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中央政權機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中央政權機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中央政權機構） 次瀏覽 | 2022.08.20 10:26:05 更新 來源 ：互聯網 精選百科 本文由作者推薦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中央政權機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建立的中央政權機構。它是后來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雛形，首都為江西瑞金。中央蘇維埃政府的建立是我們黨建立人民政權的探索和嘗試，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各根據地、各部分紅軍的中樞指揮作用。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為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因反國民黨政府圍剿失敗，故迫使其原江西瑞金政權遷至陜西延安政權，期間確立了正式的社會主義國家名稱人民共和國，且啟用了去年正式確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旗和國徽旗為正式國旗。1935年10月中央紅軍轉移至陜北，首都由瑞金遷至陜西延安。

12月瓦窯堡會議后改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1937年9月6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最后一個政府機關“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變更為“中華民國陜甘寧邊區政府”，此制實已終結。1937年9月22日正式宣布取消。中華民國陜甘寧邊區政府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也正式編入國民政府旗下，之后的八路軍、新四軍也都是國民政府旗下的抗日部隊。

中文名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英文名

Chine Soviet Republic

國歌

《國際歌》

貨幣

蘇維埃幣

所屬洲

亞洲

國慶日

1931年11月7日

政體

蘇維埃制

執政黨

中國共產黨

官方語言

漢語

首都

瑞金（1931-1935）、延安（1935-1937）

主要城市

瑞金、長汀、延安

時區

東八區

人口數量

約3000萬（鼎盛時期）

人口密度

約75人/平方公里（鼎盛時期）

簡稱

蘇區

國慶日

1931年11月7日

國家領袖

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副主席）

主要民族

漢族

國土面積

約40余萬平方公里（鼎盛時期）

終結日期

1937年9月6日

中央銀行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

國家憲法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

指導思想

共產主義

政權性質

工農聯盟的人民政權

政治制度

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度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個大區域

“斧頭劈開新世界，鐮刀割斷舊乾坤”。這副對仗工整、大氣磅礴的對聯，出自80多年前的川陜革命根據地，是當年翻天覆地、如火如荼斗爭情景的生動寫照。川陜根據地，背靠巴山南麓，俯視川東盆地，地勢險要，兵強馬壯，遠在數千里之外的中央根據地的毛澤東盛贊：川陜根據地“是揚子江南北兩岸和中國南北兩部間蘇維埃革命發展的橋梁”，“在爭取蘇維埃新中國偉大戰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義”。

進軍川北開新局1932年10月，由于未能打破國民黨軍對鄂豫皖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紅四方面軍主力2萬余人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據地，經鄂北、豫西西進，于12月翻越風雪彌漫的大巴山，進軍川北。至1933年2月，紅軍解放通江、南江、巴中三座縣城及其周圍的大部分地區，開辟了以通南巴為中心的川陜根據地。川陜根據地的成功開辟，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充分利用了敵人營壘內部的矛盾。四川境內數股軍閥勢力，矛盾重重，連年混戰，互爭雄長；他們與蔣介石中央政府之間也存在著矛盾，生怕蔣介石借“追剿”紅軍之機吞并他們的軍隊和地盤，硬是不讓蔣介石入川幫忙。紅四方面軍順利入川，正是充分利用了這兩種矛盾。二是紅四方面軍是一支英勇善戰的紅軍隊伍。

開創根據地，建立落腳點，離不開槍桿子；有了堅強的革命武裝力量，才能殲敵制勝，打開戰局。經過極其艱難的西征轉戰，紅四方面軍雖僅保存了1.4萬余人槍，但斗志旺盛、機動靈活，是連續打垮當面之敵的根本保障。三是川北的自然條件和群眾基礎非常好，是天然的用兵、養兵之地。這里山川縱橫，險峰交錯，路隘林深，易守難攻。這里土地肥沃，物產豐富。這里的群眾受到極其殘酷的壓迫剝削，迫切要求翻身解放，容易發動。戰斗在當地的川東游擊軍、陜南游擊隊等地方武裝，對紅四方面軍進軍川北，起了配合、支援的重要作用。總之，紅四方面軍能夠結束西征轉戰，開辟川陜根據地，開創新局面，是主客觀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紅軍解放通南巴后，乘川軍反攻部署尚未就緒之機，展開了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各項工作。

徐向前元帥在回憶錄中列舉了十一樁大事：1.分兵發動群眾；2.開倉分糧，平分土地；3.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4.建立紅色政權；5.建立群眾組織；6.戒絕鴉片煙；7.組織任瑋璋部起義；8.肅清反動分子；9.打擊和瓦解土匪隊伍；10.發展陜南游擊戰爭；11.擴大紅軍和建立地方武裝。這一系列工作的重要一環，就是發動群眾。紅軍大都出身農民，到了川北老鄉家里，不論什么臟活累活都干，很快打破外地人同本地人、軍隊同老百姓之間的界限，短時間內使廣大群眾相信，紅軍就是穿上軍裝、拿起武器的窮人，是全心全意幫助窮人翻身解放的。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也是紅軍發動群眾的基本武器。農民分得他們祖祖輩輩夢想的土地及耕牛、房屋、山林，結束了背井離鄉、逃荒要飯的苦難歲月，開始了充滿希望的新生活。由此，他們的革命和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掀起了支援紅軍，加緊春耕生產，“不讓一寸土地放荒”，努力建設根據地的熱潮。實踐證明，紅軍有了堅實的群眾基礎，不僅能在川陜邊界立足，而且能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壯的戰爭活劇來。創新戰法制強敵土地革命戰爭的基本態勢是敵強我弱。強大的國民黨軍擁有戰略進攻的主動權，弱小的紅軍在戰略總體上處于防御地位。面對兵力占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的進攻，紅軍要取得勝利，必須堅持積極防御方針，主動實施戰略退卻，適時轉入戰略反攻，遂行有利的戰役決戰。

1933年2月中旬至6月中旬，紅四方面軍采取“收緊陣地”、待機反攻的方針，歷時4個月，粉碎了四倍于己的四川國民黨軍的三路圍攻，共斃傷俘敵2.4萬余人，繳長短槍8000余支、機槍200余挺、迫擊炮50余門。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紅四方面軍歷經10個月艱苦作戰，粉碎了川軍“空全省之兵力”而進行的兇猛異常的“六路圍攻”，共斃傷俘敵8萬余人，繳獲各種槍3萬余支，炮100余門，擊落敵機1架。被紅軍打得焦頭爛額的四川軍閥，陷入一片混亂，呈一蹶不振之勢。

紅四方面軍在川陜革命根據地開展的軍事斗爭，不同于以往的戰法。在鄂豫皖根據地，紅四方面軍的作戰先是小規模的分散游擊戰，敵進我退，敵退我進，襲敵擾敵，后發展為大規模的運動戰，實行遠距離的奔襲、奇襲，圍點打援，聲東擊西，“飄忽”制敵。而在川陜根據地，紅四方面軍則是以陣地戰與運動戰相結合，收緊陣地，節節抗擊，待機反攻。

紅四方面軍所以采取這種打法來實施必要的戰略退卻，實質上就是充分利用根據地內山險路隘的特殊地形，以少數的兵力，劣勢的裝備，與優勢的敵軍“磨蹭”，經過一個逐步消耗敵人的階段，使他們戰線拉長，孤軍深入，進退失據，而后實施反攻，一舉粉碎其圍攻。這一作戰方針，體現在兵力的使用上，也不再是一貫的集中兵力，而是適應川北的地形條件，首先實行“分兵把口”，獨當一面，以必要的分散，達到消耗和疲勞敵人的目的，然后在收緊陣地過程中逐步達到兵力的高度集中，從而轉入反攻制敵。紅軍反“圍剿”，主要靠積極防御，但并不拒絕有利條件下的主動進攻。當敵處于戰略防御時，紅軍通常以主力遂行外線的進攻作戰，求殲敵之有生力量，鞏固和擴大根據地。

1933年8月至10月，乘川軍新的圍攻尚未就緒之機，紅四方面軍主動出擊，先后進行了儀（隴）南（部）、營（山）渠（縣）、宣（漢）達（縣）三次進攻戰役，殲敵近2萬人，繳獲長短槍近1.2萬支和大批軍用物資，奪取了南部縣境內的大片井鹽產區，解決了根據地當時缺乏食鹽的嚴重困難，對打破國民黨軍對根據地的經濟封鎖起了重要作用。

1933年7月任紅四方面軍參謀長的曾中生，及時總結經驗，針對川軍這個新對手和四川的山地特點，寫就《與川軍作戰要點》一文，強調因地制宜，利用地形，供部隊學習作戰。不久，他遭受張國燾打擊報復，被免職關押。盡管失去了自由，他仍心系紅軍作戰，奮筆寫下《與“剿赤軍”作戰要訣》一書。這篇論著，“是一篇滲透著軍事辯證法的重要文獻，對紅四方面軍的作戰經驗作了深刻總結，使之在系統化、理論化方面，向前大大邁進了一步。”該書由西北會印發紅四方面軍全軍干部，人手一冊，成為提高軍事理論水平的基本教材。擴編整軍迎高峰紅軍是根據地的支柱，根據地則是紅軍發展、壯大的基礎。紅四方面軍在鄂豫皖根據地時曾發展到4萬余人。

此后，由于在第四次反“圍剿”和西征中遭受嚴重損失，紅四方面軍在入川時僅剩1.4萬余人，是紅四方面軍成立以來力量最薄弱的時期。隨著川陜根據地的開辟、鞏固和擴大，紅四方面軍迅速擴編整軍，進入了大發展時期。反三路圍攻的勝利，使川陜根據地得到鞏固，面積擴大到近3萬平方公里，人口達200余萬。根據地內各級蘇維埃政府普遍建立，土地革命深入進行。廣大群眾積極參加紅軍，全力支援革命戰爭，紅四方面軍得到了迅猛發展。

1933年7月上旬，紅四方面軍以原有的第10師、第12師、第11師、第73師為基礎，依次擴編為第4軍、第9軍、第30軍、第31軍。各軍的司令部、政治部也以原來各師的領導機構為基礎建立起來。此外，各軍還直轄有醫院、修械所、擔架營及一個包括偵察、通信、警衛、工兵等分隊的特務營和一個迫擊炮連。整個紅四方面軍達到4萬余人。這次擴編，采取由地方武裝、赤衛隊向主力紅軍升級為主的辦法，每師充實部分地方武裝，既較好地保證了擴兵的質量，也便于以老帶新，迅速提高戰斗力。部隊擴編完畢，各就各位，便轉入為期3個月的軍政訓練。

這是紅四方面軍自1931年11月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大規模練兵運動，經過整訓，紅軍兵強馬壯，根據地面貌一新。迅猛的擴軍，使得紅四方面軍的干部十分年輕。軍師兩級干部二十來歲的占絕大多數，團以下的干部雖然年歲不大，但來自工農，來自基層，來自槍林彈雨，具備比較豐富的實戰、訓練、帶兵經驗，而且富有為工農階級的解放而戰的奮斗精神，不畏艱險，不懼犧牲，生龍活虎，一往無前。三次進攻戰役勝利后，川陜根據地進一步擴大，總面積達4.2萬平方公里，人口約500萬，擁有通江、南江、巴中、儀隴、營山、宣漢、達縣、萬源8座縣城，建立了20個縣市的革命政權。由此，形成川陜根據地的鼎盛局面。在作戰勝利和根據地發展的鼓舞下，廣大群眾更加踴躍參加紅軍。

到1933年10月底，紅四方面軍各軍除第31軍尚缺一個團外，均按照三三制的編制補齊，共計有12個師，35個團，約7萬人。宣達戰役勝利后，川陜根據地和川東游擊區連成一片，1萬余人的川東游擊軍編入紅四方面軍。至此，紅四方面軍發展到5個軍8萬余人。此外，川陜根據地地方武裝除補充主力紅軍外，尚有1.5萬余人，赤衛軍、少先隊等群眾武裝達數十萬人。經過戰火的鍛煉，根據地軍民作戰經驗更加豐富，革命熱情空前高漲，為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紅四方面軍為了向四川、甘肅邊界發展，于1935年3月底至4月21日進行了嘉陵江戰役，殲滅國民黨軍1萬余人，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縱橫二三百里的廣大新區，造成極為有利的形勢。但在戰役期間，張國燾悲觀估計川陜根據地和整個革命形勢，看不到堅持川陜根據地的有利條件和對于策應中央紅軍的重大作用，認為尾追中央紅軍的蔣介石嫡系軍隊很快會進入四川，紅軍將招架不住，不如主動撤走，遂命令紅四方面軍后方部隊和川陜根據地黨政機關及地方武裝全部撤出根據地，向嘉陵江以西轉移。至4月下旬，川軍占領了嘉陵江東岸地區并封鎖了嘉陵江。經過兩年多艱苦奮斗創建的川陜根據地，就這樣在紅軍接連取得勝利的情況下被張國燾白白葬送了。

川陜根據地的創建，沉重打擊了國民黨特別是四川軍閥的反動統治，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版圖擴大到中國西部，喚醒川陜邊勞苦大眾投身土地革命的洪流，空前壯大了紅四方面軍，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為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發展蓄積了走向勝利的巨大能量。[1]

歷史重大決策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的成立，是中共中央根據當時革命斗爭形勢發展的

客觀需要和現實可能性作出的重大決策。具體來說：

紅軍斗爭的迫切需要。從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開始創建井岡山根據地，到1931年秋短短的4年時間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建了10多塊“工農武裝割據”的農村叛亂根據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然而，由于中華民國政府的嚴密封鎖、積極圍剿，加上交通阻隔，各根據地和紅軍的斗爭活動基本上是各自為政，難以形成合力，迫切需要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政權來加強領導、統一步調。

人民利益的迫切需要。在當時的中國政壇上，實際上已經存在著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政權，一種是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政權，一種是國民黨執政的國家政權。然而，這兩種政權是不對等的，前者是區域性的、零散的、沒有外交話語權的，后者是國家形態的、系統的、具有外交話語權的。隨著各地蘇維埃區域的建立和迅速發展，中國共產黨迫切需要建立蘇維埃國家政權，以便贏得政治斗爭的主動權，更好地表達和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同時也只有盡快建立蘇維埃國家政權，才能更好地保護和實現蘇區人民乃至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央蘇區的形成為開基建國創造了有利條件。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毛澤東、朱德領導紅一方面軍連續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贛南、閩西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擁有21座縣城、5萬平方公里面積、250萬人口的全國最大的根據地－－中央根據地，這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瑞金因其具有優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群眾基礎和穩定的周邊環境，成為紅色國都的不二選地。

精心籌備

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籌備工作。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召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通告，首次提出建立全國蘇維埃中央政權以統一領導全國各地蘇維埃區域斗爭的構想。自此，中共中央將建立全國性蘇維埃政權的任務擺上了議事日程，并開始了長達1年零9個月的籌備工作。

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和全國紅軍代表會議。這兩次會議的召開，對于溝通全國蘇維埃區域和紅軍的聯系，動員蘇區軍民投入建立蘇維埃全國政權的斗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9月中旬，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簡稱“中準會”），并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會議討論決定了第一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條例，以及準備提交大會的憲法大綱、勞動法、土地法、經濟政策和關于紅軍問題決議案等草案，決定把“一蘇大”的會址放在紅一方面軍活動的江西蘇區。

1931年1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小布成立，后遷瑞金葉坪。受中共中央的委托，蘇區中央局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承擔了選舉與會代表、醞釀確定蘇維埃中央政府組成人員名單、起草文件、制定法規、確定具體會址和會期等籌備工作。2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候選人，并報告共產國際，得到批準。毛澤東、任弼時、項英等對籌備工作發揮了重要的組織領導作用。瑞金縣委書記鄧小平牽頭籌辦“一蘇大”的會務和各項慶祝活動。6月，蘇區中央局決定11月7日召開“一蘇大”大會，10月得到中央批準。至此，“一蘇大”籌備就緒，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呼之欲出。

建立政權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誕生，也得到了蘇聯的幫助。2007年6月1日新華出版社出版的《中蘇關系史綱》寫到：“莫斯科不顧外交受損堅決支持中共按照俄國革命的模式發動蘇維埃革命，從政治方針一直到具體政策文件的制定，從決定中共領導人到選派代表親臨上海，甚至直至蘇區，就近幫助工作和指導作戰，可以說是事無巨細，幾乎一包到底。”

中國紅色政權的組織形式近似于蘇聯蘇維埃政權。列寧、斯大林認為蘇維埃的共和國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最適當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其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和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是有區別的。

建國伊始毛澤東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隆重開幕。出席大會的有來自中央蘇區、閩西、贛東北、湘贛、湘鄂贛、瓊崖等蘇區的代表，以及紅軍、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工會等代表，共610人。越南、朝鮮的來賓也應邀出席大會。

毛澤東代表蘇區中央局向大會作《政治問題報告》。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以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于經濟政策的決定》等法律文件。大會選舉產生了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周恩來、朱德等63人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作為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最高政權機關；設立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懷任副主席；宣告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從此，一個嶄新的紅色國家政權在世界的東方誕生了！為慶祝“一蘇大”的召開，毛澤東提筆揮毫，欣然寫下“蘇維埃為工農勞苦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機關，是革命戰爭的組織者與領導者”的題詞。

1931年11月27日，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未到職）任副主席。“毛主席”之稱始于此時。同時，會議產生了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長（時稱人民委員）。決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設在江西瑞金（改名“瑞京”）。于是，瑞金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成為全國蘇維埃運動的心臟和樞紐。

12月1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第一號《布告》，莊嚴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中華蘇維埃政權體制是由全國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人民委員會、最高法院、審計委員會等部分組成。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高政權機關。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高政權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閉會期間，選舉主席團為最高權力機關。人民委員會則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行政機關，最高法院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司法機關。

這個政權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人民民主專政；它宣布中華民族的完全自主與獨立，不承認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政治經濟特權；“在蘇維埃領域帝國主義的海陸空軍不容許駐扎”。大會通過憲法大綱、土地法、勞動法、婦女法等，規定沒收地主階級土地，分配給貧農中農。

臨時中央政府于1932年4月26日發出對日宣戰通電，宣告它將“領導工農紅軍和全國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實行瓜分中國，以求得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沙洲壩召開。到會代表693名，候補代表83名。

毛澤東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兩年來工作報告，朱德作紅軍建設報告，林伯渠作經濟建設報告，吳亮平作蘇維埃建設報告。大會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等文件，選舉毛澤東等175人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羅榮桓等36人為候補執行委員；董必武等35人為中央工農檢查委員會委員。

1934年2月3日，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等17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并以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即國家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選舉張聞天為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于總理），下設11個人民委員部。又選舉朱德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為副主席。毛澤東作了《我們的經濟政策》和《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報告。

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布，在中國前面放著一個絕對的問題，或者是獨立自由的蘇維埃中國的道路，或者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殖民地的道路；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每一個中國的民眾都會了解，國民黨在南京四中全會上所叫喊著的“統一與建設”的真正意義。國民黨的“統一”是指借助平定共產主義叛亂消滅反動主義軍閥進而統一全中國，向蘇維埃與紅軍進攻。

國民黨的建設”，是指在東南沿海的地區推行新經濟政策大力發展經濟。國民黨曾經有計劃的企圖把賣國的罪名推到蘇維埃政府與紅軍身上。然而蘇維埃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曾經歷次宣言，在全中國任何武裝部隊在停止進攻蘇區與紅軍，并給廣大民眾以言論，集會，結社，罷工，示威與武裝的自由的條件之下，愿意同他們訂立作戰的戰斗協定，去共同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保衛中國領土的完整。然而國民黨對于蘇維埃與紅軍的宣言的回答，是更其加緊的出賣中國，從帝國主義那里取得新的借款與武器，向蘇維埃與紅軍進行新的進攻。

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布，只有蘇維埃政權能夠挽救中國于淪亡，使全中國民眾得到澈底的解放。蘇維埃政權以革命的手段，把地主階級的土地給農民，把八小時工作與工人監督生產權給工人，把一切民主的自由權利給民眾，把民族的解放給所有被壓迫的中國人與中國境內弱小民族。自第一次全蘇大會，蘇維埃政權的一切措施，充分證明蘇維埃是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的唯一領導者。它在全守國民眾前面清楚的指出：蘇維埃的道路是中國民族與社會的解放的唯一的道路。

中央執行委員會舊址

一切反革命的改良主義的派別，從生產大眾黨，第三黨，社會民主黨，AB團，一直到托陳取消派，在福建曾經進行了在殖民地道路與蘇維埃道路中間找出第三條道路的嘗試，但是這種嘗試，是完全失敗了。這些反革命的改良主義者曾經在福建企圖拿一些“左”的革命的詞句，來欺騙民眾，阻止民眾革命化，用更巧妙的方法來維持帝國主義與整個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然而鐵的事實完全粉碎了一切改良主義者的幻想，宣告了他們的死刑。不到二個月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存在，給一切反革命的改良主義者以最深刻的諷刺！

全中國的民眾們：同國民黨的五次戡亂剿匪的新的決戰，是在我們的前面。這是一個殘酷的決斗，這是決定蘇維埃政權與國民黨政權的生死的斗爭。動員與組織全中國民眾的力量，造成堅強的鐵的拳頭，來澈底粉碎國民黨的五次“圍剿”與新的大舉進攻，根本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建立獨立自由的偽蘇維埃新中國，是我們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光榮的歷史使命。

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號召全中國的民眾自動武裝起來，開展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與反對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統治的革命兵變，游擊戰爭與武裝暴動，來響應蘇維埃與紅軍的勝利的進攻。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號召全蘇區的勞苦民眾用一切力量，擴大我們的工農紅軍，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發展廣泛的游擊戰爭，健全我們的赤少隊與地方武裝，為保衛蘇區的每寸領土，為發展與鞏固蘇區而斗爭，把我們的一切工作服從于革命戰爭，把我們的一切供獻給革命戰爭，我們必然是要勝利的！

根據1934年2月17日公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蘇維埃組織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閉幕期間的最高政權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額不超過585人，其全體會議每6個月召開一次。

土地革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地圖

1932年4月15日，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對日戰爭宣言》，4月21日被刊登在《紅色中華》報。

1934年7月7日，由紅七軍團組成的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從中央蘇區的瑞金出發，進軍福建

1934年8月7日，紅六軍團離開湘贛蘇區，在獨立第四團的接應和掩護下由遂川橫石和新江口地區出發，突圍西征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紅軍總司令部率領由主力紅軍第一、三、五、八、九各軍團和后方機關共86,000余人組成的紅一方面軍，從瑞金出發，進行轉移（注：另一說為“于10月21日自雩都啟程”）

1934年11月16日，紅二十五軍從鄂豫皖蘇區的羅山何家沖出發，向平漢鐵路以西轉移

1935年3月28日，紅四方面軍由川陜蘇區的蒼溪啟程1935年11月19日，紅二軍團以及紅六軍團（1936年7月初正式稱紅二方面軍）從湘鄂川黔蘇區的桑植劉家坪出發其中：紅二方面軍（由賀龍、任弼時、肖克、關向應等率領）長征行程為20,000余里；紅四方面軍（由徐向前、張國燾、陳昌浩、葉劍英等率領）長征行程8,000多里；只有紅一方面軍（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率領）行程才是25,000里。紅軍北上抗日代表了將士們的革命信念。

光榮終結

1937年9月6日，隨著國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更名為中華民國陜甘寧邊區政府。至此，歷時5年零10個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完成了光榮的歷史使命。

疆域

省級行政區劃：江西省（1930-1935）|閩贛省（1933-1935）|粵贛省（1933-1934）|福建省（1932-1935）|贛南省（1934-1935）|湘贛省（1931-1937）|湖南省（1930-1931，共和國成立前）→湘鄂贛省（1931-1937）|贛東北省（1931-1932）→閩浙贛省（1932-1935）|鄂豫邊省（1932）|湘鄂川黔省（1934-1936）|鄂豫皖省（1932-1934）|湘鄂西省（1931-1932）|川陜省（1933-1935）→川康省（1935）→四川省（1936）|川滇黔省（1936）|甘肅省（1936）|陜甘晉省（1935）|陜北省（1935-1937）|陜甘省（1935-1936）→陜甘寧省（1936-1937）

直轄縣：瑞京縣|西江縣（1934年起）|長勝縣（1934年起）|太雷縣（1934年起）

標志憲法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于1931年11月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自己的憲法。憲法全文如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

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僅〔謹〕向全世界與全中國的勞動群眾，宣布它在全中國所要實現的基本任務，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大綱。

這些任務，在的蘇維埃區域內已經開始實現。但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認為這些任務的完成，只有在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在全中國的統治，在全中國建立蘇維埃共和國的統冶之后。而且在那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大綱才更能具體化，而成為詳細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謹號召全中國的工農勞動群眾，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指導之下，為這些基本任務在全中國的實現而斗爭。

一、中國〔華〕蘇維埃共和國家根本法（憲法）的任務，在于保證蘇維埃區域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和達到它在全中國的勝利。這個專政的目的，是在消滅一切封建殘馀，趕走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勢力，統一中國，有系統的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國家的經濟建設，提高無產階級的團結力與覺悟程度，團結廣大的貧農群眾在它的周圍，以轉變到無產階級的專政。

二、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政權是屬于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在蘇維埃政權下，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只有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一切剝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沒有選派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的權利的。

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最高政權為全國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的大會，在大會閉會的期間，全國蘇維埃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政權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下組織人民委員會處理日常政務，發布一切法令和決議案。

四、在蘇維埃政權領域內的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加勞苦民眾和他們的家屬，不分男女，種族（漢，滿，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國的臺灣，高麗，安南人等），宗教，在蘇維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為蘇維埃共和國的公民，為使工農兵勞苦民眾真正掌握著自己的政權，蘇維埃選舉法特規定：凡上述蘇維埃公民在十六歲以上皆享有蘇維埃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直接選派代表參加各級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的大會，討論和決定一切國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務；代表產生方法是以產業工人的工廠和手工業工人農民城市貧民所居住的區域為選舉單位；這種基本單位選出的地方蘇維埃代表有一定的任期，參加城市或鄉村蘇維埃各種組織和委員會中工作，這種代表須按期的向其選舉人做報告，選舉人無論何時，皆有撤回被選舉人及實行新選舉的權利。

五、中國蘇維埃政權以澈底的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為目的，制定勞動法，宣布八小時工作制，規定最低限度的工資標準，創立社會保險制度與國家的失業津貼，并宣布工人有監督生產之權。

六、中國蘇維埃政權以消滅封建制度及澈底的改善農民生活為目的，頒布土地法，主張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貧農，中農，并以實現土地國有為目的。

七，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障工農利益，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更使勞苦群眾脫離資本主義的剝削，走向社會主義制度去為目的，宣布取消一切反革命統治時代的苛捐雜稅，征收統一的累進稅，嚴厲的鎮壓一切中外資本家的怠工和破壞的陰謀，采取一切有利于工農群眾并為工農群眾了解的走向社會主義去的經濟政策。

八、中國蘇維埃政權以徹底的將中國從帝國主義榨壓之下解放出來為目的。宣布中國民族的完全自主與獨立，不承認帝國主義在華的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切特權。宣布一切與反革命政府訂立的不乎等條約無效，否認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債。在蘇維埃領域內，帝國主義的海陸空軍絕不容許駐扎，帝國主義的租界租借地無條件的收回，帝國主義手中的銀行，海關，鐵路，航業，礦山，工廠等一律收歸國有，可允許外國企業重新訂立租借條約繼續生產，但必須遵守蘇維埃政府一切法令。

九、中國蘇維埃政權以極力發既和保障工農革命在全中國勝利為目的，宣告擁護和參加革命的階級戰爭為一切勞苦民眾的責任，特制定普遍的兵役義務，由志愿兵役過渡到征兵制度。惟手執武器，參加階級戰爭的權利，只能屬于工農勞苦民眾。蘇維埃政權下，反革命和一切剝削者的武裝，必須全部解除。

十、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為目的，反對地主資產階級的民主，主張工人農民的民主，打破地主資產階級經濟的和政治的權力，以除去反動社會束縛勞動者和農民自由的一切障礙，并用群眾政權的力量，取得印刷機關（報館，印刷所等）開會場所及一切必要的設備，給予工農勞苦民眾，以保障他們取得這些自由的物質基礎。同時，反革命的一切宣傳和活動，一切剝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蘇維埃政權下，都絕對禁止。

十一、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澈底的實行婦女解放為目的，承認婚姻自由，實行各種保護女性的辦法，使婦女能夠從事實上逐漸得到脫離家務束縛的物質基礎，而參加全社會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

十二、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為目的，在進行階級戰爭許可的范圍內，應開始施行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首先應在青年勞動群眾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勞動群眾的一切權利，積極的引導他們參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發展新的社會力量。

十三、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實際為目的，絕對實行政教分離的原則，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蘇維埃國家的任何保護和供給費用，一切蘇維埃公民有反宗教的宣傳之自由，帝國主義的教會只有在服從蘇維埃法律時，才能許其存在。

十四、中國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地域內，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中國蘇維埃政權在要努力幫助這些弱小民族脫離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壓迫統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蘇維埃政權更要在這些民族中發展他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

十五、中國蘇維埃政權對于凡因革命行動而受到反動統治迫害的中國民眾以及世界的革命戰士給予托庇于蘇維埃區域的權利，井幫助和領導他們重新恢復斗爭的力量，一直達到革命的勝利。

十六、中國蘇維埃政權對于居住蘇維埃區域內從事勞動的外國人，一律使其享有蘇維埃法律所規定的一切政治上的權利。

十七、中國蘇維埃政權宣告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是與它站在一條革命戰線上，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聯是它的鞏固的聯盟。

國徽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徽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徽國旗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旗：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旗國歌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歌：《國際歌》

貨幣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發行了獨立的貨幣，名字是蘇維埃幣，簡稱蘇幣。

首都

瑞金地處江西福建兩省的交界之處，山勢險要，離中心城市較遠，沒有國軍重兵，國軍集聚往返不易，有利于新生共和國的鞏固。在當時縣委書記鄧小平的精心經營下，瑞金局勢穩定，紅色政權鞏固，基礎堅實可靠。

政治憲法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大綱》（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

《憲法大綱》代表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中國所要實現的基本任務，這些基本任務主要有：保證蘇維埃區域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和達到他在全中國的勝利；中華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所有工人農民紅色戰士及一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工農、紅色戰士及一切勞苦民眾和他們的家屬等為蘇維埃共和國的公民；制定勞動法，宣布八小時工作制，規定最低限度的工資標準，創立社會保險制度與國家的失業津貼；實現土地國有；推翻與外國帝國主義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極力發展和保障工農革命在中國勝利，參加革命戰爭的權利只屬于工農勞苦民眾；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真正的信教自由，實行絕對政教分離原則；保證徹底的實行婦女解放，承認婚姻自由，實行各種保護婦女的辦法。

工農檢查委員會

農鈿朱克盛李生保滕代遠羅榮桓蔡暢黃長嬌羅元杰謝學連劉列珠范樂春黎蓮秀賴榮光王孚善曾昭明胡美水冷儀張炳如鄒芳禧董必武王秀康保貴呂廣運鄧先釗劉傳家王漢章殷松瑞葉勝芳張標劉進文廬同好張振芳項英吳秀英丘榮光

中央紅軍長征后

1934年10月10日，臨時中央政府撤離瑞金，在原中央蘇區成立中央政府辦事處，以陳毅為主任。

1935年10月，中央抵達陜北后，臨時中央政府遷至陜西保安，1937年1月遷至延安。

1935年11月，成立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以博古為主席，人民委員會不再出現。

1937年8月22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改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

蘇區主要領導人

瑞金是紅色故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搖籃，也是共和國元勛成長的搖籃。新中國第一、二代大多數領導人，開國元帥中的9位，開國大將中的8位，以及1966年以前授銜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中的35位上將、114位中將和440位少將，當年也都在瑞金戰斗、工作、生活過。

胡錦濤在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70周年座談會上強調：中央蘇維埃政府的建立是我們黨建立人民政權的探索和嘗試，擴大了黨的影響，也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根據地建設，以及后來新中國政權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培養了大批領導骨干和組織、管理人才。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毛澤東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朱德

周恩來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鄧小平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項英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張國燾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王稼祥

鄧發

何叔衡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林伯渠

曾山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任弼時

林彪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彭德懷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劉少奇

陳云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瞿秋白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張聞天（洛甫）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毛澤民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陳潭秋

張鼎丞

謝覺哉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董必武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陳毅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劉伯承

王震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楊尚昆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方志敏

賀龍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阮嘯仙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羅瑞卿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梁柏臺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鄧子恢

博古（秦邦憲）

李德（奧托·布勞恩）

王明

軍事革命軍事委員會

主席：朱德（1931.11.25-1936.12.7）毛澤東（1936.12.7-1937.8.22）

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第一屆）

周恩來王稼祥

（第二屆）

中國工農紅軍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國先后建立了軍級番號的紅軍部隊有35個（若算上先后授予同一個番號的軍級部隊，這個數字更大），分布在全國各地，但主要集中在中國南方。直到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主力部隊才全部集中中國北方的陜甘寧邊區，但此時南方八省仍有為數上萬人的紅軍游擊隊分散活動。

抗日戰爭爆發后，迎來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1937年8月25日，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紅一方面軍改編為第115師，紅二方面軍為第120師，紅四方面軍為第129師。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留守南方的紅軍部隊和南方八省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中國工農紅軍番號從此撤銷。但是并不代表紅軍就此消失，仍有幾支紅軍游擊隊改編較晚，甚至有拒絕改編的。

紀念

們：

今天，我們在這里召開座談會，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七十周年，回顧我們黨艱苦創業的光輝歷史，緬懷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不朽業績，重溫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很有意義。

我們黨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進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正確道路。這條前人沒有走過的獨創道路，是我們黨總結血的教訓，進行不懈探索，經過長期艱苦奮斗開辟出來的。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道理。我們黨著名的“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中國革命的歷史進入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了湘贛邊界地區的秋收起義，在井岡山創建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朱德領導的起義部隊不久也到井岡山會師。

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等率紅四軍主力向贛南出擊，隨后同紅五軍主力會合，并向閩西發展，相繼建立了贛南和閩西蘇維埃政府，在紅一、紅三軍團的基礎上，組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在贛南、閩西根據地建設中，土地革命蓬勃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黨的建設、軍隊建設取得重大進步。所有這些，對各地紅軍、根據地的發展和建設，起了重要的鼓舞和示范作用。從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先后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三次“平叛”，使贛南、閩西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據地。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選舉毛澤東為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并組成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為主席。

中央蘇維埃政府的建立是我們黨建立人民政權的探索和嘗試，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各根據地、各部分紅軍的中樞指揮作用，擴大了黨的影響，也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根據地建設，以及后來新中國政權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培養了大批領導骨干和組織、管理人才。由于后來“左”傾錯誤的嚴重危害，堅持正確路線的毛澤東受到排擠。在國民黨重兵的第五次“圍剿”中，革命力量和根據地受到巨大的損失。在長征途中，我們黨經過對正確與錯誤的反復比較和深刻反思，加深了對中國革命規律的認識，在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從此，中國革命打開了新的局面，經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我們黨終于領導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

在進入新世紀的今天，我們黨正肩負著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推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歷史使命，我們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和黨的隊伍狀況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回顧黨的創業歷史，就是為了認真汲取其中的寶貴經驗，學習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弘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把黨領導的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實踐中堅持、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黨領導的事業不斷取得勝利的一條基本經驗。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開辟，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同當時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等“左”的錯誤傾向作斗爭的結果，也是在實踐中開拓創新的結果。

毛澤東總結這方面的歷史經驗，明確提出要反對“本本主義”。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在領導革命斗爭和根據地建設的實踐中，毛澤東大力倡導調查研究之風，對中國社會實際情況進行了深入考察，逐步形成了包括人民軍隊建設、黨的建設、革命武裝斗爭、土地革命、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等多方面內容的中國革命理論，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必須堅持黨的思想路線，堅持理論聯系實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努力開創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新局面。

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我們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保證。毛澤東1934年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他強調，必須“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這對黨的群眾路線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當時蘇區的干部都滿懷深情地關心群眾，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千方百計解決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困難和實際問題，樹立了共產黨人甘為“人民公仆”的形象。正因為我們黨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得到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愛戴和擁護。歷史充分證明，人民群眾是我們黨和革命政權的力量源泉，在任何情況下，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的立場不能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忘，堅信群眾是真正英雄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能丟。

艱苦奮斗是我們黨的傳家寶，是黨團結帶領人民克服困難、奪取勝利的強大精神力量。有這樣一首革命歷史歌謠，被老區人民廣為傳誦：“蘇區干部好作風，自帶干糧去辦公，日著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訪貧農”。這反映出人民群眾對蘇區干部優良作風的高度評價。當時在蘇區政權機關提倡的精簡、廉潔、高效的作風，以及為發揚這種好風氣而進行的制度建設，在今天仍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雖然我們的物質技術條件同那時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全黨必須始終堅持和發揚與人民同甘共苦的優良傳統，堅持和發揚不畏艱險，奮力拼搏，克己奉公，甘于奉獻的革命精神，加強黨風和廉政建設，增強抵御腐朽思想侵蝕的能力，保持黨和國家政權永不變質。

們，我們黨在革命根據地培育出來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是一部生動的教科書，我們應當認真學習，溫故知新，從中得到教益，受到啟示，獲得力量。讓我們緊密團結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認真實踐“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貫徹落實十五屆六中全會精神，開拓進取，扎實工作，為實現黨和國家在新世紀的宏偉目標而奮斗！

習近平在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八十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紀念座談會

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80周年座談會4日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中央副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并講話。他強調，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80周年，回顧我們黨領導人民為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而艱苦創業的偉大歷程，緬懷革命先烈的不朽業績，就是要結合今天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際，大力弘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一代一代共產黨人和全國各族人民接續奮斗的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習近平指出，在近代中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后、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國，如何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下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勝利，并經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里是沒有現成答案的，只能靠我們黨自己在革命實踐中進行艱苦探索。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科學分析中國社會的性質和特點，把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黨的建設結合起來，創造性地解決了在中國革命實際條件下黨和軍隊建設的一系列基本問題，逐步探索并成功開創出一條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中國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

習近平指出，在黨創建的各個革命根據地中，中央革命根據地是最大最重要的一個，最具有代表性。在我們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蓬勃發展的形勢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瑞金召開，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民主政權，是我們黨在局部地區執政的重要嘗試，為我們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根據地建設以及新中國的政權建設，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培養了一大批領導骨干和組織、管理人才。

習近平強調，從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到現在，我們黨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正在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

回顧走過的歷程，波瀾壯闊、非同尋常；展望未來的征途，前景光明、任重道遠。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胡錦濤“七一”重要講話精神，結合新的實際認真學習和運用當年革命根據地建設和政權建設的歷史經驗，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始終教育共產黨員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和共產主義信仰，滿懷信心地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而不懈奮斗；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始終加強文化建設，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動實現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始終大力弘揚蘇區精神，推動創先爭優，不斷開創各項工作新局面。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