常抗爭的關系。我將在回顧相關理論的基礎上,嘗試對作者的研究進行理論定位(location)。(一)消極的底層“貧窮文化”理論將城市的底層窮人具有的屈從于命運、四處流浪、缺乏適應能力、傳統主義、犯罪性、缺乏理想、沒有希望等特點本質化(Lewis,1966;Bayat,2000)。這種理論強調底層的消極(passive)和邊緣的(marginal)特點,認為底層處于社會的邊緣,是一個缺乏主動性的、甘于貧窮的、缺乏進取心的、不會進行抗爭的文化群體。這種底層文化的視角至少存在兩點明顯不足:首先,底層窮人在不同文化中應對貧困的方式是不同的,單純從底層文化的角度很難解釋這一點;其次,這一視角帶有明顯對底層的歧視,將底層窮人視為有待解決的“問題人群”,他們淪為了社會控制的主要對象。就中國農民工而言,有研究指出,近年來,隨著農民工惡性犯罪事件的增多,譴責城市中的流動人口造成社會治安混亂的觀點開始流行,但實際上,拖欠農民工工資是農民工犯罪率上升的一個重要原因(劉曉峰,2002)。(二)尋求生存的底層與“消極的底層”的視角不同,這種尋求生存的視角認為,雖然底層窮人沒有權力,但是他們不會屈從于命運的安排,而是積極地以自己的方式來求得生存。比如,遇到失業,他們可能會采取偷竊、乞討等方式維持生存,遇到物價上漲,他們可能會改變自身的消費模式。需要指出的是,底層窮人這種尋求生存的方式對自身和其他群體是有代價的,例如,偷竊可能會使底層窮人面臨監禁,同時也給他人帶來損害(Scott,1986)。有學者用“生存的文化”概念來揭示當代中國打工妹的悲慘處境,她們不甘于農村貧困的生活,進入城市的工廠尋求生存的機會。盡219

社會學研究　2007.2管面臨超時加班、工資拖欠、工作不穩定和艱苦甚至有害的工作環境,她們仍然進廠工作。貧困迫使她們創造出一種生存文化。在所謂自由競爭的市場條件下“,生存”使她們失去自由選擇的權利,因為這些外來打工妹已經深深陷入“生存的文化”中了(陳佩華,2002;佟新,2003)。這種視角強化了底層作為社會轉型的犧牲者(victims)的形象,否定了他們的能動性。事實上,底層不但努力尋求生存,而且在奮力抗爭,爭取獲得改善現狀的機會,甚至創造機會以獲得改善(Escobar,1995;Bayat,2000)。從中國農民工的進城打工的歷史進程來看,在90年代中期以前,因為當時政府是不允許農民工大量涌入城市打工的,①“外出打工”實際上可以視為農民對現存戶籍制度的一種抗爭,一種新的生存和改善的機會的創造。正如本書作者所指出的,打工妹外出打工也并非基于擺脫貧困這個單一的原因,融入現代城市、爭取自主生活同樣是她們的渴望和夢想。(三)組織都市運動的底層“消極的底層”和“尋求生存的底層”都忽視了底層行動具有的政治意義,從拉美國家興起的都市運動來看,底層窮人作為政治行動者出現,盡管他們是被邊緣化的———處于經濟上被剝削、政治上被壓迫、社會上被污名化、文化上被排斥的狀態———但是他們并非邊緣,而是努力整合進整個社會之中,他們不僅參與政黨政治、選舉和主流的經濟活動,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組織了自身的都市運動。例如,他們開辦粥廠(soupkitchens),為窮人免費或以極低的價格提供食物,組織寮屋居民支持團體(squattersupportgroups)和街頭工會運動等。但問題在于,這種底層的公開的有組織的抗爭更多是源于拉美國家特定的社會政治條件,在其他區域非常少見,尤其是在實行威權統治的國家(authoritarianstate)中,例如亞洲、非洲和中東地區的一些國家(Bayat,2000)。因為,正如斯科特所指出的,在不對稱的權力關系中,從屬群體(subordinate①80年代黨對農村勞動力流動制定了“離土不離鄉”的方針。在推進農村改革的初始階段,原有的嚴格控制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政策并沒有松動。為了緩解城市就業的壓力,甚至還對流進城市的農村勞動力進行了清退,這一對農民工進行“防”、“堵”的做法一直延續到90年代前期(張神根,2006)。1990年,北京市《關于招用農村勞動力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要嚴格控制招用農村勞動力,任何單位不得私自招用農村勞動力,常年連續用(北京市計劃委員會、工期限一年以上的,不得使用農民臨時工”北京市勞動局,1990)。220

書評社會轉型與個體痛楚group)由于其弱勢地位,根本不可能與掌權者進行公開的對抗,因為其成本是非常高昂的(Scott,1990)。本書實際上也指出,現行體制嚴密的政治控制和工廠嚴格的日常管理使農民工無法組織起公開的、集體的抗爭行動。即使他們組織起集體行動,也得不到官方話語和意識形態的支持,從而只會停留在經濟和利益層面上(趙鼎新,2006:299),如集體討薪、要求傷殘賠償等。(四)日常抗爭的底層“消極的底層”具有本質主義的特征“尋求生存的底層”,則帶有化約主義(reductionism)的色彩,而“組織都市運動的底層”在拉美地區以外的解釋力也非常有限,因此,我們需要一種新的看待底層抗爭的視角———日常抗爭(everydayresistance)。這一概念是斯科特基于他在馬來西亞農村的民族志考察首先提出來的,他指出,公開的、有組織的政治行動對于多數底層階級來說是過于奢侈和過于危險了,因此,更為重要的是去理解農民抗爭的日常形式(everydayformsofpeasantresistance)———農民與試圖從他們身上榨取勞動、食物、稅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間平淡無奇卻持續不斷的斗爭。這些日常形式的抗爭通常包括:偷懶、裝糊涂、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賣呆、誹謗、暗中破壞等。這種日常抗爭幾乎不需要事先協調或計劃,它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絡,通常表現為一種個體的自助形式,它們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與權威對抗(Scott,1985)。貝雅特對斯科特的理論提出了批評,他指出,盡管日常抗爭的概念揭示了殘酷鎮壓的政治環境下底層抗爭形式的變化和權力關系的復雜性,但是,由于沒有對抗爭的清晰定義,對底層日常行動的意義可能會出現過度解釋或過高估計的問題,任何行為都可能被視為抗爭(Bayat,2000)。《中國制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一書對女工身體抗爭的分析同樣面臨這一問題。如前所述,打工妹在知曉工作風險和城市生活可能遭遇的歧視等不利因素存在的情況下,仍然自由選擇(而非被迫)進入工廠工作,并以身體痛楚對抗工廠體制。對作者而言,這是女工抗爭的表現,但問題在于,如果身體痛楚也是一種抗爭,那么還有什么不是抗爭呢?而且,這種身體痛楚對于工廠體制的損害可能遠遠小于對于女工自身的傷害,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身體痛楚很多是很難治愈的長期性的病痛。因此,如果我們將打工妹在明知風險存在的情況下仍然進221

社會學研究　2007.2廠工作并產生身體痛楚視為一種抗爭,那么這種抗爭與潛意識的自殘(subconsciouslf2injuring)又有什么區別呢?在斯科特日常抗爭的概念的基礎上,貝雅特提出了“平靜的侵蝕”(quietencroachment)的概念。它是指個人或家庭為獲得基本生活所需和改善現有生活以一種平靜的、不張揚的違規或違法的方式表現出來的、針對有產者和當權者的、持續的但卻具有滲透性的抗爭(Bayat,2000)。比如,城市貧民在城區未經許可私自建房。與“尋求生存”的視角不同,這種抗爭的成果很少給自身帶來成本,而是給國家、富人和當權者帶來成本。與“日常抗爭”的視角不同,這種抗爭不僅具有防御性(拒絕統治者的某些要求),而且具有進攻性(對現有體制的挑戰)。例如,80年底末期中國農民突破戶籍制度限制進入城市打工,小攤小販不顧城市管理規定隨處擺攤以獲取市場機會。同時,這種抗爭也并非有意的政治行動,而是被生存及獲得更好生活的必要性所驅使。盡管“平靜的侵蝕”的成果是通過個人化的、平靜的方式逐步獲得的,但是,對成果的保衛則經常是集體性的。例如,私自建房的城市貧民一旦面臨政府的強制性拆遷時就會以一種集體的方式進行抗爭。至此,我們討論了四種關于底層抗爭的視角,我傾向于將作者提出的女工的身體抗爭定位為“日常抗爭”與“平靜的侵蝕”之間的過渡形態。與斯科特一致,作者承認底層女工缺乏進行公開的集體抗爭的各圖3　研究底層反抗的四種視角及定位222

書評社會轉型與個體痛楚種資源,同時也無力承擔由此帶來的政治風險;與貝雅特一致,作者指出,女工的身體痛楚并未有意為之,而是一種潛意識的抗爭。同時,這種身體痛楚的累積效應對工廠時間形成了干擾,表明了抗爭的效果。為了簡化討論,我從邊緣—中心、消極—積極兩個維度對上述關于底層抗爭的視角進行了定位(參見圖3)。從邊緣—中心的維度來看,日常抗爭“、平靜的侵蝕”和身體抗爭雖然都是個人化的處于社會邊緣的群體采取的抗爭行動,但類似的個人化的行動會累積成一種社會力量,從而對整個社會產生作用。從消極—積極的維度來看,盡管個人的行動可能是消極的、無意的,但一旦面臨外在的威脅,底層就會積極維護自身通過個人化斗爭取得的成果。因此,從理論邏輯的角度,它們位于上述兩個維度的交叉點。四、對“階級的失語癥”和“三重壓迫”的批評　　該書作者強調國家對階級話語的刻意回避是值得商榷的。事實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官方話語已經發生了一些明顯變化。2003年9月召開的中國工會十四大提出“,農民工已經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新成員和重要組成部分”。同年出版的《干部群眾關心的25個理論問題》一書中也明確提出“:越來越多的進城務工農民也轉化為工人階級的一部(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編,2003:68)。2004年1月公布的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見》和2006年3月公布的《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都明確承認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2004年7月6日的全國政協十屆常委會第六次會議的分組討論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研究室主任李永海更是提出“農民工正在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主要力量”的說法(舒迪,2004)。由此可見,官方話語實際上已經承認了農民工的工人階級地位。因此,對研究農民工抗爭而言,研究的重點并不在于分析官方話語對農民工工人階級地位和權利的否認,而在于分析官方話語背后的意識形態操控,在于分析官方文本對農民工的地位和權利的承認和實踐中對農民工權益的漠視與侵犯之間的關系。有研究指出,對農民工的稱呼大致經歷了從“盲流”到“外來工Π外來妹”,從“打工族”到“弱勢群體”,223

社會學研究　2007.2直到“農民工成為中國工人階級主要力量”的變化。但問題在于,存在了十幾年的“農民工”由話語邊緣轉變為中心,這究竟意味著農民工的希望,還是又一次意識形態的挪用或遮蔽(張慧瑜,2005)?有學者進一步指出,當代中國社會難以改變的社會主義華麗文辭和剛剛興起的資本主義嚴峻現實的矛盾正在不斷地擴大(Lee,2002),而中國現狀的方方面面也大體上可以從執政黨的社會主義承諾和資本主義現實的緊張關系中得到說明(曹天予,2004)。這種緊張關系在農民工的問題上就表現為文本和實踐的分離,一方面國家承認了農民工的工人階級地位和權利,并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保障農民工的權益,這反映了執政黨表述的社會主義目標;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在實踐中往往漠視乃至剝奪農民工的合法權益,這反映了權力與資本結合的現實。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官方話語會對農民工的身份認同產生影響嗎?農民工會借用官方話語來維護自身權益嗎?如果假設成立,那么當代中國農民工的主體認同的形成就可能是將現有制度和官方話語內化于自己的思想意識中,體現在持續的日常抗爭行為中。盡管作者詳盡而雄辯地分析了全球資本主義、現行體制和家庭的父權制相互緊密結合并相互強化對女工進行三重壓迫的過程,但需要指出的是,全球資本主義、現行體制和家庭的父權制之間的關系不僅僅是緊密結合并相互強化,也存在相互沖突乃至削弱的可能性。從全球資本主義與現行體制的關系來看,外資進入所帶來的不僅僅是對廉價的、馴服的勞動力的大量需求,而且也伴隨著國際社會對中國勞工狀況的關注。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主要出口加工區珠江三角洲存在的嚴重損害勞工權益的狀況引起了國外的研究者和國際化的傳媒的關注,一些國內的研究者和新聞媒體也隨之加入其中。國際社會開始指責跨國公司應對此承擔責任。這種指責的聲音直接上升為消費者對某些馳名品牌商品的抵制活動,在這種壓力下,作為回應,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開始在中國推行公司社會責任檢查、認證和生產守則運動(譚深、劉開明主編,2002:6、18),要求它們的中國供應商和生產商能根據生產守則的規定,來制定企業的安全、健康、環保和勞工政策。供應商和生產商在環境、勞工權益方面的表現,與其產品質量和價格一起,成為了跨國公司選擇合作伙伴的必要條件。生產守則運動成為了維護中國出口加工區勞工權益的一條可行的途徑(喬健,2004)。隨著公司社會責任和生產守則運動在中國的持續開展,地方政府漠視勞工權益的224

書評社會轉型與個體痛楚做法將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地方政府必須正視公司社會責任運動提出的保護勞工權益的主張,那種非法地明目張膽地剝奪勞工權益的做法難以為繼(鄭廣懷,2005)。從現行體制和家庭父權制的關系來看,社會主義革命中婦女解放運動和男女平等意識形態的推行使中國婦女得以在較短時間內擺脫傳統父權制的壓迫,客觀上給婦女社會地位的提高帶來了一些實惠(吳小英,2003)。在農村家庭中婦女對父權制絕對服從的情況已經有所改變的情況下,外出打工又促使個人意識更合法和合理地生長起來(譚深,2001)。根據“外來工需求調查”數據,①外來女工首次外出時有919%已婚,接受調查時有2418%已婚(N=322),即在外出過程中,有1419%的女工初婚。這說明部分女工在回鄉結婚后仍然和丈夫一起或單獨外出打工,并非如潘毅所說結婚后就永遠留在了農村。這從同一數據反映出的她們遭遇的婚姻方面的問題也可以得到驗證,正因為她們結婚后也外出打工,她們的問題多是“夫妻沒時間(譚深、在一起”和“難以決定把家安在哪里”鄭廣懷,2003)。從全球資本主義和父權制的關系來看,全球化的欲望推動了中國形象的國際化,其中包括性別平等的透明化和國際監督,因此政府面對市場化對性別問題的重新挑戰無法真正采取無所作為的態度,而必須向世界公開顯示自己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視、維護女性權益的信心和努力,這樣就使得在市場和傳統文化的天平上必須有限度地考慮到國家話語的力量(吳小英,2003)。由此可見,全球資本主義、現行體制和家庭的父權制之間存在一種縱橫交錯的復雜關系,對外來女工而言,它們的并存并不一定構成疊加的多重壓迫,也可能由于它們相互牽制或相互弱化而帶來改善的機會。五、結　語　　《中國制造:全球化工廠下的女工》一書全景式地描述和分析了社會轉型過程中打工妹主體的形成,展示了打工妹作為社會行動者的力①該調查由廣東省婦女干部學校和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合作,于2002年12月在廣州和中山兩地完成,樣本總數為595,其中女工為322人。該調查是“珠江三角洲外來女工培訓項目”的成果之一。該項目由亞洲基金會Π利惠公司提供資助,項目負責人為屈寧、譚深。225

社會學研究　2007.2量與抗爭,她們“挑戰了現存的城鄉分化,重塑了國家—社會關系,重構(Pun,2005:55)。了家庭父權制,特別是重新打造了階級和性別關系”該書作者潘毅博士在2006年8月榮獲米爾斯獎(MillsAward)。自1964年該獎創立以來,她是首位獲此獎項的亞洲學者。雖然該書未能將相關討論置于底層研究的框架之中,關于“階級失語癥”和“三重壓迫”的判斷仍有待進一步探討,且作者的寫作風格會給初學者和不熟悉中國勞工問題的研究者造成一定的閱讀困難,但是,該書所展現的強烈的社會關懷和深厚的學術素養足以使其成為一項當之無愧的充滿社會學想象力的研究。作為一項“充滿熱情而投入的”民族志研究,該書對傳統的民族志提出了挑戰,值得人類學者思考;作為一項對中國打工妹悲慘遭遇及其身體痛楚的研究,該書開拓了中國農民工研究的視野,值得勞工研究者、底層研究者參考;作為一項關注個人困擾與公共議題之間關系的研究,該書展現了作者貫通社會轉型過程中微觀事實與宏觀結構的心智品質,值得社會科學研究者借鑒。參考文獻:北京市計劃委員會、北京市勞動局,1990《關于招用農村勞動力有關問題的通知》,。曹天予,2004《小康、,小資與市場社會主義》《讀書》,第3期。陳佩華,2002《生存的文化,———通過私人信件透視外來工人的生活》《清華社會學評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國務院,2006《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http:ΠΠΠgbΠzxwjΠ2006-03Π28Π劉曉峰,2002《欠資與懲罰,———政府是如何處理拖欠農民工工資矛盾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第S1期。潘毅,2005《階級的失語與發聲,———中國打工妹研究的一種理論視角》《開放時代》,第2期。喬健,2004《,2003年:新一輪結構調整下的勞動關系》,http:ΠΠΠchineΠzhuantiΠ2004shxsΠ舒迪,2004《農民工成為中國工人階級主要力量》,《人民政協報》,7月8日。任焰、潘毅,2006《跨國勞動過程的空間政治,:全球化時代的宿舍勞動體制》《社會學研究》,第4期。譚深,2001《外出和回鄉,:農村流動女性的經歷》,http:ΠΠΠshxwΠshldΠ譚深、劉開明主編,2002《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與中國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譚深、鄭廣懷,2003《外來工需求調查報告》,,未刊稿。佟新,2003《社會結構與歷史事件的契合,———中國女工的歷史命運》《社會學研究》,第5期。吳小英,2003《國家與市場意識形態下的女性沉浮》,,http:ΠΠΠshxwΠjtyxbyjΠ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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