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去何從：現代性歷程下的地方社會與個體——讀劉紹華《我的涼山兄弟》有感
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轉變過程中，地方社會及其個體如何面對和適應這種巨變，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臺灣年輕學者劉紹華以自己博士論文改編的《我的涼山兄弟》一書，探討了涼山地區社會和當地諾蘇青年在面對現代化的轉型過程中所經歷的種種困境。劉紹華擁有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并有豐富的媒體從業經歷、扎實的學術訓練和敏感的觀察力，使得她能夠以客觀準確而又充滿人文關懷的態度去進行研究。在歷經數十年深入的田野調查后，她在這本書中“真實記錄了四川涼山地區諾蘇流動青年與吸毒者的生命經驗，將之與中國當下社會的多元現代性、社會韌性以及個人生命憧憬交織在一起，從中揭露了少數民族文化的延續與斷裂，在中文世界已引起諸多學人和讀者的共鳴”。？劉紹華的研究揭示了地方社會與個體如何面對和適應現代化轉型。
一、國家與地方之間：諾蘇社會的現代性歷程
在導論中，作者開篇便說：“’現代性‘堪稱20世紀的宏偉敘事，以史無前例的姿態在人類史上掀起全球性的社會變遷。中國，在這場大轉型中，是多元現代化力量較勁最為髙潮迭起的場域。”？在這個地方，作者將本書的時代背景定格在中國近代以來跟隨歐美諸國開始進行的現代化進程。在作者看來，在短短的半個世紀里，諾蘇社會經歷了巨大的社會經濟文化變遷，而這些變遷都起因于被作者稱之為諾蘇社會的現代化轉型。作者想探討的是“鴉片貿易、文化與社會轉型、海洛因與艾滋雙重流行病，以及當地青年的跨境流動與快速漢化等現象，充分顯現出當代中國現代化歷程對于諾蘇人的沖擊影響。恍若在歷史上一眨眼的片刻，諾蘇人的生存時空順著現代性的方向隨風而逝，速度之快，任誰都頭暈眼花，更何況這大規模的集體翻滾不過是從1950年才被迫揭開序幕”。？因此，作者將自己的研究定位于透過檢視諾蘇人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如何參與國家加之于他們自身的各種各樣的現代化歷程，進而來理解當地艾滋病等疾病暴發的“曲折因果關系”。作者的重點在于理解本著作所要討論的主要角色——諾蘇年輕人是如何適應現代化轉型的，是如何走出鄉村社會、最后又回歸到鄉村社會的。最為重要的是，在這樣一個被視為個體自身的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當地諾蘇年輕人在面對“國家策動的現代化政經變遷時，他們對其認知、思索、接受與挑戰的過程”。
劉紹華博士的涼山彝族研究起因于她關注到該地區日漸嚴重并且被外界大肆報道的兩個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X品與艾滋病。作為一個外來者，劉紹華想要探尋的問題是，艾滋病本來被認為是發達社會衍生的一種“都市病”，這種病怎么會出現在地勢偏遠、經濟落后的諾蘇社會？而艾滋病的起因在于當地人特別是年輕人吸食海洛因，那作者就想探尋當地人又是如何開始吸食海洛因這種害人不淺、價格昂貴的X品的？劉紹華將目光聚焦于諾蘇社會逐漸開始的現代化轉型。在作者看來，想要理解諾蘇社會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就必須回頭看，跟隨時間的腳步重新追溯整個20世紀以來“諾蘇人所經歷的劇烈社會變遷”。而這種社會變遷則來源于作者認為的現代化轉型。
在作者看來，近一個世紀以來，諾蘇社會歷經三次大范圍的社會變遷，首先是在20世紀初期諾蘇社會與鴉片經濟的糾纏不清，在這段時間內他們屬于首次擁抱作者視野中的所謂現代性。作者說，“現代性對涼山諾蘇人的影響起于1910年左右引入的鴉片經濟。在此關鍵歷史時期，一些諾蘇貴族開始接觸鴉片貿易。這個20世紀早期的暴利商品，將第—波全球性的影響引人涼山，讓諾蘇人與廣大的外在世界聯結起來。諾蘇貴族借由利潤豐厚的鴉片交易，獲取大量現代槍支，使得他們更有能耐鎮守涼山林立的部落，維持獨立，不落入任何國家政權管轄”（本書第15頁）。其實不僅是諾蘇社會，在一些歷史學家看來，近現代中國開始現代化進程的起始也跟鴉片糾纏不清。歐洲列強為了賺取巨額利潤，強行向中國境內輸送鴉片，使得大量財富流向列強國內，為了打開更大市場而發動的數次鴉片戰爭更是被認為打破了自視為天朝的大清王朝的迷夢。我們從中學歷史課本上學習到的是，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亦從這個時候開始。
其次是在20世紀中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古代被視為“皇權不下縣”的政治體系被完全改變，國家政治權力徹底深人到社會的最底層，傳統基層社會的自治模式被徹底打破，地方與國家之間完全依靠直接、純粹的行政命令來維持兩者之間的關系。在這樣一種大的社會背景下，諾蘇社會自然而然地被卷了進來。諾蘇社會傳統的文化開始變得模糊；新生政權推廣其治理的過程，使得國家與地區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而不是分散。這個時期到改革開放之間，各種各樣的運動使得地方不斷加強與中央的聯系，地方社區傳統自治的社會基礎完全消解，地方社區無法進行有效的自我管理，只能逐漸由上級政權乃至中央政權的直接或者間接地管轄與治理。地方社區完全失去了能動性，當然這個也并不能說明地方與國家的關系是固化的、是充滿矛盾的，地方與社區之間都在進行雙向的調節，以達到彼此適應的目的。劉紹華將國家推廣其治理權力的過程對地方社會的影響，稱之為諾蘇社會的第二波現代性。在這一時期的現代化進程中，“前現代時期的諾蘇生計模式、傳統親屬體系與社會階層，很快地被現代社會主義政府治理取而代之。這個現代國家的權威界定人們從生到死的新規范，將人們局限于嚴格屬地的集體生活形態”。這是這一時期諾蘇社會與國家關系的真實寫照。對于這樣一個特殊時期，劉紹華將其稱之為“長達二十年、動蕩不安的社會主義現代性試驗”（本書第15頁）。仔細一想，還是有點道理的。
最后是在20世紀后期，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諾蘇社會開始融人社會改革中。
劉紹華認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社會開始市場化改革，中央政府減少了對基層社會的管控，這雖然給了基層社會更多的自主性，但同時，原先由政府負責的基本社會保障也跟著削減，而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由國家統一實施的基層社會保障制度，是保護基層社會的一張安全網，這張網讓城市與鄉村的分化并不那么明顯，鄉村能夠實現一定程度上的良性發展和運行。劉紹華認為，作為弱勢的基層社會和社區完全暴露在市場經濟之下，鄉村社會無法擺脫市場經濟的強勢影響。基層鄉村社會只能邁著沉重的步伐，跟隨國家的腳步，開始新一輪的現代化轉型。劉紹華將這個時期稱之為諾蘇社會的第三波現代性。對于這樣一個現代性進程，劉紹華說：“傳統的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安全網都已撤銷，憂喜參半：國家減少對于人們生活的規范，個人選擇與流動的自由增加，但新一代諾蘇人的生活卻也面臨高度的不確定。”（本書第16頁）在《私人生活的變革》一書中，閻云翔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在對中國改革開放后現代化轉向的探討中，他將視角集中在個體化上，認為在威權主義的國家與開始適應市場主義經濟的地方之間，個體處于一種矛盾中，—方面個體想獲取更多的個人權利，另一方面國家卻又壓制個體主義思潮的興盛，這樣的一種結果就是畸形的中國社會個體化進程，是不完整的。同樣地，在劉紹華筆下的諾蘇社會，諾蘇青年個體的個人主義日益髙漲，但是諾蘇之外的社會卻沒有存在合適展現諾蘇青年個體性的空間。這便是這個時期最為典型的矛盾。
這樣三個特殊的時期中諾蘇社會所發生的巨變，被劉紹華稱之為諾蘇社會的三次現代化進程。諾蘇社會在三個時期所遭受的社會巨變算不算進入現代化進程，暫且先不討論，留待后文。通過對三次社會巨變進行描述與解釋，劉紹華想要說明的是，這樣三次在她看來是現代化進程的過程中，諾蘇社會遭受了一種雙刃劍似的發展，一方面諾蘇社會朝向現代化社會經濟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升；但是另一方面，傳統諾蘇社會遭受猛烈的現代化沖擊，使其變得異常的脆弱，傳統文化發生裂變，人們的觀念產生分化，社會發展似乎變得畸形。因此劉紹華總結道：“這條通往現代的道路，正負難辨，既為他們帶來致富的機會，改善生活水準，卻也同時帶來災難性的疫情，無情地在他們的身上加諸許多痛苦，包括喪命和社會失序。”
現代化進程在造就社會繁榮與富強的同時，卻隱含著各種各樣的風險，可能在某些時候，現代化進程所取得的成就在風險面前根本不值得一提。這是德國社會學家貝克提出的“風險社會”，他提醒我們，現代化進程并不是康莊大道，一片坦途，伴隨社會巨變的巨大的社會風險，風險與發展并存，或者說如同貝克所說，高風險社會是現代化的產物或者附屬物，這是現代化進程的特征。聚焦于諾蘇社會，在劉紹華看來，X品與艾滋病是該地區現代化進程中的產物，“海洛因和艾滋病被視為諾蘇人被快速政治經濟變遷力量橫掃而過的副產品，無論他們是出于自愿或非自愿地投人這場巨變之中”。
但是否就說因為風險的存在，就不要發展？并非如此。失去發展的社會更加可怕。引人思考的是，現代化進程難道因為存在巨大風險性和不確定性就要停止嗎？我們認為停止是不必要的，也是抵擋不住的。我們絕不能因噎廢食。現代化進程給諾蘇社會帶來的巨變，如果僅僅從“失”的一方看，并不全面，我們還應該看一看當地社會在現代化進程所得到的發展，也即“得”。只有對諾蘇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得”與“失”進行全方位的衡量，才可以對諾蘇社會現代化進程進行總結式的評論。當然，這只是一種學術層面的探討，在學術研究中，韋伯所強調的價值中立應該是可以學習并且堅守的，雖然可能在大多時候我們無法真正達到所謂的價值中立，達到所謂的客觀，但是我們卻并不能放棄這個信仰。后現代主義人類學崇尚解構，古典人類學中的“科學”“客觀”等詞匯被完全解構，甚至一度到了被學人厭惡的境地。學術思考之路還得繼續，只不過可能多了一層反思的態度，我想這可能是后現代主義帶給我這樣的年輕人最實際的收獲。
二、現代性與個體：諾蘇青年的個體化
不得不說，在其《我的涼山兄弟》著作中劉紹華對諾蘇青年的描述是十分精彩的。從其描述中，可以了解到諾蘇青年的快樂、哀傷，了解到他們雖曾經步入歧途，但卻又能徹底悔悟，了解到他們曾經和我們內地年輕人一樣一度迷茫。我們從劉紹華的筆下看到的是真真實實、有血有肉的諾蘇青年，而不是簡單被貼上“吸毒者”“艾滋病患者”“偷盜搶劫者”等污名化的諾蘇青年。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簡單總結的層面，應該深人諾蘇社會與文化的內部核心，真正分析諾蘇社會巨變中個體的生存現狀。將目光聚焦在諾蘇社會，我們應該做劉紹華博士一樣的工作，諾蘇青年被污名化的背后，究竟存在著怎樣的社會與文化背景？換言之，是什么原因促成諾蘇青年現在的“混沌”狀態？劉紹華博士將目光聚焦于一點——諾蘇青年的個體化進程。對于諾蘇青年的個體化進程的分析，貫穿于劉紹華著作的始終。正如貝克所言，個體化是現代性的產物。？結合劉紹華的著作，下文著重分析現代性影響下的個體化進程。
貝克認為，“個體化理論是自反性現代化理論的一部分，或者說，是有關第二現代性的理論的一部分”。個體化理論近年來逐漸開始在中國學術界流傳開來，特別是閻云翔的兩本著作？出版以后，更是引起了相當程度的討論。學術界的評價分成兩極，一極極度贊成閻云翔的理論，認為從現實中看，中國社會確實開始進入個體化進程；另一極則持批判的態度，他們認為閻云翔并沒有真正理解中國社會，個體化理論并不能解釋當下中國道德持續滑坡的社會問題。筆者經過梳理，發現除閻云翔外，國內的其他學者對于個體化的理論探討多以評述為主，并沒有太多深人的討論。
閻云翔通過其著作《私人生活的變革》首先探討了中國一個鄉村在私人領域內的變革，他認為下岬村私人生活的變革，首先是家庭變遷中個人的因素日趨重要，其次是國家在這一變革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通過對這兩個問題的探討，閻云翔認為，由于中國社會中個體的“個性和主體性的發展被限定在私人領域，從而導致自我中心主義的泛濫”，？他的結論是：“最終，個人只強調自己的權力，無視對公眾和他人的義務和責任，從而變成一種無公德的個人。”最后他預測到，中國社會的“公眾領域和私人領域的斷裂仍將繼續，而個人也無法在社會義務和私人利益之間取得平衡的發展”。可以看出，閻云翔對中國社會個體化進程的態度還是比較悲觀，他在文中的字里行間流露出的是一種無奈，中國社會的個體化進程呈現出的面目是一種畸形化的狀態。或許閻云翔意識到個體化理論對于中國當下社會的較好解釋力，因此在隨后的《中國社會的個體化》（后簡稱《個體化》）（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書中，他集中精力來探討中國社會的個體化進程（從名稱就可以看出本書的內容），這本書是他的一本論文集，書中主要探討中國個體化的文章集中在結論、附錄以及本書的導論。有趣的是，貝克對于閻云翔的研究持高度贊賞態度，在《個體化》一書的中文版序言中（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貝克表達了與閻云翔同樣的觀點，他們認為，如果按照歐洲個體化進程的標準，那么中國的個體化進程實在是一個例外，因為中國的個體化進程極其不完整甚至有點畸形。中國個體化受到政治的約束
他認為，“現代性已經抵達其發展的極限，正邁向一個新階段，后者可以恰當地稱為第二現代性”，由此西方社會已經從第一現代性轉向了第二現代性，對于個體化，第一現代性或者說簡單的現代性，是一種結構現代性，在這種現代性中，社會被視為線性系統，這些系統中只有一些單個平衡點，唯有借助外力才能打破這種平衡，實現社會變遷。帕森斯所說的社會系統就是一種線性系統。而第二現代性則是一種非線性系統，這些系統是開放的。？第一現代性下的個體化具有反思性，而第二現代化下的個體化具有自反性。第一現代性下的個體是“與諸多制度下的某套角色相一致的”，而第二現代性下的個體則是一種“經典制度消退后的產物”，而這些制度包括民族國家、社會階級、家庭制度以及族群。貝克指出，個體化論題強調個體化進程中的四項基本特征：去傳統化；個體的制度化抽離和再嵌人；被迫追尋“為自己而活”，缺乏真正的個性；系統風險的生平內在化。貝克也指出，探討個體化進程一定要區分制度化的個體化（即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社會基本權利、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和主觀個體化（即個體取向、意識、想象的共同體），兩者之間在內涵和外延上具有一定的差異，但也可能存在某種邏輯關聯。
個體化理論近年來逐漸開始在中國學術界流傳開來，特別是閻云翔的兩本著作？出版以后，更是引起了相當程度的討論。學術界的評價分成兩極，一極極度贊成閻云翔的理論，認為從現實中看，中國社會確實開始進入個體化進程；另一極則持批判的態度，他們認為閻云翔并沒有真正理解中國社會，個體化理論并不能解釋當下中國道德持續滑坡的社會問題。筆者經過梳理，發現除閻云翔外，國內的其他學者對于個體化的理論探討多以評述為主，并沒有太多深人的討論。
閻云翔通過其著作《私人生活的變革》首先探討了中國一個鄉村在私人領域內的變革，他認為下岬村私人生活的變革，首先是家庭變遷中個人的因素日趨重要，其次是國家在這一變革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通過對這兩個問題的探討，閻云翔認為，由于中國社會中個體的“個性和主體性的發展被限定在私人領域，從而導致自我中心主義的泛濫”，？他的結論是：“最終，個人只強調自己的權力，無視對公眾和他人的義務和責任，從而變成一種無公德的個人。”最后他預測到，中國社會的“公眾領域和私人領域的斷裂仍將繼續，而個人也無法在社會義務和私人利益之間取得平衡的發展”。可以看出，閻云翔對中國社會個體化進程的態度還是比較悲觀，他在文中的字里行間流露出的是一種無奈，中國社會的個體化進程呈現出的面目是一種畸形化的狀態。或許閻云翔意識到個體化理論對于中國當下社會的較好解釋力，因此在隨后的《中國社會的個體化》（后簡稱《個體化》）（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書中，他集中精力來探討中國社會的個體化進程（從名稱就可以看出本書的內容），這本書是他的一本論文集，書中主要探討中國個體化的文章集中在結論、附錄以及本書的導論。有趣的是，貝克對于閻云翔的研究持高度贊賞態度，在《個體化》一書的中文版序言中（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貝克表達了與閻云翔同樣的觀點，他們認為，如果按照歐洲個體化進程的標準，那么中國的個體化進程實在是一個例外，因為中國的個體化進程極其不完整甚至有點畸形。中國個體化受到政治的約束太強，政府對個體化進程施加太多的影響，欲使其按照中國政府的意志前進，而不是全搬或者照抄西方的個體化進程。西方個體化進程是對于政治自由的追求，而這一點為政府所警惕，也為意識形態所不允許。如同貝克所述的，中國社會個體化進程在制度個體化與主觀個體化兩方面都存在欠缺，因為正如同閻云翔所說，中國的個體化進程被嚴格地限定在私人領域，私人生活的變革走向一種簡單粗暴的極端個人主義。中國社會的個體化進程自誕生之日起就伴隨著髙風險，政府減少了對基層社會的管控，集中于城市化的建設，留下了權力的真空，給一些非法活動比如權力尋租、黑社會活動等留存了生存土壤，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基層社會治理的惡化。另一個方面，政府一度削減取消了集體主義時代廣泛存在的社會基本保障體系。抽掉社會保障這張安全網，迫使人們必須發揮極大的個人能動性才能在激烈競爭的社會中體面地生存。因此，出于安全的原因以及風險社會的存在，中國社會個體化進程在脫嵌或者貝克所說的制度性抽離以后，又再次嵌人。對于這個再嵌入，閻云翔認為，中國社會從許烺光所說的“祖蔭下”脫嵌，被嵌入“強勢的國家”。因此對于中國社會個體化的進程，貝克認為如果中國的中產階級持續壯大，并且開始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與政治權利，那么重建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或許成為不可避免的路徑。雖然如此，貝克并沒有徹底否定中國的個體化進程，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個體化進程的地區性差異。雖然總體來看，世界范圍內的個體化進程朝著大致相同的方向前進。
如果我們將目光聚焦于劉紹華筆下的諾蘇社會，會發現它是同樣的過程。諾蘇青年人群廣泛吸食X品這一社會問題是劉紹華研究諾蘇青年個體化的切人點。她想弄明白的是“他們為什么要吸毒？”在探尋關于諾蘇青年吸食X品的起因中，劉紹華批判了流行于歐美學術界的“社會排他論”，社會排他論強調青年吸食X品的起因在于受到了同輩青年的影響，其也被稱之為“同輩壓力”。劉紹華認為這個理論無法解釋諾蘇青年吸食X品的現象，“因為它無法解釋為什么其他的臨近族群并沒有這樣的問題，只有諾蘇群體明顯深受其害”。劉紹華將視野轉向另一種理論：獵奇式消費，這種理論認為年輕人吸食X品的起因在于他們的獵奇心理，因為X品“代表了流行時尚與眾人渴望的生活方式”，年輕人吸食X品的最開始起因就在于他們對于X品世界的好奇，他們以為X品“好耍”，但不知道這種物品的危害，好奇心驅使下的一個舉動竟然將他們可能帶入萬劫不復之地。但劉紹華并沒有停留在“獵奇式消費”理論的淺顯解釋，以該理論為基礎，劉紹華想問的問題是“是什么樣的情境導引諾蘇年輕人吸毒？X品對于他們的意義為何？”對于這兩個問題，她將視線聚焦到現代性進程與個體化進程的關系上，想要探討的是現代性進程如何影響到諾蘇青年的個體化進程。
劉紹華經調査發現，現代性使得海洛因成為年輕諾蘇人之間唾手可得的消費品，吸食海洛因竟也成為展示“好日子”的一部分。迅速、密集、廣泛、形形色色的物品流通是現代性的典型特征。物品流通的背后是現代社會消費主義的興起，正如閻云翔在下岬村的研究發現的一樣，消費主義的強勢崛起是個體化崛起的表征之一，消費主義與個體化是相伴隨出現的，它們之間的關系是雙向促進的關系，中國社會進行市場經濟改革之后，被壓制很久的個體主義開始抬頭，人們的勞動激情得到釋放，物質條件的極太改善，使得年輕人有了消費的欲望，而這種消費主義的風氣又促進了個體主義的更進一步發展。劉紹華在諾蘇地區的研究發現，“諾蘇年輕人的生活經驗主要由兩股渴望交織而成：一是愈來愈多的個人自由，包括容易取得X品等新奇玩意的自由；另一則是在中國遍地開花的現代性過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無盡渴望”。與這兩種“渴望”相對應，諾蘇青年在追求現代性之時，展現出兩種內容相異的個體主義。第一種是一般話語中的個體主義，其次是西方話語中個體主義的翻版，“家庭或社群對個人的制約日漸式微，年輕人希望自主和自由選擇生活形態的想法日增。以諾蘇年輕人為例，以消費為導向的個人主義，和他們在成年期左右流動到大都市的經驗密切相關……伴隨中國市場改革而來的，是年輕人對于個人自主和消費的渴望”。第二種是被貝克稱之為現代性情景中的個體主義，正如前文所追溯的，貝克認為全球化時代下的個體化是一種不完整的個體化。晚近現代性中的個人并不是無拘無束的“單一個體”，反而與他人、世界網絡及各式各樣的制度有著愈來愈密切的關系。在這樣的情況下，因為個人無法全然依據自己的意志來決定或形塑個人生活，如此伴隨著與日俱增的個體化而來的所謂自由，即變得很不穩定。在追求各式機會的同時，也難逃風險。以諾蘇來說，當年輕人的個體性逐漸增加時，過去集體生活形態加之于個人的限制與保護也就同時式微。然而，當年輕人追求自由選擇時，其實仍受限于更大的結構性限制，只能各自面對，從而出現全球風險社會中離根的個人和全球性問題之間的制度性失衡。
三、討論：現代性歷程下的諾蘇地方社會與個體將何去何從
“現代性”當屬現當代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學術概念之一。學界對現代性概念的鐘情，自有其特定的社會時代背景。二戰以后，伴隨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得到持續改善。西方社會將這種發展視為現代化過程，并將其發展模式推廣到海外。然而，社會發展繁榮的背后，現代性進程同樣隱藏著一些令人不安的后果。人們對現代化進程的態度由過去的熱情追捧變為憂心忡忡。在《現代性的后果》一書中，吉登斯認為，許多人倍加褒揚的現代性，其實包含著各種嚴重后果，其中包括極權的增長、經濟增長機制的崩潰、生態環境的破壞、核沖突與大規模戰爭的危險等。因此現代性歷程并不全是通向光明未來的康莊大道，而是一個充滿著不確定性的未來。吉登斯認為，不確定性成為現代社會的重要表征。
歷時一百余年的三波現代化，將傳統上處于邊緣社會的諾蘇人卷進現代化的巨大潮流之中。他們在享受現代化帶來的舒適與便捷之時，也體驗到現代性后果的殘酷與無情。劉紹華筆下的涼山諾蘇社會，正在經歷所謂現代化轉型中的陣痛。但這種“陣痛”過后，諾蘇地方社會和個體將何去何從，在劉紹華看來至少對當地人來說，依然是個未知數。
在現代化的激流中，地方傳統社會和個體如何適應和生存，劉紹華試圖用涼山諾蘇人的案例來討論這個問題。在劉紹華看來，現代化與傳統社會簡直就是互相對立的兩極，前者主動出擊，后者被動承受，前者的“肆無忌憚”帶給了后者難以承受的災難。作者用優美而略帶傷感的筆調，通過詳細描述作為“邊緣者”的諾蘇人在現代化洪流中的種種不幸遭遇，進而論證勢不可當的現代化力量對傳統社會的毀滅性沖擊。在劉紹華的視野里，諾蘇地區的現代化進程完全是被動的，是被動裹挾在國家大型現代化工程的潮流之中，因而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推動諾蘇社會步入現代化歷程的力量除了國家，還應包括諾蘇社會本身。討論諾蘇地方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應該包括外在和內在兩種力量，特別是后者，我們不應該忽視諾蘇社會自身積極尋求融人現代化歷程的努力。畢竟現代化不是洪水猛獸，現代化帶來的并不只有災難和痛苦。劉紹華也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但她過度悲觀的態度使她在結論中忽略了對這一點的討論。如果我們承認諾蘇社會自身積極融入現代化歷程的企圖，我們也應當有理由相信，諾蘇社會自身能夠用這種積極的態度，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里完全走出“現代化轉型的陣痛”，能夠尋找到屬于諾蘇社會自己“確定的現代化”道路。畢竟現代化除了吉登斯所言的“不確定性”的部分，亦有“確定性”的部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當諾蘇社會擺脫失敗現代化的陰影之后，它應當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