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編年體的發展歷程

2024年3月25日發(作者：奉天門)

簡析編年體史學的發展歷程

摘要

：

作為中國史籍中最古老的體裁之一，編年體起源于遠古人類的結繩記事。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編年體國史是迄今可見的最早的編年體史籍。《春秋》的問

世標志著中國至遲在這一時期形成了一門關于史書編纂的專門學問：編年體史

學。縱觀編年體史學的發展歷程，主要經過了草創、形成、完善三個階段，分別

以《春秋》、《漢紀》和《資治通鑒》為代表作。編年體史學經過2000多年的發展、

演變，已經成為中國史學的重要內容，在傳承中華文明、凝聚民族精神方面發揮

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關鍵詞：編年體；史學；發展

中國歷史典籍之宏富，堪稱世界之最，史籍所涉及的內容，包括經濟、政治、

軍事、文化、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幾乎達到史外無學的程度。在這浩瀚的史籍

諸體中，以時間為本位，順序地記載史事的編年體，可謂源遠流長，名家輩出、

名著迭現。對這些史家和著作進行評論和研究的史家和著作也綿延不絕，蔚為壯

觀。因此，本文從編年體的起源入手，簡要的介紹了編年體史著的創新演變及其

在整個中國古代史學發展中的地位作用。

一、編年體的概念類別及特點

1.編年體的概念。

編年體是我國傳統史書的一種體裁。以時間為中心，按年、月、日編排史實，

是編寫歷史最早也是最簡便的方法。因為它以時間為經，以史事為緯，比較容易

反映出同一時期各個歷史事件的聯系。因為編年體是中國最古老的歷史體裁，故

《隋書·經籍志》稱之為“古史”

。

2.編年體的類別。

以編年體紀錄歷史的方式最早起源于中國。由周代史官于公元前841年前后

創體，《左傳》完善其體例，荀悅《漢紀》創斷代編年體，司馬光成通史編年體。

其它的編年體史書，還有綱目體 、起居注、

日歷、實錄、東華錄等。

先秦編年體史書流傳至今的，有《春秋》、《左傳》、《竹書紀年》等。

斷代編年史，是寫一個封建王朝興亡的歷史著作，如東漢荀悅《漢紀》、明

談遷《國榷》等。

編年體通史著名的有宋司馬光《資治通鑒》、清畢沅《續資治通鑒》等。

綱目體以編年為序，簡記大事為綱，補充注說史事為目。有宋朱熹《通鑒

綱目》等。

起居注，是記錄帝王言語、行動和居止的專書，周代始創。時政記，是宰

相執政關于朝廷君臣議論軍國要政的記錄，武周時始創，明代廢止。

日歷，是由史官根據起居注或時政記等所記雜事，稍加潤飾匯編而成的資料

書。唐順宗時所創，明以后廢止。

實錄是在新皇帝即位后，由國史館根據前一皇帝的起居注、時政記、日歷等

數據，重新匯編，撰修成的前皇帝言行及一代大事的編年史長編。自北涼劉昞《敦

煌實錄》創體，唐以后成為定制。

東華錄，清乾隆閑蔣良驥創體，是根據實錄和其它檔案、公文、邸報所寫

的朝廷大事摘要

。

3. 編年體的特點。

編年體是我國古代史學文體中最古老的一種敘事形態，是中國史體發展之

源。它的產生、成熟與發展，始終伴隨著中國歷史學的成長歷程。與其它史體相

比，編年體最突出的特征是時間與空間的巧妙結合。對此，唐代著名的史學理論

家劉知幾曾有過非常精辟和全面的總結：“系日月而次之，列歲時以相續；中國

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二體》）劉知幾的這段評論，首

先從時間的順序性與持續性指出編年體的結構特征；其次從空間的廣延性和伸張

性上指出編年體的內容編排。實際上，編年體與其它史體最大的區別在于時間結

構。這種結構雖然是編年史家在編撰的史籍時所采用的外在表述形態，但是由于

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背景與思維方式，使得這種結構有著特殊的內涵。

二、編年體的起源。

編年體是中國歷史編纂中最早采用的體裁之一，起源于遠古人類的結繩記

事。早在黃帝時代就有左倉頡，右史沮誦的傳說。三代以降，史官的數量漸多。

最著名的有夏代的終古，商代的向摯。周代更系統地出現了大史、小史、內史、

外史、左史、右史等不同名稱的史官。他們各司其職，“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

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1］（《史

官建置》）。各諸侯國也設有史官。這些史官均把時間要素作為他們編纂史書的關

鍵之一。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崛起、王室衰微，經濟、文化和民族關系急劇變化。各

諸侯國紛紛自立史官，利用本國的紀年來記載歷史，以顯示自己的正統地位。于

是，出現了魯國《春秋》、晉國《乘》、鄭國《志》、楚國《梼杌》等史書。這些

史書又是什么體裁呢？《隋書·李德林傳》中說得很清楚：“史者，編年也，故

魯號紀年。”可見，春秋戰國時期的史官，都或有意或無意，地使用了編年體裁。

此時的國史就已經是按年紀事的編年史了。正如史學史專家瞿林東教授所指出

的：“這種國史按年代順序記事，是中國史學上編年體史書形成的最早階段。”可

以說，編年體裁是隨著史籍的出現而出現的。編年體國史中的代表是《竹書紀年》，

它所記內容起自三代，迄于戰國后期，是現今所知中國史學上最早的編年體性質

的通史著作。因而，編年體史學其淵源可達幾千年之遙，可以看作是史籍編纂中

最基本、最古老的學問之一。

三、編年體史學的發展歷程。

縱觀編年體史學的發展歷程，主要經過了草創、形成、完善三個階段。即：

草創于《春秋》、形成于《漢紀》、完善于《資治通鑒》。

1.編年體史學草創于《春秋》。

經過西周經濟的繁榮時期，到春秋時代，史學出現別開生面的發展。突出的

代表作，就是魯國國史《春秋》。《春秋》一書是按魯國的正統年代編寫的。記載

從魯隱公元年（前722 年）至魯哀公14 年（前481 年）共12 個國君，242 年的

歷史。相傳此書是孔子根據原來魯國國史改編的。《春秋》在編纂方法上有明顯

的體例要求。講求“屬辭比事而不亂”，即史料有排比，文法講求修辭，“寓褒貶、

別善惡”，更有明確的時間順序。正如司馬遷所說：“孔子因史文而次春秋，紀元

年，正時、月、日，益其詳焉。”盡管《春秋》亦有記事過簡，范圍狹窄之不足，

但它草創了史籍中的編年體裁，對于了解不同地區的歷史發展大勢提供了清晰的

脈絡，標志著中國史學當時所能達到的新水平。另一部編年體史書《左傳》繼承

了《春秋》的特點，并對編年體有較大的發展，即在編年紀事的總體格局中，首

開了集中記事和寫人物活動的撰述方法。《春秋》問世之后，《左傳》的作者、孟

子，以及以后評論編年體的史學家代有其人。

2.編年體史學形成于《漢紀》。

《春秋》出現以后，“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

多依《春秋》之體”《左傳》、《戰國策》、《國語》等相繼而出。隨著秦漢時期政

治上的大一統和封建經濟的繁榮發展，客觀上要求有反映這一強盛歷史的新史學

編纂體裁的出現。西漢司馬遷紀傳體通史———《史記》如異軍突起。班固《漢

書》緊隨其后，一改史壇前況，“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

廣”，致使“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并有解釋”。

從此，編年體史籍走向低谷。東漢末年，“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

繁難省，命潁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30 篇”。《漢紀》雖仿《春

秋》之體，但較之以前各部編年體著作又不盡相同。《漢紀》在內容上主要取材

于《漢書》，但其史論卻超過了班固的史論；在體裁上仿效《左傳》但卻更加嚴

整，并且開創了編年體中連類列舉法，即在有關史實之下記載與之有重要聯系的

人物和制度，這不僅使體例更加嚴謹，也擴大了編年體史書記事的范圍，從而使

編年體史書發展到比較成熟的階段。史籍的編年體裁，經荀悅的更新，形成了一

種獨特的風格，起到了發凡起例的作用。人們常稱荀悅以前的編年體為古體，荀

悅以后的編年體為近體或新體。在他的《漢紀》影響下，兩晉、南北朝時期編年

史的編撰形成了空前的高潮，使之成為和紀傳體并駕齊驅的一種歷史編纂體裁，

從而打破了紀傳體在歷史編纂領域一花獨放、獨霸史壇的局面。繼之而起的袁宏

的《后漢紀》也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編年體史書中的佳作。

3.編年體史學完善于《資治通鑒》。

司馬光在編寫《資治通鑒》時自稱：“因宣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

《資治通鑒》正是繼承和發揚了《左傳》與《漢紀》的優良傳統，把編年史的寫

作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通鑒》總結了以往編年體史著的經驗予以發展、完

善，成為編年體史學發展成熟的重要標志，代表了中國古代編年史學的最高成就。

鑒于《資治通鑒》的成就，明人胡應麟在《史書占畢》中說：“編年之史，備于

司馬氏，司馬氏出，而宋以前之為編年體者廢矣。”清人浦起龍說：“上起三國，

下終五季，棄編年而行紀傳，史體偏缺者五百余年，至司馬氏光始有《通鑒》之

作，而后史家二體，到今兩行。墜緒復續，厥功偉哉。”胡、浦二人高度贊揚了

司馬光的功績，肯定了《資治通鑒》在我國史學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從此，編年

體史學蓬勃發展起來。

《資治通鑒》的完成，使中國編年體史書更臻于完善。宋神宗曾稱贊《資治

通鑒》說：“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資治通鑒》的問世，像

一石激起千層巨浪，在編年體史籍發展的長河中掀起了壯闊的波瀾。補撰改編、

續作、注釋、仿制、評論，諸家蜂起，洋洋大觀，有力地促進了編年體史學的發

展。

首先，對《資治通鑒》的研究成為一項專門的學問，被稱為“通鑒學”。主

要有宋代王應麟的《通鑒地理通釋》。將《資治通鑒》所載地名，一一考其異同

沿革。朱熹根據《資治通鑒》提綱挈領，寫成《資治通鑒綱目》。每條以提要為

綱，以敘述為目，新創了綱目體史書，極受統治者重視。宋末元初，胡三省則花

了30 年時間，為《資治通鑒》作注，寫成《資治通鑒音注》，學術價值甚高。

其次，《資治通鑒》的續編和仿作之作不斷。自司馬光制作長篇，李燾繼之。

李心傳又撰《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以續李燾之書。直到清代畢沅撰《續資治通鑒》

220 卷，記載了從公元960 年（建隆元年）起，至1368年（至正28 年）止，408

年的歷史，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緊密銜接。清朝中后期夏燮又撰《明通鑒》

100 卷。清朝史學家印鸞章也在稍后寫成《清鑒》。

四、編年體自我總結和推陳出新。

編年與紀傳在中國古代史學上角力爭鋒，互相促進，鑄就了中國史學的絢爛

多姿，其間也引起了許多史家對兩者作用和優劣的評論，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古代

史學的發展。在《春秋左氏傳·序》中，杜預談論《春秋》之例時說：“其發凡

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晉唐之間，對編年、紀傳

二體的優劣之爭尤為激烈，以編年優于紀傳者如干寶，以紀傳優于編年者如范曄，

各有得失、不可偏廢者如劉知幾。劉知幾在《史通》一書中，首次對史書的體裁

體例做了系統評述，分析了編年、紀傳二體的優缺點：“考茲勝負，互有得失”，

“欲廢其一，固亦難矣”；二體“各有其美，并行于世”。唐代皇浦湜在《編年紀

傳論》中更認為：“予以為合圣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

在同。編年紀傳，系于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與眾人同辨，

善惡得圣人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可

以說，至此，對史書體裁的認識才算是達到了辯證的境界。

近代以來，史學家對編年體的運用和探討并沒有停止。夏曾佑、章太炎、梁

啟超等人都曾在充分考慮編年體的基礎上對新的歷史編纂體裁進行探索。周谷城

為闡述其“歷史完形論”思想，對歷史上的各種體裁進行了批評，其中指出：“編

年體以按年月之前后排比事情為特征；然同一年或同一月所發生的許多事情，彼

此間未必定有不可移易的因果關系。無關系而并列之，只是雜錄。其次，每一事

情之產生發展完成未必定在同一時限之內：其所經歷的時間往往有數年乃至數十

年的。編著史書之余，將整個的一事分散，按年排比其零碎的部分，而與其他許

多不相干的事情混合，于是這一事情的完整性亦不能保。”正是有了上述批評，

人們對編年體的優缺點才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和把握。此后，羅爾綱、白壽彝分

別將編年體作為其新綜合體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運用于太平天國史和多卷本中

國通史的編纂中去，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